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
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其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宋代和明代。
以下是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及其拓展。
1. 宋代开创：宋代是宋明理学发展的起点。
在宋代，程颐、程颢、朱熹等人提出了“理学”这一概念，强调以“理”为中心，认为万物皆由“理”所构成。
他们认为，通过研究“理”，可以理解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和人的道德行为。
2. 宋明之际的繁荣：到了宋明之际，理学已经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
此时，理学开始与佛教、道教等其他学派进行对话和辩论，形成了一种融合的思想体系。
同时，理学家还积极关注社会现象，提出了“人心即理”、“天人合一”等观点，试图通过理学来改善社会。
3. 明代的发展与变革：明代是宋明理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明代理学家王阳明提出了“心即理”的观点，强调个体内心的觉悟与直觉对于认识世界的重要性。
他的思想对后来的理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明代理学家们还对理学的研究进行了批判和反思，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理论。
4. 理学的传承与拓展：明代以后，理学逐渐失去了影响力，但仍有一些学者继续研究和发展理学的思想。
清代理学家黄宗羲提出了“性
即理”的观点，强调个体内在的“性”对于认识世界和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他的思想被后来的学者广泛接受，并成为近代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来说，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从宋代的开创和初步发展，到宋明之际的繁荣和变革，再到明代的发展和传承，最终拓展到清代和近代。
宋明理学的思想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哲学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对后来的中国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明理学背景探析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而复杂的背景。
深入探究这些背景，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宋明理学的内涵和意义。
首先，社会政治的变迁是宋明理学产生的重要背景之一。
自唐朝末年以来，社会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和动荡，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使得社会秩序混乱，民众生活困苦。
到了宋朝，统治者致力于重建中央集权，加强政治统治。
在这种背景下，需要一种能够为统治秩序提供理论支持、为社会道德规范奠定基础的思想体系。
宋明理学强调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倡导“存天理，灭人欲”，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其次，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宋朝时期，农业生产技术得到改进，水利工程大量兴建，农业产量大幅提高。
同时，商业和手工业也迅速发展，城市繁荣，商品经济活跃。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为学术思想的交流和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
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社会交往日益频繁，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这就需要一套新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来协调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
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创新是宋明理学形成的又一关键背景。
自先秦以来，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但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佛教和道教的广泛传播对儒家思想的地位构成了挑战。
佛教的思辨哲学和道教的修炼方法吸引了众多信徒。
为了应对佛道的冲击，儒家学者开始吸收佛道思想的精华，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阐释和发挥，从而推动了宋明理学的产生。
例如，宋明理学中的“理”的概念，就受到了佛教“佛性”和道教“道”的影响。
教育的普及和学术环境的宽松也为宋明理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宋朝重视教育，官学和私学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书院兴起，为学者们提供了交流和研究的场所。
