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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的“信达雅”与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作者：赵宝莹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1年第01期[摘要]本文将系统阐释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及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并在辨证唯物主义的视角下对严复的“信达雅”及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进行对比分析。
从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翻译实践经历的异同去分析各自翻译理论的异同。
目的在于去利用各自的优点更好的指导翻译实践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中西译论；严复；泰特勒；辩证唯物主义一、中西翻译标准简述在中西翻译发展历史中，各学者和翻译家们始终未停止过对翻译标准的探讨。
他们大都先后对翻译的标准进行过系统的总结和归纳。
追溯至几千年前，我国的翻译标准就有道安的“五失本”和“三不易”，玄奘的“五不翻”。
而后有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等。
而西方的突出代表有十六世纪法国多雷的“翻译五要素”，德国路德的“翻译修补七规则”，十八世纪英国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二十世纪英国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以及美国奈达的“动态对等”。
本文是挑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个翻译原则--- 严复的“信达雅”及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加以对比，从辨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去分析两者的异同及可能造成两者相似之处的原因。
二、严复“信达雅”的阐释1898年，严复在其译著《天演论》的序《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的标准。
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
求其信，已大难矣。
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至原文辞理本深，难以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
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从内容上来看，严复主张的信达雅中的“信”是对于原文的思想和内容的忠实，同时也包括对原作风格神韵的忠实。
“达”是达旨，达意，其前提也是译入语的表达要通顺，不拘泥与原文的形式而求通顺，求“达”也是为了取“信”两者是辨证统一的。
“雅”，指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是为“达”服务，是求达的手段，最终服务于“信”，而不是并列于“信” 和“达”的第三个标准，故，雅是为达，达是求信，信又是最根本的原则。
再析严复与泰特勒翻译原则【摘要】人们经常拿严复的翻译标准信达雅与英国人泰特勒在《翻译原理论》中所提到的翻译三原则相比较；大多数人认为严复信达雅观念的形成是受到泰特勒的影响，原因之一是泰特勒曾留学于英国。
然而这样的看法对于出生比泰特勒晚近一个世纪、身处乱世的中国翻译家严复，在其翻译领域的学术地位上是否有失公允，值得我们来做个探究。
本文将系统阐释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及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并对其进行对比分析并了解各自翻译理论的异同。
目的在于去利用各自的优点更好的指导翻译实践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信达雅；翻译理论；中西译论；异同一、引言在中西翻译发展历史的长河中，翻译家们始终未停止过对翻译标准的探讨。
西方早期翻译人物代表有安德尼罗柯，哲罗姆，奥古斯丁，西塞罗等，我国早期的翻译大家如道安，支谦，玄奘等或多或少都有过多翻译方面的理论阐释。
我国早期的翻译标准就有道安的“五失本”和“三不易”，玄奘的“五不翻”，慧远“厥中论”，而后有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等。
严复是中国翻译理论史上的杰出代表，他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被后人不断地讨论和引用。
西方的代表有十六世纪法国多雷的“翻译五要素”，十八世纪英国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二十世纪英国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以及美国奈达的“动态对等”，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就是近代翻译家泰特勒，他撰写了西方翻译史上第一部相对全面的翻译理论著作。
作为中西翻译史上两个十分重要的翻译理论家，严复和泰特勒所提出的翻译标准十分相似，但是仍有不同之处。
本文就对其二者的异同作一个比较，同时阐述其相似性。
二、严复“信达雅”的概述1898年严复在他的译作《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
求其信，已大难矣。
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矣。
”他在强调“达”比“信”更重要，“……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意思是“达”的目的还是“信”。
翻译的基本要求————————————————————————————————作者：————————————————————————————————日期：翻译的基本要求第一讲：翻译的基本要求、原理、理解与表达、可读性1. 翻译的基本要求（一）透彻理解英文意思下面的例句在不同的语境中可有不同的含义：例1. It’s getting hot in here.如直译：这里热起来了。
如作为语用含义，可译为：请求某人打开门窗。
如作为反语：抱怨这地方太热。
如作为比喻：指争论在升级，吵闹激烈起来了。
语用含义不是揭示人们说了些什么，而是告诉人们说这句话可能意味着什么。
语用学中语境在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翻译过程中，语言的语用含义往往比词语本身所具备的意义更为重要。
这种翻译就是我们所说的语用等效翻译。
如果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使读者准确理解原文的内涵，那么译者就要根据原著所提供的语境依从读者的文化习俗，在忠实原著的前提下将原作化为读者乐于接受的译文形式即可。
