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叶诗派的日常语言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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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叶诗派_百度百科我的百科我的贡献草稿箱百度首页 | 登录新闻网页贴吧知道 MP3 图片视频百科帮助设置首页自然文化地理历史生活社会艺术人物经济科学体育编辑词条九叶诗派九叶诗派:(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
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
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
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
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
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九位诗人分别为曹辛之(杭约赫)、辛笛(王馨迪)、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查良铮)和袁可嘉。
他们于1981年出版了《九叶集》,因此被称为九叶诗人。
九叶诗派(1938—1948)诗群的形成:西南联大时期(1938-1946)1937年7-29,北平沦陷,1937-8-28,教育部指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1937-9-10,教育部宣布北大,清华,南开,中央研究院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1-19,国民政府批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1938-4-2,教育部令长沙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教师中的诗人中文系:闻一多,李广田,朱自清外文系:卞之琳,冯至闻一多在联大开始转变文学观念,由唯美走向强调诗的社会意义.在《诗与时代》说:"我应提出重视诗的社会价值了,……诗是与时代共同呼吸的." 编选《现代诗钞》冯至写出《十四行集》(1942年5月,桂林明日社出版),受象征派大师和存在主义先驱里尔克的影响,"对不可见事物的"追寻,对死亡的追问,对现代文明的拒斥和抗议,向往原始质朴宁静的理想境界.卞之琳,1942年5月出版《十年诗草》,桂林明日社出版李广田,《诗的艺术》,1944年12月,开明书店联大聘请英国现代诗人,新批评理论家燕卜荪,开设《当代英国诗歌》课程.他1937年来中国,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后随北大迁到昆明,1940年返国联大学生的诗歌活动联大的文学社团:1940-1941,"冬青文艺社",杜运燮,汪曾棋,林抡元等.文聚社.联大的学生诗人联大"三星":穆旦(外文系),郑敏(哲学系)杜运燮(外语系)历史系的唐祈外语系的袁可嘉《诗创造》时期(1947,7-1948,10)《诗创造》由杭约赫,林宏等青年诗人创办,1947年7月出版,上海星群出版社出版,1948年10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共出16期.第一阶段,采取兼容并蓄的编辑宗旨,诗人阵容庞大,分散全国各地的作者有170多,产生较大大影响.《创刊号·编余小记》:"今天,在这个逆流的日子里,对于和平民主的实现,已经是每一个人迫切需要争取的.因此我们认为:在诗的创造上,只要大的目标一致,不论它所表现的是知识分子的感情和劳苦大众的感情,我们都一样重视."1948年上半年,创办者间对办刊宗旨和原则发生分歧,杭约赫决定退出,创办〈中国新诗〉,《诗创造》建立由林宏,康定,沈明,方平等组成的编委会.林宏和臧克家都认为多刊登战斗气息浓厚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作品,反对脱离现实,晦涩玄虚的西方现代派作品;杭约赫则主张要讲究意境和色调,多作诗艺上的探索,反对标语口号式的空泛作品.第二阶段(1948年7月——10月),编委会在《新的起点》中说:"以前选稿杂芜","从本辑起,要以最大的篇幅来刊登强烈反映现实的作品,要和人民的痛苦和欢乐呼吸在一起.我们对于艺术的要求是:明快,朴素,健康,有力,需要从生活实感出发的真实的现实的诗,不需要仅仅属于个人的感伤的颓废的作品,或者故弄玄虚深奥莫测的东西.