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科举士风之三变及其对诗风的影响

2006年第2期(总第181期)学术论坛ACADEM IC　FORUMNO.2,2006(Cumulatively NO.181)论唐宋科举士风之三变及其对诗风的影响李定广(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汕头515063) [摘　要]在唐宋科举士风演进的大链条中,最根本的变化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唐宣宗即位(847)后,第二次发生在唐亡(907)后,第三次是在宋太宗即位(976)后。

唐宣宗开创了进士独尊的局面,也开始了唐代科场最黑暗的时期,广大寒士普遍蹭蹬举场数十年仍然如痴如狂,使得唐末六十年成为唐诗大普及的极端时期;五代(含宋太祖时期)文人远离科举,养成“吟癖”;科举制度在宋太宗以后展现强大的生命力,文人形成意气风发、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科举士风,由此促进了重理性、好议论诗风的形成。

三次巨变,最终完成了螺旋式的回归,宋代文人的精神境界也实现了一次飞跃。

[关键词]唐宋;科举士风;三变;诗风[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6)02-0145-05 唐宋两朝,新兴的科举制度及其嬗变对不同时期知识分子精神面貌、行为方式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形成阶段性的共同倾向,我们姑且称之为科举士风。

科举士风往往是我们考察文学的时代风貌的一把钥匙,它会帮助我们打开唐宋诗歌风貌演变的重重大门,揭示其演变的深层原因。

通过详细考察,我们发现,在唐宋科举士风演进的大链条中,最大、最根本的变化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唐宣宗即位(847)后,第二次发生在唐亡(907)后,第三次是在宋太宗即位(976)后。

三次巨变相应地给文学(主要是诗歌)风貌的演变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一唐代选择官吏,主要有科举、以门荫入仕和流外入流三种途径。

初唐时,科举①在这三种途径中的地位是很不重要的。

但到武后之时,出现了唐代科举制度的第一次变革,陈寅恪先生认为它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

……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

”[1](P18)其实,科举地位的提高只是相对而言,直到盛中唐,它仍未取代门荫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②。

据陈铁民先生统计,盛唐时代科举入仕者占24%;以门荫入仕者占46.8%[2]。

可见门荫入仕仍是盛唐仕进的最主要途径。

安史乱后,进士科(亦称文学科)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考进士的举子越来越多,明经出身受到鄙视甚至嘲笑,进士与明经的矛盾尖锐化。

比如元稹明经及第后拜访李贺,李贺不仅不见,还挖苦嘲笑(《剧谈录》卷下)。

当然在此局面形成过程中,由于涉及到世族与庶族、子弟[收稿日期]2005-11-25[作者简介]李定广(1966—),男,安徽合肥人,汕头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①科举分为常科和制科,常科(六科)最主要是进士科、明经科两种。

进士一般试诗赋、帖经及时务策五道;明经试帖经、经义、时务策三道。

②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说:“可知进士之科虽设于隋代,而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实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　专政之时。

”(第21页)岑仲勉《隋唐史》对此已有质疑。

541与寒俊之间的矛盾,也伴随一些颠簸和斗争,如肃宗朝的刘　、代宗朝的杨绾、文宗朝宰相郑覃、武宗朝宰相李德裕皆猛烈攻击进士科并曾请求皇上罢进士科。

虽然进士科未被罢停,但进士科的核心科目“诗、赋”却多次遭到停试。

如开元二十五年进士停试诗赋;德宗建中二年,以箴、论、表、赞代诗、赋;文宗大和七年八月,诏停试诗赋,等等。

晚唐武宗对进士地位的提高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唐武宗规定,只有科举及第,尤其进士及第者,才可称“衣冠户”,他们不仅“免一门差徭”,而且“输税全轻”(唐武宗《加尊号后郊天敕文》)。

但进士科真正形成独尊统治的地位是在唐宣宗即位以后,可以说,宣宗大中初年(847)是唐代文人科举士风、科举心态发生巨变的分水岭和转折点。

据统计,中唐宪宗以后进士出身在宰相中所占的比例为:宪宗朝宰相29人,进士出身7人;宣宗朝宰相23人,进士出身20人;懿宗朝宰相21人,进士出身20人①。

可见,晚唐宣宗朝才突显出进士独尊的局面②。

通过唐宣宗的努力,进士科被赋予至高无上的荣誉,因而“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孙　《北里志序》)。

