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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日本现代化进程的对比内容提要：现代化是指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一种向以西欧及北美地区等地国家许多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价值为目标，寻求新的出路的过程。
一般而言，近代化包括了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思想领域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等。
在这个层面上来对比一下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中国、日本、现代化、对比正文：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鸦片战争被打开国门后缓慢地开始的。
这个进程是由“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的萌发拉开帷幕的。
在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者的船坚炮利使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了。
他们开始抛弃虚骄自大的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索新知，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
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期间，设立译馆，翻译夷书，使广东“海外图说毕集”。
他组织编译的《各国图例》和《四洲志》直接为抗英斗争服务，受到人们的重视。
林则徐还积极仿制西方战船，提出建设一支新式海军的主张。
魏源也是新思想的倡导者，他根据《四洲志》等资料，编写出《海国图志》一书，书中阐述了作者“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林、魏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启迪着人们挣脱闭关锁国的牢笼，面对现实，放眼寰球，去重新认识世界，探索救国之路。
在新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之后一系列的探索近代化的活动。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从18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
前期，洋务运动以“自强”为旗号，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包括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等。
后期，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方面的困难，以“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业，包括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
另外，洋务派从70年代中期开始筹划海防，到80年代中期，初步建成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旅顺口、威海卫两个海军基地以及海军衙门。
同时，洋务派还先后创办了30多所新式学校，培养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又选送了几批留学生、进修生出国深造。
从鸦片战争后中﹑日两国历史对比看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原因
鸦片战争是中国的一次比较重要的失败，也标志着中国日益落后的历史态势。
1840年
4月，清政府正式认可日本的广岛条约，这标志着中国与日本的对立和影响开始出现。
在中日两国之间，从历史上看，日本以超前的发展步伐进入近代，而中国却在近代落后。
首先，从外来压力来看，从十九世纪初，西方列强开始大规模入侵日本，强制其开放，洋务运动肇端于此。
在西方国家的强制压力下，日本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对外运输，
发展机械化工业，进行军事改革，实施国际系统改革，促进宪政改革，等等，以此改革突
破落后，远超过了十八世纪末自发的鸦片战争时期。
而从中国来看，清朝实行封建盛衰政策，一直保持落后，一切改革运动都受到少数贵
族和官僚封建思想的约束，各种改革不如日本的改革成功。
英法联军侵略期间，更是受到
重创，令改革受阻，加剧落后的趋势。
另外，在精神文明上，日本从德加泽主义改革中受到深远影响，追求进步，以西方发
展模式为导向；中国社会官僚和封建模式dot得太深，西方进步思想得不到真正的发展，
思想落后，以至落后。
由此可见，日本与中国的历史差异致使其发展水平的巨大距离。
外来压力，及当时的
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等都是影响落后的重要因素。
只有早日突破这些障碍，才能推进中国
的现代化进程，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在我国的中外历史比较研究中，投入力量最多，取得成果最丰硕的，当推近代中日比较研究。
在全面介绍相关研究成果之前，有必要先简要回顾一下此项研究的历程。
早在1861年，冯桂芬就将当时中日走向世界的被动性与主动性作了比较，感叹日本“蕞尔小国，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光绪十年豫章刻本，页43。
）。
郭嵩焘担任驻外公使期间，注意到“日本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且学习的是西方的立法和财政等“创制”，抓住了“立国之本”，而中国只知西洋船坚炮利，这使他产生了“寝室积薪”之忧。
（注：郭嵩焘：《伦敦致李伯相》，《养知书屋文集》卷11，光绪十八年刻本，页4；《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909页。
）经历了洋务新政而又对明治维新有所了解的王韬、薛福成、郑观应、李鸿章等人，也在诸多方面对中日两国进行了比较。
甲午战争后，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通过中日比较，认识到明治维新优于洋务新政，决心仿效日本实行变法。
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也将其斗争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拟，宣称“中国民党者，即五十年前日本维新之志士也”，反清革命则犹如日本之倒幕运动。
（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2页；吕万和：《明治维新与中华民族的觉醒》，《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20世纪初，大批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切身体会到了中日两国在各个方面的差距，他们创办报刊，著书立说，把中日比较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其中以戴季陶于1928年发表的《日本论》（注：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
