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氏契约观下自由权利之思考读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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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犯罪与刑罚读后感当赏读完一本名著后,想必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心得,不能光会读哦,写一篇读后感吧。
那么读后感到底应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论犯罪与刑罚读后感,欢迎大家分享。
对这本书感兴趣,是因为本书的作者贝卡利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废除死刑的学者。
在贝卡利亚所处的年代,刑罚非常残酷,死刑非常的随意,很多轻微的犯罪都可以被处以极刑。
因此,贝卡利亚对当时的刑法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极力倡导人道主义,写下这本书,拉开了废除死刑运动的序幕。
首先,贝卡利亚认为国家根本没有权力使用死刑,死刑就是一种权力的滥用。
因为,国家是为了每个个体都可以保障自己的安全放弃了一部分权利而形成的。
所以国家来源于民众放弃的权利,而生命是一种特殊的、不可放弃的权利,所以他认为,死刑违反了社会契约理论,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力滥用。
其次,贝卡利亚认为,死刑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根本毫无意义,因为那无法达到防范的作用。
他认为能够对人心产生作用的不是刑法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
虽然死刑执行起来很残酷,但是执行时间很短,所以死刑给人们留下来的印象很快就淡忘了。
所以他认为死刑不仅起不到积极作用,反而会产生反作用,这是他反对死刑的第三点原因。
上述所说第三点原因概括来说是,由于人们天生都是同情弱者的,刑场上展现出来的国家和受刑人的力量对比很悬殊,国家非常的强势,受刑人非常的弱小,人们会产生一种怜悯感,使得死刑的威力打折扣。
所以贝卡利亚说,在很多人看来,死刑相当于一场表演,如果观众心中的怜悯心超过了其他情感,那么这个表演就根本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最后,更可怕的是,死刑还会让人们变得越来越残忍,以暴易暴容易导致暴行的恶性循环。
贝卡利亚认为死刑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残暴的榜样,会毒化人们的心灵。
法律明明禁止谋杀,但自己却在公开的谋杀,法律禁止公民做杀人犯,却安排了一个公共的杀人犯。
这样的做法不仅在逻辑上是荒谬的,而且还彻底丧失了法律的公正性,这相当于在告诉人们,只要有正当理由,杀人就是被允许的。
读贝卡利亚之《论犯罪与刑罚》有感贝卡利亚就是刑事古典学派的创始人,26岁时出版《论犯罪与刑罚》,被推崇为现代刑法学的鼻祖。
贝卡利亚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抨击了封建社会以罪刑擅断、司法专横为主要特征的刑法制度,阐述了资产阶级的刑法原则,宣告了近代刑法学的诞生。
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用简短的篇幅论述了刑罚的起源、刑罚的目的、衡量犯罪的标准、刑罚与犯罪相对称、刑罚的适用手段、死刑等系列的刑法思想,对刑法的发展具有深刻意义。
透过《论犯罪与刑罚》,我们可以发现贝卡利亚的思想。
首先,“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
贝卡利亚深受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影响,认为个人只有通过同意才能受社会约束,应当签订契约,个人对社会负责,社会对个人负责,需要限制国家的刑法权。
认为法律的最大目的,就是使最大多数人获得幸福。
本书以社会契约论为蓝本,提出了“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要求法官、特别就是刑事法官,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官唯一的责任就就是判断就是否违反法律。
