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与消解的历史言说_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特征论

新历史主义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新历史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美国一种文化批评理论，旨在破除旧有历史观的局限，探究历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和互动，重点关注边缘化历史群体和他们的文化经验。

这一理论强调文本和历史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文本不仅是社会历史的表达形式，同时也是历史与社会关系的反映，因此，文本的研究需要结合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历史现象的背景，以全面了解历史的多重维度。

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反抗主流正统历史观的文化批评理论，主张关注被历史学界忽视的边缘文化，尤其是在语言表达、想象力和权力关系上反映的文明表现。

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较少关注文本的内在美学特征，而更注重文本如何反映出作家自己的时代，以及作品如何与社会和政治权力关系相互作用。

新历史主义对美国文学史的传统分类进行了重新审视，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要求重审历史文本，并深入挖掘隐含的文化价值和政治意义。

新历史主义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如下：1.强调历史背景：新历史主义强调文本的阅读必须结合历史背景，了解文本在历史时期内的作用和意义。

通过对文本、历史事件、文化和社会环境等多个层面的分析，新历史主义可以探讨文本背后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意义，揭示文本中潜藏的意识形态和建构。

2.文本分析：新历史主义强调对文本的分析和理解，并且关注文本中的话语和意义形成过程。

通过文本分析，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深入挖掘隐含的社会和政治想象，并探究作家的文学风格和意识形态。

3.关注边缘文化：新历史主义主张关注边缘化的文化群体和他们的文化经验。

他们在历史和社会中的经历和表达方式，反映出历史象征和文化价值的多样性。

4.阐释权力关系：新历史主义对文本和社会中不同的权力结构和关系进行反思和阐释。

通过对权力结构的分析，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可以更好地理解文本中隐含的权力罗曼史，从而推断文本所存在的社会制度和方式。

5.认为历史是主观建构的过程：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不仅仅是客观的记录，而是一种主观建构的过程。

新历史主义的理论特征与走向（1）新历史主义者受到解释学与接受美学的启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吸收术语并获得历史视野，从而形成一种新历史主义体系和思路，发展了一种“文化诗学”观，并通过批评实践不断形成一种新历史诗学。

新历史主义者将理解和阐释构成作品的意义和价值这一命题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石，认为文学史的意义在于总结一代人对以往文学的见解并打上当代人的烙印。

（2）历史主义的危机是欧洲人丧失精神本源和价值关怀后的非历史和反历史的必然结果，在非历史化游戏的边缘，新历史主义借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张扬历史化和意识形态化，以破除文本中心论和语义操作论，纠正文学的偏激化，挽救正在消隐的主体和历史。

（3）新历史主义者致力于恢复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将一部作品从孤零零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和非话语实践的关系之中。

由此文学作品、作品的社会文化语境、作品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作品与整个文学史的关系就成为了文学研究的重要因素和整体策略，并进而构成新文学研究的范型。

（4）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

文本是历史的文本，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文本。

历史语境使文本构成一种连续又断裂的感觉和反思的空间，历史是大于文本的，过程是大于结果的。

历史延伸了文本的维度，使文本写作和阅读成为了生命诗性的尺度，在尺度的历史测量中透过文本而寻绎到生命的诗性意义。

（5）新历史主义者从西方文化内部改造入手，批判对抗后现代意识形态霸*权的物化、制度化和日常化及语言异化等“窒息性压迫性。

新历史主义者反对”零度写作“的冷漠，重视艺术的生产交换的文化错位与后现代状况中日益严重的表征危机。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以政治化解读的方式从事文化批评，关注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和历史语境，以怀疑否定的眼光对现存政治社会秩序加以质疑，在文本和语境中将文学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最终文本历史化变为历史文本化，从政治批评变为批评的政治。

（6）新历史主义诗学坚持对话是当代诗学的品格，历史并不可能重现不能倒流，任何瞬间都是新的一刻，因而任何文化历史诗学理论都不是中性的，都必然带有一种意识形态性。

新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

后现代和后殖民是一种颠覆性的文化理论，新历史主义就是一种重新书写历史的新历史诗学。

新历史主义是诞生于８０年代的英美文化界和文学界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一种对历史本文加以重新阐释和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对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加以批判，在张扬“主体”、“历史”和“意识形态”中，使“本文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本文性”成为文学批评的主要范畴。