）和郭沫若于1935年发表的《中日文化的交流》（注：《沫若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6-72页。
研究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演变和趋势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演变和趋势是一个充满着曲折和复杂的话题。
自19世纪中叶以來，中日两个国家的关系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交错形成了中日关系近代化的历史轨迹。
一、起始点：清朝与明治维新19世纪中叶，清朝政府在面对西方诸多压力，以及洋务运动的推动下，开始了自己的政治变革。
此时的日本，国内也在进行着明治维新运动，旨在赶超西方国家，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这两个国家的发展轨迹其实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但不同的是，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中日两国的触角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当时世界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是三流不如二流、二流不如一流，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相对的，日本则是被西方国家看好的对象，美国的著名黑船事件，就表明了这一点。
清朝政府在与西方国家的交流中屡遭挫败，日本则吸收了许多先进文化和技术，有了能源供应的基础，日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快速发展起来。
20世纪初，中日两国的关系开始加深，清政府在“慈禧太后谕旨”下，指定李鸿章正式出使日本，意在改善中日两国间互动的程度，并寻求赢得日本的信任和支持。
这次的出使交流，实际上是近现代史上第一次中日两国之间的官方接触。
二、战乱与和解在近代化的进程中，中日两国经历了许多次的战争和和解。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甲午海战和中日战争。
甲午海战时，清朝政府的干预和无能导致了其战败。
而中日战争时，主要是西北边疆问题和海关税制折磨了中日两方关系。
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战争历史，反映了两国之间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上的差异和冲突，也表明了两国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战争中，中日两国间也出现了和平倡议。
甚至在战争前夕，当时与日本关系密切的陈独秀等人，提出了一次调停条约，但最终没有实现。
即使在战争进程中，也出现过康有为提出的“华日间停战协定”，但总体来说，战争成为了法器，而彼此间相互扯平了。
三、下一步的发展从上述的论述可以看出，近代中日关系的较量是错综复杂、历尽波折、曲折反复的。
中日两国近代现代化比较及启示作者：杨阳来源：《新西部下半月》2013年第10期【摘要】日本传统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底蕴和中国有着很大的相关性，然而日本与中国近代、现代化发展速度却有很大的差异。
本文对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即从对待外来文化的社会心理，中日两国传统文化的异同，中日两国应对外来文化的冲击等三方面做了对比分析。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意义的启示：应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注意人才的综合素质培养；科学地辩证地对待外来文化，对外来文化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深入研究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
【关键词】中国；日本；现代化；比较近代以来，中日两个国家都在同一时间段内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犯。
基于此，也几乎同时迈上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两个国家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情形：日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成功发展成为独立的工业国，摆脱了成为殖民地的命运；而中国由于未能采取颇为有效的措施，自以为是地闭关锁国，渐渐走上了半殖民地化的道路。
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的两个国家，为何在面对西方时却走出了不同的近代化之路？基于此，从文化视角来研究和探讨中日两个国家近代化的差异，或许能够给当下的中国提供些许的思考和借鉴。
一、对待外来文化的社会心理19世纪中叶，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
西方一些大国纷纷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并将其不断地推向世界各地。
通过对中日两国近代史的研究，不难发现，中日两国在近代面对外来文化时采取了不同的反应，这或许就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两个国家日后的发展。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明。
这也就使得国家上至皇亲贵族、文武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或多或少养成了极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
以至于当面对外来文化的时候，似乎采取的大都是漠视、轻蔑甚至拒绝的态度，特别是极为保守的满清贵族更是顽固地排斥西学，拒绝吸收西方近代文明。
这种以“中国为中心”为基础的施政纲要，也就势必使得早期的现代化自然而然难以从国家层面正式启动。
中国戊戌变法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区别和联系中国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是指自1898年6月11日起，并在此后的103天开展的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维新活动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
日本明治维新是指19世纪60年代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
