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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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自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交往与合作发展经历了许多曲折与变化。
从开始的敌对与矛盾,到后来的和解与友好,再到现今的互利共赢与合作伙伴关系,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充满了教训与启示。
一、战争与敌对阶段(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19世纪末,随着近代化浪潮的冲击,中日两国开始接触并逐渐展开交往。
然而,由于殖民主义的影响和冲突的加剧,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战争与敌对的阶段。
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遭受了惨重的战争损失,并被迫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
此后,中国陷入了国际秩序的改变与国民意识觉醒的深刻变革之中。
此时的中日关系出现了诸多尖锐的矛盾与冲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实施了侵华侵略政策,中国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和伤害。
此时的中日关系达到了顶点,两国之间的仇视情绪空前高涨,关系陷入了冰点。
二、和解与友好阶段(战后至20世纪末)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冷战局势的形成,中日两国开始意识到保持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为了改善关系,双方展开了一系列外交努力,最终走向和解与友好的阶段。
1972年,中日两国正式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佐藤权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
此次会晤为双方进行了长期的对话与合作奠定了基础。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日两国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并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展开了广泛的合作。
特别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三、互利共赢与合作伙伴关系阶段(21世纪至今)进入21世纪以后,中日关系持续发展,逐渐形成了互利共赢与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在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逐渐深化,互利互惠成为关系的核心。
经济领域是中日关系合作的重要方面。
双方加强了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推动了两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此外,人文交流的加深也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中日关系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双方之间仍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敏感问题。
要讨论日本外交必然离不开对日本历史、国家战略和国民意识有一个总体的了解,事实上,日本的外交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国民意识的发展不断演化着。
在讨论之前,要先对有关日本的基本观点做-点说明。
第一,日本有着始终坚持崇拜、追随强者,鄙视、欺凌弱者的战略思想;第二,外向型文化是日本国家战略调整的内因,尤其是种种原因导致的日本强调危机意识第三,日本通过加强日美同盟,深化构筑安全战略;通过扩大东亚地区敏感问题,开展多边外交;第四,近代以来,日本在谋求建立-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中,坚持”实力”理念,认为“实力”是维持世界秩序的根本保证第五,日本的民族文化(包括:‘皇道哲学’、侵略扩张的军事战略和武土道精神)深深影响着日本的国家战略从日本近代以来的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上来看,大致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就是“脱亚入欧"战略和军事立国的战略日本在近代同中国样,也曾饱受西方侵略者的欺凌,于是日本的仁人志士便开始睁眼看世界,主动向欧洲学习。
1875年,日本近代最大的思想家福泽逾吉赴欧考察学习后,在其著作《仗明论概论》中指出,日本文明若要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1885年,更是在《脱亚论》中全面阐述“脱亚入欧”的主张。
与思想界一致的是,明治政府也认识到了向欧洲学习的重要性,但当时有三种模式可供日本选择,一是法国的权利分割制,二是英国的议会内阁制,三是普德的立宪君主制。
在明治初年至明治十四年政变这段时期内,英国的自由主义与法国的共和思想在日本占据主要潮流。
不过岩仓使团在游历欧美各国后认为,英国的政策虽然十分完美,“形势、位置、人口殆与我邦无异”,但两国国民素质差距极大;法国当时正值巴黎公社失败后不久,加上法国80年内6易国制,使节团认为法国的政局不稳,在此之时,使节团开始对想象中美好的民主制度产生动摇。
而经过对德国的拜访,使节团仿佛找到了日本未来的方向。
当时的德国正处于铁血宰相俾斯麦统治下,俾斯麦认为国际社会是弱肉强食的实力社会,只有加强实力才能立足于世界。
中日关系的原理,演变规律及评估
中日关系的原理,演变规律及评估
中日关系是当今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关系之一。
从末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中日关系取得了上升的态势。
自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以来,中日关系前景一片光明。
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交流与合作也日渐强化。