同时，宋朝统治者对文人相对宽容，鼓励学术争鸣，这种宽松的学术环境促进了思想的创新和发展。
再者，科技的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明理学的形成。
宋朝在天文、历法、医学、数学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宋明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如下是有关宋明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宋明理学，亦称“道学”，或称义理之学。
儒学为回应三教合一的冲击，以传统的儒学理论为基础，同时积极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思维而形成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是中国封建时代后期的统治思想。
1.产生背景在政治上，宋代理学之前的政治背景是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社会秩序大乱。
为适应赵宋王朝大一统的稳定和巩固，重整封建纲常，宋代统治者通过倡导尊儒读经的方式，以建立和加强封建专制的统治需要。
赵宋王朝有鉴于唐末的藩镇割据和农民起义引起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三纲五常之道绝”，这种历史教训，进一步从思想上控制、杜绝所谓的“以下犯上”和“臣弑其君”等活动，由此而产生了封建专制在哲学上的化身宋明理学，建立起以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思想为核心，并上升为本体，否定魏晋玄学那种“崇尚虚无”“以无为本”的旧唯心主义，保障政治统治。
在经济上，宋代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出现了被称为“交子”的纸币，经济发展活跃，形成了颇为发达的民间文化。
这一时期，印刷术已经成熟，图书出版也繁荣起来，在官学之外，民间也出现了书院，罗盘针和火药也是在这一时期发明的。
在这种文化发达的条件下、人们不仅追求向外的发展，也开始追寻内心深处的探索。
在文化上，儒学早在西汉便取得一家独尊的社会地位，其后，五胡乱华，佛道兴起，三教合一，极大的削弱了儒学的社会地位，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心骨的儒学需要复兴及重塑其影响。
安史之乱后，儒学的复兴就已经开始，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并融合了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到了北宋初年开始初具规模，产生了著名的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其后是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之后是理学的成熟，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依据。
其次，理学的实质其实还是儒家传统的纲常名教，例如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名分等级（尊卑有序，内外有别，华夷之辨等），内圣外王（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类的具体内容，用更为抽象的哲学概念表述出来，以规范世人思想和行为。
宋明理学思想的历史演变与内涵自唐宋之际以来，中国的哲学思想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儒家学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形成了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思想体系。
宋明理学思想的历史演变与内涵，是我们学习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
一、宋明理学思想的历史演变1、宋代儒学的兴起宋代可谓是中国儒学的全盛时期，不仅儒学经典的研究和教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且儒家学说的研究方法也得到了重要的改进。
诸如程颐、朱熹等后来成为宋代儒学代表人物的学者，都在这个时期开始着手整理儒家经典，设立讲学，推广儒学思想。
2、朱熹的理学思想宋代儒学的发展到了宋理学的时期，朱熹成为了儒家学说的最高权威。
他提出了“理”的概念，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根本，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指针。
朱熹在《大学衍义》、《中庸章句》、《礼记集解》等多篇著作中，把儒家学说从道德伦理层面推向了本体论层面，成为儒家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3、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明代，王阳明成为了理学的代表人物，并提出了“心学”思想，形成另一种儒家思想的流派。
心学强调“知行合一”，将“知”放在“行”之后，认为人的理性思维与心灵感悟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关联。
王阳明倡导的“心即理，理即心”的思想，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哲学信仰。
二、宋明理学思想的内涵1、理、气、心三合一宋明理学思想提出“理气心”三合一的概念，认为“理”是宇宙的根本，气是理的体现，而“心”是人类认识宇宙的能力和源泉。