我们提倡深入浅出使一般读者都能接受的用语和形式,我们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中国新诗〉时期(1948,6—1948,10)〈中国新诗〉创办1948年6月星群出版社出版,仅出5期即随出版社被查封杭约赫,辛笛,方敬,陈敬容,唐祈,唐是为编委〈中国新诗〉的骨干:北方的联大三星:穆旦,郑敏,杜运燮和袁可嘉〈诗创造〉形成的核心:陈敬容,唐祈,唐是,辛笛"九叶"的命名1980年北京的袁可嘉,郑敏,陈敬容,杭约赫编选了〈九叶集〉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九叶诗人——穆旦穆旦(1918——1977),1918年2月24日生于天津,祖籍浙江海宁,原名查良铮.1929年考入南开中学,开始文学创作.35年考入清华大学,40年毕业留校任教.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甸抗日前线,担任翻译官.45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探险队》.48年赴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读英美文学,51年获硕士学位,53年归国任南开大学外文系教授,翻译出版了普希金,雪莱等诗集.58年受到不公正对待被迫停止教学,下放到图书馆工作.77年2月26日在天津病逝.79年冤案平反.出版的诗集:探险队 45年1月,昆明文聚社穆旦诗集 47年5月,沈阳(自印)旗 48年2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穆旦诗选 86年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穆旦诗全集 96年,中国文学出版社蛇的诱惑(诗文集) 97年4月,珠海出版社穆旦的诗是情思的深度,敏感的广度,和表现的饱满的结合,有艾略特《荒原》的气息.缺陷是语句有的略显冗长,累赘,丰富的情思有的显得混杂.九叶诗派的艺术风格艾青的评价可以概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采用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画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现代派的表现技巧1 间接性的表现形式:意象/象征/借喻客观性的抒情风格:思想知觉化对民族与人民命运的强烈关注〈赞美〉——穆旦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是干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际爬行;我有太多的话,太悠久的感情,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对民族和人民命运的强烈关注启示—杭约赫我们常常迷失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拾到一枚贝壳,捉到一个青虫,都会引来一阵欢喜.好像这个世界已经属于自己,而自己却被一团朦胧困守住,——翻过来,跳过去,在一只手掌心里今天,我们不会再轻易去叹息——一朵花的凋谢,月亮的残缺;一粒星的陨落,一只蛋壳的破裂,都给我们预示了将要来到的_一些忧患,都给我们指点了前面的路.因它们生命的变幻填平了多少崎岖的坎坷,领我们到一个新的世界——自己的世界外的世界在时代与历史中思索着生命的意义时感穆旦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然后再受辱,痛苦,挣扎,死亡,因为在我们明亮的血里奔流着勇敢可是在勇敢的中心:茫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它说:我并不美丽,但我不再欺骗因为我们看见那么多死去人的眼睛在我们的绝望里闪着泪的火焰._当多年的苦难以沉默的死结束,我们期望的只是一句诺言,然而只有虚空,我们才知道我们仍旧不过是幸福到来前的人类的祖先,_还要在无名的黑暗里开辟新点,而在这起点里却积压着多年的耻辱:冷刺着死人的骨头,就要毁灭我们一生,我们只希望有一个希望当做报复.将生命经验,体验提升为哲理性的沉思《树》郑敏我从来没有真正感觉过宁静象我从树的姿态里所感受的那样深无论自那一个思想里醒了我的眼睛遇见他屹立在那同一的姿态里在它的手臂间星斗转移在它的注视下溪水漫漫流去在它的胸怀里小鸟来去而它永远那样祈祷,沉思仿佛生长在永恒宁静的土地上金黄的稻束郑敏金黄的稻束站在割过的秋天的田里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黄昏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收获日的满月在高耸的树巅上暮色里,远山围着我们的心边没有一个雕塑能比这更静默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你们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而你们,站在那儿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提倡1947-3-30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发表〈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现代诗歌的观念——现代诗歌显出高度综合的性质:强烈的自我意识中的同样强烈的社会意识,现实描写与宗教情绪的结合,传统与当前的渗透,"大记忆"的有效启用,抽象思维与敏锐感觉的浑然不分,轻松严肃诸因素的陪衬烘托.