新历史主义的主将是格林布拉特和海登"怀特。

前者以研究文艺复兴的“自我塑型”去重写文学史，进而创建一种“文化诗学”，并将文学看作是人性重塑的心灵史。

而后者则注重“元历史”的构架和“话语”转义学的研究，进而确定了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地位。

本文将主要讨论海登"怀特的理论。

与新历史主义众多理论家专治文艺复兴文学不同，海登"怀特专治１９世纪欧洲意识史。

由于他众多的著作和不同凡俗的理论创见，使他成为文学理论和历史学界的著名人物，而奠定他学术地位的是其代表作《元历史》和《话语转义学》。

一、新历史主义的理论特征。

1、多学科的整合和新方法的整体挪用。

2、从历史话语的含混处发掘历史权力运作的真相。

3、新历史主义注重作品意义的重释。

4、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和现实的互动。

二、格林布拉特的理论。

“历史与人”是人把握自己的最基本的思维范式，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新历史主义诞生以后彻底颠覆了这一范式，进而重新界定历史与人的生成、历史与文化、历史与文学、历史与政治、历史与权力、历史与意识形态、历史与文化霸权、历史与文化诗学等一系列思维模式、文本策略和叙事方法。

新历史主义以反抗旧历史主义、形式主义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

它特别关注“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

代表人物有格林布拉特、蒙特洛斯、多利莫尔、海登·怀特等。

这些理论家他们各有自己的理论维度，然而，他们的总体的精神集中在对历史整体性，未来乌托邦，历史决定论，历史命运说和历史终结说作出了自己的否定判词上。

新历史主义小说(1)的创作自20世纪80年代末兴90年代前期形成高潮，至今仍有余波，在十几年的时掀起了一股蔚为壮观的新历史主义文学大潮。

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相似或相近的思想和审美旨趣，进而表现出作为一股创作潮流的共同的基本特征，即叙事立场的民间化、历史视角的个人化、历史进程的偶然化、解读历史的欲望化和理想追求的隐寓化等。

本文将从具体的作品文本出发来评析新历史主义小说文学思潮的这些鲜明的创作特征。

一、叙事立场的民间化对于正史的正襟危坐的庄严姿态，新历史主义总表现出对于它的怀疑和漠视，因为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历史真实只存在于观念构造之中，“历史事件在变成史料时就受到了权力关系和话语虚构性的建构”。

新历史主义的这些颠覆正史的意图、策略在许多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中与作者不谋而合，并首先表现在叙事立场的民间化上。

中国的传统文学里历来有着与“正史”相对的“野史”一面的存在，几经曲折之后，“野史”的精神在新历史主义小说这里重又得到了继承与张扬。

首先，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叙事时采取中立的立场，着意模糊、涂改、忽略作品人物之间的阶级界限，从民间视角关照国民的精神生存状态。

其次，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叙事时将目光从传统历史题材小说的宏大叙事转向对历史的局部与细部的描摹，着力表现“家族村落的兴衰荣枯以及平民百姓的小小悲欢”，完成了从宏观向微观的叙事转变。

更进一步的，许多作品开始着力于表现平民百姓、普通人物的人生际遇、悲欢离合，以精准细致的描摹勾勒出小人物在历史长河、时代风云中的生存状态，表达中和的民间历史观。

二、历史视角的个人化新历史主义认同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认为人首先是历史的阐释者，所谓的历史作为一个客观存在是已经消逝了的，现有的作为史料的“历史”都是人的主体意识介入的结果，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历史的“本质”，而历史只存在于人们对它的讲述，因而“每一部历史都必然呈现为叙述话语形式和历史文本，人们只能在叙述形式之中而不能在它之外把握历史”伸’，由此，他们“把过去所谓单线大写的历史，分解成众多直线小写的历史；从而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历史”。