在宋代，朱熹对“理”进行了深入的阐述，认为“理”是普遍存在的东西，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而在明代，王阳明则进一步强调了“心”的作用，认为人的心是智慧的源泉，是寻求真理的阶梯。
2、知行合一宋明理学思想中，强调了“知行合一”的理念。
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为了回应当时朝廷官僚思想的应试教育和官本位思想的批判。
知识和行为的逐渐统一，不仅体现了人类智慧的魅力，也推动了儒家文化的发展。
3、正心诚意宋明理学思想强调了“正心诚意”的概念，认为人之所以能够认识真理，是因为他们保持了纯真的内心。
宋元明清四大家族家族与社会变革一、宋代家族与社会变革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时期，也是家族制度迎来巅峰的时期。
宋代家族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对社会变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 家族政治的影响宋代强调家族的重要性，并鼓励家族对社会和政治的参与。
家族成员通常可以在官僚体系中占据重要职位，例如出任地方官员或朝廷重要官员。
通过家族网络的建立，家族成员能够互相提供帮助和支持，增加自身的政治影响力。
2. 家族经济的崛起宋代家族在经济领域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家族企业成为一种常见的经济组织形式，例如家族经营的商号、手工业作坊和农田。
家族成员之间通过亲戚关系和信任来建立商业合作，共同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家族成员还往往能够利用家族资源获得更多商机和资源。
3. 社会地位的维护与扩展宋代家族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也提升了家族成员的社会地位。
家族成员往往与社会精英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通过参与政治活动、捐资助学和慈善事业等方式积极地投身社会，从而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声望和地位。
二、元代家族与社会变革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元族政权成为社会的中心。
元代家族与社会变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 元族政权的形成元朝建立时，成吉思汗的后裔术赤完领导蒙古族族人掌握了政权。
元代的皇帝大多数来自术赤完家族，形成了以术赤完家族为核心的领导集团。
术赤完家族通过政治手段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并与其他重要的家族进行联姻，巩固自身的统治。
2. 家族的利益纷争元代各大家族之间的利益纷争不可避免。
这些家族争夺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通过争斗和斗争来获取更多资源。
这种利益纷争导致了朝廷内部的动荡和政治冲突。
3. 族人在朝廷中的地位元代的家族成员在政府和朝廷中往往能够占据重要职位。
他们通过家族背景和权势关系，在朝廷内部获得政治影响力，从而进一步扩大家族的利益。
然而，这也导致了政治上的腐败和权力滥用。
三、明代家族与社会变革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家族制度在明代仍然存在，但相比之前有了一定的变化。
简述宋明理学的发展脉络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发展脉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概述:一、宋代理学的发展1.陆九渊的兴起陆九渊是宋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提出了“心学”思想,主张“童心论”,强调人的本心是不变的,是万物的本源。
2.王守仁的兴起王守仁是南宋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提出了“阳明学”思想,强调“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成为南宋时期理学的中心人物。
3.朱熹的崛起朱熹是南宋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提出了“理学”思想,将儒学发展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四书五经”、“八字命理”等。
二、明代理学的发展1.王阳明的兴起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提出了“阳明学”思想,强调“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成为明代理学的中心人物。
2.张载的兴起张载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提出了“天体运行论”和“吾心即宇宙”等思想,将哲学与宇宙观结合在一起。
3.朱熹的批判明朝中期,朱熹的理论受到了王安石、苏轼等人的理论的批判,他们对朱熹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批判,提出了“格物致知”思想,将哲学发展为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
