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隐蔽敛财的手段

FAZHISHIKONG法治时空\反贪风暴女处长的“敛财术”文图\严森海艺术品交易受贿，隐蔽性强。

可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好猎手。

原国家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处长李志玲，单独或伙同其前夫乔东方，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公司取得证监会的融资核准批复提供帮助，收受或索取上市公司、保荐机构负责人给予的人民币4205.07万元，及汽车、手表等财物。

一审法院以李志玲犯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乔东方获刑十五年。

李志玲不服上诉到北京高院。

2018年9月30日，北京市高院经过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收受并索取上市公司钱财1973年出生的李志玲，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得金融学博士学位。

李志玲曾任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审核二处主任科员、审核四处主任科员、助理调研员、副处长、处长、监管六处处长。

李志玲级别不高却重权在握，主要负责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再融资申请财务审核。

乔东方是李志玲的前夫，是北京一家国际拍卖公司的经理。

两人于2007年9月登记结婚，2014年3月离婚。

2007年8月的一天，李志玲打电话给浙江某公司老总过某，说她在杭州，想去临安玲珑山寺庙。

过某立即赶到杭州接上李志玲去了玲珑山。

当时过某朋友姜某的公司准备上市，他就带李志玲到姜某公司“考察”，介绍李志玲认识了姜某。

从公司出来后，过某对李志玲说，该公司上市后，将给她钱款作为报答。

李志玲听闻笑了笑。

事后，在李志玲的帮助下，姜某的公司成功上市。

其实，过某也是姜某公司的股东之一。

后来，李志玲又先后帮忙促成了过某公司的上市及再融资。

其中2008年底过某公司在申报再融资时，被山东一家企业举报，李志玲当时负责再融资财务审核，及时将该消息“反馈”并提出意见让过某公司整改。

最终，由于李志玲的鼎力相助，此次再融资成功通过。

对此，过某心存感激，说一定要回报“李处长”。

2009年10月的一天，过某给李志玲打电话，说把答应给她的800万元汇过去。

李志玲听后没有多说，只是让他把钱打到她朋友的账户。

新形势下违法违纪案件的特点、规律及预防在我国深入推进各项改革的新时期和新形势下，贯彻《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需要研究违法违纪的特点、规律和预防措施。

一、新形势下违法违纪案件的主要特点当前我国处于干部人事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行政审批体制、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等全方位改革的时期，这一时期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具有明显的转型期特点。

(一)实施主体呈现团伙化、主职化、行业化的特征。

1、互相勾结团伙化。

从过去以单个违纪为主发展到以团伙违纪为主。

有组织的团伙性违纪、集团违纪呈上升趋势，出现查处一个、扯出一串、带出一片的现象。

咸宁市纪委在查办的嘉鱼县新兴黄金冶炼厂案中，带出嘉鱼县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寿继玉等人的经济问题,全案共移送司法机关4人,给予纪律处分13人。

违法违纪分子从开始实施违纪违法行为，就利用工作和社交之便，以权力为基础，对上寻求保护伞，对下寻求同流合污者，组成一个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共同体，互相保护。

甚至还有一些干部热衷于与不法大款互傍，同社会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

2、带头违纪主职化。

单位党政一把手违纪成为目前最常见的形态，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嘉鱼县2004年查处的一把手违纪的案件比2000年上升了2.5倍，咸安区近三年查处案件中，一把手违法违纪的件，占了64%。

很多串案、窝案围绕着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的“一把手”展开，被卷入到串案、窝案的都是一些被“大的一把手”领导的“要害部门”的“小的一把手”，以及“一把手”身边的亲属、秘书、司机、情人等。

3、以权牟利行业化。

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以单位或集体的名义，用本单位、本系统的权力进行“创收”，牟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形成了行业腐败。

它包括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行为，变法定服务为“有偿服务”的行为，以扭转亏损局面为名乱涨价以及吃拿卡要的行为，以集体名义侵吞、截留国家财政收入作为集体挥霍浪费或集体私分的行为等。

(二)作案手段呈现间接化、期权化、诡秘化的特征。

2020年12月，原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万本太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

近日，其违纪违法的案情被披露，他不仅收受环保业主的礼金，还通过项目为亲属谋利，属于“干环保、吃环保”的典型。

在环保、住建、人防、交通、地质、油气等与工程技术相关的部门，都设有总工程师一职，这些总工程师都是该领域的专业型干部，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深谙该领域的各种“门道”。

