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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的发展历程
村民自治是一种具有自我管理和控制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这种形式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时。
当时，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农村地区的治理出现了很多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当时的中国政府开始推行村民自治制度，赋予村民一定的权利和职责，使他们能够主动参与村庄的治理和发展。
在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过程中，中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促进其发展。
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村级组织和村委会，赋予其一定的权力和职责，使其能够有效地管理和控制村庄。
此外，政府还加大了对农村地区的投资和扶持力度，帮助村民自主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民自治制度在中国的农村地区越来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认可。
现在，大多数中国的农村地区都建立了村级组织和村委会，村民自治的理念也逐渐深入人心。
在这个过程中，村民自治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体系和治理模式。
总的来说，村民自治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为其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同时，村民自治的实践也不断推进了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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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传统国家乡村治理是指在古代国家制度下，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管理和治理的方式和机制。
自古以来，乡村是国家的基础和根基，乡村治理一直是国家政权的重要职能之一。
在中国古代，乡村治理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运作逻辑。
本文将从历史脉络和运作逻辑两个方面探讨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特点和演变过程。
一、历史脉络1. 封建社会时期的乡村治理在封建社会时期，乡村治理是由地方官员和地方豪绅进行的。
地方官员由朝廷派驻，具有行政和司法职能，负责统治和管理当地的乡村社会。
地方豪绅是乡村社会中的权力和资源支配者，他们通过封建制度和家族关系控制着乡村社会的生产和生活。
地方官员与地方豪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了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
2. 农民起义和土地改革运动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农民起义和土地改革运动对乡村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农民起义是农民群体为了反抗封建地主压迫和剥削而进行的武装抗争活动，它破坏了原有的乡村治理秩序，动摇了封建制度的基础。
土地改革运动是国家对封建土地制度进行改革的政治运动，它削弱了地方豪绅的地位和势力，使乡村治理出现了新的变革和调整。
3. 社会主义时期的乡村治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和乡村治理的特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乡村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乡村人民公社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公有制和集体化管理改变了乡村治理的方式和机制。
国家对农村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提供了保障和帮助，全面提高了乡村的生产能力和社会福利水平。
二、运作逻辑1. 权力控制和资源调配乡村治理的运作逻辑是基于权力控制和资源调配的。
在传统国家乡村治理中，地方官员和地方豪绅是乡村社会的主要权力和资源控制者，他们通过土地和人口的控制，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统治和管理。
地方官员和地方豪绅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手段，实现了权力的延续和资源的调配。
2. 社会秩序和权力平衡乡村治理的运作逻辑在于维护社会秩序和权力平衡。
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国家乡村治理是指国家在农村地区进行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的一系列活动，其历史脉络和运作逻辑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变化。
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演变和运作逻辑。
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可以追溯到古代，尤其是在农耕社会的时期。
古代的国家乡村治理通常以倡导农业生产为主要目标，通过税收和征收农业劳动力来维护和发展国家的农业经济。