三、宋明理学的影响1.宋明理学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宋明理学的发展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中国哲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2.宋明理学对现代哲学的影响宋明理学的发展也现代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中国现当代的哲学,宋明理学中的思想资源被广泛地运用到了现代哲学研究之中。
拓展:除了以上简要介绍宋明理学的发展脉络外,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拓展宋明理学的相关内容:1.宋明理学的哲学思想宋明理学中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中,这些思想深刻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核心思想,也为现代哲学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2.宋明理学的方法论宋明理学中的方法论主要体现在“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等思想中,这些思想通过实践和反思,探究了真理;在方法论上也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方法体系,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宋明理学》讲义一、宋明理学的产生背景宋明理学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和思想背景。
在社会层面，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相对的统一和稳定。
社会经济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商业繁荣，城市兴起，市民阶层逐渐壮大。
这种社会的变化，使得人们对于社会秩序、道德规范和个人修养有了新的思考和需求。
在文化方面，自唐代以来，儒家思想在与佛、道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中，逐渐显露出其在理论体系上的不足。
佛、道思想在思辨性和对个人心灵的关注上有着独特的优势，这对儒家思想构成了一定的挑战，也促使儒家学者反思和创新，以增强儒家思想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从思想传承的角度看，自先秦以来，儒家思想不断发展演变。
汉代的经学注重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和解读，但在思想的创新上相对不足。
唐代的儒学则受到佛、道思想的冲击，其主流地位受到影响。
到了宋代，儒家学者们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需求，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阐释和发挥，从而推动了宋明理学的产生。
二、宋明理学的主要流派宋明理学主要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流派。
程朱理学以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为代表。
他们强调“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理”先于万物而存在，是一种客观的精神实体。
在道德修养方面，主张通过“格物致知”的方法去认识和把握“理”，即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和研究，达到对天理的领悟。
朱熹还将儒家经典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注释，形成了《四书章句集注》，对后世的儒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陆王心学以陆九渊和王阳明为代表。
陆九渊提出“心即理”的观点，认为“心”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王阳明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致良知”的学说，主张通过内心的反省和觉悟，实现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
三、宋明理学的核心概念1、理“理”是宋明理学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
在程朱理学中，“理”被视为一种超越时空、永恒不变的宇宙法则和道德准则。
它既是自然界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
万物皆有理，通过对事物之理的探究，可以达到对天理的认识。
宋明理学发展脉络引言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派，它对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宋明理学的起源、发展和影响三个方面，全面、详细、完整地探讨宋明理学的发展脉络。
起源宋代儒学复兴宋代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继唐代之后，儒学开始重新兴盛起来。
此时的社会经济繁荣，文化交流活跃，推动了儒学的复兴。
宋代士人大多将儒学作为自己的学问主张，官方也开始重视儒学教育。
理学的兴起宋代理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学派，它在推翻唯物主义、否定心灵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气、心三者的关系理论，并强调“理”的重要性。