引言引 言新时期以来，异域文艺思想的大面积涌入，开阔了当代学人的眼界，一轮又一轮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猛烈地冲击着当代中国作家，诱使其进行思想上创作上的变革。

与此同时，作家主体意识的逐渐觉醒和强大，让当代文学的关注焦点经由社会政治层面走向了历史文化深处。

在世纪末社会政治经济良性发展带来的日益宽松的创作环境中，作家们终于有机会思索与揣度被过往时代忽视的边缘话语，以及历史发展道路的种种可能性。

回顾当代文学史，我们发现，1985年前后，在诗歌、小说、散文等领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股强大而持久的、带有崭新历史观念与历史倾向的创作思潮。

一时间，“退回历史”寻找写作资源成为作家们竞相追逐的时尚，其中尤以“新历史小说”写作为甚。

作家们纷纷向历史的空隙逃遁，通过个人化的历史言说传达其现实诉求。

从《红高粱》《灵旗》到《故乡天下黄花》《我的帝王生涯》；从《白鹿原》《长恨歌》到《中国故事》《红拂夜奔》，再从《马桥词典》《尘埃落定》以至新世纪的《中国一九五七》《人面桃花》，经过廿余年的发展，新历史小说虽几经流变，却依然风貌摇曳、佳作迭出。

莫言、乔良、刘震云、苏童、王小波、格非、毕飞宇、李冯等众多当代优秀作家反思历史，质疑历史，想象历史，解构历史，游戏历史，再重构历史，渐次形成了一条绵延幽长的思想演进线路。

毋庸质疑，在现代语境中致力于历史探索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新历史书写，已然构成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景观之一。

曾有评论将新历史小说看作九十年代前后“最值得文学史记忆的文学现象”①。

对一种创作思潮而言，这种评价无疑是极高的褒奖。

然而，肯定之余，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目前对新历史小说的研究力度尚且不够，研究成果零散不一，歧见纷呈，既缺乏系统的研究理路做支撑，又未能进行有效的对话和交流。

一个现实而无奈的情状就是：围绕新历史小说命名打转的研究文章在二十多年来居然始终占据着相当的分量；一些评论家对新历史小说的文本解读或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或人云亦云，盲目跟风。

新历史小说的特征所谓“新历史小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题材小说,它不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框架来构筑历史的故事,而只是把小说人物活动的时空推到“历史形态”中,表现的却是当代人的态度与思想感情;1、新历史小说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首先表现在作家对人类的一种终极关怀,它是在现实品格提高到文化哲学层次上,从而使小说中的现实人生获得了历史性;2、新历史小说是作家危机意识的产物;3、新历史小说以“特定的历史图式“表达了作家的”历史整体化思考“和“文化介入精神”;在新历史小说中,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成就最突出;“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之所以被评论界公认为一部具有史诗性品格的作品,很大程度上也源于作家在小说中对“民族灵魂的秘史“的描绘;1、白鹿原的史诗品格首先源自其混沌而又感性的历史意识与历史叙述;小说的架构非常宏大,作家把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全部纳入自己的艺术视野,以“白鹿村”这个舞台为艺术的支点,通过白、鹿两族人物命运的刻画,真实凸现了“历史”的丰富神秘甚至荒诞的一面;白鹿原有效地避免了新历史小说抽象化和观念化的弊端,而是把历史融注到老百姓具体感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方式中去;2、其次,小说的深度还在于作家对特定的历史状态下的人生命运和人性内涵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并成功地揭示了历史演变的偶然性以及历史与人性的特殊关系;小说所展示的“仁义白鹿村”的毁灭既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同时也是一种人性悲剧;3、再次白鹿原还是一部具有浓郁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的巨着;小说无论从人物的设置,还是意象描写上都有鲜明的文化象征意义;如果说“仁义白鹿村”象征一种整体性的儒家文化的话,那么白嘉轩维护“仁义”和道德理想的艰辛历程的刻画,以及对于朱先生“圣贤人格”的塑造,都散发出强烈的文化气息;白鹿原显示了陈忠实驾驭宏大叙事的非凡能力,繁杂的事件、众多的人物、多重的主题在小说中浑然一体,结构完整而又对称,内涵丰富而又不滞重;。