即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新诗现代化的抒情方式1,_ 语言表达的暗示性或间接性.(47年5月18日《大公报·星期文艺》)以与思想感觉相当的具体事物来代替貌似坦而实图掩饰的直接说明.意象比喻的特殊构造法则(十分厌恶浪漫派意象比喻的空洞含糊,认为只有发现表面极不相关而实质类似的事物的意象或比喻才能准确地,忠实地,且有效地表现自己;根据这个原则而产生的意象便有惊人的离奇,新鲜和惊人的准确,丰富)通过想象逻辑安排全诗的结构(前人多概念逻辑即从诗篇中最明白浅显的散文意义评判它的发展,现代诗人认为只有诗情经过连续意象所得的演变的逻辑才是批评诗篇结构的标准,在想象逻辑的指导下,集结表面不同而实际可能产生合力作用的种种经验,使诗篇意义扩大,加深,增重.)文字经过新的运用后所获得的弹性与韧性新诗现代化的抒情方式2,新诗的戏剧化(48年6月《诗创造》12期)如何使意志和感情转化为诗的经验,即设法使它们得着戏剧的表现,而闪避说教或感伤的恶劣倾向.尽量避免直截了当的正面陈述而以相当的外界事物寄托作者的意志与情感:戏剧效果的第一大原则即是表现上的客观性间接性.戏剧化至少有三个不同的方向.一是里尔克为代表,把搜索自己内心的所得与外界的事物的本质(动的,静的)打成一片,而予以诗的表现,初看诗里绝无里尔克自己,实际却表现了最完整不过的诗人的灵魂.二以奥登为代表,他通过心理的了解把诗作的对象搬上纸面,利用机智,聪明及运用文字的特殊才能把他们写得栩栩如生,而诗人对对象的同情,厌恶,仇恨,讽刺都只从语气及比喻得着部分表现,而从不袒露.三,干脆写诗剧.无论想从哪一个方向使诗戏剧化,以为诗只是激情流露的迷信必须击破.没有一种理论危害诗比放任感情更为厉害,不论你旨在意志的说明或热情的表现,不问你控诉的对象是个人或集体,你必须融合思想的成分,从事物的深处,本质中转化自己的经验,否则纵然板起面孔或散发捶胸,都难以引起诗的反应.穆旦 "新的抒情"的提倡(〈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谈起〉,40年4月28日〈大公报〉(香港版))为了表现社会或个人在历史一定发展下普遍地朝着光明面的转进,为了使诗和这时代成为一个感情的大谐和,我们需要'新的抒情'.这新的抒情应该是,有理性地鼓舞着人们去争取那个光明的一种东西.我着重在"有理性地"一词,因为在我们今日的诗坛上,有过多的热情的诗行,在理智深处没有任何基点,似乎只出于作者一时的歇斯底里,不但不能够在读者中间引起共鸣来,反而会使一般人觉得,诗人对事物的反映毕竟是和他们相左的."新的抒情",当我说这样的话时,我想到了诗人艾青.〈吹号者〉是较好的代表,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觉出情绪和意象的健美的糅合.强烈的律动,洪大的节奏,欢快的调子,——新生的中国是如此,"新"的抒情自然也应该如此.九叶诗派的贡献三十年代的新月派诗歌,现代派诗歌,大都限于个人的感兴,中国诗歌会和七月诗派为代表的鼓动性政治性的诗歌,对人生繁复具体的感受体会不够,九叶诗歌在人生与时代现实,与艺术的结合上做了探索,形成了一种综合或平衡,即"不让艺术逃避现实,也不让现实扼死艺术,".扩展阅读:1./c?word=%BE%C5%D2%B6%3B%CA%AB%C5%C9&url=http%3A//chinese %2Exmu%2Eedu%2Ecn/jpkc/xdd/xiandai/%BE%C5%D2%B6%CA%AB%C5%C9%2Eppt&p=8457d016d9c0 42e408e2962b494d&user=baidu开放分类: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我来完善]“九叶诗派”相关词条:更多徐志摩郭沫若闻一多百度百科中的词条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要解决具体问题(尤其在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九叶诗派的名词解释九叶诗派是中国现当代文坛上的一支重要文学派别,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该派别的创作风格独特,对传统文学的重新解读以及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以下将围绕九叶诗派的核心思想、表现手法以及代表作品进行解释。
首先,要理解九叶诗派的核心思想,我们需要了解其中两个关键词,即“九叶”和“诗派”。
九叶在这里是指九个不同且独立的诗人集体,他们分别是杨炯、秦羽墨、徐华敏、朱雀诗社、上海诗会、镜坛、早潮、一瓣红、凡串珠。
这九个独立的个体本身就代表了多元的审美观和创作方式,同时也反映了九叶诗派的开放与包容,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表达形式。