宋代理学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发展朱熹的哲学思想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解释。
他提出的“理气分别说”认为，理和气不可分离，但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他强调人的本性是善的，并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的最高境界。
程朱理学的确立宋代末年至明代初期，程颢和朱熹的理学逐渐融合，形成了后来的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对宋代的理学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强调以“心为主”，认为心具有至高的价值，要通过修身来追求圣人之道。
近代理学的变革明代末年，理学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汤显祖提出了“欲积力而逐虚无”的思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王守仁则提出了“知行合一”的主张，主张理论与实践要相统一。
这些新的理论思想对后来的中国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影响理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宋明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它强调人的本性是善的，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社会风尚和政治道德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它对后来的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理学对儒学的影响宋明理学对儒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它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解释，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化和发展。
它对后来的儒家学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理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宋明理学的发展，推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它提出了“理”的重要性，强调以“心为主”，对中国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东南乡村经济的变迁与乡村治理研究一、本文概述《宋代东南乡村经济的变迁与乡村治理研究》一文深入探讨了宋代时期中国东南地区乡村经济体系发生的重大转变及其对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
文章开篇指出，宋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尤其是在东南地区，随着土地制度的革新，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以及租佃制的大规模兴起，乡村经济呈现出商品化、市场化的新趋势。
这一变迁不仅体现在农业生产方式上，即租佃制逐渐取代传统的自耕农经济模式，而且反映在乡村社会结构的重组与农民身份地位的变化之中。
在乡村治理层面，本文着重分析了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如何相应调整以适应新的经济环境。
宋代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包括赋税制度改革、户籍管理创新、地方行政机制优化等，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
同时，民间力量，特别是士绅阶层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形成了官府与民间力量互动互补的新型治理格局。
文中还将细致梳理东南乡村地区在经济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社会组织形态、习俗礼仪的演变以及家族结构的强化等现象，从而揭示理学思想在乡村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渗透及其对基层秩序维护的重要意义。
通过对宋代东南乡村经济变迁与治理实践的系统性研究，本文旨在提炼出历史经验，为当前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面临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问题提供历史借鉴与启示。
二、宋代东南地区社会经济概况土地制度与农业生产结构的革新是宋代东南乡村经济变迁的基础。
随着宋代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土地买卖趋于频繁，封建领主所有向庶民所有转变的趋势明显增强。
与此同时，租佃制逐渐取代传统的自耕农经济，成为东南乡村农业经营的主要模式。
佃农群体规模扩大，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契约关系更加规范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与市场化。