新历史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于美国,80年代得以正式命名的一种不同于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的“新”的文学批评流派和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创立者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文系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1943——;他在1982年文类杂志第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了“新历史主义”的旗号,以后这个称谓逐渐流行开来,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英国的路易斯艾德里安蒙特鲁斯等;由于新历史主义理论来源的复杂性、批评取向的多样性以及它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的松散性和跨国性,造成了对其归类评析的特殊困难;尽管如此,人们对其基本内涵还是形成了一些大致趋同的看法;这些大致趋同的看法体现了作为一个批评流派的不可取代的共性,这种共性可简洁地概括为：以特有的方式回归历史;“新历史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回归历史的方式是独特的,不是要简单地回复到旧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它吸收了非历史主义批评的若干成分,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的一些理论成分;新历史主义批评要回归的“历史”不是所着力考察的以、制度为主的状况,而是一种“性的”历史;它的价值在于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相结合,将历史纬度输入到后结构主义批评当中,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批评;正如格林布拉特自己所承认的,他们的批评实践很难划入哪一个居主导地位的理论营垒,只能置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来加以说明;另一个重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也说过：“新历史主义既过于历史化,又不够历史化,既过于形式主义,又不够形式主义,而这完全取决于以何种历史和文学理论为基础来对其加以评判;”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历史主义批评是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释义的、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者致力于恢复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把注意力扩展到为形式主义忽略的、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即将一部作品从孤零零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和非话语实践的关系之中;这样,文学作品、作品的社会文化语境、作品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作品与文学史的联系,就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因素和整体策略,并进而构成新的文学研究范型;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流派,新历史主义进行了历史-文化“转型”,强调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文本实施一种综合性解读,将被形式主义和旧历史主义所颠倒的传统重新颠倒过来,把文学与人生、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作为自己分析的中心问题,打破那种文字游戏的结构策略,而使历史意识的恢复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一个实践实绩高于理论建树的文学批评流派,正如其创立者格林布拉特所言：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实践,而不是教条;②因此,我们似乎只有从这一流派批评者的具体批评实践中去考察分析他们的批评方法和策略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理论倾向;一、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的领袖人物是美国着名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Jay Greenblatt 1943-;他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以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见长;1982年,他首先用“新历史主义”,这一名称并很快被广泛地接受和使① [美]海登·怀特：《评新历史主义·导论》，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② [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通向一种文化诗学》，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用;其主要着作有：文艺复兴人物瓦尔特·罗利爵士及其作用1972、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1980、再现英国的文艺复兴1987、莎士比亚的商讨1988、学会诅咒1990、不可思议的领地1991等;他在政治上对60年代风靡一时的新左派运动抱有好感,曾主讲“马克思主义美学”课,后改授“文化诗学”课;这位教授的“文化诗学”研究似乎取了“与政治和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毫