而诗派则指的是这一群体的共同追求和理念,即对诗歌的创作与表达方式的共鸣。
整个九叶诗派的形成背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人们对传统的文化和审美标准出现了质疑,这也催生了九叶诗派这样一种全新的文学呈现方式。
其次,九叶诗派在表现手法上有着鲜明的特点。
与传统诗歌相比,九叶诗派更加强调对诗歌能量的表达,注重通过形象和语言的凝练来传递内涵。
在形式上,九叶诗派追求语言的精炼,摈弃了华丽辞藻和过分修辞的倾向,选择简洁的表达方式。
这种简练而深刻的写作风格使得九叶诗派的作品更加直击人心,具有强烈的触动力。
在主题上,九叶诗派作品更关注个人的内心体验和情感表达,诗人们以自己的独特视角去揭示生活的真实与虚幻,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渴望。
他们笔下的世界既有对日常琐碎细节的关注,也有对人生存在的思索,以及对生命、爱情、人性等永恒命题的追问。
这一特点使九叶诗派的作品既有现实主义的社会关怀,又有超越时空的理想追求。
最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九叶诗派的代表作品来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个派别的艺术表达方式。
其中,杨炯的《九月的野地》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诗集,通过对城乡差距、环境污染、物质欲望等问题的揭示,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对人类命运的思考。
秦羽墨的《白洋淀记忆》则以写实手法,展现了对乡土与生活的深沉思考,同时融入了灵秀的古文意象,使得作品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
简述九叶诗派的诗歌创作及特点简述九叶诗派的诗歌创作及特点?_百度知道百度首页 | 百度知道| 登录新闻网页贴吧知道 MP3 图片视频百科文库帮助设置百度知道 > 文化/艺术相关内容添加到搜藏已解决简述九叶诗派的诗歌创作及特点?悬赏分:0 - 提问时间2006-7-30 10:38提问者: boyhan320 - 一级其他回答共 1 条九叶诗派概观战争并不能消灭诗歌,物质贫困、生活挤压也没有彻底阻碍诗人们探索诗歌发展道路的多种可能性。
战时在西南联大,一批新老诗人以自己的思考与创作不仅证明了诗歌的存在,更努力拓展新诗生存空间,将已显颓势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引向深入发展的轨道,联大回迁之后,他们成为战后平津诗歌创作的重要力量。
在上海也有一批青年诗人相继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转移到现代主义的诗歌写作。
1947年,南北诗人终于汇合形成一个流派,后来被称为“九叶诗派”。
核心成员包括西南联大毕业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还有辗转聚集到上海的辛笛、陈敬容、杭约赫(曹辛之)、唐祈、唐湜。
他们均接受过高等教育,多数学习西方语言文学,有较深厚的中外文学修养,熟悉西方现代诗的分化流变,其创作与理论在当时独树一帜,曾引起争议。
艾青评价“他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采取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画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
大体来说:在思想导向上,他们坚持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共振合拍,主张保持诗与人生现实的平衡,但不满足浮光掠影的表象描写,追求深入现实作综合表现。
在诗艺探索上,他们倾向接受西方诗歌尤其是以艾略特、里尔克、奥登等为代表的欧美现代诗成功的艺术经验,建构新的适应时代的抒情模式和语言意象系统,为诗坛带来生气和新变。
代表诗人九叶派主要代表诗人有穆旦、辛笛等。
穆旦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祖籍浙江海宁,生于天津。
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两年后从军担任翻译。
1948年赴美留学,1953年归国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反右”和“文革”期间受到冲击、迫害。
九叶诗派简介(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唐湜、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秦楼月本章教学重点:“九叶”诗派的形成及原因,“九叶”诗派的美学追求:感性与知性的统一、戏剧化的艺术策略。