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力显著提升。
得益于优越的自然条件与长期的人力开发，稻米种植技术进步显著，尤其在太湖流域及其周边区域，形成了以苏州、湖州为核心的著名水稻产区。
外来作物如小麦、棉花等在南方的大面积推广种植，丰富了农产品种类，增强了粮食安全保障，并催生了多样化的种植结构。
《宋明理学》讲义一、宋明理学的产生背景宋明理学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渊源。
在社会层面，宋代以来，社会经济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城市繁荣，商业兴盛。
然而，社会的变革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道德沦丧、价值观念混乱等。
人们渴望一种能够规范社会秩序、重建道德伦理的思想体系。
在思想文化方面，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正统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在应对社会现实问题时逐渐显得乏力。
同时，佛教和道教在隋唐时期的广泛传播，对儒家思想构成了一定的冲击。
佛道思想中的一些观念和思辨方法，也为宋明理学的形成提供了借鉴。
此外，唐代的韩愈、李翱等人已经开始尝试复兴儒学，为宋明理学的兴起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宋明理学的主要流派宋明理学主要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流派。
程朱理学以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
他们强调“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理”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
在认识论上，主张“格物致知”，通过对事物的研究和观察来领悟天理。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
他进一步完善了理学体系，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以达到恢复儒家道德规范的目的。
陆王心学以陆九渊和王阳明为代表。
陆九渊主张“心即理”，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强调人的本心就是天理。
王阳明则提出“致良知”，认为良知是人所固有的善性，通过自我反省和实践，可以实现良知。
三、宋明理学的核心概念1、理“理”是宋明理学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
它被视为宇宙万物的本质和规律，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性和普遍性。
理是一种先于万物存在的本体，万物皆由理派生而来。
2、气气是构成万物的物质材料。
理和气相互依存，理通过气来表现和实现。
3、心性宋明理学非常重视心性的探讨。
认为心性是道德修养的关键，通过修养心性可以达到天理的境界。
4、格物致知这是程朱理学的认识论方法。
主张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和研究，积累知识，最终领悟天理。
5、致良知陆王心学的修养方法，强调通过自我反省和实践，将内心固有的良知发挥出来。
宋明理学思想的发展与演变宋明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界的重要时期，尤以理学思想的发展演变而著称。
理学是宋明时期出现的一种哲学思想，它探讨了存在和意义等根本问题。
正是因为它的出现和发展，才使得宋明时期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本文将从理学的起源、宋明理学思想的发展以及其演变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理学的起源理学的起源至今尚不清楚，学术界对此争论不休。
但可以确定的是，理学是在战国时期的儒家学派中开始产生的。
《论语》中的“中庸”一章有这样的一句话：“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便是后来中庸之学的思想基础。
汉代儒学阐述了格物致知的思想，即“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自然之道，君子之道也。
”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形成了理学思想的雏形。
宋明时期的理学，是在前代经验的基础上发展演化发展起来的。
理学的代表人物是朱熹、程颢、程颐等。
他们主张“格物致知”，即通过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来达到智慧和真理。
同时，他们将儒家经典进行了解释和归纳总结，形成了一套系统完整的理论。
二、宋明理学思想的发展宋明时期是理学思想的黄金时期，尤其是朱熹的理学思想尤为成熟。
朱熹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只是在外界影响下才会发生负面的转变。
他通过对《大学》、《中庸》等经典著作的研究，提出了“中学之道”，即“在治国安邦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真正的自我价值和发展”。
与此同时，南宋的程颢、程颐兄弟也对儒学有着独到的见解。
他们强调“道法自然”，主张“格物致知”，提出了“静坐忘言”的观点，即通过静坐，沉淀心灵，达到超脱世俗的境界。
宋明时期的理学思想除了对儒学经典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之外，还对自然科学作了不少的贡献。