她指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就是刑罚的严酷性,而就是刑罚的必定性”,“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
她还积极呼吁法律必须以文字的形式加以规定,而且尽可能的具体与详细,使刑法被大家所了解与熟知。
同时,贝卡利亚认为刑罚的行使又必须在一定的限度内,因为她的刑法思想就是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刑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市民社会公民自由与权利,而不再就是中世纪及以前那样镇压被统治阶级。
所以刑罚要改变,由过去的把犯罪人当成奴隶、动物对待,转而提升为人,在处罚的同时亦尊重与保障她们的权利,不对其违反义务范围外的权利与自由构成侵害,这就要求刑罚要以必要为限度。
其次,“罪刑均衡”思想。
“罪刑均衡”思想也就是《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的亮点,书中指出,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应当就是平等的。
在刑事犯罪中,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准就就是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在定罪量刑时,重点考虑的就是行为人在客观上的行为,也就就是对人的客观行为进行刑法上的评价。
读《犯罪与刑罚》后有感贝卡利亚的名字,我从接触刑法伊始就知道了。
对于他的著作《犯罪与刑罚》,当时只是粗略地读了一遍。
我一直想去重新读一遍这部著作,然后抒发下自己的看法,但无奈总是没有时间。
正好借这次作业的机会得偿所愿,重温经典。
其实读书笔记,往往不需要太多看似华丽或专业的辞藻,译者黄风就写得很好,把贝卡利亚的生平描绘得淋漓尽致。
让我们在阅读此书的时候,把作者所身处的时代背景给了解得一清二楚,也更加清楚作者是有过了怎样的人生经历才写出如此里程碑式的巨作。
贝卡利亚被誉为刑法之父,当之无愧。
也只有他,在现代刑法和中世纪刑法之间发出呐喊,从而打破封建刑罚的黑幕,促成现代刑罚的建立,进一步确立了人的自然权利观。
在他的书里面我找到了刑法中的罪行法定原则、刑罚目的等理论,而这一切都在现代刑法中延续至今。
从没有一个智者,能在中世纪的刑罚压迫下,发出了如此人性的声音,如果有人说贝卡利亚的学说仅仅是文艺复兴、启蒙时代的思想的大结合,那我肯定不同意的,历史确定英雄人物,在那个年代,也只有贝卡利亚,在中世纪宗教审判庭压力下,对野蛮的刑罚进行理性思考,也只有贝卡利亚,在融合了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物理学知识相关理论下,对刑罚的理论进行阐述。
这一切,都源自于他天才的头脑和敏锐的触觉,而不是对现有知识的简单重复。
可以说,在那个历史阶段,没有贝卡利亚的出现,现代刑罚理念的建立不知道还要延迟多少年。
正如黄风所说的,贝卡利亚在刑罚的论述上有自相矛盾之处,我比较同意这个观点。
他在论述死刑的存废的时候,认为在社会契约论下,一个人是不可能把生命交给国家,从而由国家支配他的生命。
但社会契约论的成立,从卢梭的理论看,一个人为了获取自己的安全,已经把一切都交给了国家,其中包括自己的生命,从而换取自己生命的安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贝卡利亚用社会契约论来解释死刑有其局限之处。
另一个方面,贝卡利亚曾经论述刑罚的罪刑适当。
认为恰当的犯罪必须要有相适应的刑罚相对应。
论犯罪与刑罚读后感(精选7篇)当品读完一部作品后,大家心中一定有不少感悟,为此需要认真地写一写读后感了。
那么如何写读后感才能更有感染力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论犯罪与刑罚读后感,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论犯罪与刑罚读后感篇1在浩如烟海的法学著作中,有本著作绝对堪称旷世经典之作,它就是意大利著名的学者特萨雷·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
近日,我阅读了该书的中文译本,翻译者是黄风,由中国法制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要想比较好地理解一本书的内容,必须先从了解作者的时代背景和作者其人入手,这样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作者所要表达和传递的思想。