政府和地方官员负责管理土地分配、税收和农田水利等事务，以确保农村地区的生产稳定和社会秩序的维护。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国家乡村治理的运作逻辑以农税和地方自治为核心。
政府通过制定税收政策和法律规定来征收和管理农业税，以维持国家的财政和经济需求。
政府也鼓励地方社团和行政组织来参与乡村管理和社会治理，以确保地方自治和社会稳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模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工商业的兴起使得国家乡村治理的范围更加广泛。
政府开始重视农村发展和农民权益保护，制定相关政策和法律以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政府也加强对农村地区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服务，提供基本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以满足农民的生活需求和社会保障。
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运作逻辑主要包括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和公众参与。
政府主导是指政府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制定政策和法律规定，监督和管理乡村事务，维护农村地区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繁荣。
部门协作是指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各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和任务，开展相关的乡村治理工作，协调解决乡村地区的问题和冲突。
公众参与是指社会各界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发表意见和建议，参与决策和管理，推动乡村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和运作逻辑与社会历史和政治制度的发展息息相关。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乡村治理的重点和方式有所不同，但其目标始终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乡村发展。
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和进步，国家乡村治理也将继续发展和创新，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和要求。
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传统国家乡村治理是指在历史上，国家对农村地区进行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管理与治理的一种制度和机制。
在中国古代，乡村治理始终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政治运作的重要逻辑之一，并且具有悠久的历史脉络。
本文将从历史演变和运作逻辑两个方面，对传统国家乡村治理进行探讨。
一、历史脉络1. 封建时期的乡村治理在中国古代的封建时期，乡村治理是以封建土地制和封建官僚制为基础的。
国家将乡村划分为不同的行政区域，由地方官员进行管理。
这些官员在乡村中扮演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的角色，负责征收税收、组织劳役、处理纠纷等。
乡村中还存在着地主和豪绅等地方势力，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和干预乡村治理，使得乡村治理成为政治斗争和社会秩序维护的重要场所。
2. 农民起义与乡村治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乡村治理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重要对象和目标。
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封建乡村治理的不足和不公，使得农民在生活和生产中受到了压迫和剥削。
在历史上，一些农民起义领袖如张角、黄巢等都曾试图改善乡村治理，并对封建乡村治理进行了颠覆和改革。
3. 乡村治理的变革与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中国古代乡村治理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发展。
尤其是在明清时期，乡村治理的机构和制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规范和完善，为后来的乡村治理奠定了基础。
一些社会学者和政治家也开始对乡村治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一些改革和完善的建议。
二、运作逻辑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村社自治、地方官僚管理和封建宗法制度。
村社自治是指村民自行组织和管理村社事务，由村长和村民代表参与村务决策和管理，这是封建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
地方官僚管理是指国家对乡村进行行政管理与监督，通过派遣官员和设立巡查机构等方式对乡村进行管理。
封建宗法制度是指以宗族关系和世袭制度为基础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组织形式，影响了乡村治理的运作逻辑。
传统乡村治理与国家统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
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