如景物观察法、物理兴学法等。
三、宋明理学思想的演变明代是理学最后的时期，此时，因为时代背景和知识技能的巨大变化，理学的思想也相应地在不断发生着转变。
明代的理学思想与宋代大有不同，尹于儒成为了当时理学的代表人物。
他通过对朱熹的经典注释，提出了“天地合一”的观点，催生了朱熹学派和儒林派之间的对立。
宋明理学与东南家族社会经济变迁简论(一)宋元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的南移，浙闽粤等东南区域的社会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明清时期，这些地区已执中国商品经济之牛耳。
与此相适应的是，该地区的民间家族组织也获得快速的发展。
东南家族制度的形成与完善，是与宋明理学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渗透分不开的。
随着理学宗法伦理观念的庶民化（民间化）及其文化规范的程序化及可操作化，东南的家族社会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活用理学的文化象征资源，将之内化为一种并非纯粹功利主义的经济伦理精神，用于指导家族成员的工商业实践。
明清以来东南“儒商”的经济活动，呈现出一种义利相容的“文化经济”形态。
在正视理学对东南家族中的个体禁锢的一面的同时，我们应看到，理学也借用其业经民间整合过的文化话语力量，良性地影响着东南的基层社会经济变迁。
本文尝试以社会史的视角，初步探讨理学对东南家族文化的整合，及其在家族文化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理学与东南家族祠堂之设在东南的家族制度中，祠堂是家族的中心，象征着祖先和家族的团结。
东南家族组织常通过建祠和修谱，来实现敬宗、尊祖、睦族的目的。
西周时期，中国的家族组织已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
在宗法制中，立庙祭祖占有重要地位，是等级特权的象征，历代都有严格限制。
如贵族各有不同的庙制，而庶民则不许立庙祭祖，仅能祭其父于寝。
秦汉以后，宗法之制虽有所变革，但统治者为了维护等级的尊严，依然突出立庙的贵贱之别。
北宋中叶以降，宗法制度又发生较大的变化。
民间的家族组织已试图冲破旧有官方宗法制度的桎梏。
而理学家正是重建民间家族制度的积极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
在“宗子法废”、“谱牒又废”的局面下，中原理学家张载、程颐率先主张恢复古代的宗法制，主张在家族内部设宗子，建家庙，立家法。
张、程虽强调简别大小宗，但跟旧有宗法制已差异较大。
如程颐有关祭祀始祖及四代以上先祖的设想，实际上取消了贵贱之间在祭礼上的差别和对民间祭祀代数的限制。
朱熹更是将张载、程颐有关宗子法的设想予以完善并付诸实践，设计了一个“敬宗收族”的家族组织模式，即每个家族内须于正寝之东设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牌片的祠堂四龛。
初立祠堂时，计现田每龛取二十分之一以为祭田，新尽则以墓田，宗子主之，以给祭用。
大凡祠堂、族田、祭祀、家法、家礼、族长等民间家族制度的结构形态的主要内容，都由朱熹具体提出了。
朱熹特别强调“庶民祭于寝，士大夫祭于庙”，“庶人无庙，可立影堂”1]，其祠堂之制显然尚未违宗法旧制，但有关祠堂可祀四代神主的主张，实际是将“五世则迁”的“小宗”之祭落实到民间社会。
尽管朱熹把始祖及先祖排除在祠祀之外，却又认同以墓祭的形式举行“百世不迁”的“大宗”之祭，以抒发慎终追远、尊敬孝穆的情操。
他甚至跑到祖家徽州墓祭远祖。
受朱熹祭礼影响，宋代闽籍理学家也都十分重视对家族制度的建构与实践。
如建阳的蔡渊兄弟，“相与讲究先师文公《家礼》所著祠堂之制”，为了克服祠祭祭祖的代数限制，除设祠堂奉祀四代以内的祖先外，“亲尽则迁其主而埋之墓后，岁率宗人一祭之，百世不改”2]。
而浦城的真德秀虽不敢违祠祭的规矩，亦从“不用王制，以义起之”出发，以为“祭所以尊尊，而燕所以亲亲，其义一也”3]，把追祭远祖当成是合理的行为。
这些变通“先王礼制”的做法，对东南民间家族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宋以降，东南家族制度基本是按程朱设计的模式建立的，统治者甚至将朱熹对追祭世代的设想以法律化的形式予以确认。
如明初定制，品官庙制，“权仿宋儒家礼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祢四世之主”4]。
非品官的追祭，“明初用行唐令胡秉中言，许庶人祭三代，以曾、祖居中，而祖左祢右”，其“士大夫家祭四代者当亦如之”5]，“亲尽”则将牌位撤出祠堂或影堂。
朱熹以宗子法为核心的祠堂之制，经官方的推重，更化为民间家族的立庙之则。
兹举二例。
浙江海盐望族朱氏(朱熹后裔)《家规》(明初制)甚守先祖祠堂之制及祭礼之法，称“四时之祭，至日则迁高曾祖考木主，而祭于正寝。
……遇考妣忌日，孝子量备祭物，则迁所祭之主，祭于正寝。
……墓祭本非古礼，然近时上下行之，吾安得独遵古制。
清明日及十月朔，备祭礼上坟。
朝往午归，不许纵佚，有失追远之礼。
”6]明成化年间所订的福建《晋邑青阳庄氏续修族谱凡例》，亦遵照朱子家礼，强调宗子在祠祭或墓祭中的主导地位：按先儒高氏曰：“观木主之制，旁题主祀之名，而知宗子之法不可废也。
宗子承家主祭，有君之道，诸子不得而抗焉。
”又按朱文公曰：“宗子越在他国，则不得祭。
而次子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执其常事。
然犹不敢入庙，特望墓为坛以祭。
”即二先正之言而观之，是知承家主祭在于宗子者明矣。
有我始祖之祭，宗子二十三世即分居同安，族属往往以次房非宗子而争祭不决，今按宗子分居世远，祭不可缺，须依朱文公云，次子居者代之，庶不失追远之遗意云尔。
由于朱熹的祠堂之制只适用于“五世则迁”的小宗之祭，容易造成“族迁于上，宗迁于下”的弊端，客观上也与程朱重先祖之祭的精神相背。
这种制度使得家族无法持续稳定地发展。
故东南的一些家族，已开始变通朱子之法。