近3年来，在总工程师职位上落马的干部不少，记者梳理他们的案情，发现他们大多是靠专业技能搞权钱交易。

在项目上圈钱，靠招投标“捞油水”总工程师在专业领域具有权威性，他们将以权谋私的触角伸进了该领域的课题项目安排、项目评审、设备采购、项目承揽、招投标审批等诸多方面，用公权“送人情”“捞油水”。

湖南省长沙县住建局供排水管理科原总工程师柳西沙自行承接设计项目，介绍设计业务收取好处费等，敛财达数百万元。

去年5月，他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长沙县某民办幼儿园负责人为办理临时建筑规划许可审批手续送给柳西沙4000元，后该手续因故一直没办理。

在谈及为何未办事也收钱时，柳西沙说：“我在那个位子上，她总有事要来找我的。

”据柳西沙主动交待，2013年至2019年收受160多名管理、服务对象的礼金达140余万元。

柳西沙手握设计审批权，企业老板为了能够快速取得项目的初步设计批复，想方设法拉关系、套近乎，他自然成了众人追捧的对象。

他也“热心”为这些企业老板“排忧解难”。

当企业老板找他推荐项目设计师时，他借用他人公司名义自己承接、赚取设计费，从中收取好处费。

柳西沙两次给黄某林介绍设计项目，设计费共计211.5万元，他从中收受好处费多达43.5万元。

柳西沙还利用职务便利以报建代办劳务费的名义收取好处费。

长沙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某企业老板李某凡为了快速取得项目的施工许可证，柳西沙向其推荐了符某玉代办项目报建手续，两人约定代办费13.5万元，最后柳西沙只支付了符某玉两万元劳务费，实际收受了落马总工程师们的隐蔽式腐败│文杏杏原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万本太是“干环保，吃环保”的典型。

十大腐败形式十四大《党章》明确“党坚持不懈反腐败”，20年来，反腐败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利益的驱使下，腐败有愈演愈烈之势。

腐败手法是花样翻新、名目繁多，从披露的案例来看，比较典型的有10种腐败形式：第一、情妇腐败细数当下落马贪官，绝大多数都涉嫌权色交易，故有“十贪九色”之说。

据人民大学发布的《官员形象危机2012报告》称，被查处贪官95%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

而这些情人、二奶，与官员们勾结在一起，成为了贪官大肆贪腐的导火线、加速器、催化剂、中转站、安全通道、洗钱机器。

贪官和情人表面上是通过“情”字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权色交易和金钱关系。

贪官因情妇闹事告发落马的现象时有发生，于是民间有〝反贪靠情妇〞的笑谈流传。

第二、秘书腐败一些领导干部腐败案件的背后，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的“拔出萝卜带出泥”，牵出秘书不少肮脏的活动。

秘书利用领导干部“身边人”的身份进行腐败，已逐步成为一种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腐败新形态。

如安徽省淮南市原市委书记陈世礼的秘书王传东，受贿人民币50多万元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受贿682万被判无期。

第三、家族腐败腐败最大的特点是权力的腐败，而“权力的家族化”则为权力的腐败提供了最好的“制度保障”。

一般来说，凡腐败泛滥、猖獗的部门或地区，终是或隐或现、或明或暗地烙上了“权力家族化”的印记。

如安徽省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堪称权力家族腐败的典型，他利用自己的影响，把妻子、儿子和两个妻舅都提拔为正县级以上干部，可谓夫贵妻荣，父功子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第四、借用腐败在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的形势下，一些人挖空心思，以“借用”之名来掩盖腐败活动，规避惩处。

如山东省发改委能源交通处原副处长陈学伟，齐星公司有两个项目需要审批，陈学伟向该公司总经理赵某提出借辆车开。

赵某随后将一切手续办好后，将一辆价值17.81元的桑塔纳轿车送到陈学伟手中。

陈学伟到肥城市挂职后，肥城市政府给其配了一辆车，陈学伟就把桑塔纳给其内弟开。

“发票书记”的敛财之道发票，本是单位和个人在从事各种经营活动时所开具的业务凭证。

因为发票也是一种报销凭证，于是，在一些财务管理不甚严格的地方和部门，有人就利用财务报销制度的漏洞贪污公款。

更有甚者，还利用发票索贿受贿。

在这方面，河南省周口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朱家臣真可算得上“机智过人”的一朵奇葩了。