第一节由分散到聚合:“九叶”诗派的形成“九叶”诗派主要由上海诗人群的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和唐湜等,与西南联大诗人群的穆旦、杜运燮、郑敏和袁可嘉等两路诗人组成。
西南联大迁回北京和天津后,两大诗人群分别居于南方和北方城市,所以又被称为南方诗人群和北方诗人群。
两大诗人群聚合以前已经分别展开了现代主义诗歌运动。
1947年杭约赫等人在上海集资成立星群出版公司,后创办“诗创造社”,并于当年7月编辑出版《诗创造》杂志,以此为阵地,上海诗人群逐渐向流派汇集。
《诗创造》的作者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臧克家周围的年轻人,如康定、林宏、沈明、田地、劳辛等,二是编者杭约赫的诗友,如陈敬容、辛笛、唐祈、唐湜、方宇晨、马逢华、李瑛等。
他们的编辑方针是兼容并包主义,也无意于形成一个派别,而是为了冲破当时较为寂寞诗坛。
实际上,兼容并包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因为时代的主潮是现实主义,大多数作家独尊现实主义,很难给现代主义以平等的地位,所以,《诗创造》内部所存在的两种创作倾向就逐渐由兼容走向了分离。
唐湜曾回忆说:《诗创造》“后来在敬容、唐祈与我的参与下,刊物上显现了一些‘现代派’的倾向,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
”于是,上海诗人群的分道扬镳则不可避免了。
很快,杭约赫、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等人从中分离出来,在辛笛的经济资助下,于1948年6月另行创办《中国新诗》丛刊,由森林出版社出版,杭约赫、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和方敬(未到职)等为编委。
他们与北方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相汇合,掀起了一股现代主义诗歌潮流。
正如唐湜所说:“在《诗创造》中,我与敬容、唐祈关系较好,在辛之的支持下,初步形成了一个四人核心,到了《中国新诗》,南北双方合流(当时攻击我们的批评家们说是‘南北才子才女的大会合’),北方的TRIO(三星)与可嘉积极来稿支持南方的我们五人,九叶这一流派才算真形成了。
简述九叶诗派的平衡美学主张。
九叶诗派是以青年诗人晏几道为首的一支著名诗派,他们在诗歌创作和灵感运用上倡导“平衡美学”原则,这一倡导主张从文学到政治都要保持一种健全的平衡性。
九叶诗派强调的“平衡美学”,认为要对内对私家庭,对外对公共生活都要有一种完美的平衡,并且要有一种节制的态度,使其在语言的使用上也能有一种和谐的融合。
一般来说,九叶诗派的“平衡美学”主张主要集中在审美上,如“乐府诗词”中的“四乐”——“言者先信;句者先和;字者通切;意者和歌”以及“配色调谐”等原则,这些原则旨在培育出一种理性、客观、宽容的审美态度。
九叶诗派的“平衡美学”主张也受到了许多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来传播完美和谐的社会理念,同时培养出一种无懈可击的审美精神,使之成为一种家喻户晓的文化。
九叶诗派鼓励诗歌创作上要力求和谐统一,在此之上发挥创作的完美价值,以求贴近诸多读者,这是九叶诗派理想模式的核心本质。
九叶诗派的诗歌创作九叶诗派的诗歌创作(一)九叶诗派(新现代诗派、中国新诗派)定义九叶诗派是40年代后期形成的、一个追求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结合的诗歌流派,没有共同的纲领和一定的组织形式、由相近的艺术追求而聚集起来。
先以1948年创刊的《中国新诗》而被称为中国新诗派,后来又因为1981年出版的九人诗集合集《九叶集》而被称为九叶诗派,也叫新现代诗派。
"九叶"是指以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即画家曹辛之)、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查良铮)九个人为代表的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以《诗创造》(1947年7月创刊)和《中国新诗》(1948年6月创刊)等刊物为主要阵地,发表诗作和诗论,在艺术上,表现了现代派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倾向。
(二)九叶诗派的文学史地位九叶诗派的存在,不止于单纯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的意义,他们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融汇和创新,对中国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对于推动中国新诗的现代化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但是,由于时代的原因和他们的超前意识,这个流派的价值和影响在当时不是特别突出,直到80年代九人在40年代的诗歌选集《九叶诗集》出版后,影响才逐渐扩大。