贝卡里亚(Beccaria)于1738年出生于意大利米兰,20岁便从帕维亚大学法律系毕业。
当时正处在欧洲启蒙思想运动时期,贝卡里亚热爱读书,思想如椽,论理雄辩,他不仅兴趣广泛,知识体系宽广,而且极富想象力和逻辑力。
贝卡里亚在24岁那年发表了一篇关于经济学的论文。
25岁那年写下了《论犯罪与刑罚》一书。
该书的出版,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贝卡里亚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欢迎和尊重,当时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积极的肯定。
该书的问世,好比黑暗中刺破夜空的闪电,又好比撕开乌云的阳光,给了当时的欧洲社会以极大的启发。
我认为,只有具有极强的民主和自由精神,只有具有极强的知识体系和逻辑推理能力,只有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真理的无限向往,才能写出这样的惊世骇俗的文字。
如果没有超乎想象的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极大的勇气,25岁的年青人也不敢写出这么一本书。
我想这也是他为什么在当时和后世受人称赞和佩服的原因吧。
在《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贝卡里亚提出了很多的观点。
其真知灼见,痛陈社会沉疴,而且提出了解决办法。
伏尔泰语重心长地写到:“《论犯罪与刑罚》这本小书具有宝贵的精神价值,好似服用少许就足以缓解病痛的良药一样。
当我阅读她时真感到解渴。
由此我相信:这样一本著作必定能消除在众多国家的法学理论中残存的野蛮内容”。
读后感论犯罪与刑罚《论犯罪与刑罚》是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的经典著作,这本书在刑法学领域具有深远的影响,读完之后让我对犯罪与刑罚有了全新且深刻的认识。
在书中,贝卡里亚开篇就指出了刑罚的起源。
他认为刑罚的产生并非源于人们的简单报复心理,而是基于社会契约。
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将一部分权力让渡出来,形成了公共权力,其中就包括刑罚权。
这一观点让我重新审视了刑罚存在的意义,它不是为了报复犯罪者,而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和秩序。
贝卡里亚强调了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
他认为,只有当刑罚是确定的,并且能够迅速地施加于犯罪者身上,才能有效地起到威慑作用。
如果刑罚不确定,人们就无法准确预知自己行为的后果;如果刑罚不及时,犯罪者在犯罪之后长时间未受到惩罚,那么刑罚的威慑力就会大打折扣。
这让我联想到现实生活中,一些犯罪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执法的不严格和不及时,导致犯罪者心存侥幸。
书中还深入探讨了刑罚的适度性原则。
贝卡里亚坚决反对残酷的刑罚,认为酷刑不仅不能有效地遏制犯罪,反而会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过度的刑罚会让人们对法律产生恐惧和厌恶,甚至可能导致人们对犯罪者产生同情。
相反,适度的刑罚既能让犯罪者得到应有的惩罚,又能让社会公众接受和认可,从而更好地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这使我明白,刑罚的目的不是为了制造痛苦,而是为了预防犯罪和教育犯罪者。
此外,贝卡里亚对于犯罪分类和量刑的论述也让我深受启发。
他主张根据犯罪的性质和危害程度来确定刑罚的轻重,而不是依据犯罪者的身份和地位。
这种平等和公正的理念,在当时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即使在现代社会,依然是我们追求法治公平的重要目标。
同时,贝卡里亚对于法律解释权的观点也发人深省。
他认为法律应当是明确和清晰的,不能给予法官过大的法律解释权,以免导致法律的不确定性和不公正性。
这让我思考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平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法律的确定性,以确保每一个案件都能得到公正的审判。