近年来,中日关系发展取得纪录性进展,特别有力地促进了中日关系稳定发展。
中日关系演变规律与演变趋势基本上是两国政策及走向的积极磋商和友好协商,经过多次友谊交流,双方深入探讨两国甚至地区关系,积极构建框架,构建有利于中日繁荣与稳定的环境,促进彼此间更加紧密的关系。
从长远看,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不仅有利于两国的社会和经
济发展,还将为两国在国际舞台上彰显更强势的立场和地位。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朇慑了中日关系发展的预期,表示两国在政治、经济、技术等领域发展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如何评估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首先,要全面考虑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
各方面的关系,以及它们所处的地区和国际形势,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形势;其次,要充分利用目前积极的双边关系,对对方的政策框架进行建设性评估、建议和批评;第三,要深入认识彼此,深入叙述彼此,不断地加强两国之间交流和合作;最后,要努力建立一种信任和理解的氛围,以实现两国更加紧密的关系。
总之,中日关系的发展预期一定会得到积极的评估和落实,从而促进状态的再
珍视和发展,为两国乃至于重要地区带来更多福利和机遇。
日本的外交基轴与联合国外交徐恺内容摘要日本的外交政策有三大支柱:联合国外交、对美外交和对亚洲外交。
联合国外交值得认真剖析。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目标基轴是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和正常国家。
日本联合国外交中有四个特点:经济外交手段、日美同盟的影响、军事力量的借重以及民众意愿。
日本“入常”有两个重要目标:短期目标为出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推动联合国改革,清理联合国的“战后体制”,为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普通国家”扫清道路;长期目标是使日本成为国际社会认可的“大国”。
关键词联合国外交政治大国日美联盟日本的外交从明治维新开始,其主线就十分明显,要求日本与欧洲列强并驾齐驱,成为世界列强之中的一员。
经过脱亚入欧等政策外交决策改变,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进入了与列强并列的时代。
在日本联合国外交中,日本外交主线延续着战前的目标,但实现目标的手段前后有所区别,战前采取的是军事手段,结果以失败告终,战后采用的则是经济手段。
一、日本外交的基轴:“经济大国”、“政治大国”与“正常国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外交目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重返国际社会——经济大国——政治大国(正常国家)。
总体上,日本的外交目标与明治维新时期所定的目标一致,那就是确立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地位,从而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是主导作用。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领土被盟军占领,丧失了包括外交权在内的绝大部分主权,同时还把日本、德国等法西斯国家定为“敌国”,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因此,日本在战后外交的首要任务就是重返国际社会。
当时日本首相吉田茂为日本定下了外交政策的基轴:与美国结盟,以对美一边倒、搭安全便车为前提,站在“自由国家”一边,发展经济,展开经济外交,使日本成为经济大国。
总体上来说,日本外交的立足点就是富国轻兵。
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结束了对日战争状态,恢复外交关系,日本在国际社会上得到独立,重返国际舞台。
《日美安全条约》将日本与美国捆绑在一起,由此,日本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战后日本外交政策导读:战后日本外交政策,一、日本战后外交的背景,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受到内政机制的影响和制约,国会程序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层次最高,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由内阁负责,在日本,首相在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决定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参与制定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执政党在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战后日本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与自民党的主张基本一致,自民党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与以美国建立战后日本外交政策一、日本战后外交的背景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是国内政治需要的产物。
外交受到内政机制的影响和制约。
国会程序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层次最高,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由内阁负责。
在日本,首相在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决定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政党以国会为舞台,参与制定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执政党在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战后日本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与自民党的主张基本一致。