在实际操作中，“意译法”是常用的手法。
所谓意译（free translation），是指通过对原文深层意蕴的理解和消化，将原文的表层解构打破和重组，尔后转化为译文自然流畅的表层解构，“意译法”的核心是灵活变通。
为了追求全面的、整体的和真正的意义等效和功能相当，通过打破原文架构的方法，以便寻找最佳表达。
吕叔湘先生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原文如下：例2. She knew I knew and she knew if she got funny I’d either ruin the romance or make her marry him, so she was very friendly.误译：她很了解我，我很了解她；要是她遭遇困难，我的牺牲我们的浪漫，让她同他结婚，因为她待我太好了。
［译文］她知道我知道她和他的事，她也明白她要是跟我过不去，破坏或成全他们全在我的一念之间，所以她对我很客气。
中国古诗英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以杜甫《春望》的翻译为例摘要：中国古诗文化繁荣多彩，随着“一带一路”等经济文化纽带的牵引，世界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机会正得到不断的拓展和延伸，为了促进文明文化鉴赏，使中国古诗走出国门，展现中国智慧，传递中国情怀，做好古诗翻译十分必要。
目前，在译者如何促使古诗文化更好的走向世界，做好古诗翻译这一方面已经有了诸多的研究。
本文旨在创造性叛逆的背景下，探讨创造性叛逆中的译者主体性是如何确立的、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创造性叛逆是如何体现的、创造性叛逆是否是对翻译“信、达、雅”原则的背离这三方面。
关键词：中国古诗翻译；创造性叛逆；译者主体性；“信、达、雅”原则1.导语众多学者以多种视角和学科对“创造性叛逆”进行了分析研究论证，各类学科的学者从自身的领域出发，对其发表了见解。
但译界学者们对创造性叛逆持有不同看法，褒贬不一，谢天振教授指出关于其错误的认识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错误的解读：有学者（王向远，2014）把“主体的创造性叛逆”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翻译技巧，并将其作为翻译手段或翻译原则去翻译作品，经常陷入些不符合原意或是错误的说法之中。
[1]第二，对“创造性叛逆”观点的实质把握不清：由于对“创造性叛逆”实质的模糊认识，有学者未能对创造与叛逆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刻探讨。
但也另有一些学者充分肯定“创造性叛逆”的研究价值，认为“创造性叛逆”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
[2]目前，关于对“创造性叛逆”实质的研究最具有权威性的是谢天振教授在其著作《译介学》中主张创造性叛逆是翻译领域中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
正确认识创造性叛逆对于翻译领域具有重大意义，从国内外研究来看，近年来对翻译领域中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看创造性叛逆的研究趋势已经呈现了更深层和丰富的态势。
而古诗作为我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学艺术体裁之一，是文学翻译中的难点。
本文旨在创造性叛逆的背景下，探讨创造性叛逆中的译者主体性是如何确立的、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创造性叛逆是如何体现的、创造性叛逆是否是对翻译“信、达、雅”原则的背离这三方面。
从“三要素”理论看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摘要】：很多电影片名的翻译都被视作是对”忠实”原则的颠覆。
从操纵学派的”三要素”理论来看，在片名翻译中，译者被套上了三重枷锁，片名翻译出现创造性叛逆有一定的必然性。
文章论述了诗学观、意识形态和赞助人三要素对片名翻译的影响。
【关键词】：片名；翻译；创造性叛逆；诗学观；意识形态；赞助人一、创造性叛逆当年周恩来总理请外宾观看中国名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译者为剧名的翻译犯了愁。
周总理一语点破迷津：”何不译作《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举座皆惊，无不称好。
这个例子长期以来被归化派津津乐道，殊不知它其实揭示了文学翻译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即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法国文论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在1958年的著作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文学社会学》）的第七章谈及一部文学作品的作者如何取得成功以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时提及这个重要命题，不过未能做出详细论述。
”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考体系中（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被视作为埃斯卡皮”最光辉的见解”。
美国比较文学家韦斯坦因（Weisstein, Ulrich）也进一步肯定了创造性叛逆的价值, 因为”在翻译中，创造性叛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从文学接受的角度看，字对字的翻译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在翻译抒情诗时）都不是无懈可击的。
”谢天振教授于1992年首次将这一命题介绍到中国，并且在《译介学》中，比较全面深刻地提出了自己的理解，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翻译要求和要领1. 翻译要领翻译是一项非常艰苦和细致的工作，要做好翻译要求个人的素质非常高，作好专业资料的翻译，需要有外语、母语和专业方面的雄厚的功底，还要有缜密的思维习惯和严谨的工作作风，没有做过翻译工作的同志，很难理解其中的深刻内涵，即使做了大量翻译工作的同志也未必做得很到位。
为了更好地合作，请各位兼职翻译仔细领会以下的翻译要领，这是翻译专家总结多年翻译工作经验的结晶。
（1）翻译的本质，翻译的过程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在透彻地理解原文意思的基础上用标准的汉语表述出来”可见这是一个学习和再加工的过程。
首先自己要准确理解原文的意思，要反复推敲，直到真正弄懂，然后再用标准的中文把思想再现出来。
（2）翻译质量有两个基本标准：第一个标准是符合原文的本来意思，就是要忠实原文，既不能随意增加原文中没有的意思，不能添枝加叶，也不能缺斤短两，随意删减，既要透过字面意思揭示出作者的本意，又要避免东拉西扯，脱离正题。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信”；第二个标准是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也就是所谓的“达”，句子要通顺流畅，不能生造词语和句子，也就是所谓的文笔。