《论犯罪与刑罚》读后感一口气读完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感触颇深。
但是总感觉欲言又止。
总想全面的体系的解读一下这本书,却总是无处着手,但是每每读到某一细节,确实醍醐灌顶。
贝卡里亚对犯罪的本质,刑罚的起源,各类犯罪,诉讼法上的重大问题,实体法上的重大问题等进行了批判性或者提示性的论述,有些不仅在当时,在现在也具有重要意义。
书中确立了许多现在刑法的重要原则: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犯罪本质的社会危害说……经典之所以为经典,能够传承至今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永远也不过时。
读经典的目的也就在于从先人那获取知识来反思现实现状,找寻解决途径。
贝卡里亚接受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的观点,认为君主惩罚犯罪的真正权利的基点是君主所享有的人们为了平安无忧的享受大部分自由而牺牲的一部分自由的全部总和,他只是合法的保存者和管理者。
人们要形成群体来生存,就必须付出这部分自由,这也就是公权力惩罚犯罪的正当性。
普遍的说,只要有群体存在,利益的驱动那么犯罪就不可能消亡,因为他们想夺回交出的那部分自由。
但是这伤害了集体存在的利益。
需要有些易感触的力量来阻止个人专横的心灵把社会的法律重新回到过去的混乱。
这就需要刑罚的力量,而不是单纯的雄辩,说教或者是卓越的真理来说服罪犯。
犯罪与刑罚的不可消灭性才使我们对犯罪与刑罚的讨论有意义。
一关于死刑,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也是当前我国刑罚的重大问题,诸如废除死刑的呼声此起彼伏。
书中的观点基调是刑罚应该是公开的,及时的,必需的,在既定条件下尽量轻微的,同犯罪相对称的并由法律规定的。
从刑罚的产生发展来看,死刑确是一个悖论。
滥用极刑也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
即使我们为君主的刑罚权找到了其合法性,也不能说是死刑就是一种权利。
而且有谁会把自己的生命权去让渡出去?也就是说死刑不仅从合法性还是功能上都是一个畸形。
贝卡里亚在结论一章中曾提到严酷刑罚不应存在的理由:一,直接与公共福利及预防犯罪的宗旨相对抗的严酷刑罚当然违法,没有存在的必要。
读《论犯罪与刑罚》有感***安排了我们法硕**级专业的学生读一本刑法学相关的著作,从老师发的书单中,最初完全是凭直觉,我一眼选中了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正巧同寝室的小法的同学有这本书,他也十分郑重的推荐给我。
在细细品读之后,我不禁暗自庆幸我的选择是那么准确和幸运,这本虽然只有100页左右的小册子看似薄却承载了那么深奥的刑法学思想跟理论。
在我看来,也就正是这本书将我正式带进了法学的光辉殿堂。
说来惭愧,在之前我所接触的有关法律的书中,无非是一些有关考研与司法考试的教材。
在研究学习法学的时候未免有些狭隘跟急功近利,贝卡利亚的经典之作《论犯罪与刑罚》也是我接触到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法学著作。
在此我写一篇读后感以作纪念。
首先说说此书作者切萨雷·贝卡利亚先生。
他与1738年3月15日生于意大利米兰的一个贵族家庭,1758年毕业于帕维亚大学,攻读法律专业。
1762年发表了处女作《论米兰公国1762年货币混乱及其救治》。
1764年完成《论犯罪与刑罚》并与当年出版,由此他一举成名,并为他赢得了长久的声誉。
1768年成为米兰宫廷学校经济贸易学教授,讲授经济学课程。
1771年成为米兰公共经济最高委员会成员,先后负责过经济部门和司法部门。
1791年又被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任命为伦巴第刑事立法改革委员会的成员。
贝卡利亚是刑事古典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很多思想影响深远。
比如罪刑法定思想、罪刑相均衡思想、刑罚人道主义思想等,在现在看来仍然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
《论犯罪与刑罚》创作与18世纪的欧洲,那时的欧罗巴还处于封建社会,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但是资产阶级力量日渐壮大,封建制度已经成为他们发展的严重阻碍。