自民党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与以美国建立同盟关系为基轴,在此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关系。
日本的新闻媒体对对外战略的选择和外交政策的制定也有较大的影响。
二、日本战后外交的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45.8—50年代初)卧薪尝胆,依美图存的外交政策美国单独占领日本期间,日本统治阶级采取了依托美国庇护,伺机发展自己、重新在国际社会崛起的对外战略。
这一对外战略得到充分实现。
从重结果的观点看,战后日本投入美国的怀抱,换取到宽大的媾和条件和安全保障措施,它从日美基轴路线中得到的“实惠”是显而易见的。
(1)在国内体制方面,日本凭借美国占领政策的力量,实现了由战前政治与经济统治体制向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2)在“战后处理”方面,日本作为对亚洲各国犯有滔天侵略罪行的战败国,在美国的庇护下,逃避了巨额赔款、分割占领、以及接受战胜国监督管理的命运。
(3)在安全方面,日本栖身于《日美安保条约》的卵翼之下,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的安全效果。
当代日本外交政策演变及中日关系问题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结束,两极政治格局终结并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目前正处在新旧格局复杂交替的过渡时期,即暂时以“一超”(美国)“多强”(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等)为特征的多元化格局形成。
从而使欧盟、日本在经济、政治逐渐摆脱对美国的从属地位,形成美、欧、日三足鼎立。
二战后,日本战败,日本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然而,在美国帮助日本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经济改革,使得日本经济得以发展。
战后的日本为美国所占领。
日本在依靠美国的援助取得经济重建的同时,就与美国正式结成同盟关系。
日本的一切外交活动均由美国占领当局处理。
如加入《万国邮政公约》等组织都需要通过美国占领军当局办理。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推行冷战政策,单独同日本媾和,开始恢复日本的部分外交。
日本开始提出与美国结盟,谋求政治大国战略。
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主要就是指在东西关系、南北关系、军备控制等一系列世界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拥有不次于其他大国的发言权。
具体地讲:首先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积极发挥影响世界政治的一极,与西欧大国平起平坐,成为西方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领袖”。
其次,要在亚太地区起主导作用。
第三,使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发挥地区性作用进而发挥全球性影响。
日本外交政策演变:一、追随外交。
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在此阶段追随美国,其表现为:第一,追随美国执行反华、反共、敌视新中国,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
第二,为侵朝美军提供“特需”将日本列岛变成美军的后勤供应基地。
第三,在美国的操纵下,进行片面的媾和,并将自己的安全保障“托付”给美国,与美国签订有损主权的《日美安保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
日本名义上取得了独立,享有外交权,实际上日本仍处于美军半占领状态。
二、经济外交。
日本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上,提出“东亚经济圈”的构想,改善与发达国家的双边关系;其次,加入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组织三、多边自主外交。
21世纪以来日本国家战略的演进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自21世纪以来,日本的国家战略发生了明显的演进,这对中日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文将从经济、安全和外交等方面介绍这一演进,并探讨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其次,安全领域是日本国家战略演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面对地区和全球威胁的增加,日本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安全政策。
首先,日本加强了与美国的安全合作,继续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
其次,日本积极参与国际和平维护活动。
例如,日本派遣自卫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并在非洲实施援助和安全合作项目。
这一安全战略的演进也对中日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方面,日本的积极安全政策引发了中国的警惕。
中国认为日本的安全政策具有军事化倾向,可能威胁到地区安全。
另一方面,中日两国在海上安全问题上存在争议,如钓鱼岛问题。
这些争议使中日关系紧张,需要通过外交渠道进行沟通和协商。
最后,外交方面也是日本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
日本在外交政策上积极推动自己的利益并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特别是,日本加强了与东盟国家、印度和澳大利亚等新兴国家的经济和安全合作。
此外,日本也在争取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等国际组织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这一外交战略的演进对中日关系带来了一些变化。