不相干的文学视角”,殊不知到了80年代却日益成为一种热门的政治文化批评；他在解构主义成为“热门”的70年代,却一头扎进文艺复兴的“冷门”研究中,1980年出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一鸣惊人,大有以新历史主义取代强弩之末的解构批评的趋势;他强调新历史主义应是“一种实践,而不是教条”,力图以自己的批评实践为20世纪末的文学批评寻找一种新的走向;1980年,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在文艺复兴自我造型一文中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概念;从一定程度上说,“文化诗学”是对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形式主义批评的反动,它所试图建立的或表述的,是一种新的历史语境批评,是从人所共知的解构主义语言游戏的迷宫中走出来,进入文化批评的“大语境”;格林布拉特的这种“文化诗学”是吸收了多种理论元素的营养而创造出来的,其中不但有福柯的理论,而且还有形式主义批评的不少成分,最为重要的是它也是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中去仔细寻找灵感,譬如对莎士比亚的研究从亨利四世等剧作中去寻找,以支撑自己的论述观点;从他的这些批评我们可以抽绎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倾向;1、互动：文学、文化与历史相互生成;文学、文化和历史的互动看起来并不是一个新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就认为文学具有相对独立自主性并对其他的社会构成要素产生作用;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指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和社会存在各自成为一种对应关系;文艺是一种特殊的上层建筑,它处于起支配作用的经济发展的影响之下,而且对经济的发展同样具有反作用;”③问题是这里仍然存在着文学与历史的一种割裂与对立,是一种将历史看作是阐释稳定基础的逻各斯中心模式;这种对立的观念从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决定论问世以来就已经明显地渗透到文艺批评中来,这样就使得历史成为一种文学诞生的客观化“背景”和“土壤”,而文学则是历史土壤上开出的花朵,是对这种“背景”的反映或表现;新历史主义就是要打破这种“背景”和“前景”区分的幻象,认为并不存在固定、客观和统一的一成不变的作为“背景”的历史,历史不是固定的,而是生成的,文学也是这种生成的一部分,一切都是“前景”;文学和历史都不是固定的、静止的,它们始终在相互塑造中生成着;新历史主义试图探索“文学本文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本文中的社会存在”,④它试图解释具体文化实践的相互作用,这些具体文化实践产生了本文也由文学本文而产生;它是通过对六位作家及其作品中人物的分析,发现尽管这些作家及其笔下的人物的“自我塑造”模式不尽相同,但也存在一致性;自我的概念总是与各种特定的权威或恶魔式的异己关系中逐渐形成的;这也就是说,“自我塑造的过程实际是自我与外力的复杂互动的过程;”不仅文学文本与文化和历史,而且“自我”与文化和历史之间,也都是一种相互塑造的关系;每个“自我”并没有一种超越历史和文化的本质,“自我”是多种历史合力的产物;人总是诞生于某种文化中,被文化所构造;同时也构造着文化,文③陆贵山、纪怀民：《马克思主义文艺论着选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④ Stephen Greenblatt.：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From More to Shakespeare．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化是人创造的,人又是“文化的产物”,人和文化嵌合为一,相互塑造和生成;格林布拉特的名着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探讨的就是文艺复兴时代个人完成“自我塑造”的机制问题;它是通过对六位作家及其作品中人物的分析,发现尽管这些作家及其笔下的人物的“自我塑造”模式不尽相同,但也存在一致性;自我的概念总是与各种特定的权威或恶魔式的异己关系中逐渐形成的;这也就是说,“自我塑造的过程实际是自我与外力的复杂互动的过程;”作为作家的个人来说,一方面,他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另一方面,伟大的作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形成塑造他人和时代精神的能量;这样,文学绝不是个人的独白和梦呓,也不仅仅是一堆无关世事的“语言的构造物”,而是携带多种信息的文化“通货”,它不停地经受“流通”的考验与变化,同时也是在进行着“塑造”;2、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互文性阐释从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文学理论的清理中站起来的“新历史主义”,其核心就是要恢复“历史”的维度,将文学重新置于“文化历史”的大语境中来加以理解;格林布拉特还原历史文化语境的理论和方法是独特的,他试图打通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界限,认为传统的历史主义批评将历史解释得过于狭隘,所以他要打破人为的界限,将各种边缘化因素一同考虑进来,诸如绘画、风俗、轶闻、轶事,甚至是巫术中的咒语、病历、出生和死亡的记录以及对精神异常的描述等等;这些看似边缘性的文化因素与文学构成了一种互文的关系,他们可能体现了相同的文化关注,通过对这些边缘文化因素的考察可能捕获时代精神中很难为人所知的一面,而这不为人所知的一面很可能就成为成功解读某部文学作品的关键点;格林布拉特称自己的文艺复兴批评的办法就是“不断返回到个别人的经验和特殊环境中去,回到当时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对的物质必需与社会压力上去,以及沉降到一部分共鸣性的文本上”;⑤这些共鸣性文本形成一种“互文”关系,互为彼此的回声,带有相同的精神印痕;这些“共鸣性文本”,多为一些边缘性的或被压抑的历史文化因素;“文化诗学”的批评策略在于要千方百计地去挖掘和拾掇这些文化断片,来重