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翻译的要素与叛逆

【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一、诗歌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必要性诗歌翻译，使用的是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

这种语言要能够重现原诗作者通过他的形象思维所创造出来的艺术世界和艺术形象。

因此，当在一种语言环境中产生的诗歌作品被“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去时，为了使译作读者能产生与原作读者同样的艺术享受，译作就必须成为与原作同样的艺术品。

在这种情况下，诗歌翻译已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

英国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说过：文学作品是“the best words in the best order(最好的文字，最好的排列)”，但是最好的原文变成对等的译文却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译文，因为西方文字比较接近，对等的译文容易取得最好的效果；而中西文字差距较大，各有优势，对等的译文往往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这时就要发挥译语的优势。

即要想译文取得较为令人满意的效果，则要靠中国的再创论或神似论。

在实际的诗歌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两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承。

因此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他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提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埃斯卡皮,1987:137)。

因此，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是极为必要的。

二、许渊冲与庞德中诗英译的创造性叛逆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诗人特别强调炼字炼句，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既遵守语言规范，又超越语言规范——即创造性地使用语言或创造语言。

诗歌的语言美是构成诗歌整体美的一个重要部分。

脱离或忽略了诗歌的语言美，诗歌的美也就无从谈起。

文学翻译中的“叛逆”与“忠实”[摘要] 忠实于原文是必要的，但没有绝对忠实的翻译。

我们要弄清楚应该忠实于什么、如何达到忠实、叛逆与忠实之间是什么关系等。

文章认为，在一定情况下，译者的有意识的策略性叛逆可以更好地达到忠实于原文的效果，创造性叛逆是好的文学翻译最常用的策略。

一忠实与叛逆近年来，翻译中的叛逆和忠实是翻译界的同仁们讨论得最多的话题。

人们逐渐从传统的“忠实”观中解脱了出来，对忠实也逐渐有了一个更新、更高层次上的认识。

传统的“忠实”观认为，译作应该完全忠实于原作(内容和形式上的对等)，译者也应该绝对服从于原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图和风格，而不应该出现有悖于原作的地方。

实际上，这种忠实观是不现实的。

现代的忠实观要求我们要弄清楚忠实于什么、如何达到忠实(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叛逆与忠实之间是什么关系。

“忠实”不是说译者在翻译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只是一个传话筒或是应声虫，相反“，忠实”呼唤译者的现身，还要求其在一定情况下做出有意识的形式上的偏离，也就是译者的叛逆。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语言文化上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异，译者就不应该像一面镜子一样将原文原封不动地反照过去。

这种译法表面上看去像十分忠实，实际上译文已经变得诘屈聱牙，无从下目。

这样的译者对于原作、原作者和读者是不忠实的，对自己也是不忠实的。

传统翻译观一方面要赞美“忠实”，另一方面又无法否认那些“不忠实”或“不够忠实”译作的价值，如严复、林纾、苏曼殊、伍光建等人的译作，即便是朱生豪、傅雷等翻译名家译本中的“不忠”之处也不难发现。

[1]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只把“忠实”二字停留在口头上，或是把其当作万分神圣、不可企及的东西来束缚限制自己的翻译行为。

相反，我们应该调动自己的思维，灵活运用自己的知识，灵活运用翻译原则，从而更现实地实现对原作的忠实。

本文拟从有意性叛逆的两个表现入手，通过列举翻译中有关叛逆行为的众多例句，来探究翻译中“叛逆”与“忠实”之间的关系，从而说明在特定情况下译者的“叛逆”对忠实地传达原作意图有着重要的意义。

浅谈文学翻译主体的忠实性和叛逆性作者：房萱来源：《博览群书·教育》2014年第04期摘要：在传统翻译理论中，人们通常把译文对原文的忠实性作为衡量译文优劣的标准，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译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原文的一种翻版或者复制。

因此译文对原文的忠实，译者相对于作者的仆人地位也就天经地义了。

人们对于译者的要求归结为客观、忠实。

然而随着翻译事业的不断繁荣，世界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越发频繁，我们逐渐意识到从原文到译文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旅程，从译者选择了一个文本进行翻译或接受了出版商的委托制定翻译一个文本，到译作进入市场与读者见面，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其中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影响。

同时，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索，则会意识到在更深层次，还存在着作者文本依托的文化语境背景与译者文本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背景之间的巨大差异。

关键字：翻译主体；文学翻译；异化与归化；文化差异忠实的概念，可以说来源于严复的“信”。

严复没有为“信”给出一个明确具体的定义，但从后来学者们的论述可以看出，笼统地讲，所谓忠实，就是形式和内容上都应力求忠实于原文，首先指忠实于原作的内容还指保持原作的风格。