一方面,日本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扩大了其外交影响力。
这可能会导致中日之间的竞争加剧,特别是在地区安全和经济合作方面。
另一方面,通过外交渠道进行沟通和协商,日本和中国可以寻找共同利益和解决争议的途径。
总之,21世纪以来,日本国家战略在经济、安全和外交等方面发生了演进,对中日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日两国需要通过合作和对话来处理竞争和争议,以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
当今日本外交政策评析——XXXXX一、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的4个阶段及当今日本的外交政策:1、战后初期的听命外交(“亲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2、60年代日本的经济外交(在政治军事依附于美国的基础上,着重于从经济上同西方国家展开竞争与合作,并向亚、非、拉地区进行经济扩张。
);3、70年代的多边自主外交:(1)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基轴,谋求同美国建立“富有成果的伙伴关系”(2)恢复日中邦交,构筑远东地区的日、美、中三角关系(3)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政治联系;4、80年代确立“政治大国”的外交目标。
当今,日本的外交政策是以确立“政治大国”为目标进行的。
其具体措施有以下4点:(1)政治上,提出“战后总决算”。
(2)经济上,改“贸易立国”为“科技立国”。
(3)军事上,大力扩充军事力量,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
(4)外交上,从政治大国目标出发构筑日本对外关系,树立新的国际形象。
二、日本外交政策摇曳不定的“蝙蝠性格”日本政治文化赋予了日本特定的民族性格和价值观,体现出日本矛盾的民族性格、倔强的民族心理、“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观念、“万世一系”的皇权思想等政治文化主要内容。
因此在政治文化影响下,日本的外交政策体现出摇曳不定的“蝙蝠性格”,即表里不一、两面性和暧昧性、注重实利,以及与强者为伍等特性。
这种“非鸟非兽”的“蝙蝠性格”是近代以来日本始终与强者为伍、崇尚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性格的生动写照。
从“脱亚入欧”到“脱亚入美”,再到“亲美入亚”,无不体现了日本外交政策选择中的“蝙蝠性格”。
日本游走于西方与东方之间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近期随着亚洲区域经济的勃兴和战略地位的上升,日本各阶层又开始评估“亲美路线”的可行性,重新评估和界定自身的亚洲身份,“亲美”又“入亚”的“双头鹰”策略,成为日本当下的外交政策选择。
三、吉田茂主义。
在各种各样的政策决定过程中,日本政治渐渐形成一个指导性方针,日本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将之总结为:(1)以美日同盟关系为基本以实现安全保障,(2)据此降低日本的国防费用,(3)将节省的余力用于经济活动,通过成为贸易国家寻求活路。
中日关系发展发展历史进程及未来发展趋势中日关系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关系最密切的两个邻国之一。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中日关系经历过战争、冷战、和解和合作等多个阶段。
本文将阐述中日关系的历史进程和未来发展趋势。
一、历史进程1. 古代时期中日两国在早期的时候是互相交流、互相影响的。
中日的文化交流始于东汉时期,达到了鼎盛时期。
日本受到了中国的文化影响,汉字、书画、诗歌、哲学等文化传统与中国基本上相同,弥漫着中国的影响。
并且,由于日本与中国大陆的距离较近,导致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沿用着中国古代的诗歌、祭祀、礼仪等传统。
2. 近现代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后续的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使中日关系变得紧张。
直到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1945年日本被击败,关系持续紧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本开始恢复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两国商业交流逐渐展开,1954年签订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周恩来总理首次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两国关系得以改善。
1980年代,中日关系迎来了“和平友好时期”,两国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实施协议》。
1984年两国互设驻使馆,1987年达成“中日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进一步推动了双方经济领域的合作。
3. 当代时期21世纪初,中日关系再度陷入波折。
2001年,安倍晋三就中日平常大使馆遗失的文件事件引发争议,2005年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更是导致两国争议加剧。
此外,钓鱼岛主权问题、东海海域划界、历史问题等引起了中日间的矛盾。
2010年,中日两国达成《中日联合声明》,标志着中日关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上来。
但由于历史问题和领土争议,以及日本对华敌意等因素的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过程中,总有起起伏伏和曲折感。
此外,中日双方还开展了多轮领导人会晤,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也不断扩大。
两国已经成为相互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
在国际关系中,中日也有很多相同的责任和利益,如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平衡等问题。