这两场维新运动虽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具有明显的区别。
从这两个运动的起因和背景来看，有许多相似之处。
中国和日本都是在处于内忧外患和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和物质文明的强烈冲击的情况下，由一些思想比较前卫的维新派人士带领，不得不开展的维新运动。
但中国的危机来自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中国的民族觉醒来自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所造成的伤痛；而日本的危机来自美国黑船的汹汹来袭和幕府政权对人民的剥削和独裁。
日本开始侵略周边国家的时间仅仅发生在其在被美国黑船打开国门之后的20年，由此可见明治维新的成效。
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在持续103天之后，便在慈禧太后发动的戊戌政变下以失败告终。
两个维新运动的内容都涉及很广，各个方面的改革措施都囊括其中，如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教育方面，军事教育方面。
中国戊戌变法的政治方面决定开放言路，精减机构，任用新人；经济方面以工商立国，鼓励民办企业，倡办实业，促进生产。
教育方面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军事方面裁减绿营，改练新式陆军，采用西洋兵制。
日本明治维新经济方面设立工部省管理工商业；改革土地制度，统一货币，设立银行，撤消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教育方面设立文部，发展近代资产阶级性质的义务教育，灌输武士道、忠君爱国等思想，并外派留学生出国留学；军事方面改革军队编制，学习英国和德国，实行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订立商法刑法等。
除此之外，日本还十分重视社会文化和宗教方面的改革纵观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成果和意义可知，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它的失败主要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局限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当时的民族资本主义太过孱弱。
试论近代中日两国现代化一成一败的原因
颜永光
【期刊名称】《文教资料》
【年(卷),期】2007(000)008
【摘要】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都发生在外敌入侵、民族独立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但两国对此却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与做法,产生了不同的结局: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本文从政治制度、外来文化、国际环境等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
【总页数】2页(P119-120)
【作者】颜永光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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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势力向东方扩展，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
由于两国的处境和面临的任务相似，然而探索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其中两国社会结构的差异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
然而两国在社会结构中的选官制度、土地所有制结构、对“商”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尤为突出。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近代化的进程。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势力向东的扩展，闭关自守的两个东亚封建国家———中国和日本均被迫打开了自己的大门。
两国的仁人志士分别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药方，使自己的国家开始了近代化进程。
然而两国的结果却截然不同———日本走上富国强民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却仍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里徘徊。
例如：“日本通过开国较为成功地进入了国际社会，而中国却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原因之一在于中日在19世纪中叶前的‘开国准备’阶段已经产生了很大差距，中国坚持华夷思想，毫无开放进取之意，而日本实现了地理世界观和文化世界观的转变，形成了开放力量。
”一、选官制度的差异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始创于隋朝。
科举考试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不断的更新，使社会上下阶级在和平的情况下不断地对流，从而相对缓和了阶级矛盾。
“科举考试可以把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代表人物，甚至一部分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权中来，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
由于这种通过考试录用人才的办法对封建制度来说有合理的一面，中国一方面它可以使统治机构由统治阶级中最有能力的人来组成。
这对封建制度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制度。
另一方面，一种对维护封建社会有效的制度自然会成为向近代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
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适应于儒家“君子”的理论而设立的具有很强的人文伦理性。
它可以培养出一批具有德品的通才而不是一技之长的人才。
广大士子们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把自己的言行严格的约束在封建政权要求的规范之内。
因此自然科学受到很大的影响。
不存在什么创新和发展，因此，在科举中国科学与民主就显得很苍白。
近代中日改革与现代化历史的比较王晓秋我们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