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
在封建时代，乡村的治理主要是由官府负责的，官府设立了一套完善的行政机构，包括县、乡、村等组织，负责管理乡村的各项事务。
官府还会委派乡绅来管理乡村事务，他们是地方的有力人物，负责协调村民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秩序。
村民也在村落中组织自己的自治组织，通过村规民约来管理村内事务，这些乡村治理机构相互配合，共同维护乡村秩序。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传统国家的乡村治理体系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在20世纪初，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乡村治理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加强了乡村基层自治组织的建设，推动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还建立了农村基层组织和村级合作社，加强了农村的发展和管理，提高了农村的自治能力。
现代乡村治理的运作逻辑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主要依靠政府部门、村委会、村民代表会和村民自治组织等多方面的合作。
政府部门负责制定农村政策，加强对乡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指导和监督。
村委会则负责协调乡村内部事务，维护农村社会秩序。
村民代表会和村民自治组织通过选举产生的村民代表，参与农村事务的决策制定，共同管理村内事务。
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和传统乡村治理体系相比，主要是在乡村自治组织的发展和政府监管机制的完善方面有了新的变化。
在乡村治理的运作逻辑方面，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更加注重村民的参与和民主决策，通过村民代表会和村民自治组织的方式，让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的管理，提高了乡村的自治能力，增强了农村社会管理的效力。
中国村民自治的制度起源、发展及内在逻辑【摘要】本文从村民自治的历史切入，探询其根植于历史之中的路径依赖与内在逻辑。
人民公社体制的根本失败是村民自治的实践起点，但实践往往并不必然带有原理性和体系性，这最终导致了村民自治的“组织法”特征。
在“组织法”时代，村民自治遵循“为了国家”的民主试验目的和为了稳定的“消极目的观”。
“组织法”的逻辑最终将村民自治引向了一种以间接民主为原则的“代议民主论”，使得村民自治包含的共和民主逻辑与直接民主原则日益边缘化。
【英文摘要】This paper wants to inquire the path dependence and internal logic ofthe Chinese villager autonomy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failure of the People’s Community constituted the practical jumping-off point of the Chinese villager autonomy. However, the practice was not necessary to be equipped with strict doctrine and system, which led to the characteristic of “organization law” for the Chinese villager autonomy. Inthe times of “organization law”, the Chinese villager autonomy kept to the purpose of state democratic experiment and the “passive purpose” pointing to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This logic ultimately leads the Chinese villager autonomy to the status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based upon the principle of indirect democracy, and keeps away from the logicof republican democracy and the principle of direct democracy embodied in the system ofthe Chinese villager autonomy.【关键词】村民自治；制度起源；人民公社；组织法；代议民主【英文关键词】Villager Autonomy, Institutional Origin, People’s Community, Organization Law,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正文】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指一种制度框架的创新和被打破的过程。
六十年中国乡村治理逻辑的嬗变刘涛乡村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建国六十年来，乡村治理一直服从于现代国家建设的需要，无论是国家工业化还是城市化都在不断提取农村资源，正是源于农村的这种“无私”，使得中国的整个现代性体系得以建构成功。
乡村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建国六十年来，乡村治理一直服从于现代国家建设的需要，无论是国家工业化还是城市化都在不断提取农村资源，正是源于农村的这种“无私”，使得中国的整个现代性体系得以建构成功。
当时农村的这种牺牲，也使城乡二元结构得以形成，由此造成的农村落后、城乡差异的现实成为制约中国整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家实行了积极的农村发展计划，甚至取消了“皇粮国税”，以推进农村的发展，乡村治理的逻辑发生了转变。