近代日本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近代日本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其外交政策和国际地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从孤立主义到帝国主义,再到战后的和平主义,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断演变。
本文将探讨近代日本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地位,并分析其原因和影响。
1. 孤立主义时期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日本实行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孤立主义政策。
这一时期,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基本上没有外交联系,对外交往非常谨慎。
这种孤立主义政策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的封建体制和对外国势力的恐惧。
然而,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日本的现代化运动,孤立主义政策变得不再适应日本的国家利益。
2. 帝国主义时期20世纪初,日本开始追求帝国主义政策,并试图在亚洲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一时期,日本先后侵略了中国的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国家,成为亚洲的霸权国家。
日本的帝国主义政策主要是出于经济和资源的需求,以及对于地缘政治的追求。
然而,这种侵略行为引起了世界其他国家的不满和抵制,最终导致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
3. 战后和平主义时期战后,日本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混乱和重建,最终采取了和平主义政策。
根据日本宪法第九条的规定,日本放弃了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并致力于和平与国际合作。
这一时期,日本将外交政策的重点放在了经济合作和国际组织的参与上。
通过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日本逐渐恢复了经济实力,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日本也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4. 影响与展望近代日本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地位的变化对日本本身和世界其他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孤立主义时期的封闭使得日本错失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和发展机会,导致了国家的落后。
而帝国主义时期的侵略行为则给亚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破坏。
战后的和平主义政策使得日本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接纳和尊重,并为日本的经济复苏和和平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展望未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亚洲地区的崛起,日本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地位将继续发生变化。
摘要: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及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使日本“大国梦”的步伐进一步加速。
20世纪90年代“普通国家”论提出,此后日本走的是一条没有“普通国家”战略的“普通国家”道路。
本文拟对日本“普通国家”诉求下展开的联合国外交进行简单的探析。
关键词:日本;“普通国家”;联合国外交所谓联合国外交,是指谋求加入联合国的努力或以联合国为舞台,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努力提高本国国际地位,实现某种战略目标的行为和手段。
①20世纪90年代日本提出“普通国家”论后进行了第一次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
日本提出的成为“国际国家”的前提是成为“普通国家”,是日本战后外交政策的沿革,而联合国是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重要舞台。
一、战后至九十年代前的日本对联合国外交1、战后至70年代初日本对联合国外交:从积极谋求加入联合国到追随美国的联合国外交战后初期,日本在国际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处心积虑地想着如何摆拖战败国地位,重返国际社会。
因此,这一时期的日本联合国外交是积极谋求加入联合国的时期。
②1946年,日本外务省提交的《加入联合国问题的研究》的报告,对日本加入联合国的可能性、利弊关系以及时机等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加入联合国日本实现重返国际社会的目标。
1952年6月19日,日本向联合国提出了加入申请。
但由于东西方阵营的对立,日本的申请没被批准。
日本转变外交政策,采取了实用主义外交政策,不顾美国的反对,积极改善和苏联的关系。
③在日本的努力下,1956年12月18日,日本成为联合国第77个成员国。
加入联合国之后,日本采取追随美国的外交,特别是在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反苏战略等问题上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
在第18届联大会议上,日本代表对“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表示“日本坚决反对”。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日本积极配合美国在联合国的行动。
1968年8月20日,苏联纠集军队50万人侵入捷克斯洛伐克,推翻捷政府。