在这个时候回顾和比较一下近代中日两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历史（在日本一般叫作近代化，我们把它统称为现代化或者早期现代化），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借鉴和启发。
为什么要比较近代中国和日本呢？因为两者之间有很强的可比性。
我认为，世界上恐怕很难找到两个国家能够像中国和日本那样，交往的历史这么悠久，有２０００多年的交流史。
我写过中日文化交流史，０互相的影响非常大。
２０００多年有许多辉煌的事迹，中日两国关系可以说影响到两个国家历史的发展、民族的兴衰，这个大家都清楚。
不管是友好，还是战争，影响都非常大。
进入近代以后，中日两国的处境是这样的相似，可以说都是内忧外患，起点是差不多的，然而近代的改革和现代化的成效却又是那么不同、那么悬殊。
我们常常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是一衣带水的邻居，大家都是黑头发、黄皮肤。
我们到了日本有时分不出来，哪个是日本人，哪个是中国人。
吃饭都用筷子，都吃米饭。
古代的日本人是处处学中国，写汉字、讲儒学。
因为中国、日本都属于东亚文化圈，有的人也把它叫作儒教文化圈，都是讲儒学。
也有的人把它叫作汉字文化圈，都用汉字。
甚至还有的人叫作筷子文化圈，我们都用筷子吃饭。
在１９世纪的中叶，中日两国都处在封建社会的晚期，都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危机，而且都遭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冲击。
两个国家又都不约而同地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可是进入近代，仅仅不到半个世纪，也就是到１９世纪末，中国已经沦为丧失了独立主权的一个为列强所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而日本却不但保持了独立，而且实现了资本主义的改革和近代化，成为亚洲惟一的帝国主义国家。
这一切的差异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原因、根源究竟是什么？我们比较和分析中日两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差异及其原因，可以说是解一个历史之谜。
这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家和学者所关注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
很多人纷纷作出自己的解释。
下面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些观点，以及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他的一本叫作《激荡的百年史》的书里认为，日本近代化的成功是靠日本人的国民性和民族精神，即卓越的历史敏感、机智和勤奋而取得的。
美国前驻日大使赖肖尔，后来在哈佛大学教书，他写的一本书叫《日本人》，也认为日本人具有岛国民族的特殊品质，而且认为日本是后开发国家现代化的一个楷模，后开发国家的现代化日本是最成功的。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有一本书叫《菊与刀》，是一本文化史的名著，着重分析日本人的“耻感文化”而西方人是一种。
和有很大，“罪感文化”“耻感文化”“罪感文化”的区别。
她的书名是形容日本国民性中的两重性，反映了爱美的情感，“菊与刀”“菊”“刀”则反映了他们的穷兵黩武。
日本人尚礼，讲究礼貌，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好斗，所以她说这是两重性的国民性。
总的来说，她认为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
日本社会学家中根千枝有一本名著叫作《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着重剖析了日本的社会结构，认为日本社会是一种“纵向型社会结构”。
这种纵向型社会具有集权性、等级性、依赖性等特点，而且会形成一种团队精神。
我们常常讲日本人有一种团队精神，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单位也好，抱成一团，像一个家庭。
而我们中国往往是一种家族式的社会结构。
美国学者沃尔夫的一本书叫作《日本经济飞跃的秘诀》，他认为这个秘诀就是日本的“经济集权主义”或称“政企联合体制”，政治和企业紧密结合在一起。
日本学者森岛通夫的一本书叫《日本为什么“成功”》，认为日本式的儒教跟中国的不一样，具有一种适合资本主义的工业精神。
这就像马科斯·韦伯讲的英美的清教徒精神，比较适合资本主义一样。
日本学者森谷正规写的一本书叫《日本的技术——以最少的耗费取得最好的成绩》，提出了日本是“以技术立国”的看法。
另外一个日本学者永井道雄，做过文部大臣，他强调教育，他的一本书叫作《近代化与教育》，强调日本是以教育和人力开发为“立国之本”。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依田熹家在他的《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日中两国有很多差异，采用类型比较进行分析。
比如说文化类型方面，日本的文化是并存型和全面摄取型，不同文化可以并存，而且对外来的文化加以全面的摄取；中国则是非并存型和部分摄取型，对外来文化不能全部吸收，只能一部分吸收。
在社会类型方面，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它的团队是企业和单位，或者有的是养子，没有血缘关系；中国是亲族协作型，主要通过亲族、家族组成有血缘关系的团体。
在教育类型方面，日本是普及提高能力型，比较注重普及和提高能力，所以日本很讲究教育普及和国民文化的普及，我们到日本看到，在地铁里日本人都拿着书在看，这也可以看出它的文化和教育水平，中国是选拔达到目的型，过去的科举制度、考试制度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就是做官，选拔精英，而不是注重能力。
这是依田熹家教授对中日社会类型、文化类型和教育类型的分析。
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少分析和论述。
上海的一位学者盛邦和有一本书叫《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他认为中国是属于“内核”文化，在东亚文化圈属于核心文化，而日本是“外缘文化”，是边缘的。
所以日本很容易吸收外来文化，而中国却有一种中华文化的优越感。
还有一位学者刘天纯在《日本现代化研究》这本书里提到，日本有一种“民族活力论”，日本就是靠着这种民族活力取得成功的。
武汉有一位学者王承仁在《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这本书里，强调政权的决定作用，认为文化不是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权。
还有一位日本研究所的学者高增杰，他写的《日本近代成功的启示》这本书从文化的角度，强调日本善于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加以有机的、不断的融合。
我想，以上种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主要从某个角度去分析，对我们来说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我认为对这个问题也要避免几种倾向或者说是几种误区：第一是简单化，把日本的成功简单地归结为某一种文化或者国民性的因素所决定。