这一方面说明乡村与整个国家治理的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国家的战略目标发生转移，实现农村社会的转型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环节。
一、乡村治理中“政社合一”的国家主导模式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权力体系，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占据了大部分社会领域。
[1]随着合作化、集体化运动，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在制度上进一步巩固了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整合与控制。
这一时期村庄的组织基本上是由国家“嵌入”的，农民直接处于国家政权的严密控制之中，这种控制表现出较强的政治“全能主义”倾向，这一政治全能主义使得乡村的社会生活军事化、经济生活行政化、精神生活一统化，国家的政权建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可以说，人民公社制度完成了政治的一体化，将中国乡村社会的广大民众纳入到无所不包的政治体系之中，国家增强了对农民的动员和控制能力。
有些研究者认为，国家对乡村的强力控制造成了干群分化与权力过度集中。
公社组织是按照工业组织的科层制和国家组织的统一性加以治理的，在自上而下的科层制和全国高度统一的领导体制下，农民的自主性和乡村发展的多样化受到抑制 [2]。
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乡村治理是指国家对农村地区的管理和治理工作。
在传统社会中，乡村治理往往由地方乡村领导和村民自治机构共同参与，形成一种共治的模式。
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和运作逻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
在封建社会中，国家通过设立乡村行政单位或乡村官府来统治和管理农村地区。
这些官府负责乡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如土地分配、税收征收、剿匪防守等。
乡村领导由官府的官员担任，他们依靠权力和法律来行使管理的职责。
在乡村治理中，村民自治机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村民自治机构是指由村民自愿组成的一种自治机构，代表村民的利益，管理和处理村民事务。
在村民自治机构中，通常由村民自行选举产生一批代表村民利益的村民委员会成员，他们负责管理村级事务，并制定乡规民约等村级规章制度。
这种村民自治机构在乡村治理中起到了连接国家与村民的桥梁作用。
在传统国家乡村治理中，乡村领导和村民自治机构之间经常形成一种共治的关系。
乡村领导通过官方权力来管理和管理农村地区，而村民自治机构则通过村民自愿参与的形式，对村级事务进行管理和决策。
两者之间的合作和共同努力，为乡村实现安定和发展提供了有力基础。
乡村领导可以通过官方权力进行决策和监管，而村民自治机构则可以通过民主选举和村民参与来实现村民意愿的传达。
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运作逻辑主要是通过权力与民主的结合来实现的。
乡村领导通过权力来推动政策和规划的实施，确保农村地区的秩序和稳定。
村民自治机构则通过民主选举和村民参与来实现对乡村事务的管理和监督。
这种权力与民主的结合，既能够保证国家的决策和政策得以有效执行，又能够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和利益。
村民自治的发展历程村民自治是指村民在村民委员会的组织下，自主地管理和决策村庄事务的过程。
在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新型的农村治理模式，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了促进农村发展的重要手段。
1. 村民自治的起源村民自治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在中国古代，由于中央政府的官僚体制无法完全覆盖到每一个村庄，因此村民必须自行组织，维护村庄的生产和社会秩序。
这种村民自治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2. 村民自治的发展村民自治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始大力推行农村集体化运动，村庄的管理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社会的多元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村民自治重新得到了重视。
3. 村民自治的实践村民自治在中国的农村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随着村庄发展的需要，各地开始成立村民委员会，探索村民自治的新途径。
村民自治，不仅是农村民主建设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加强基层管理、推进社会和谐的有效手段。
4. 村民自治的意义村民自治的实践证明，这种新型的农村治理模式，具有很大的意义。
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村庄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提高村庄的治理能力。
另一方面，它还可以促进村庄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带动农村的现代化进程。
5. 村民自治的展望在未来的发展中，村民自治还有巨大的潜力。
政府应该支持和鼓励村民自治的实践，为村庄的建设提供更加有效的支持和帮助。
同时，村民自治本身也需要继续探索和完善，以适应农村发展的不断变化和挑战。