“他的脸皮比鞋底还厚”朱家臣在当地政坛的资历不浅。

1990年，35岁的朱家臣担任洛阳市洛宁县委书记，成为河南省为数不多的年轻县委书记之一。

1994年5月，朱家臣改任洛阳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2001年9月，46岁的朱家臣升任周口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官至副厅级。

2006年12月，朱家臣转任周口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朱家臣喜欢书法，平日里给别人写得最多的内容是“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

而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他的贪欲与他常写的条幅内容截然相反。

这是朱家臣的索贿“战果”：在担任周口市委政法委书记期间，以他人代为报销发票的形式，先后向91人索取贿赂，少则一两万元，多则十几万元；少的每人报销一两次，多的五六次，累计金额达400多万元。

2007年年初的一天，朱家臣给周口市银行系统干部王凯打电话：“小王啊，来我办公室一趟，有工作安排给你。

”王凯赶紧放下手头工作，来到朱家臣的办公室。

朱家臣拿出一个信封递给王凯。

王凯打开一看，里边装着一些发票。

朱家臣慢悠悠地说：“最近经常进京维稳，产生了一些费用，麻烦你帮我处理一下。

”王凯与朱家臣交集并不多，但这么大个书记发话了，他只好同意。

第二次，朱家臣又以相同理由交给王凯一些发票。

这两次，王凯给他报销2.6万元。

其实，“维稳”产生的费用只是朱家臣的一个借口。

朱家臣的妻子是个退休教师，在北京照看孙子。

每逢周五，不管刮风下雨，朱家臣都雷打不动地回北京和家人团聚，周一再返回周口上班。

在北京期间，他打着“维稳”的旗号宴请朋友、购置礼品，然后将这些本该由个人支付的费用找地方报销。

双面席传亮：声称替政府“花钱”，其实给自己敛财│文张铎2015年底，时任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主任席传亮接受采访时，被媒体称为“中国担任政府采购中心主任时间最长的人”。

从2004年担任海南省政府采购中心书记、副主任开始，席传亮已经在采购中心度过了12个年头。

按照他的话说，这12年都在专门“替政府花钱”。

2015年之后，席传亮在原职务上又干了3年。

他担任政府采购中心主任的时间达到了15年，担任政府采购中心主任时间最长的纪录，至今无人打破。

一名官场人士表示，官员在同一个领导岗位上工作15年，几乎是不可能的。

“席传亮是个特例，算得上空前绝后。

”席传亮更是一个性格张扬的官员，在许多场合，他都会主动谈起自己被纪委调查的往事。

2009年，席传亮曾被纪委立案调查，他的爱人被叫去问话，调查组还去了他女儿的学校。

调查持续一年后，席传亮返回省政府采购中心主任的工作岗位。

他公开表示：“我是清清白白的，不怕接受检验。

他们爱怎样查就怎样查。

”见席传亮如此“底气”十足，尤其是他2018年即将年满60岁退休，许多人一度认为，席传亮大概能平安着陆，超长的任职时间，或将成为一桩美谈。

然而就在临近退休时，席传亮被海南省纪委立案调查。

近一年后，席传亮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

美谈成为警钟，一个在全国公共采购领域内颇具影响力的专家型官员，其实一直在利用自己的专业敛财，是个不折不扣的“两面人”。

雅与俗：既爱雅名，又好小利席传亮是湖南衡阳人，生于1958年。

他来自一个革命干部家庭，小时候父亲因公去世，全靠党和政府抚恤金养大成人。

席传亮在农干校上学，做过乡村教师，18岁入了党，20岁出头在衡阳一家国企做厂长。

1992年，时年34岁的席传亮迎来了一次人生转折。

那时，海南正处于特区创建的开发热潮中，席传亮作为第一批“闯海人”，离开湖南老家，来到这座没有冬天的海岛。

在国企与政府机关等多个部门历练后，2004年，席传亮担任海南省政府采购中心副主任。

政府腐败案例分析腐败是一种破坏社会公信力和经济发展的毒瘤。

政府腐败案例是现实社会中不少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本文将分析几个不同国家的政府腐败案例，探讨其原因和对策。