新缀补成某种文化精神的地图,以其作为文学批评和阐释的参照;有研究者曾对格林布拉特的批评模式的典型操作程序概括为：“批评家首先从历史典籍中寻找某一被人忽略的轶事或看法,然后将这一轶事或看法与有待读解的文学文本并置,看它对这部为人所熟知的作品提供了怎样的新意;”⑥可以说,新历史主义者有意识地摆脱有关历史的几成定见的社会、政治、经济结论的控制,而希望另辟蹊径,从前人所忽略的东西入手,读出文学文本的新意,寻求对历史叙述也是对文学文本的新解释;此外,“文化诗学”对自己的阐释者地位有着相当的自觉,格林布拉特说：“如果文化诗学意识到它作为阐释者的地位,这种意识应进一步扩展,直到承认他不可能完全建立并重新进入16世纪的文化；同时也承认,一个人是不可能遗忘自己所处的环境的;”⑦这显然是对读者反映批评和解释学理论的吸收,也是新历史主义批评与传统历史主义不同的重要表现;格林布拉特明白自己的阐释只是可能阐释的一种;3、“含纳”理论或“陷入圈套模式”格林布拉特所主导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并非纯粹的一种文化批评,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涉及政治的分析,这一点以其“含纳理论”为代表;这种也被称为“陷入圈套模式”的理论是格林布拉特在莎士比亚的协商1988中就戏剧本身的审美效果而谈的看法;他认为戏剧的结构本身“含纳”了戏剧所具有的颠覆效果;譬如在莎⑤ [美]格林布拉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导论》，见《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⑥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265页⑦ [美]格林布拉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导论》，见《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士比亚戏剧中反抗性的成分被整合进了对充满魅力的王权的赞许性肯定中;就是说,戏剧的形式结构和修辞策略是观众很难抑制对亨利王子胜利的肯定,譬如福斯塔夫对王权的抗拒被漫画化,亨利王子一开始将其当作朋友,后又将其处置,观众一方面感到观赏“别人被捉弄”的快乐,另一方面,那种对王权的怀疑和抗拒也在哭声中被带走;戏剧舞台上表现的一是对皇家的崇拜,一是对反抗这种崇拜者的最终惩罚,因此,王权激起颠覆并予以惩罚,这是巩固王权的一种策略,格氏认为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对观众产生的也是这样一种效果,即虽然表现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但背后却无意间勾勒出了人们内心对王权的臣服和崇拜;由此看来,有限的反抗,是被剧情结构吸纳、包含了;二、海登·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他早年研究中世纪史和文化史,1960年后涉足历史哲学领域,是当代西方最着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海登·怀特是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担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历史系荣誉教授,当代美国最着名的学者之一,新历史主义最主要的批评家,被誉为“在文化理解和叙事的语境中,把历史编纂和文学批评完美地结合起来”;他的主要着作有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1973年、话语的比喻：文化批评论集1978年、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表现1987年、比喻实在论：模拟效果研究1999年;1、作为文学构造的历史传统的历史主义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可供客观认识的领域,历史是独立于历史研究者认识主体的、独立于它的研究手段“发现”和工具“语言”的实际存在;在新历史主义看来,上述的历史观是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反映,他本身就是非历史的;历史研究者的主体和工具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任何具体的人在借助语言而把目光投向过去的时候,他的视点和视野都已经被限制在某一现刻历史、语言的历史沉淀以及它们错综的复合影响之中;展现在他眼前的不过是他所看见的历史,而不是“历史本身”;因此,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认为历史是现时的人对过去的一种“知识”,是“被写下来的”、“供人阅读的”的历史话语,至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它则不管,它认为历史主要是由一套文本及释读这些文本的策略组成的;在新历史主义者那里,历史完成了从一种“过去发生的事件”向一种关于过去的“知识”,一种“话语”、“文本”的过渡;对此海登·怀特说：“从这种观点看,‘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⑧所以说历史是一个文本,是因为历史是对过去实践的描述,而这种描述并非纯粹的客观再现,而是语言对事件的再度构成,其中必然渗透着语言运用者对事件的解释;海登·怀特极力强调“历史的文本化”,从语言层面分析了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的同质性,强调了“历史叙述”的“叙述”是如何左右历史的呈现的;在海登·怀特看来,历史事件作为原材料,是杂乱的、中性的、没有意义色彩的,过去的事实也并不都是历史事件,像某个小人物死了,我们今天早上没有吃饭之类根本没有历史意义;所有的“事实”在未经过筛选的形式中毫无意义;历史学家用特殊的“情节结构”对历史事件进行编码后,历史才有了生命作为话语和文本而存在的历史,带有一般文本的特征,想象和虚构因此而成为历史文本无法摆脱的特质;海登·怀特曾强调指出,在这个历史文本的表层之下,⑧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Baltimore&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pp253还存在一个“潜在的深层结构”,而且这个历史文本的深层结构“本质上是诗性的”,“具