军事篇：古代兵书的起源和军事哲学的萌芽
有了战争就会有指导战争的军事思想，但兵学即军事学术的产生则应该在发明文字之后。
文字的产生是兵法得以记载的客观条件。
有了兵学、兵法、兵书才谈得上蕴含于其中的军事哲学思想。
实际上春秋以前没有产生系统的军事著作，只能说是古代军事思想与军事哲学的萌芽时代。
古代有伏羲氏发明狩猎，发现河图洛书的传说，后人常常把它神秘化，看作最早的兵法。
河图出土于黄河岸边的土层中，洛书出土于洛河岸边的岩层。
有人考证，河图、洛书这两种图形是原始社会结绳记事时代，狩猎猛兽的两种基本队形，或称“打虎公约”。
它表明人们在狩猎中的分工，有领头人、突击手、追赶者等等，有些类似后来的军事组织。
当时氏族之间的原始战争也可能利用了这种生产斗争的经验，不过并没有专门的军人和一般生产者的分工。
传说中的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开创者，也是中国兵法的创始人。
近年来有人考证中国有文字的文化史应上推到黄帝时代，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与量尤的涿鹿之战以及对四方的征讨，都是石器时代部落间的兼并聚合。
当时可能已有有组织的作战行动，乌合之众的个人械斗已发展为大规模的集团作战，因而也就产生了进攻防守等军事策略一类的思想。
但当时生活工具和战斗工具还无严格区别，例如弓箭既用于打猎又用于作战。
同时文字尚未产生，因而也不可能有军事著作。
所谓黄帝兵法、玄女兵符之类，显然只是传说和伪托。
玄女可以说是我国传说中的女战神。
伪托的《黄帝问玄女战法》中说，黄帝与量尤九战不胜，“归于泰山三日三夜，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自称玄鸟，黄帝伏地拜。
”并问：“小子欲万战万胜，万隐万匿，首当从何作起。
”于是“遂得战法焉”。
另一种说法是风后传给黄帝《握奇经》一书。
这些说法当然都不可靠。
一般认为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字，其中有关于军事与战争的简单记载，内容涉及到当时军队的名称、编制、兵器等，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萌芽形态的兵书。
夏商的鸣条之战也体现了一定的军事思想。
当时，成汤根据伊尹的建议，采取了孤立敌人、设伏诱敌、聚而歼之的战术，打败了夏桀。
西周时将文字写在竹片和木板上，流传下来的文献较多，但军事理论尚未以兵书的形式出现，而是散见于国家的典章、法令等历史文献之中。
如《尚书》、《易经》、《周礼》等都有关于军事原则的论述。
《武经总要·序》指出：“周法夏商，建官最备”。
周代是夏商两代的继承和发展，从周代的文献中也可推知夏商的一些情况。
兵法史上最早的实有其人的著名军事家当推吕尚（即姜子牙、姜太公）。
《史记》曾说：姜尚“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事之言兵”，“皆宗太公为本谋”。
他辅助周武王，推翻了商纣王。
明代的《封神演义》是以这一历史作素材的神魔小说，虽然纯属虚构，但也用神话形式表现了这一战争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过程。
据史书记载，周武王和吕尚注意战前用间，在战斗中注意佯攻正面、迂回侧翼，具有一定的战略战术思想。
他们以四万多人对敌之七十万人，促使敌军倒戈，取得胜利。
这是我国最早的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六韬》一书据说是吕尚的作品，也有人说《三略》是由黄石公转述吕尚的思想，合称为太公兵法。
但后人考证这些书是战国至西汉作品，不可能出自太公之手。
不过也不能否认这些书和吕尚的思想有一定联系。
古人常常达而不作，其思想由历代弟子加以转述、记载、发挥，这是常见的现象。
《六韬》论将才以勇为首，这和《孙子》论将以智为先有所不同，比较接近周初的情况。
《司马法》一书也记载了周代的兵法。
据说姜太公封于齐，使兵法传到齐国，以后由田穰苴整理而成。
但两书都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
真正属于西周时代的兵书是《军志》和《军政》。
它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兵学诞生的标志。
