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

民国时期《大公报》三巨头◊王小梅《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张颇 有影响的报纸。

它创刊于1902年，“文 革”开始后不久停刊。

本文所说的《大公 报》，指民国时期的《大公报》，即1926年以后新记公司接办的《大公报》。

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是接办的主 力，社内社外视为《大公报》的三巨头。

1926年，英敛之（英若诚的祖父）创 办的天津《大公报》难以为继，决定停 刊。

早有建立新闻托拉斯设想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建新记公司盘购，股本总额5万元，由吴鼎昌一人投资，胡、张作为人力股，不负盈亏。

当时发行量不 足2000^，每月亏损4000多元；次年5月发 行6000份，收支才得平衡。

此后，三巨头 锐意经营，《大公报》声誉日隆。

吴鼎昌（ 1884—1950),字达铨，青 年时留学日本，辛亥前中商科进士，任翰 林院检讨，以后从事经济工作，成为金融 界知名人士。

盘购天津《大公报》时，他是盐业银行总经理兼“小四行”联合机构 主席（“小四行”指盐业、中南、大陆、金城四家银行，以与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行相区别）。

作为新记《大公报》社长，他白天主持金融业务，晚上与胡、张议时局，写社评。

他们三位一体，大事 共同商定，小事各负其责，自行作主。

以社评为例，论财政者多吴氏手笔，论外交 者多为胡氏之作，论内政者又多出张氏之 手。

张季鸾写得最多，但社评主要论点实 为三人讨论结果。

他们三人还订立君子协 定，三年内不兼任政治上有酬的职务。

这 与《大公报》续刊时公开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主张和道德准 则有关。

不过吴鼎昌本人是国民党员，与 胡、张不同。

1935年底，吴弃商从政，继 陈公博为实业部长，便辞去《大公报》社 长之职。

1948年底，作为总统府秘书长，他登报声明辞去董事，与《大公报》脱离 一切关系。

应该提到的是，抗战胜利后，建议蒋介石邀约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就 有吴鼎昌。

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吴看出蒋 有意抛弃他，赶紧辞职，到香港做了寓 公，直至195_8月逝世。

第9卷第7期Vol.9 No.799百年《大公报》研究综述涂嘉瑜　罗新澔（广西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3）摘　要： 《大公报》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报纸，极具研究价值。

笔者对于百年《大公报》的历史演进过程以及学者对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专题的研究进行了学术史回顾，总结了学术界对《大公报》的研究成果，以期帮助后人更好地了解这份我国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

关键词： 《大公报》；学术史；社会发展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8）07-0099-01一、《大公报》简介《大公报》于1902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刊，是我国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是我国近百年社会发展的缩影。

自创刊之日起，其就以“反奸官误国，又反帝国主义入侵”的鲜明立场著称，以“文人论证”为主要特征，始终以爱国主义作为自己办报的宗旨。

无论是对新闻出版史，还是对近代社会的研究，均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学术文献回顾（一）专著1992年以来，有关《大公报》报史的专著，有周雨的《大公报史》，还有方蒙主编的《大公报与现代中国》。

吴廷俊所著的《新记〈大公报〉史稿》和《新记大公报史事编年》主要研究了新记公司时期的《大公报》的政治倾向、业务和言论，并纠正了之前对《大公报》研究的一些偏颇，可谓严谨深刻。

贾晓慧的《〈大公报〉新论》以《大公报》天津版时期作为研究对象。

任桐所著的《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考察了1927至1937年这一时段《大公报》的言论导向。

侯杰所著的《〈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则选取中国近代历史时期，研究社会文化于《大公报》上体现出来的特征与变化。

王芝琛所著的《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则详尽地描述了《大公报》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

（二）关于《大公报》的细化研究近年来，报刊史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

除了对《大公报》展现出来的新闻特点和政治态度进行深度分析和综论性研究外，还有分时间、分专题、分领域的细化研究，且研究成果几乎涵盖了各个方面。

大公报四不方针体现了大公报的自由主义精神，实质当然也是这个，媒体人要坚持自由主义理念，保持客观公正的独立立场。

至于意义，它的自由主义精神昭示着媒体人的真正价值所在，作为媒体人都应该像大公报一样，公正客观地坚守媒体人的良知，告诉世人真相。

第一不党。

党非可鄙之辞。

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

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

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

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第二不卖。

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

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

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第三不私。

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

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

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

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

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一所谓四不方针，是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公报》之最终的办报宗旨。

之所以说是最终的办报宗旨，是因为创刊于1902年的《大公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是很自由主义的，那时的大公报，也称不上是新型报纸。

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手老大公报，创办新记大公报，从那时候起，大公报开始创造和秉承了自由主义之精神。