(三)九叶诗派诗歌创作的艺术特征:一种新的诗歌审美原则的寻求与构建1、文学观念、诗歌理想更具有综合性和现代性。
"综合"是,中国新诗派的诗歌观念中的一个基本观念。
九叶诗人感受到了新文学诞生以来各种思潮的交汇,和西方最新文学思潮的冲击,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着较为客观和清醒的认识。
他们既反对逃避现实的唯艺术论,也反对扼杀艺术的唯功利论,力求在现实和艺术之间求得恰当的平衡。
艾青曾经十分精确地概括了九叶诗派的"综合"的特点: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采取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如象征、暗示)和自己的艺术感受,刻画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寻找一种新的诗歌审美原则的构建。
2、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在这一点上,体现出了九叶诗派和西方现代主义最直接也是最深刻的联系。
“九叶”诗派,通俗文学的发展与成熟 ZZZZ_默契百度空间 | 百度首页 | 登录默契我外号叫兔子主页博客相册|个人档案 |好友查看文章“九叶”诗派,通俗文学的发展与成熟 ZZZZ2008-04-02 13:26四十年代文学社团与文学思潮(“九叶”诗派,通俗文学的发展与成熟)一、九叶诗派的创作:40年代后期出现,在3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诗歌流派,又称为新现代主义诗派。
“九叶诗派”是在80年代确立的名称,是西南联大一群校园诗人,特别是在1948年9位年轻诗人在上海《现代新诗》杂志上共同发表诗歌作品和理论主张,他们具有共同的风格和审美追求。
代表诗人有穆旦、辛笛、陈敬容、郑敏、袁可嘉等,他们的风格与追求主要表现在:首先,他们特别注意诗歌本身的价值,在现代新诗的发展过程中,他们把对“纯诗”的追求提高到一个新的境地,诚如辛笛所讲:“我的诗宁愿让一位读者读一千遍,也不愿让一千个读者读一遍”。
他们坚持文学本身的价值和独立传统,但并未丢弃现实,而是在艺术和现实之间求得一种平衡。
第二,他们追求个人与时代社会的融合,特别强调诗人的深刻的思考,认为一个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思想者,即必须以血肉的感情来诉说思想的本质,首先是思想自己,然后是思想与一切社会历史生活的严肃的联系,在诗歌中既要有深切的、深沉的个人投掷,又要有全局的把握和超越的目光。
第三,特别强调诗歌感受的真实性和深刻性,无论听觉、视觉、内在、外在都应真实、深刻,“现代的诗更应着重于人性和科学的真实,现代诗要扎根在现实中,又不要被现实绑住”。
二、穆旦是九叶诗人中影响最大的一位,在天津南开中学时开始诗歌创作,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比较多地接触到现代派作品。
抗战的爆发使他更接近现实、接近社会,在作品中透出更多的民族气息和泥土气息,特别是在西南联大时,特别受到外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教授(英国)的影响。
穆旦先后出版过三本诗集《探险队》、《穆旦诗集》、《旗》。
穆旦首先特别注重从思想上开掘诗的内容,知性(相对于感性)成份较重,是感情煎煮思想的产物(课本P.192),是苦苦思索、通过各种亲身感受而升华为思想,比较内向、厚重、深沉。
诗是语言的艺术。
语言把诗物质化为我们可以触摸的文本,它是诗的存在方式;但同时语言也影响了诗人的思维和言说方式。
语言作为一种先验性存在钳制了诗人的头脑,它制约了诗人情感、意志和经验的表达限度。
如何取法既有语言资源去更为准确地“言说”自身,从而最大限度地指示诗人隐秘的心理空间,成为几千年来困扰诗人的一个难题。
九叶诗派是一个有着鲜明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他们热衷于西方诗艺的探索,并坚定地站在民族现实的土地上,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寻求“新诗现代化”。
九叶诗人围绕着《诗创造》和《中国新诗》奏响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音符。
如何在现有的语言资源内表现“最大量意识活动”,如何选择与建构自己的语言表达个人“经验”成为九叶诗派一个无法躲闪的课题。
日常语言相对于书面语言而言,它来源于民间,具有质朴的底色并具有鲜活性、真纯性、柔韧性和弹性,日常语言更切近于日常人生的现时和当下,它的粗糙与朴实使得其本身具有丰富的质感。
现代诗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日常语言对诗质建构的积极作用,艾略特就曾经预言:“不论诗在音乐上精巧化的方向走得多远,总有一天,诗再被唤回到日常语言的时候一定会到来”①。