村民自治演进的历史逻辑今年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二十周年，此前它的发端孕育已近十年，此后结束试行、正式实施又十年了。
在这三十年中，尽管农村的政治发展风雨多多、歧路多多，但依稀仍可以辨认出那条路径——村民自治，农村社会始终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艰难地却是坚定地一步一步向前走着。
从它演进的轨迹中，能看到某些阶段特征和由此构成的历史的逻辑关系，这对把握其内在规律可能是有益的。
一、‚闹事‛——村民自治意识的觉醒如果把第一个村委会的产生当成村民自治的发端，那么，它始于广西省宜州市合寨、果地、果作等村。
1978年改革开放的前夜农村已经自发的‚分田到户‛了，原来包揽农村公共事务的集体经济组织‚生产大队‛管委会和党支部不适应这种新的格局，一度管理废弛，村民滥砍滥伐和偷盗赌博现象成风。
主要为了维护农村治安，在一些老党员、老干部的倡导之下，村民自发选举出并命名了一个‚村民委员会‛组织，管理自己的事情。
村民的做法得到了上边的认可和推广。
后来，八二《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八七年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又对此做了比较具体的制度安排。
宣布农村实行村民自治的宪法文本颁布之后，很快‚大队管委会‛统统变成了‚村民委员会‛，‚大队干部‛纷纷变成了‚村干部‛。
而‚村民自治‛的真正到来却还很遥远。
首先，农村干部对‚村民自治‛有一个不认识到逐步认识的过程。
过去村干部习惯地认为‚村班子‛是一级政权组织，所以开始相当多的人对自己被排除在政权体制外，沦为‚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颇感失落。
而乡镇以及县级以上地方党政干部，也习惯于把村级组织作为自己领导的下属单位，对实行‚村民自治‛大多缺乏心理准备，尤其对《村组法》关于政府仅仅是‚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而不是领导；村民委员会不是服从领导，而仅仅是‚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等规定大为不解，认为这样会导致农村的无政府状态，影响自己的组织动员能力。
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地方党政组织并没有把‚村民自治‛当成一回事，在实际工作中对农村依旧是‚领导‛而不是‚指导‛关系。
而村级组织对各级党政组织，依旧‚下级服从上级‛。
与各级干部的主观认知状况相比，体制衔接和政策环境因素对农村治理模式的影响更大、更具不可选择性。
由于我国人力、土地、矿藏等资源大多在农村，所以无论国家还是地方政府，所做出的政治、经济、社会等任何规划安排，大多要依靠或通过农村来实现。
而这些安排当时很多与农民意愿是有冲突的，比如粮食征购、计划生育、税收提留、征占土地等，一时很难得到农民群众的赞同或认可。
在这种情况下，要‚贯彻落实‛上边的任务目标，仅靠乡镇的‚指导‛和‚村民自治‛显然力不从心，只能把压力型体制下的工作模式延伸、贯穿到农村，把政府对农村的‚指导‛矫正为强有力的‚领导‛关系。
这并不需要正式改变‚村民自治‛原则，现成的政策、法律预先设定了如此这般的空间：《村组法》第三条就有关于农村党支部‚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更进一步明确，农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
并对党支部的职责和权力做了宽泛而具体的描述，而‚下级服从上级‛就是党的组织原则之一。
通过这样的过渡，村委会就被吸纳到党支部的‚一元化‛领导之中，自上而下的统一领导就穿越了‚村民自治‛的体制壁垒，许多地方正是这样做的。
虽然地方党政组织和官员们仍然钟情于‚一元化‛领导模式，人们在感情和习惯上也愿意接受党的领导，问题在于农村的生产方式及由此决定的社会意识却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可能村民创造‚村委会‛这一组织形式时并没有系统的自治意识，而当‚大包干‛作为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确立之后，经济上的自主、自立逐步唤醒了他们的主体意识，他们不仅要自主经营、自谋生存，而且还要在与此相关的各个方面当家做主，因为这一切都是他们生计的一部分。
传统的‚党支部一班人‛‚说了算，定了干‛的‚为民做主‛的领导体制、领导方法，显然与这一切不是完全匹配甚至是相冲突的。
这样的冲突由少到多、由小到大，一些地方甚至频频演生集体上访以及各种各样的群体事件，以致于因农民‚闹事‛形成的农村不稳定成了赫赫有名的‚三农‛问题之一。
被冠以‚闹事‛之名的农民事件，显然是不值得赞赏的。
但透过这些非理性的、不同个性的、体制之外的举动，却可以理性地看到共性的和体制内的问题：自主、自立的农民不再心甘情愿、别无选择地接受领导了，他们自信自己有条件也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事务，而传统的领导方法并没有给他们留足这样的空间。
‚闹事‛的方式尽管不值得赞赏，但它所表明的追求却是无可挑剔的。
这应该看作是村民自治意识的真正觉醒。
二、‚海选‛——村民自治质的突破分析农民‚闹事‛的演变过程，开始还是零星的、就事论事的‚有事说事‛，对直接伤害他们利益的个别事情、个别村干部提意见、搞对抗。
后来则越来越带有普遍性和系统性，变成对以村党支部书记为代表的村班子及其所实行的‚一元化‛领导模式的失望、厌烦和抵触，变成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没事找事‛。
其实农民‚闹事‛并不是自觉的针对体制、针对党的领导，他们只是经过就事论事的反复抗争之后，逐步发现事的根源在于人，只有选自己的人当家，才可能有更大的改变，使自己的利益更大化。
这确实是一个要害环节。
历来被称为‚村干部‛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名义上党员选举实际上多是由乡镇党委任命的党支部成员，一部分是名义上村民选举实际上由党支部物色的村委会成员。
这样选用干部，更多是为了对上级负责，完成上级党委政府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对这样的村干部村民不满意是可想而知的。