二书虽已散失，但后代的一些历史著作和兵书如《左传》、《孙子》等曾摘引其中片断语句。
如“有德不可敌”，“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正则为营，行则为阵”。
（《军志》）
“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强而避之”。
“言不相闻，故为之旌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军政》）等等。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当时的军事思想已经比较成熟。
传说为周文王所作的《周易》包含着斗争和变易的思想，对后代兵书有很大影响。
其中有关于军事问题的专卦。
如师、同人、离等卦都简单地概括了一定的战争经验。
“师贞丈人吉”，指出了出师正义才能取得胜利。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失得勿恤”，“无不利”等也是针对战争而言的。
其中体现了避敌锋锐，伺机而动，诱敌而击的军事哲学思想。
最古的史书《尚书》也有古代军事制度、战况和用兵方法的记载。
其中有五篇“誓”，都可以说是战前动员令。
《牧誓》就是武王伐纣的战斗动员，其中要求战车六、七步一停，缓慢前进，照顾队列整齐，刺向敌人四至七次，要暂停整顿，以保持战斗方阵。
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诗篇都直接或间接地描写了战争，大唱“纠纠武士”，“修我戈矛”的战歌。
《周礼》一书也有关于周代军制的资料。
《逸周书》更提出了“兵强胜人，人强胜天”的唯物主义命题。
但这个时期军事思想中的迷信成分还是比较严重的。
由于天命观和敬天保民思想影响，战争发动者都以恭行天罚和吊民代罪相号召，强调“有德不可敌”（《左传》）。
并用占卜手段假借神的旨意和严刑厚赏驱使士卒作战。
有些记载相互矛盾，说明思想比较混杂。
例如《太公兵法遗文》中曾说：“凡兴军动众、陈兵，天必见其云气，示之以安危。
”而另一种说法又称武王出师前卜卦得凶兆，又逢暴风雨。
姜尚不为所动，认为“枯骨死草，何知凶吉”。
这又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了。
西周有兵书专著出现是有其客观条件的。
首先，军事力量和军事制度有所发展。
周开创了分封诸侯的制度，各分封国靠军力维持统治，国家统治集团成了武装的战斗集体。
为了巩固统治，周还大大加强了军事力量，建立了大约二十多个师（每师约二千五百人）的常备军。
其次，武器和战术有了发展。
早在夏代，我国已有少量铜兵器。
殷商时期，我国进入青铜时代，生产工具和战斗工具已经有了明显分工，周代的武器更有了改进，戈加长，出现了钩、戟等新武器，提高了杀伤能力。
这些是属于冷兵器时代的部分质变。
周代已开始广泛使用车战。
军队主要由车兵和徒兵（步兵）组成。
车兵是主力，一般由奴隶主贵族担任。
徒兵配合作战，由奴隶担任。
一部战车的战士及服务人员组成一个战斗单位，有的达百人之多。
战车的多少就成了衡量军力强弱的标志，故有千乘之国之说。
周代编制，一乘战车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外在革车中有二十五人配合作战。
甲土是作战的主力，其中车左主射是车长，车后主击刺，车中是御手。
车战可以说是阶级社会战争的最早作战形式，中外皆是如此。
第三，战术也有了很大变化。
作战方式为徒兵配合车战，在指挥上强调稳扎稳打，以大方阵正面推进，要求行动统一，严格管理。
车战之利在于平原及有良好的道路。
因此，战前侦察地形十分重要。
这样一来，间谍战、心理战、宣传战以及战前运用谋略的思想都开始发展起来。
当然，这时的作战形式和战术，仍然比较简单。
《司马法》就曾说过：“古者逐奔不过百步”。
第四，在军事教育上也有发展。
上层社会逐渐形成习武之风，教育内容礼、乐、射、御、书、数六项中，射、御都是军事教育。
贵族青年经常进行田猎，每年春秋两季还要举行“弓射”之礼比武，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军事演习或军事体育运动。
古代兵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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