唐宣宗以后,不仅再无人敢奏罢进士科,再无人敢奏停试诗赋,而且诗赋(尤其诗歌)得到前所未有的偏重:恢复“日试万言科”(诗赋)、“日试百篇科”(诗)等制科举,大中、咸通间,诗坛一时涌现出“日试万言王凝”、“孙百篇”、“胡百篇”、“庞百篇”的荣誉头衔和名号③;恢复进士杏园宴集,宣宗常亲自参加新科进士的曲江宴、杏园宴,赋诗助兴(《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允许不第进士自荐诗三百篇,优秀者当即授官,“宣宗锐意文治,白衣稍出流类,亦往往上闻”(司空图《卢渥神道碑》)。

又如唐宣宗微服私访考察进士科得失,一次遇到举子卢渥,宣宗赏其诗作,索其诗卷,袖之而去,他日令主司放其进士及第(《北梦琐言》卷八)。

宣宗甚至以九五之尊自称“乡贡进士李道龙”、“乡贡进士李某”(《唐语林》卷四“企羡”)。

大中十三年(859),即将死去的唐宣宗下诏裁放大批宫女,准许放出的宫女嫁给文武百官,但是不许嫁给从未及第的举子(《云溪友议》卷下)。

此事对于广大寒士争取进士及第无疑具有极大的刺激。

唐宣宗在提高进士地位的同时,又敕令取消对子弟的限制,消除子弟与科举的对立。

本来,进士科主要是面向广大“寒士”的。

在唐宣宗以前,“子弟”的入仕途径比较多,最主要以门荫入仕、特敕直截授官或参加制举,很少参加进士考试,所以进士科逐渐成为广大寒士的专利。

宣宗大中以后,权豪子弟鹜趋进士科,与广大寒士争夺那可怜的三十根桂枝,这也就意味着唐代科场最黑暗的时期开始了。

大中、咸通年间的崔(雍)、郑(颢)两家极其煊赫,“举子公车得游历其门馆者,则登第必然矣。

时人相与为‘崔郑世界’,虽古之龙门,莫之加也”(《金华子杂编》卷上)。

又《南部新书・戊》载:“乾符二年,崔沆放崔瀣,谭者称‘坐主门生,沆瀣一气’。

”“沆瀣一气”这一成语竟来自唐末黑暗的科场。

难怪胡曾讽刺道:“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

”(《下第》)大中以前的著名文人,也有屡试未第的情况,比如韩愈四次考取,李商隐五年考取,都算较长的,像孟郊考了近十年才登科,贾岛考十年未取的情况尚为极少数,至于顾非熊角逐举场三十年方得一第,系独一无二,而张籍、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杜牧等皆一举成名。

但大中、咸通以后,著名文人中非但没有一举及第的,对于绝大多数文士来说考十年以上能够及第就算幸运了,大批文人蹭蹬科场二十多年、三十多年。

著名诗人刘得仁,他本为贵主之子,诗名远扬,外公又属于皇族,但由于“中朝”已经没有亲故可以依靠,遂沦为寒士,结果“出入举场二十年,竟无所成”(《唐才子传》卷六)。

其他如韦庄断断续续考了三十多年才及第,韩亻屋考了二十四年才及第,吴融考了二十四年才及第,黄滔考了二十四年方及第,杜荀鹤考了近三十年才及第,郑谷考了二十年才及第,徐寅考了十七年才及第,卢延让二十五举方登一第,诗人曹松苦战到七十多岁才博得一第,时谓“五老榜”(《唐摭言》卷八“放老”)。

著名诗人中像陆龟蒙、方干、陈陶那样一、二举不第即隐居的,为数不多。

广大寒士为求一第,除了提高自身水平苦练诗艺、不断应举外,就是反复向权要或名人行卷以求得赏识和援引,并因此提高诗名,激扬声价。

其实,这种方式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于是,一些屡试不第的寒士不得不通过各种渠道打通“关节”,主要表现为:(1)请托竞奔,以①参见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之《科举在选举中地位的变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②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说,“唐代自安史乱后,其宰相大抵为以文学进身之人”(第22页),显然有夸大之嫌。