总之，原作怎样，译文也应怎样，尽可能还其本来面目。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从严复提出“信”的标准之日起，翻译家们在实践中就深切感受到“忠实”，事实上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化标准，含混抽象，没有具体的东西可以把握，一到实践中，顾此必然失彼，因为如果把这个标准绝对化，那就只有不译，一动手翻译，不忠也就尾随其后。

译者不可避免的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在思想上力求做到忠诚与客观，但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又因为种种难以克服的障碍或困难，迫使自己对原文发生偏离、妥协、牺牲甚至背叛。

翻译家叶君健就曾经发出过如何忠实于原文的疑问，他在《谈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就写道：“我每次提笔搞点儿翻译的时候，总感到有些茫然。

译篇文学作品，如一首诗，无非是把原作者的本意、思想、感情、意境如实地传达给读者，使读者的感受与作者当初写作时的感受一样或差不多。

翻译要求和要领1. 翻译要领翻译是一项非常艰苦和细致的工作，要做好翻译要求个人的素质非常高，作好专业资料的翻译，需要有外语、母语和专业方面的雄厚的功底，还要有缜密的思维习惯和严谨的工作作风，没有做过翻译工作的同志，很难理解其中的深刻内涵，即使做了大量翻译工作的同志也未必做得很到位。

为了更好地合作，请各位兼职翻译仔细领会以下的翻译要领，这是翻译专家总结多年翻译工作经验的结晶。

（1）翻译的本质，翻译的过程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在透彻地理解原文意思的基础上用标准的汉语表述出来”可见这是一个学习和再加工的过程。

首先自己要准确理解原文的意思，要反复推敲，直到真正弄懂，然后再用标准的中文把思想再现出来。

（2）翻译质量有两个基本标准：第一个标准是符合原文的本来意思，就是要忠实原文，既不能随意增加原文中没有的意思，不能添枝加叶，也不能缺斤短两，随意删减，既要透过字面意思揭示出作者的本意，又要避免东拉西扯，脱离正题。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信”；第二个标准是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也就是所谓的“达”，句子要通顺流畅，不能生造词语和句子，也就是所谓的文笔。

应保证任何业内人士都能够看懂，不能象有的人翻出来后连自己都看不懂。

这两个标准也代表翻译的两个步骤，重要性上各占50%，耗费译者的时间也是各占50%。

（3）翻译界通用的质量标准是“信、达、雅”，对于技术、学术和商务资料来说，只要求“信”和“达”不要求“雅”，（因为“雅”和“华丽”主要适用于文学等材料），但是我们对前两者的要求比较高，译者应该追求“平实”和“通顺”。

这是由商务和技术类资料所具有的科学性、学术性和实用性等特点决定的。

（4）直译和意译的辨证关系。

有的句子只需直译就很明白了，如“I like cat”等比较浅显的句子，不需要变换语序就翻译得很好。

而有的句子由于语言表达习惯的差异性，在翻译时需要对原来的语序进行大幅度的调整，需要透过字面意思，用重新组织的汉语句子将原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意思表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意译。

：传统翻译忠实标准强调理想化的忠实而轻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认为创造性叛逆是对忠实标准的背叛，忠实和创造性叛逆是对立的。

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论证了创造性叛逆忠实于翻译主体（即作者、译者和读者），忠实于文化交流和传播，忠实于翻译自身的发展，从而得出结论：创造性叛逆不仅不是对忠实标准的背叛，反而是深度的忠实。

古今中外，“忠实”一直是译者们追求的目标。

无论是国内的“信达雅”标准、“神似”、“化境”之说，还是国外的“翻译三原则”、“动态对等”，这些传统的忠实标准涉及的往往是微观的语言层面，是译作忠实于原作的语音、语义、句法结构等语言表层内容，“忠实”的具体表现是不增加什么，不减少什么，不改变什么[1]17，而语言之外的诸如政治、文化、历史等则很少涉及。

20 世纪60 年代以来，“文化转向”为翻译注入了新鲜血液，使翻译不仅摆脱了传统忠实翻译观中形式和意义“对等”、“忠实”的束缚，更将人们一直不愿面对，弃之于翻译门外的“创造性叛逆”纳入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并肯定了其存在的必然性。

然而“创造性叛逆”这一翻译现象仍然背负着“背叛”的枷锁，其译作被称作“不忠实的美人”，将译者置于“忠”之标准与“不忠”之事实的两难境地。

一、翻译创造性叛逆与忠实的关系“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这一术语是1961 年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Escarpit)在其著作《文学社会学》中提出的。

埃斯卡皮指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2]大冢幸男和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等人将“创造性叛逆”引入了比较文学。

此外，描述翻译理论、哲学阐释学、文学接受美学、文化学派、释意派、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目的论等均对影响翻译过程的各因素进行了探讨，直接或间接指出翻译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

乐黛云在其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说译者和读者的理解总是一种再创造，原作必须经历这种“创造性叛逆”才能延伸其生命力，扩大被阅读与接受的范围[3]。