如浙江浦江郑氏义门，虽设族田、立宗子，却已违制建置宗祠，“以奉先世神主”，同时在四月一日于祠内追祭初迁之祖，“集家众行一献礼”7]。
按郑氏义门自南宋宝庆三年（1127）开始累世合居，至元末明初已近十代。
其祠祭自然会超出四代以上的先祖，由“五世则迁”的小宗之祭转为“百世不迁”的大宗之祭。
明初理学名臣宋濂曾参与该规范的修订，足见他看到家族发展的实际情况变化，故而也认可祠堂之建及始迁祖之祭。
而宋氏的门生方孝孺亦称许“为始迁祖之祠以维系族人之心”8]。
明末福建理学家林希元已清醒地认识到朱子的祠祭之法和宗子之制并不适应新兴家族组织的发展趋势，故提出一些变革措施。
他在自家的家谱《家训》中曰：一、文公《家礼》，祠堂设立四龛，奉祀上至高祖。
今宗法不立，无以统御族人，约束子孙。
恐五世之后，高祖亲尽，当祧小宗之子孙各奉祀其先，不复有事于祠堂。
今议：以有家之始之人或仕宦起家之人为始祖，百世不迁；高祖以上，亲尽则祧，藏主于别龛。
一、文公《家礼》，……以就居室奠献可也。
然人家祠堂，有不在居室之东者，如岭下之叶，前街之李，其祠堂皆在族属聚居之中，去居室隔远。
其当祭之人，又有散居四方，去祠堂四五十里者。
今宗子之法不立，或宗子贫穷不能自立，或流移四方，无正寝可容祭祀。
若沿出就正寝之文，非室碍乎？故今定祠堂之制，内作寝室二架，界为五间，以容五龛。
9]由于不立宗子，程朱所设定的大小宗之别就不复存在。
宗祠之祭也就不必固守“五世则迁”之法。
而既然“无正寝可容祭祀”，自设祠堂也就顺理成章10]，故建祠祭祖也就无贵贱之别了。
明清东南纷纷出现了祭始祖的大宗祠和祭支祖的小宗祠。
对于这种变异，清初屈大均可谓是一语道破天机：“今天下宗之制不可复，大率有族而无宗。
宗废故宜重族，族乱故宜重祠，有祠而子孙以为归一家以为根本，仁孝之道繇是而生。
”11]只要儒家以孝悌为内核的“慎宗追远”传统（体）能得以沿续，宗子制亦只是权变之制（用），它并不必然导致家族血缘关系的弱化。
总之，东南家族立家庙之制的变迁，与理学家的积极参与建构不无关系。
而东南的士绅们也能活用“有常理无常形”的精神，将理学的宗法伦理规范纳入建祠的实践之中。
作为家族的中心，祠堂除作为全族祭祀先祖的场所外，也是族众修习礼仪及道德伦理的地方。
东南家族的祠祭仪式就充分体现出程朱一派的孝敬精神和端肃风范，如《晋邑青阳庄氏续修族谱凡例》规定：“祭祀祖先所以寓报本追远之意，务在孝敬以以尽其诚，临祭之时，当正衣冠，如祖考之在上，无得嬉笑对语、离席自便与夫跛倚欠伸哕噫嚏咳一切失容不恭。
凡子孙者切宜戒诸。
”这种祭祖礼仪在东南族谱中常能看到。
在谒祠堂之后，族众一般要在堂中接受伦理训诫。
如《浦江郑氏义门规范》载：朔望，家长率众在谒祠堂毕，出坐堂上，男女分立堂下，击鼓二十四声，令子弟一人，唱云：“听！听！听！凡为子者，必孝其亲；为妻者，必敬其夫；为兄者，必爱其弟；为弟者，必恭其兄。
听！听！听！毋徇私，以妨大义；毋怠惰，以荒厥事；毋纵奢侈，以干天刑；毋用妇言，以间和气；毋为横非，以扰门庭；毋耽曲糵，以乱厥性。
有一于此，既损尔德，复隳尔胤。
睠兹祖训，实系废兴。
言之再三，尔宜深戒。
听！听！听！”众皆一揖，分东西行而坐。
复令子弟敬诵孝弟故实一过，会揖而退。
12]族众能否遵行这些伦理准则，不得而知。
但每月耳濡二次，总会有所影响。
另按宋儒的规定，宗子主祠祭，自当为族众之师表。
坚守宗子制的家族，一般都相当重视宗子的伦理教育，使其德性足为一族取则。
祠堂常成为对宗子的教化或劝戒之所，《余姚江南徐氏宗范》曰：“宗子上承宗祀，下表宗族，大家不可不立。
……（宗子）或不肖，姑放之家庙，而时提撕之。
待其怨艾自修，然后复立子，若太甲之于桐宫也。
此则暂依张横渠之说，旁求次支之贤者为之。
庶家众知所统，宗祀有承也。
”13]正如明清社会经济史家郑振满先生所强调的，通过祠堂这个教化之所，理学的宗法伦理精神逐渐走向庶民化。
14]祠堂其实就是理学宗法伦理精神的一种凝固化的载体。
三、理学与东南家族族谱之修纂同建祠祭祖一样，修谱也是东南家族组织进行自我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族谱是家族形成和发展的文字见证，是维系家族血缘关系的重要精神纽带，也寄托着外迁族人寻祖追根的慎终情怀。
宋元以来，随着家族势力在东南地区的扩张，家族的修谱活动相当频繁。
与唐以前不同的是，这些家族修谱并非意在别流品、备选举、通婚姻，而是希望通过修谱来强化对族众的宗法伦理驯化，实现尊祖、敬宗、睦族、收族，甚至是有效控制族众的目的。
东南家族的修谱的兴起，毫无疑问也受到理学家和官僚士大夫们积极倡导的影响15]。
理学家首先从理论上论述了修谱的意义。
如宋张载强调了“明谱系”对维系血缘宗法乃至收摄天下人心的功用：“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
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
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
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
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
”16]明初理学名臣宋濂亦强调谱谍对于辨明本源、维系宗法的功用：“三代以前，姓氏析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
氏所以分贵贱，姓所以别婚姻。
三代之后，氏姓合而为一，皆用之辩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
历世逾久，方策之所载者纷乱难明，以致受姓命氏者或失其本真。
至于地望之表则尤工！流转靡常，莫从辨定。
而黠者唯慕其华显为之宗。
所幸纂修之家各自为书以志之。
氏族之学因藉之而弗坠。
”17]方孝孺更将修谱同孝道联系起来：“尊亲之次莫过于重谱，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居闾巷之间而尽同宇之内，察统系之异同，辩传承之久近，叙戚疏，定尊卑，收涣散，敦亲睦，非有谱焉以列之不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