那时的刑法尚未取得独立的地位,它同各种习惯、宗教信条、道德规范混杂在一起。
尤其是刑罚权完全受王室君权的支配,以君主个人意志为标准;并且宗教统治也加入进来,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人的言论。
但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日益强烈的要求自己的财产权利、人身自由得到国家的保护,要求刑法彻底摆脱君主、宗教等束缚,所以刑法改革成为越来越紧迫的社会需要。
论犯罪与刑罚读书心得•相关推荐论犯罪与刑罚读书心得读完某一作品后,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收获,需要回过头来写一写读书心得了。
怎样写读书心得才能避免写成“流水账”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论犯罪与刑罚读书心得,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论犯罪与刑罚读书心得1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带给了我深深地震撼。
看惯了艰深晦涩、旁征博引,听腻了风花雪月、山盟海誓,呈现在眼前的这些抒情诗般的文字使我体会到新鲜的原始感,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呼喊,一种对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残酷压制、宗教神学统治的愚昧以及传统刑事法的恐怖、荒唐与不公正的谴责。
蓦的发觉,现在大多数的学术著作、论文……姑且不谈是言必称外国还是言必称国情,他们都不能免俗于过多的引述而少有创新,往往是xx 说、xx说、xxx又说……,综上所述……。
贝卡利亚的这本书更像是黑夜里划破夜空的清冷歌声,他在努力表达一种在当时大多数人心中还很模糊的东西,他在试图唤醒人们内心本该具有的丰富情感。
因此,尽管这本书摆在案头,和那些现今的大部头相比显得瘦小枯干,但我还是充满敬意的把它读了一遍又一遍。
贝卡利亚不仅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控诉者,还是一名头脑清醒的医师。
他认为,一个丧失了热情的社会,“人们只有在亲身体验到关系着生活和自由的最重要事物中已充满谬误之后,并在极度的灾难把他们折磨得精疲力尽之后,才会下决心去纠正压迫他们的混乱状况,并承认最显而易见的真理……”。
这确实是一个从古至今都存在的社会问题。
怎样才能唤醒民众?怎样才能使昏睡在铁屋里的人们醒来?贝氏认为,这是社会改革进步的关键。
幸福与痛苦,自尊与屈辱,人们是否仍熟悉这种种强烈的感情,从而超越过平庸生活的拖累?人们是否曾因为自己内心充满仁爱,而平等、公正、满怀善意地对待过同类?……面对这些人类最基本最永恒的问题,贝卡利亚通过一种法学的命题将其提出。
也许有人会奇怪,但生存的现实却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深刻与锐利。
贝卡里亚,请你坐下:《论犯罪与刑罚》读书笔记如果要用几个词来概括《论犯罪与刑罚》这本书的内容,这些词大概是:罪刑法定,罪行相适应,刑罚宽和,废除死刑。
这些观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且许多已经在我们的《刑法》得到了体现,但笔者在阅读本书时对其多处逻辑难以赞同,遂作读书笔记如下。
1.贝氏主张废除死刑的理由其一:以暴制暴是荒谬的。
“体现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恶并惩罚谋杀行为,而自己却在做这种事情;它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却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者。
我认为这是一种荒谬的现象。
(《论犯罪与刑罚》,81页,贝卡里亚著,黄风译,增编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版。
下同。
)”贝氏这种荒谬的逻辑得到了张明楷的认同,张认为死刑的谬误是:为了阻止公民成为杀人犯,而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
不管是贝氏还是张氏都没有看到这两种杀人之间性质的区别。
如果他们这种逻辑能够成立,那么下面的逻辑也能够成立:法律憎恶并惩罚剥夺人的自由的行为,所以法律不能剥夺该犯罪者的自由。
若是如此,一切惩罚权的合理性都没有了。