他们无力改变前者，于是便争取直接民主选举村委会，而不是经由党支部提名后走过场似的选举，试图通过此举把事实上被党支部收编了的村民委员会，真正变成他们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和代理人，进一步使自己真正成为村民自治的主体，成为村庄的主人。
面对农民愈演愈烈的抗争，基层干部不只是无奈的应付。
他们逐步认识到，‚大包干‛之后，土地等生产资料分到农民手中，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管理、控制手段就不再那么名正言顺、一抓就灵了。
实践中他们对村民自治有了重新审视，从扩大民主、寻求合法性上有了新的认识和探索。
应该指出，这期间农村的政策环境有了很大改善，自上而下与农民利益相冲突的任务压力逐渐减少，中央利农、惠农政策越来越多，‚三农‛问题越来越受到各级和各方面的关怀，这在客观上为村民自治的扎实推进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农村治理实践的成果很快在国家立法上得到了体现，1998年正式颁布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原法（试行）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出‛基础上，又特别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第十一条），并且进一步强调‚选举村民委员会，由本村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
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名额‛（第十四条）。
这样严密的规定，在制度设计上堵塞了违背民意、虚假选举的任何可能性。
几乎同时，吉林省梨树县就拿出了现成而鲜活的经验——‚海选‛，这个做法迅速得到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广。
从此，村民自治位居四项民主权利（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之首的‚民主选举‛很快普遍得到落实。
嗣后，民选的‚村委会‛不再仅是一个名分，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得到正视和尊重。
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大进步，村民自治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但是，毕竟我们的农村有着太多的历史积淀，它既蕴涵着强大的潜力和能量，同时也沉重拖累着自己前进的步伐。
人们在欢呼农村‚民主选举‛时代到来的同时，很快发现新的矛盾早已经等在那里了——‚两委‛冲突，一些地方‚支‛（党支部）‚村‛（村委会）‚两委‛各执一辞，前者说自己是‚核心‛，后者说自己有‚民心‛，具体的摩擦在用工、掌印、签字等人、财、事权上无处不有。
认真分析起来，这些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表面上看是村委会与党支部两个权力主体之间的权力之争，实际上是迁延多年的‚党群‛、‚干群‛矛盾的继续；进一步看，虽说‚两委‛矛盾反映的是‚党群‛、‚干群‛、‚核心‛‚民心‛之争，但究其根本还是村民要求自己当家作主的老问题，农民并不天然地有亲疏、远近之分，他们只是从自己的利益上判断是非。
事实正是如此，被寄予厚望的民主选举之后，村民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相反却产生了更多的抱怨：‚你选你的人，我掌我的权‛、‚‘两委’争权，事没人管‛、‚民选的官不为民做主‛、‚村民自治成了‘村委会自治’‛，这不得不让人感叹：习惯势力竟然如此之强大，以至于靠剖腹产式的‚海选‛都无法接生他们期盼的真正的村民自治。
民主选举竟然如此之羸弱，单靠它根本无力承担起村民当家做主的愿望。
于是，人们的目光不再仅仅关注权力本身，而是开始把目光投向权力的具体运作。
从此，关于农村治理的‚变法‛的探索开始了。
三、‚变法‛——村民自治从此走向成熟在各地的变法探索中，有三种方法至少可以留下印记：一是山西省河曲等地的‚两票制‛。
基本做法是，选举党支部书记和支部成员时，先由全体有选举权的村民对村内党员投信任票，获得50%以上信任票的党员才有资格被确定为支部成员的候选人；然后召开村党员大会，由党员对候选人投选举票，选举产生党支部。
有人形象地列成一个公式：群众1票+党员1票=村支书。
二是山东、广东等地的‚一肩挑‛，就是村支书、村主任由一人兼任，同时实行其他两委成员交叉任职。
三是河北武安市的‚一制三化‛，所谓‚一制三化‛即：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支部工作规范化、村民自治法制化、民主监督程序化。
当地领导将其概括为‚六会议事‛、‚财务三审‛、‚公章双签‛、‚四制监督‛。
‚六会议事‛是指支委会、村委会、两委联席会、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村民会议，按照职责权限划分议决村中事务。
在这六会中最重要的是两委联席会，它首先由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碰头确定议题，随后由书记召集两委联席会议集体研究形成决议并表决通过后由村委会加以实施。
‚财务三审‛是指村财务开支票据、凭证经村委会主任审查、村民理财小组审核和党支部书记审批方可入帐。
‚公章双签‛是指村委会公章要经过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分别签批同意后方可使用。
‚四制监督‛是指村务公开制度、民主议政日制度、民主评议村干部制度、会计委托代理制度等。
三种方法共同的特点是试图通过一定方式，使党支部在村民自治活动中获取合法地位，重新强化党支部领导权威，并籍此约束村委会、消解村委会的对立以平息‚两委‛矛盾。
所不同的是前两者比较重视取得权力的运做，而后者更加重视实施权力的运做过程。
三种方法在强化党支部领导的过程中，显然较以前都增加了民主政治的元素，但同时也对村民自治这一重要原则有所规避。
这样的政治技巧，虽然可以一时平息矛盾，但由于没有厘清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关系，建立有效的机制，以铲除矛盾的根源，所以，问题最终可能还是绕不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