有语言的特性”,它是一个先于批评的、用以说明“历史”阐释究竟是怎么回事的认知范式;所谓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即是说历史从根本上不能脱离想象这个动因；说历史具有语言的特性,即是说历史在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阐释,它不能不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当海登·怀特把历史的深层结构解释为“诗性”的时候,他已经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建立起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的联系;而在历史与文学之间进行类比,正是新历史主义的一大理论特征;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相似;历史话语是通过“形式论证”、“情节设置”以及“意识形态的暗示”这三种策略来进行自我解释的;历史话语所采用的不外乎是“浪漫传奇、喜剧、悲剧和反讽”这样一些叙述程式,⑨而这与文学话语的虚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在事件之间建立联系,把事件变成故事,这是文学叙述的力量的表现;这种叙述不仅提供给人们以事件,而且同时决定了人们理解这些事件的角度和方式;通过文学叙述,人们对事件的理解受到了叙述者的叙述策略、叙述方式的影响,看到的是叙述者希望让人们看到的一面;历史叙述也是如此;它不仅记录事件本身,而且“制造”了此事件与他事件之间的联系,建构出一种历史故事,并赋予这个故事以社会意义;在新历史主义者那里,历史和文学都是一种话语、文本或叙述;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运用,历史话语没有自己的固定术语,只能用隐喻、象征性的语言建立文本,正是这一点使历史话语远离了科学叙述而倾向于文学叙述;2、“历史的文学性与文学的历史性”⑨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6—167页“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 and the textuality of the histories这一命题最早是由蒙特洛斯Montrose提出;按照他的解释,“文本的历史性”是指所有的文本,既包括作为批评家研究对象的文本,也包括批评家研究之后撰写的文本文本又可能成为其它批评家再进行研究的对象,都含有历史的具体性、社会性、物质性的内容,由此,他将文本的内涵扩展为一切包含历史具体性、社会性内容的形式；“历史的文本性”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要接近一个完整的、真正的过去历史—一个物质性的存在,我们就必须以所要研究的社会文本为媒介,这个文本并非是偶然形成的,而是应该被看成是一定程度上经过有意选择和修饰过的；其次,文本兼有了二重性,一方面它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物质与意识形态斗争中被人文学家经过描述、解释性加工而转化为文本;另一方面,这种文本又具有了“档案”功能,因为它自身同时又充当了被后人再阐释的媒介;蒙特洛斯这一经典性命题,非常准确地概括出历史与文本之间的鱼水关系,这也正是海登;怀特历史书写理论的要旨所在,为我们准确把握其理论精髓与价值提供了钥匙;“文学的历史性”指文学活动总包含历史的维度,不论是作家、文本、批评家及其批评性文本,还是作家与世界、作家与作品、作品与世界、批评家与文本、批评家与世界等诸多关系中,都离不开历史;按照后经典叙事学观念,文本与语境构成了更为广阔的“历史”大文本,历史不再是文学发生、存在的“背景”,而是走入文学的“前景”,直接成为文学构成不可或缺的维度;同时,文学作为历史性存在“事件”,直接成为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文化、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等熔铸于一个彼此紧密关联的网络结构中,通过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互文性阐释,揭示文学是如何通过这个复杂的互相关联的文本化世界的审视,参与历史意义的创造的过程,甚至参与政治话语、权力运作和等级秩序的重新梳理与建构;“历史的文学性”指我们无法直接面对一个所谓客观的、真实的历史,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不过是人类社会历史流传下来的各种文本作为解读的文本,而各种文本的书写都具有文学性的维度,无论是在历史事实的选取方面,还是在写作过程中都融入作者的主观性,而且在历史文本的书写中,其话语的建构在深层次上讲是文学性的,文本的存在本身就是人们有意识选择、建构的结果,而对文本的阐释更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存在众多不确定“空白点”有待重新阐释;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学性研究,可以使我们在二者的互动建构关系结构中把握文学与历史;以历史维度审视文学,就会发现文学是如何由封闭的、静止的、稳定的系统变成开放的、动态的、活跃的体系,并通过不断解读、积淀而成为一个意义增殖的文本;在这个增殖的过程中,文学话语与权力话语构成某种平衡与制约关系;通过对时间与空间的穿越而解读文本的历史情境,把文本直接植入历史文化关系之中,文学活动的参与者成为文学的共谋,通过对社会权力话语的展示,揭示其对立面的权力一方,从而较准确地复现、再生产当时的历史语境,文学意识形态的介入是对社会权力话语的颠覆性建构,这种文化“颠覆”的性质构成历史解释的本质;文学在与历史的互动性建构中赋予历史意识以新的意义,文学的历史就是聚集复杂的文化符码,并构成了文学与社会彼此互动的历史;⑩这种将历史诗意化的研究使怀特受到文艺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双重批评;但怀特仍然坚持自己的“历史阐释论”和“语言行为论”,并且,进一步⑩Lonis A. Montrose, "Shaping Fantasies”:Figurations of Gender and Power. in Elizabethan CultureRepresantations 2, Spring 1983, ，又参见王岳川:《后殖民土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185页。