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翻译中的创新与自我表达当我们探讨文学翻译时，我们不仅要语言的转换，还要其中所涉及的创造性叛逆。

这种叛逆性并非对原作的背叛，而是翻译者在理解和表达原作时的创新和个性化。

关键词：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翻译者，理解，表达文学翻译并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它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要求翻译者在理解和表达原作时展现出独特的创新。

创造性叛逆，作为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方面，允许翻译者在忠实于原作的同时，通过个性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

创造性叛逆的背景创造性叛逆最早由意大利作家安东尼奥·布奇奥里提出。

他认为，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表达会受到个人背景、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能完全忠实于原作，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再创造。

创造性叛逆的主体创造性叛逆的主体是翻译者。

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尽可能准确地理解原作，还要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原作的意义和精神。

创造性叛逆允许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融入自己的观点、情感和理解，从而使译文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创造性叛逆的结论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鼓励翻译者在忠实于原作的同时，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个性化，使译文更具创新和生命力。

通过创造性叛逆，翻译者不仅可以传递原作的意义和精神，还可以通过译文向读者展示自己的个性和视野。

然而，创造性叛逆并不意味着随意篡改原作。

翻译者在进行创造性叛逆时，仍需尊重原作的思想和风格，以避免对原作的误解或歪曲。

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翻译者应尝试找到一种既能表达原作精神又能体现自己创造性和个性化的语言。

创造性叛逆还要求翻译者具备丰富的文化知识和广阔的知识面。

只有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博的知识储备，翻译者才能够在翻译过程中充分理解和表达原作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实质。

在总结中，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翻译策略。

它鼓励翻译者在理解和表达原作时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个性化，从而使译文更具创新和生命力。

第二讲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1、绪论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就出现了使用不同语言、具有各自文化传统的民族。

为了相互交往、表达感情、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翻译活动自然而然就开始了。

因此可以说，翻译是人类一项颇为古老的行为，其以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来传达同样的信息为开始，以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进入社会文化领域深层，使不同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进行的交流与转换得以实现。

从此，翻译活动由实践行为进入理论殿堂。

在长期的研究探讨中，人们开始认识到，“翻译不仅是一种艺术，一种技巧，一种文学的再创作，而且还是一门科学”。

大家还进一步认识到，翻译正在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即译介学，它已成为语言学家、文学史家、文化学家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一、中国翻译文学的本体认知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作品被译介成另一国家或民族的文字，使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缔结了“文学姻缘”，并从而相互影响。

本国人民或本族人民接受这些影响，无论其程度深浅、范围大小，主要是通过译文材料来实现的因此，文学翻译不仅是译介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大文学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为翻译同语言和数字一样，它既不隶属于经济基础，也不隶属于上层建筑，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所以翻译文学也就具有了它独特的审美特质。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任何翻译，不管是一般的日常翻译、科技翻译，还是文学翻译，其本质都是把一种语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信息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

但是文学翻译与其他翻译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它所使用的语言不是一般的语言，也就是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仅仅为了达到交际和沟通信息目的而使用的语言。

文学翻译使用的是一种艺术语言，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

这种语言要能够重现原作家通过他的形象思维创造出来的艺术世界，所塑造成功的艺术形象。

古往今来的文学翻译家们殚精竭虑，在译入语中苦苦寻觅合适的语言，以如实地再现原作家所创造出来的艺术世界。

然而，翻译的实践表明，人们赋予文学翻译的目标与文学翻译实际所达到的结果之间却始终存在差距。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可接受性作者：李亚峰高涵来源：《商业文化》2011年第06期摘要：文学的翻译是译者用另一种语言把厡作者的意图艺术地传达出来，使读者在阅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作者那样如身临其景，有同感同悟，是译者在理解、解释原文基础上的创造性叛逆与读者对译文创造性叛逆的理解和反应的过程，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与可接受性必须符合以下及格标准:符合知识的客观性，遵守理解的合理性、文本解释的普遍有效性，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

关键词：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可接受性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6-0338-01一、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一）文学翻译的创造性。

任何翻译，不管是一般的日常翻译、科技翻译，还是文学翻译，其本质其实都是把一种语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信息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但是文学翻译区别于其他翻译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文学翻译不是机械的去堆砌语言，而是为了给读者带来能够领略异国风情和不同民族文学的“创作”工作。

然而，已有的翻译实践表明，现有的文学翻译作品和文学翻译要达到的要求始终存在这一定的差距。

(二)文学翻译的叛逆性。

如果说，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应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但是，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而言，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

因此，法国文学社会家埃斯卡皮(RobertEscarpit)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Tr eason)，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最根本的特点是：“它把原作引入了一个原作者原先所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并且改变了原作者原先赋予作品的形式。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意义是巨大的，正如埃斯卡皮所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