在第23届联大会议上,为了协助美国的行动,日本外相三木武夫专程赶往联大发表反苏演讲。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与演变金熙德【内容提要】二战后,日本从联合国的“原敌国”地位出发,致力于提高其国际地位,并确定了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目标。
日本在实现“常任梦”方面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存在着一味追随美国、否认侵略历史等致命弱点。
日本能否圆其“常任梦”,主要取决于联合国改革能否取得突破以及日本能否赢得广泛支持等因素。
【关键词】日本;联合国外交;常任理事国【作者简介】金熙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北京邮编:100007)【中图分类号】D8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5)05-0020-06 2004 年以来,日本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发起了新一轮冲击。
2005 年,日本能否如愿以偿地圆其“常任梦”?本文拟透过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与演变过程,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展望。
一日本联合国外交的最初定位所谓联合国外交,是指一个国家“对联合国开展的外交”和“在联合国内开展的外交”的总和。
对日本而言,联合国外交是与大国外交、周边外交、能源外交、经援外交等一道共同构成其整个战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和演变,是与其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调整进程同步进行的。
在目标设定上,日本从摆脱被占领地位、重返国际社会的最初目标出发,经过拓展国际空间、追求更大利益的中间目标,形成了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更高目标。
在理念定位上,日本逐步超越本国和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概念,日益把“国际贡献”作为重要理念。
在外交态势上,日本起初被动接受国际社会的安排,其后日益影响国际社会,为圆“常任梦”而积极创造条件。
联合国是由反法西斯同盟国于1945 年创建的,其初衷之一就是要防范法西斯势力的东山再起。
《联合国宪章》第53 条和第107 条的“原敌国条款”不时唤醒着人们对法西斯侵略战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与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5 期2争的记忆。
日本于1945 年8 月15 日宣告投降,被打着盟军旗号的美军占领。
①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以战败和被占领为起点,从“原敌国”地位出发,以重返国际社会为最初目标。
在被占领期间,日本的惟一“外交”对象是美军占领当局,其首要目标是早日与美国主导的战胜国一方实现媾和。
如何为未来对外路线定位,成了日本制定媾和方针的中心课题。
在美军占领当局的扶持下,战时曾受军部打压的亲英美派官僚币原喜重郎、吉田茂、芦田均等人相继成为日本首相和外相。
他们上台后,在接受“战后改革”、与军国主义划清界限的同时,在对外路线上实现了与“亚洲门罗主义”的决裂和向“国际协调主义”的回归。
②他们谋求以此及早结束日本的孤立状态,重归国际社会,同时实现与当代国际上的强者——美英势力为伍的目的。
在他们看来,联合国是由美英主导势力的同盟国所创立,与美英为伍和以联合国为中心是一致的。
于是,日本决策层逐渐形成了恢复外交权后加入联合国并置身于联合国机制监督之下的外交构想。
美军占领当局起初也曾考虑把日本改造成一个像瑞士那样的和平中立国家,使其置身于联合国监督之下。
在具体操作上,美国惟恐失去驻日军事基地,因而并不急于实现对日媾和。
随着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把以惩治与改造为主的“对日初期占领政策”调整为把日本扶植为“反共防波堤”的战略,从而启动了对日媾和谈判。
1950 年6 月25 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进一步加快了对日媾和步伐。
在原战胜国阵营发生分裂的情况下,日本的未来外交构想开始在联合国中心主义、在东西方之间的阵营选择以及依赖美国的前景这几种外交思路之间动摇不定。
在此背景下,日美媾和谈判的焦点集中在如何为未来日美关系和日本与联合国的关系定位的问题上。
在冷战升级、美国施压以及早日媾和的愿望等因素的驱动下,日本决策层放弃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媾和方案,而形成了媾和后继续依赖美军保护、其后逐渐向联合国安全机制过渡的思路。
③1947 年9 月,芦田均外相向即将回国参与政策研究的驻日美军第八军司令艾克尔伯格中将提交了一封书简,提议在美苏关系好转和联合国发挥正常功能之前,美军继续驻留日本或通过日美协定把日本的防卫委托给美国。
④1950 年5 月初,池田藏相受吉田①美国占领当局最高长官麦克阿瑟身兼美国太平洋军总司令和盟军总司令二职,这反映着战后初期美国与联合国的高度重合性。
②从近代直至战败,日本外交路线之争曾集中表现为以独霸东亚为目的的“亚洲门罗主义”和亲英美派的“国际协调主义”之间的矛盾。
日本学者入江昭认为,二战后日本外交理念是向20 世纪20 年代“国际协调主义”的复归。
参见有賀貞等編:『講座国際政治4日本の外交』,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 年,285頁。
③[日]信夫清三郎编,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第746~747 页。
④田中明彦:『安全保障』,東京:読売新聞社,1997 年,39~40 頁。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与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5 期3首相密令访美,再次向美方表明了该方案。
①从1950 年9 月到1951 年1 月,吉田茂首相曾令外务省先后准备了A、B、C、D 四套媾和方案。
其中A 方案体现了全面媾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思路,但该方案被吉田首相所否定;B方案是日美安保条约草案;C 方案为地区性集体安保方案;D 方案则侧重于早日媾和(为此不惜与美国单独媾和),并同意媾和后“在两国间缔结以远东安全为目的的协定”。
1951 年1 月20 日制定的D 方案修正案又把《日美安全条约》定位为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确立之前的过渡措施。