一．新历史主义在历史批评方法论上也受到解构思维的深刻影响，也倾向于以历史的文本性的基点从而颠覆作为宏大叙事的历史叙事，但在文化层面却更加重视从文本的历史性角度出发重构历史叙事的文化动因。

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

这里的文本历史主义，即文本历史性，新历史主义把他看作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的基点之一，另一个是历史文本性，这个等下会细讲。

（后一句）其实是对文本历史主义的进一步解释，也就是说，历史是主特征：1.“跨学科研究”性,即跨越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学科界限,使其具有了多维视野的研究。

跨学科特即把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本与传记、心理学、社会、思想以及其他艺术等放置在一起加以分析细读，文学打破了自治的领域，参与到与其他文化文本的不断对话和循环之中。

2.“文化的政治学”属性,使文学和文学史研究成为论证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权力斗争、民族传统、文化差异的标本。

新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政治化批评的特征,它在文化思想领域对社会制度所依存的政治思想原则加以质疑,揭示复杂社会状况中文化产品的社会品质和政治意向的曲折表达方式。

3.“历史意识形态性”,即认为人的文学在文化中具有抗争性作用,而文化变革就是一种文化通过策略向主导意识挑战,进而去“重写文化史”。

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参加意识形态的塑造。

二．内涵：新历史主义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和文学界，它在70年代末已经初露端倪，即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而且这种阐释文学文本历史内涵的独特方法日益得到西方文论界的认可。

新历史主义的两位代表人物是哈佛教授格林布拉特和斯坦福教授怀特，这一术语最早见之于格林布莱特1982年为《文类》杂志文艺复兴研究专号写的一篇导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批评等形式主义批评的审美壁垒遭到解构主义批评的瓦解,文化诗学赞同解构批评对文本开放性的追求,却抵制其无限消解的主张,转而提出解构与建构并重的文化诗学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