《大公报》的主办者三人，似有双重性。

既承继了汉、明士子的遗绪，本身又是留洋学生。

身上的旧传统与近代的新思想兼而有之，应说是“半新半旧”、“既新也旧”的人物。

他们实是半个“帝王师”加半个新报人，所办的报纸，也是一种新旧交替过程中的过渡性“公共物品”。

主要参考书目：《张季鸾与〈大公报〉》王润泽《传媒“乱象"与“把关”》周建青2010《新记〈大公报〉四不主义”办报方针及其现实意义》程正团2010浅谈《大公报》张季鸾“四不”方针于当下报业之启示公共管理学院本科一年级岑芳园2011200491 我国报刊业历经了一段困难重重的发展之路，它“起源于1815年传教士创办第一批中文报刊”①，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创办国人自己的报纸……而到了如今21世纪，一个媒体狂欢信息爆炸资讯过剩的时代，虽然受到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冲击．报纸依旧有着其不可替代的存在重要性和必要性，仍然是阅读率最高的文字媒体。

（据09年中第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②）显而易见，社会的进步，经济的腾飞，科技的发展为报业提供了更充足的资金，更多的专业人才，更现代的运作模式，更先进的印刷技术，更广大的受众，更宽松的舆论环境……但此刻的我们是否已经真正享受到了精神文化世界的飨宴？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

与报纸业在物质方面发展的饕餮大餐相比，精神领域的我们食不果腹，头脑空空。

文化快餐时代，报纸似乎也不可避免感染了某些令人诟病的症状。

在报纸上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耸人听闻喧嚣浮夸的标题，越来越空洞无物俗不可言的内容，猎奇炫富成为一种受人追捧的风尚，庸俗媚俗低俗化正在一路高歌猛进，夸大其词虚构捏造已不足为奇，“白纸黑字”都须得再三思量。

在报纸热衷于铺天盖地报道名人隐私社会晦暗来满足人们阴暗的窥探心理的时候（“艳照门”事件可谓典型），缺乏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思索，只知盲目地追逐所谓热点爆点来哗众取宠的时候（如“华南虎照”事件之纷扬），甚至记者丧失职业操守收受金钱沦为企业大亨高位权贵者的发声工具的时候（河北蔚县矿难竟有10余名记者收取封口费）……夸耀现代报业在设备上的先进，销量的惊人数字诸如此类已经毫无意义，因为，以把自己卖出去为根本目标的报纸同时出卖的还有自己的灵魂，而以金钱、地位和名气为职业生存目的的报人也已不再具备存在的真正价值。

简要评述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

《大公报》是早期中国重要的报刊之一，创办于1902年。

它的办报方针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1.主张立宪政治：《大公报》主张建立宪政制度，推动政治
改革和民主发展。

它在报纸中倡导法治、民主和人权观念，呼吁实现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社会进步。

2.反对封建社会：《大公报》积极批判封建社会的保守观念
和制度，呼吁推翻封建统治，倡导平等自由的现代社会。

它报道社会不公和封建压迫现象，揭露社会问题，推动社
会改革。

3.积极推广现代科学知识：《大公报》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
和宣传，通过报道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向读者传递现代
科学的思想和观念。

它呼吁推动科学教育和知识的普及，
提升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素质。

4.倡导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大公报》关注社会进步和文
化发展，报道新思潮、文化变革和文学艺术成就。

它倡导
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念，推动文艺创作和文化繁荣，为社会
发展和民族复兴奠定了文化基础。

《大公报》以其立宪政治的主张、反对封建压迫的态度以及对科学知识和文化的推广，成为新时代精英的声音和窗口。

它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思想启示，塑造了中国现代新闻媒体的典
范。

媒介观察130　新闻研究导刊 Journal of News Research一、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加剧，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横征暴敛，促使阶级矛盾空前激化。

同时，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并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迅猛传播，并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到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起义，随后在全国各地都爆发了革命。

二、研究意义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变革，成功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报纸作为时代的记录者，从报纸入手研究这段历史对深刻认识辛亥革命有重要意义。

清末时期报纸的发展已具有一定规模，报纸成为文人议论朝政的一大阵地。

与此同时，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对中国的政治事务格外关注，报纸成为他们在华引导舆论的主要方式。

分析和比较中外媒体对辛亥革命的报道文本，能用更全面的视角去解析这段历史，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些许有价值的参考。

三、《大公报》与《泰晤士报》的概况（一）《大公报》的概况《大公报》由英敛之于1902年在天津创刊，在创刊号上英敛之发表的《〈大公报〉序》中，说明了报纸“大公”一名意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办报宗旨是“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由此奠定了《大公报》“以公正之心来启迪百姓，评击时弊”［1］的言论立场。

《大公报》一直以来以“敢言”著称，言论激切，成了“清末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大型中文报纸”。

作为《大公报》主笔的英敛之，曾经是康梁维新改良运动的一分子，一直坚持保皇立宪，从1902年《大公报》创刊一直到1912年都由他主持，《大公报》俨然已经成为英敛之发表政治言论的重要阵地。

（二）《泰晤士报》的概况《泰晤士报》作为英国一份极负盛名的报纸，曾一度是发行量最高的报纸，在国际上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