③参见《唐诗纪事》卷六十六《王　》;方干《赠孙百篇》;张乔《送庞百篇之任青阳县尉》等。

641争夺京兆府解送的“十等第”资格。

寒士欲赴京应试,需先参加地方州府的解试选拔,称为乡贡,但旅居长安的广大寒士,限于各种条件,常常难回原籍求取解,他们一般都是就地应试,求得京兆府的解送,或者求得与京兆府临近的同州、华州的解送。

如果在京兆府解送中被列入前十名,一般都能取得科名。

京兆府解送的前十名举子称“十等第”,常常又被喻称为“十哲”,类同及第,因此感到无比荣耀(见《唐摭言》卷二)。

后世称为“咸通十哲”的郑谷、张乔、许棠等人就是咸通十一年得到京兆府当权者(京兆尹薛能、京兆府主试李频)的举荐而被列入“十等第”的。

(2)卖身朝中权要,以获“通榜”。

这种情况在大中以后相当普遍。

权要向主考官保荐人选,往往通过主考官的辅佐者来转达(常常带有强令式的),这些辅佐者称为“通榜”。

一般寒士,要想取得科名,只得趋谒权门,贿赂请托,甚至卖身投靠。

宰相令狐　因多荐宗族,致使奔走之徒,连姓胡的也在姓前加个“令”字(《南部新书・庚》)。

(3)投靠地方强藩,以求“表荐”。

杜荀鹤、殷文圭等皆由梁王表荐得第。

其实杜荀鹤投靠朱全忠求取一第也是出于无奈,时人也无廉耻之讥,史载杜荀鹤谒见朱温时“惨悴战栗,神不主体”,返回客栈后,因“惊惧成疾,水泻数十度,气貌羸绝,几不能起”(《洛阳扌晋绅旧闻记》卷一)。

(4)谄事宦官,以求两军“书题”。

无论是卖身朝中权要还是投靠地方强藩,士林皆无可非议,唯独谄事宦官,最为士林所不齿。

唐末著名诗人秦韬玉就是因为依附宦官而被特敕及第,与诗人罗虬等十人被士林讥为“芳林十哲”,名誉受损一千多年。

《太平广记》卷一八一载:“又‘芳林十哲’,言其与内臣交游,若……李岩士、蔡鱅、秦韬玉之徒。

鱅与岩士各将两军书题,求状元,时谓之‘对军解头’。

”“两军”即由宦官掌握的左右神策军。

《唐摭言》卷九“芳林十哲”也记载了秦韬玉等人。

其实像秦韬玉这样出身孤寒之士,“屡为有司所斥”(《唐语林》卷七),迫不得已才投靠宦官。

他的名篇《贫女》一诗就是哀叹自己怀才不遇、无“良媒”引荐之苦的。

大中以后的广大寒士普遍蹭蹬举场数十年仍然如痴如狂,这确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奇特现象。

笔者认为,正是科举制度的变化改变了广大士人的人生价值观。

科举能解决全家的衣食生计,科举能得到美女,科举能得到风光和荣誉,科举还能实现建功立业的理想。

这些不同层次的现实性功利目的自然可以成为强大动力,但要对唐末文人科举士风为何迥异于前作深层的追问,就不能不注意他们终极人生价值观的变化。

晚唐以前的文人多持儒家修齐治平的传统人生价值观,而科举正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步骤;然到晚唐,广大寒士文人逐渐被上层政治边缘化,逐渐走向为科举而科举。

尤其宣宗大中以后,科举本身取代了修齐治平成了人生价值的终极实现,即科举由手段变成了目的。

诗歌本是唐代文人实现科举成名的手段,但到大中以后,在广大寒士普遍蹭蹬科场数十年的情况下,诗歌作为科举的暂时替代物,成为文人们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主要载体,即诗歌再次由手段变成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