事实上这两种暴力是有区别的:杀人犯是恶意杀人,而法律却是正义的。
正如我对企图杀我的人正当防卫,将他杀死,这并不是一种罪一样。
2.贝氏主张废除死刑的理由其二:死刑会使刑罚梯度失衡。
“如果对两种不同程度地侵犯社会的犯罪处以同等的刑罚,那么人们就找不到更有力的手段去制止实施能带来较大好处的较大犯罪了。
”(23页)严格的说,贝氏并没有把这个理由作为反对死刑的理由,这种要求刑罚具有梯度性也没有错。
但是前不久在反对“贩卖儿童者一律死刑”的主张中,多次出现类似逻辑。
比如:如果贩卖儿童一律死刑,那么人贩子就会想:我卖一个也是死,卖十个也是死——那么对人贩子而言效益最大化的行为,必定是卖十个。
这样就造成了更大的危害。
这个逻辑的漏洞是:不管你把最严重的罪行处以何种刑罚,都一定会有比其更严重的罪行没有与之对应的刑罚。
比如,如果对贩卖一个小孩的人贩子不判处死刑,对贩卖十个小孩的人贩子判处死刑,那么已经贩卖了十个小孩的人贩子为什么就不会想“既然已经是死罪了,为什么不卖一百个呢?”而如果废除了死刑,这个漏洞更严重。
贝卡利亚犯罪与刑法的读后感读完贝卡利亚的关于犯罪与刑法的论述,那真像是脑袋被狠狠敲了一下,突然就对犯罪和刑法这事儿有了不少新的看法。
贝卡利亚可真是个厉害的家伙啊。
他讲的那些东西,就像是在黑暗里突然点亮了一盏灯。
以前我就觉得犯罪嘛,那肯定是干坏事了,然后刑法就是用来惩罚这些坏蛋的,简单粗暴的想法。
但看了他的书之后,才发现这里面的学问可深了去了。
他说到犯罪的本质,可不是那种简单地说谁违反了规定就完事儿了。
他让我明白犯罪其实是对社会契约的破坏。
就好比我们大家住在一个村子里(把社会想象成一个大村子),大家事先都商量好了一些规矩,这就是社会契约。
你要是偷东西或者伤害别人,那就相当于你破坏了这个大家都默认的约定,这时候刑法就像村里的长辈(执法者)站出来主持公道一样。
这种说法一下子就把犯罪这件事从单纯的个人行为和社会的关系讲得清清楚楚。
再说说刑法。
贝卡利亚对刑法的很多观点都特别新鲜。
他觉得刑法不能太严厉,也不能太随意。
太严厉的话,就像是一个暴躁的家长,孩子犯一点小错就往死里打,这可不行。
比如说偷个小面包就判死刑,那这刑法就太恐怖了,而且也不合理啊。
这反而会让一些本来犯小错的人干脆破罐子破摔,去犯更大的罪,因为反正处罚都那么重了。
而且啊,他强调刑法的确定性。
就像村里的规定,如果一会儿一个样,那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遵守了。
所以刑法必须明确,这样大家才知道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
在他的论述里,还提到了刑罚的目的。
以前我就以为刑罚就是为了报复那些犯罪的人,让他们不好过。
但贝卡利亚告诉我,刑罚可不只是报复,更多的是预防犯罪。
这就好比我们在村口设置一个警告牌,告诉大家不要去偷果园里的果子,不然会有惩罚。
这个警告牌存在的意义不只是为了惩罚那些偷果子的人,更是为了让大家都不敢去偷,起到预防的作用。
这一点让我觉得特别有道理,毕竟要是只想着报复,那这个社会可能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永远都在互相伤害。
不过呢,看他的书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贝氏契约观下自由权利之思考读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有感
将任何赞誉之词冠于这位伟大的学者身上也不为过。
在那个闪耀着无数思想火花的年代,时仅26岁的贝卡利亚,以《论犯罪与刑罚》这本薄薄的小册奠定了现代刑法学的思想基础。
书中所彰显的思辨及前瞻性,即使200多年以后的人们重新拜阅,依旧不得不为之深深折服。
当然,对任何经典的评析都不应脱离时代的背景与局限,《论犯罪与刑罚》一书在论证其功利与人道主义的刑罚理念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思想的空白,这些未能给出明晰解释与界定的空间,也给了我们进一步思考的余地。
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的第2章便对订立社会契约之自由作出了分析。
他认为,“没有一个人会为了公共利益而将自己的那份自由毫无代价地捐赠出来,这只是浪漫的空想。
只要可能,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希望约束别人的公约,不要约束我们自己,都希望成为世界上一切组合的中心。
”所以,为了改变战争状态下毫无保障的自由权利,当人们组成国家之时,“都希望交给公共保存的那份自由尽量少些,只要足以让别人保护自己就行了。
这一份份最少量自由的结晶形成惩罚权。
”