有人说就是因为日本的国民性，所以它就成功，这个恐怕很难说，国民性有时也是有两面的。
所以有人写勤劳的日本人，也有人写丑陋的日本人。
光讲一点，恐怕有片面性。
第二是绝对化，对中日的比较不能绝对化，说这个问题上就是日本绝对地好，中国绝对地差，或者日本绝对地成功，中国绝对地失败。
恐怕有很多问题应该一分为二，应该有辩证的眼光。
第三是概念化，把中日两国近代历史的比较抽象成一种模式、一种概念，缺乏具体的事实、具体的分析，把它变得抽象了。
我的看法是，近代中日两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历史实际上如同一个社会改造的、庞大的系统工程，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各种各样的子系统，有各种层面，有各种因素，所以说两国历史发展的差异是由中日两国国内外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产生的一种合力所决定的，不是某一种力量、某一种因素单独决定的。
有的人说因素很多，有的说八大因素，有的说十大因素，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思想、教育、技术，还包括人口、生态以及国际环境，这些都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
种种因素综合起来，最后形成一种合力。
所以我们应该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去分析，而且要把它放在近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用具体生动的历史事实、历史事例，或者具体历史人物的思想行动来说明它，不能把它抽象出来变成一个概念。
我今天就想本着这样一种方法、一种精神，来比较分析１９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改革和早期现代化，因为１９世纪中日的现代化还是最初的，一般书上也把它叫作近代化，我们现在都统一用现代化这个词比较好。
现代化在历史学的概念就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的工业社会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进程。
由于时间关系，不可能作面面俱到的全面论述，今天主要是从我们吸收历史的营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角度，谈谈下面四个问题上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供领导同志们做参考。
一、在外力的冲击挑战下，能不能把压力变成动力，认清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抓住机遇，把握历史选择的主动权，克服各种各样的阻力，坚持改革与开放，这是维护国家独立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这个题目说得长一点儿，这里包含了几层意思。
东亚国家，比如中国、日本，都有过辉煌的古代文明。
我们讲中国有５０００年的文明，中国一度在经济、文化、科技，甚至航海这些方面都领先于世界，所以我们是不应该自卑的。
郑和下西洋，率领的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舰队。
最近，有个英国学者，他是业余的历史学家，他说郑和还发现了美洲大陆，是第一次环球航行，当然他这种说法恐怕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轻易下结论，但是他提出了重新认识郑和的问题，这是我们过去的辉煌。
可是在１７世纪、１８世纪和１９世纪初，中日两国封建统治者采取了消极保守的闭关锁国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国、日本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以及商品经济、航海事业、对外贸易的发展。
在这个时期，西方国家正好是经过了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逐渐地主导了工业化、现代化的时代潮流。
可以说在古代中世纪的时候，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曾经主导了时代潮流，比如说在东亚地区。
有些外国学者提出东亚曾有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经济贸易体系。
最初１５、１６世纪西方殖民者来的时候，想挤到这个体系里来，但是还没有力量来改变。
有人形容说他们从美洲拉了好多白银来，买一张三等车票上车。
但是到了１７、１８世纪，特别是１９世纪，西方殖民者已经取得了主导权，这不是买张车票搭车的问题，而是已经掌握了时代潮流，充当火车头了。
到了这个时候，西方列强通过海外的殖民扩张，逐步在全球建立起一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也就是马克思说的用它的面貌来改变世界了。
我看到马克思在１８５８年曾经有一段话讲“因为地球是圆的，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化，也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资本主义建立世界市场的进程看来已经完成”。
他把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也作为一个标志，一方面是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化，一方面就是中国、日本的门户开放，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可以说１９世纪中叶是东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当时中日两国都处在封建社会晚期，内有严重的社会危机，外遭西方势力冲击，同样面临内忧外患。
严重的民族危机成为中日两国统治者发动改革的一个契机，改革又成为两国现代化启动的先导。
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往往用改革作为先导。
可以说，我自己是这个看法，当时中日两国的起步基本上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有的学者认为近代开始前中国和日本已经拉开了差距，我不太同意，我认为基本上还在一条起跑线上，都还具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机会和可能，中国也有机会，也还有主动权。
但是由于中日两国统治者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危机意识和改革的主动性、自觉性不同，决定了中日两国的改革和现代化从一启动就产生了差异。
这里我简单分析一下。
中国清朝皇帝和周围的权贵昧于世界大势，不了解世界形势，直到鸦片战争打响，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对入侵者英国有一句话叫“实不知其来历”，还不知道它的来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