与日方相呼应,1951 年1 月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访日时提示了“对日媾和七原则”,其中“安全保障”条款称:在确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机制之前,“和约应考虑日本的设施与美国及其他军队之间继续存在合作责任”。
1951 年9 月8 日,日美在签署《旧金山和约》的同时缔结了《日美安全条约》。
至此,日本确立了恢复外交权后继续保留驻日美军基地、依赖美军保护自己的安全战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对外路线。
在被占领期间,日本决策层在“向美一边倒”的现实主义路线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理想主义方案之间进行权衡之后,最终选择了前者。
1951 年9 月8 日,日本在苏联、中国等主要战胜国没有出席的情况下,与48 国签署了片面媾和条约——《旧金山和约》(翌年4 月28 日生效)。
和约的序言称:“日本表示申请加入联合国而且在任何场合都遵守《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意志。
联合国欢迎日本国的意志。
”由此,加入联合国成为日本的下一个外交目标。
在这一阶段,日本加入联合国主要有两层意义:一是彻底实现重返国际社会的目标,二是以此为日美安全条约提供合法性。
1952 年6 月19 日,日本向联合国提出了加入申请。
然而,日本马上被片面媾和的后遗症所困扰。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4 条第2 款规定,加入联合国须由安理会5 个常任理事国一致推荐后由全体大会投票决定。
在1952 年9 月18 日的安理会上,日本的申请遭到了常任理事国苏联的否决。
直至1955 年12 月13 日,安理会对日本、蒙古等18 个国家的加入申请进行审议。
在台湾对蒙古行使否决权的情况下,苏联对日本再次行使了否决权。
鸠山一郎于1954 年12 月10 日出任日本首相后,打起了“自主独立外交”的旗帜,把改善对苏关系作为外交重点之一。
1956 年10 月,鸠山首相力排自民党和政府内的种种阻挠而出访苏联,于10月19 日同苏联发表了写入“苏联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内容的《联合声明》(12 月12日生效)。
12 月18 日的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做出决议,同意日本成为第77 个会员国。
1957 年,日本政府发表了首部《外交蓝皮书》,其中提出了如下“外交三原则”:以联合①五十嵐武士:「冷戦と講和」,載渡辺昭夫編:『戦後日本の対外政策』,東京:有斐閣,1989 年,41 頁。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与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5 期4国为中心、与西方国家保持协调、坚持亚洲一员的立场。
对日本外交而言,这三原则之间自始便蕴涵着内在矛盾。
在大部分外交实践中,“对美协调”始终成为日本外交的首要原则,“联合国中心主义”往往只是成为理想目标,“亚洲一员的立场”最容易被忽视。
当美国的外交意图与联合国的主流舆论恰好一致时,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与对美协调就不会出现尖锐的矛盾。
但每当联合国成员在重大问题上出现对立时,日本一般都倒向美国一边。
在裁军等问题上,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与对美关系的矛盾尤为突出。
如在联合国大会有关核裁军的投票中,日本往往屈从于向其提供着“核保护伞”的美国。
二战后日本向“国际协调主义”的回归,并非建立在对其侵略亚洲历史的深层反思之上,而是跪拜在美国的强大武力面前。
因此,当东亚迅速崛起时,日本的“国际协调主义”日益显得无所适从。
二“政治大国”目标与“常任梦”加入联合国后,日本积极开展了旨在提高国际地位的联合国外交。
其第一步骤,是争当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并于1957 年首次如愿以偿。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越来越不满足于每隔几年当一次非常任理事国。
20 世纪60 年代末期崛起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后,日本开始公开流露出欲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意愿。
然而,为此就须先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原敌国条款”以及修改关于安理会构成的规定,而这须经5 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和2/3 会员国的赞成。
1957 年9 月19 日,藤山爱一郎外相在联合国大会(简称“联大”)上首次提出了修改《联合国宪章》的问题。
日本的战术是:先谈扩大非常任理事国,后要求为此修改《联合国宪章》,试图以此造成修改宪章的先例,为其删除“原敌国条款”和成为常任理事国铺平道路。
①1963 年,联大终于通过了同意扩大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决议案。
1969 年9 月19 日,爱知揆一外相在第24 届联大上提出了“重新研究《联合国宪章》”的提案,并间接地表达了日本希望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愿望。
1970 年9 月18 日,爱知外相在联大演讲时要求重新研究联合国安理会的构成。
20 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日本的联合国外交出现了新高潮。
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指日可待、美国深陷越战泥沼,这些因素的合力促使日本加大了冲击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力度。
日本除了强调其经济实力以外,还把以下两条作为成为常任理事国的“资格”:一是“例外主义”,即强调日本的和平①井上貞夫編:『日本外交史講和後の外交III 国連』,東京:鹿児島平和研究所,1972 年,86 頁。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与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5 期5宪法和非核政策的积极意义;二是“亚洲主义”,即强调日本应成为安理会的亚洲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