袁可嘉敏锐地从西方的诗学理论中吸收营养,并用于根除本国诗弊病的实际中去,力矫情绪感伤性和政治说教化倾向在诗歌领域内的蔓延。
他清晰地看到现代诗人对日常语言的重视,在《综合与混合》一文中袁可嘉剥离出现代诗人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他们都否认狭义的诗的语言而广泛采用日常生活中的语汇,比喻及想象”②。
九叶诗派在诗歌语言的营建中很自然地学习西方,里尔克的诗驱策德文口语的实践和奥登机智幽默的口语写作都被九叶诗人借鉴。
他们积极开挖日常语言即口语语言潜能并适当调适,使之适合自己诗情诗思的内在构造,从而提炼出具有个人特色的语言。
穆旦有一部分诗完全是口语化的,他一般不求精巧的炼字,而只求用日常语言准确表达。
在《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赞美》等诗中,日常语言的节奏配合着诗情的流淌,简洁朴实的口语、新鲜明丽的气势一泻千里,日常语言的交际性和随意性正好成为诗人诗情散发的一个重要媒介,日常语言内在节奏的跳动也给诗带来一种原生态的野性与张力。
《农民兵》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试看诗的第一节:“不知道自己是最可爱的人,/只听长官说他们太愚笨,/当富人和猫狗正在用餐,/是长官派他们看守着大门”。
日常语汇加上简单到明白如话的口语句式,使得这首诗的语言透明到一眼直视的地步。
但简洁的词汇并不表明诗意的“简单”,日常语言在诗人的笔下显出沉重的色彩,“农民兵”无法主宰自我命运的悲剧在口语句式的流动表达中呈现出来。
穆旦的语言往往有一种“剔刀式的锋利”,这种“锋利”的语言是穆旦得之于心的自我创造,是其内在心理体验投射于口语表达上的产物,口语饱满地浸透了穆旦个人植根于现实的心理体验。
同时穆旦对日常语言作了个人化的改进与调适,他“对普通白话作了一番修剪,去其罗嗦而保其纯朴”,从而在此基础上“炼出一种明亮的灵活的能适应他的不断变化的情绪的语言”。
③或是悲痛、或是沉思、或是沉重的内在心理体验都在他丰富而多变的日常口语表达中呈示出来。
在《甘地》一诗中,他“用极近口语的文字写出了庄严的诗”④,则是他灵活运用日常语言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种对日常语言的调节与诗人如何表达个人化“经验”,表达何种“经验”是密切相关的。
而杜运燮则追求日常语言轻松、机智、风趣的表达效果,从而开挖出其另一种不同的风貌。
《一个有名字的兵》写道:“大伙儿猜拳喝酒,/他在旁边剥花生米。
/大伙儿要去找姑娘,/他说他还要筛一筛米”。
朴实无华而充分口语化,追求表达的轻松,但字里行间中自然有一种文字的张力,从而展现出一个“兵”的有血有肉的性格。
奥登式的“机智的口语”范例是杜运燮学习西方诗艺的一个有力的方向,如《追物价的人》:“为了抗战,我们都应该不落伍,/看看人家物价在飞,赶快迎头赶上,/即使是轻如鸿毛的死,/也不要计较,就是不要落伍”。
把人见人恨的“物价”与“红人”放在一起,便显示出滑稽的效果,而这种口语叙述的亲切性则使全诗透出作者机智表达的魅力。
在《狗》这首短诗中作者以诙谐的口语描写了一只狗有了主人就“学会了读老爷的日常脸色”,“失去了长嚎的热情;因此嗓子也变了,/只会咿唔撒娇,咳嗽着报告有客”。
日常化的口语描写使得诗的风格轻松活泼,却又暗藏机智,令人想起奥登的《无名的公民》一类的诗。
穆旦和杜运燮的大量诗篇完全用日常语言来结构全诗,在语言层面上显现出更为鲜明的口语化特点。
其实,其他九叶派诗人也注重日常语言的弹性与韧性等特性的利用。
袁可嘉诗中的日常语言运用,则显得更为经济和圆熟,他去除了口语原有的罗嗦、无序的缺点,加强了对日常语言的锤炼与选择。
如:“你一手接过来城市村庄,/拼拼凑凑够你编一张地图。
”(《旅店》)“绅士们捧着大肚子走进写字间,/迎面是打字小姐红色的呵欠,/拿张报,遮住脸:等待南京的谣言。
”(《南京》)表达生动而又凝练,诗行间充满了生气。
辛笛、郑敏、陈敬容则更重视日常口语与书面语的协调配合,在语言的张力中突显诗意。
辛笛的语言受古典诗词的影响颇深,《rhapsody》有这样的句子:“我想呼唤/我想呼唤遥远的国土/风声雨声/楼乃如船/行步声喧语声笑声/门的开闭声/邻近的人家有人归来/‘是我是我’”。
口语适当穿插在充满着浓厚古典气息的书面语之间,与极少数文言语汇形成鲜明的对照,最后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诗的节奏跳动有力而灵动多姿。
郑敏、陈敬容的语言很少文言词汇,但同样注意口语和书面语的结合。
在郑敏的《舞蹈》中:“那圆润的手臂,/徐徐弯转的腰身”,基本上都是口语词汇,跟“每一个缓和与敏捷的行动/都是沉默的一笔,/那不朽的言语”,基本上都是书面语汇,二者相互映衬,展现了舞者动中寓静的风姿。
“将最初的叹息,/最后的悲伤,/一齐投入生命的熔炉,/铸炼成金色的希望。
”(陈敬容《铸炼》)简洁口语与雅致的书面语的搭配更显诗的自然与生动。
穆旦等九叶诗人对日常用语的吸纳与运用,“决不是说他们的用法即是常人的用法”⑤,日常口语的语言建构决不是日常口语的简单复制、照搬,它融汇了个人的诗情与诗思,同时他们不断揉捏日常语言的弹性与韧性,从而锻造出更有表现力的表达方式。