应保证任何业内人士都能够看懂，不能象有的人翻出来后连自己都看不懂。
这两个标准也代表翻译的两个步骤，重要性上各占50%，耗费译者的时间也是各占50%。
（3）翻译界通用的质量标准是“信、达、雅”，对于技术、学术和商务资料来说，只要求“信”和“达”不要求“雅”，（因为“雅”和“华丽”主要适用于文学等材料），但是我们对前两者的要求比较高，译者应该追求“平实”和“通顺”。
这是由商务和技术类资料所具有的科学性、学术性和实用性等特点决定的。
（4）直译和意译的辨证关系。
有的句子只需直译就很明白了，如“I like cat”等比较浅显的句子，不需要变换语序就翻译得很好。
而有的句子由于语言表达习惯的差异性，在翻译时需要对原来的语序进行大幅度的调整，需要透过字面意思，用重新组织的汉语句子将原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意思表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意译。
从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看译者主体性作者：汪璧辉来源：《文教资料》2010年第06期摘要: 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的必然性,文学语言的开放性和文学文本中包含的不同文化元素是原因之一。
同时,译者自身的文学素养、主观精神世界和译语文化背景也是影响要素。
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主体性的表现形式之一,表明译者不再是原作者的“仆人”,而是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个体。
关键词: 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译者主体性一、前言上世纪中期以前,不论在翻译实践活动还是翻译理论研究中,人们都特别关注“忠实”这一概念。
原作者和原文成了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译者一直沦落为“仆人”。
同时,人们习惯于从语言层面寻找翻译原则和技巧,以指导翻译实践,对译文质量作出优劣判断。
随着解构主义浪潮的到来和“文化转向”的深刻影响,人们开始反思,将视线延伸到更广阔的研究领域,翻译研究也向发散式的方向发展。
翻译实践被宽泛到由原文、作者、源语文化、译者、译语文化、译语读者等因素组成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研究。
自沃尔特·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1923)一文被重新发掘以来,这个翻译生态环境中一向被人们冷落和约束的译者受到空前关注和解放。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逐渐认识到文学翻译中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进而更加客观全面地理解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内涵。
二、文学作品的开放性勒内·韦勒克(2005:18)曾总结说,文学作品不是简单的客体,而是不同层次的意义和关系的极其复杂的结合体。
文学作品还蕴涵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从而导致整部作品在不同读者面前展开不同的画面。
文学作品因其包含的信息多样性和特定美学功效体现出多义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其效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正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要义所在”(董明,2006:63)。
首先,多义性是语言所具有的本质属性。
如“head”一词在英语中既可以指“头”,也可以指“首脑”,还可以表示“带领”。
再加之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形势和习俗传统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干扰,文本的意义也因此变得隐晦多元。
女性主义翻译观对传统翻译的发展女性主义始于上个世纪20-30年代法国的女权主义运动。
女权主义运动原本是主张妇女解放、平等与自由的运动，世界解放运动史表明，女权主义体现女性自我精神与能量的一种女性思想和社会行为，一个社会单独考虑女权或考虑性别易于顾此失彼，只有将女权与女性结合起来，从女性引向女权，再从女权引向女性，才能拓展人们认知视野。
女权涉及性别差异和两性权力，从性别方向切入，顺势研究两性权力深层次内涵，从而更深地揭示男女平等形式下的意识形态。
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突出地表现为女性主张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倾向、女性话语男性化趋势、以及女性话语自主性增强，这既是对传统翻译译论的背叛，也是对传统译论的发展。
一、女性主义翻译观20世纪60年代，由知识女性为主体的女权主义意识形态，猛烈地冲击着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等社会各个层面，也间接催生了女性主义在学术界的形成与发展。
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跨文化交际传统媒介———翻译及翻译理论。
翻译是跨文化交际行为，与人有直接的关系，与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相适合。
索绪尔在19世纪曾十分重视外部因素即广义的社会因素对语言的影响，他认为语言具有社会属性，不能脱离社会而存有。
语言反映社会现象、社会观点并促动社会的发展，除非人们能掌握储存有每个人脑里所有的词语和语法1，但在任何人的脑子里，语言都是不完备的，语言只有在社会性集体使用中才能完全存有2。
所以，语言的存有规律就是只能凭借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一种约定俗成而存有。
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手段，语言与世界存有着镜象效应，彼此反映对方，如果没有两者中的任一方，也就缺失了另一方，语言与社会现实或现实世界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所以，闭门造车的语言，不能反映社会或世界的现实；反映社会或世界的语言，如果不能积极地，能动地把握社会现实和世界的本质，当然只能是文字游戏3。
所以，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明确论证了物质存有决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又具有对存有能动的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