一、中国的“钢铁老板”案件在中国，政府腐败案例屡见不鲜，其中较为著名的案例之一是“钢铁老板”案。

该案涉及到河北省高官与当地一家钢铁公司老板的勾结，以权力交易为手段获取私利。

这一案例揭示了中国政府公信力和执法能力的严重问题。

导致这种腐败案例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官员的权力过大。

中国政府在许多领域都有着巨大的权力，而权力滥用往往导致腐败的产生。

此外，腐败案件往往与巨额资金有关，缺乏透明的资金运作和监督机制也是造成政府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

解决政府腐败案例的关键在于法治建设。

中国政府应加强司法独立，推进反腐败立法和执行力度，确保腐败分子受到公正的审判和严厉的惩罚。

此外，加强政府监督和媒体监督，建立透明度高的政府财务公开制度也是重要的对策之一。

二、巴西的“石油门”事件巴西政府腐败案例中著名的案件是“石油门”事件。

这一事件涉及巴西石油公司高层官员与政界精英之间的贪污交易，导致全国范围的抗议浪潮和政治动荡。

造成巴西政府腐败的原因之一是政治体系的腐败。

在巴西这样的国家，政治体系中充斥着贪污和权力滥用的问题。

政治精英为了获取私利，往往与企业家勾结，通过不正当手段牟取利益。

要解决巴西政府腐败问题，政治体制的改革至关重要。

建立透明度高的政治选举制度，减少政治精英的滥权现象，同时推进反腐败立法以及加强司法独立，确保违法行为受到严惩，这些都是有效的对策。

三、印度的“教育腐败”问题印度政府腐败案例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教育腐败。

在印度，许多政府官员通过收取贿赂为学生提供优厚的考试条件，导致教育资源不公平分配，扭曲了教育的公平性原则。

教育腐败案例的原因之一是社会腐败观念的存在。

在印度社会中，贪污和权力交易被一些人视为“正常”的行为，这种病态的价值观影响了教育领域。

解决印度政府腐败问题需要改变社会观念。

安国市套取国家资金的几种形式近年来，安国市在专项资金检查和惠民政策检查方面力度很大，这对各级行政事业单位规范财务收支，从源头上惩治腐败有较强的威慑力。

检查发现个别单位为了掩盖一些不能在账目中反映的支出，铤而走险，采取各种手段套取国家资金，用于支付不能见光的开支。

一、加大工程量套取。

一般来说，做工程事先都会编制预算，等工程结束后，会编制工程决算书和经过审计后出具报告作为付款依据。

个别地方在一些隐蔽工程上做文章，通过虚增和加大工程量套取资金，导致预算和决算数据相差较大，利用隐蔽工程在完工后已掩埋无法看见全貌的特点去，擅自伪造数据。

二、以拨代支转移支出套取。

从中央到地方专项资金的使用都有严格规定，有些单位会想办法转移资金，把款拨付到个体私营企业或基层村所，或者直接打乱资金拨付的来龙去脉，然后套取或直接把支出票据拿到所拨款单位报销。

三、虚列救灾救济资金套取。

近年来，国家对民生资金的投入力度逐年加大，特别对农村和农民的支农资金和救灾救济资金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很高，可是有些管理部门和工作人员还是会监守自盗，通过改变姓名等虚假冒领的方式将应该发放给农民的资金截留。

四、公用经费支出名义套取资金。

会议费包含的内容较多，比如食宿、车票等，很容易被钻空子，再加上一些比较大型的会议和开会时间较长的，利用会议费列支不是会议的支出或者虚增会议费的情况经常发生；日常小型的修补支出随时进行，有的单位为了报销不合规的开支，就会虚增维修费用来套取资金；临时聘用人员工资、评审费等一些劳务费支出。

没有专门的税务部门开具的劳务费发票，而且这种发票的开具随意性大，对其真实性较难把握。

五、包装同一项目，重复申报。

对于已经安排投资补助或贴息资金的投资项目，相关部门不应重复受理其资金申请报告。

但仍然存在一些单位，将同一个项目进行包装，采用不同的项目名称在不同年度分别向同一主管部门的不同处室进行申报并获取补助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