可以说,九叶诗人从两个方面丰富了语言的质地,使其更适合表达深广的人生经验:一是通过具象词与抽象词的嵌合,促进思想的知觉化。
九叶诗人主张“思想知觉化”,就是“发挥形象的力量,并把官能感觉的形象和抽象的布点,炽热的情绪密切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孪生体”⑥。
在语言上也就是通过具象词与抽象词的搭配,打破语言固有语法规范从而给读者以新鲜的感受力。
例如穆旦诗中常常有意想不到的排列和组合,如“寒冷的善良”、“无言的饥荒”、“欲望的暗室和习惯的硬壳”、“被恭维的街道就把他们倾出”。
郑敏更是喜欢用这种搭配方法,如“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绿色的希望的旗帜”。
还有唐?的“物价从烟突里奔出”(《骚动的城》),“一个痛苦的焦虑挺立”(《手》);袁可嘉的“饥饿的疯狂掩不住本质的诚恳”(《穿空唉空穿》)等。
具象词与抽象词的嵌合使感性上升为智性,二者互相补充、联结并进而突出智性,从而间接地表现出诗人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思索。
二是通过“悖论―反讽”式语言的营造,倡导诗的戏剧化。
九叶诗人提倡诗的戏剧化,就是要求诗歌不仅要体现其抒情的功能,还应像戏剧那样具有一定的冲突性和较大的情感张力,能够显示出心灵深层的运动与变化。
所谓戏剧性,即是“每一刹那的人生经验都包含着不同的矛盾的因素”,诗的表现也是在“不同的张力”中求得“螺旋形的”辩证运动。
⑦在语言操作层面上,九叶诗人也是通过相互“矛盾”的语言来突显其张力。
如“告诉我们和平又必须杀戮,/而那可厌的我们先得去欢喜”(穆旦《出发》);“兵士的新装黄得旧褪凄惨”、“都是病,不是风景!”(辛笛《风景》);“荒塞的凄凉和闹市的寂寞/同样沉重,而你就喘息地缩小,/有一天终又会膨胀开来”(陈敬容《寄雾城友人》);“走进城就走进沙漠,/空虚比喧哗更响,/每一声叫卖后有窟窿飞落,/熙熙攘攘真挤得荒凉”(袁可嘉《进城》)。
相反意义的词语在上下文里形成对照,从而达到了瑞恰慈所提出的“反讽”的诗歌语言艺术效果,即“反讽式观照”,也就是:“通常互相干扰、冲突、排斥、互相抵消的方面,在诗人手中结合成一个稳定的平衡状态”⑧。
九叶诗派对日常语言的借鉴与利用,是他们“忠实于各自心目中的诗艺”的结果,也是他们努力开拓新诗语言的一个方向。
五四文学革命中的白话文运动,使在古典汉语中长期处于边缘的“白话”,从文言的钳制之下挣脱而出,一跃成为语言的“正宗”而占据汉语的主导地位。
具有鲜明口语特点的白话,由此构成了现代汉语的主干或基础。
现代汉语在吸收白话口语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来完善表达相对贫弱的语言,使得现代汉语的质地更为丰富和充实。
20世纪40年代,现代汉语已经相对稳定地成为人们的言说和表达的工具,但新诗的语言规范却仍没有正式确立。
应当说,“五四”新诗颠覆了古典诗歌语言。
胡适就曾提倡:“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白话诗“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方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
⑨胡适这种“作诗如作文”、主张在语言上走向“散文化”的道路,导致早期白话新诗并不重视对语言的锤炼,直白的语言与简单的诗体构架把新诗逼入了一个死胡同。
早期象征派对胡适的新诗主张提出了质疑与变革,他们强调语言传达的暗示性和跳跃性,引进西方象征派的诗艺与经验,并与本国的新诗创作结合起来,但极度陌生化的语言带来的晦涩朦胧显然不是新诗语言拓展的方向。
前期新月派则从格律化的诗体建设出发,提出“建筑美、绘画美、音乐美”的主张,并进一步用西方音尺、音步来规范新诗诗行;后期新月派则通过十四行诗体的试验来“钩寻中国语言的韧性”(徐志摩语),但对新诗语言建构没有做出实质性的成绩。
现代派主张写“纯然的现代诗”,强调它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
⑩而戴望舒的诗歌创作趋向于“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杜衡语),“现代的词藻”、“现代的诗形”与“现代的情绪”三者之间存在某种裂痕或缝隙。
历史的责任压在了九叶诗派的身上。
“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可分二个层次看,其一,是诗应该呈现什么对象;其二,是怎么处理主观的文字艺术世界。
这两种性向的合作和统一,正是一部分四十年代诗人着力的地方。
”{11}九叶诗派面临着突破现实与诗艺的双重拓展的困境,同时寻求如何使内容与语言完美契合的途径。
九叶诗人认为:“现代文化的日趋复杂,现代人生的日趋丰富,直线的运动显然已不足应付这个奇异的现代世界”,必须“放弃原来的直线倾泻,而采取曲线的戏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