当论及死刑问题时,他进一步分析道,既然“君权和法律,他们仅仅是一份少量私人自由的总和,它们代表的是作为个人利益结合体的普遍意志”,那么“每个人在对自由作出最小牺牲时,怎么会把关于一切财富之首的生命也搭进去呢?”这可以视为关于“最少量自由”的具体释例。
一直到这里,似乎其契约论下的自由观在逻辑上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却产生了明显的矛盾。
在“关于死刑”一章中,贝卡利亚第一次站在理论的高度对于死刑存在的合法与合理性提出了质疑。
但是,在提出质疑的同时,他也依然承认在两种情况下,处死一个公民可以被看作是必要。
第一种情形是,“某人在被剥夺自由之后仍然有某种联系和某种力量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安全;或者他的存在可能会在既定的政府体制中引起危险的动乱。
再者,当一个国家正在恢复自由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的自由已经消失或者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时候,这时混乱取代了法律,因而处死某些公民就变得必要了。
”第二种情形是,“除非处死他是预防他人犯罪的根本的和唯一的防范手段。
”
关于第二种情形,显然是贝卡利亚的一条“兜底条款”。
因为在之后的论述中,他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论证了“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法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
”贝卡利亚以此说明,在通常情况下,死刑并非预防犯罪的必要手段且本身存在了大量的弊端,故而死刑成为“根本的和唯一的防范手段”之情形很难存在。
但是关于第一种情形,贝卡利亚却并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解释。
如果说第一种情形中,“当一个国家的自由已经消失或者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时候”,“混乱取代了法律”,此时社会契约已然崩溃,我们无从在法律的层面上去讨论死刑的问题的话,那么在国家秩序依旧有效运行时,为何“影响这个国家的安全”、“在既定的政府体制中引起危险的动乱”足以构成处以死刑的必要理由呢?这是一个论证的空白。
而这个空白却隐含着一条悖论。
依照贝卡利亚的理论,主权者的权力,或者说刑罚权,是基于民众自由权利的让渡,故权力之行使必须在人们让渡于公共之自由的限度之内,“一切额外的东西都是擅权,而不是公正,是杜撰而不是权利。
”但基于最简单的人性的考量,每个人在作出最小的牺牲时,不可能将最重要的生命之自由让渡出去。
若然人们决不可能舍弃生命之自由,那么主权者又有什么权利因政治上的危机(甚至可能仅仅是主权者自身的危机)基于集合了民众让渡之自由的刑罚权去剥夺一个人的生命?
而这一悖论的核心即在于,如何去理解民众所让渡的这一部份“自由”。
可以发现,在贝卡利亚之前的论述中,只是论证了民众自由权利的让渡是部分的让与而非全部权利的让与,或者,我们另外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社会契约的订是基于人类普遍情感之基础。
不过,这毕竟还是没有对让渡之自由的内涵列出较为明确的解释。
如果仅仅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虽然这似乎就是贝卡利亚衡量自由让渡的标准——这份“尽量少的自由”的范畴显然是不规则的。
不仅没有人会愿意接受生命刑,事实上,不会有人天然愿意去接受刑罚。
人不仅不会出让自己的生命权,甚至也不会愿意出让自己的身体权和财产权。
如果基于社会的契约,不得不有所牺牲,那么依照贝卡利亚的逻辑,民众也只会选择让渡部分的、尽量少的权利而非全部。
若然如此,在极端的推论下,则自由刑和财产刑的存在也将受到质疑。
康德认为,贝卡利亚在这里混同了立法和司法的概念,他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指出:“一个人,作为共同立法者之一,制定了刑法,他不一定就是根据这项法律而受到惩罚的同一个人(作为臣民)。
因为作为犯人,他不可能被认为在立法机关中有他的一票,立法者在理性上被看作是公正的和高尚的。
”“换言之,这并不是由于人民单个个别地去判决
的,而是由公共的正义法庭(犯人除外)来判处极刑。
这不能认为,社会契约包含了每一个人的同意:允许他们自己将要受到惩罚,同意这样处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生命。
如果惩罚的权利必须基于犯错误的人的允诺,那么,他就要被认为是愿意受到惩罚,而且还有必要让他们认识到他自己应该受到惩罚。
这样,这个犯人便成为他自己的法官。
”
但是,在贝卡利亚的设计中,民众集中之意志,是为立法者和君主都不能超越的权限,所以,应当认为民众的意志,是高于立法的先验存在而非对于立法本身的参与。
所以不能简单理解为“自己作为自己的法官”。
故笔者认为,在契约论中,贝卡利亚确实存在一个混同,不过应当是物的让渡和权利让渡的混同。
在订立社会契约而转让的权利的过程中,这里权利的转让并不等同于现实中物的转让。
在现实的契约中,物的转让是所有权的让予,即让予方失去而受让方获得对于物的处分权益。
但在社会契约中,当民众将自己的权利让渡于公共意志之下时,与物的转让显然不同。
所谓财产权利的让渡绝对不是说民众失去了财产,而主权者取得财产的所有权,而是说民众对于自有财产的占有状态将通过外在的力量,即社会契约下的公共意志(虽然这个意志往往为主权者所掌控)予以认可而非民众以自身的力量进行确认。
如此,才使得原始状态下各人相互侵扎的不受限制的自由得以分明,从而最大限度的保障每个人的权利,以实现人类社会的稳定。
同样的,所谓生命权利的让渡,也绝非是说民众失去了对于生命的自主,而将自己的生命变为一个公共的产品,而是说,个人欲加入一个社会契约的集团,绝非以个人的自我认同即构成契约的订立,而需以自己完整的人身为要件,得该集团的认可与接纳,方获承认成为该集团下的一员。
故而笔者认为,在社会契约下,尽量少的自由的让渡,即在于民众在最大限度保留自己既有权利的同时,而仅将对于权利事实的确认权交付于公共的意志,并承认主权者之行使。
而惩罚权之本意即在于预防可能出现的对权利关系的破坏或将被破坏的权利予以重新的确认和分配。
而回到贝卡利亚所称的“把处死一个公民看作是必要的”第一条理由,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剥夺人的生命,即在于那些“影响这个国家安全”或者“在既定的政府体制中引起危险的动乱”的人们,已然漠视自己所处的社会契约集团对于自己人身的承认,或者说已然被排除于特定的社会契约关系之外了。
当然,在具体确认之权利的标准与界定上,无疑是为权力者而非民众的意志所操纵。
或许我们可以借用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精彩表述作为小结:“我们承认,每个人由于社会公约而转让出去的自己的一切权力、财富、自由仅仅是全部之中其用途对于集体有重要关系的那部分;但是也必须承认,唯有主权者才是这种重要性的裁判者。
”
不过,我们应当认识到,社会契约是一个假定的前提,事实上,以国家的起源而言,不可能也无法存在契约的建构。
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国家的起源是“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时,“为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的产物,则显然在这一情况下,拥有制定社会规则之权力的,只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统治者,民众对于社会契约的集体参与只能是空中的楼阁。
故社会契约在实质上,是启蒙时期的学者用以批判封建的思想武器,用以构建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
笔者以为,贝卡利亚的伟大,更在于他为现代刑法的发展,总结出了“一条颇为有益的普遍公理”,即“为了不使刑罚成为某人或某些人对其他公民施加的暴行,从本质上来说,刑罚应该是公开的、及时的、必需的,在既定条件下尽量轻微的、同犯罪相对成的并由法律规定的。
”这一公理即成为今日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刑罚人道三大原则之雏形。
而关于贝卡利亚契约观的解读,只是在阅读的过程中,就一些问题的简单思考,以冀图能够更为深入地理解贝氏的思想。
在那本薄薄的小册中,确有着许多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讨论的话题,而这或许便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吧。
(作者:周若蒙1)郭
1周若蒙:上海海耀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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