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新历史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美国一种文化批评理论，旨在破除旧有历史观的局限，探究历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和互动，重点关注边缘化历史群体和他们的文化经验。

这一理论强调文本和历史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文本不仅是社会历史的表达形式，同时也是历史与社会关系的反映，因此，文本的研究需要结合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历史现象的背景，以全面了解历史的多重维度。

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反抗主流正统历史观的文化批评理论，主张关注被历史学界忽视的边缘文化，尤其是在语言表达、想象力和权力关系上反映的文明表现。

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较少关注文本的内在美学特征，而更注重文本如何反映出作家自己的时代，以及作品如何与社会和政治权力关系相互作用。

新历史主义对美国文学史的传统分类进行了重新审视，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要求重审历史文本，并深入挖掘隐含的文化价值和政治意义。

新历史主义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如下：1.强调历史背景：新历史主义强调文本的阅读必须结合历史背景，了解文本在历史时期内的作用和意义。

通过对文本、历史事件、文化和社会环境等多个层面的分析，新历史主义可以探讨文本背后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意义，揭示文本中潜藏的意识形态和建构。

2.文本分析：新历史主义强调对文本的分析和理解，并且关注文本中的话语和意义形成过程。

通过文本分析，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深入挖掘隐含的社会和政治想象，并探究作家的文学风格和意识形态。

3.关注边缘文化：新历史主义主张关注边缘化的文化群体和他们的文化经验。

他们在历史和社会中的经历和表达方式，反映出历史象征和文化价值的多样性。

4.阐释权力关系：新历史主义对文本和社会中不同的权力结构和关系进行反思和阐释。

通过对权力结构的分析，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可以更好地理解文本中隐含的权力罗曼史，从而推断文本所存在的社会制度和方式。

5.认为历史是主观建构的过程：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不仅仅是客观的记录，而是一种主观建构的过程。

中国当代历史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文本比较——由《红日》与《历史的天空》谈起新中国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之后才建立起来的，革命战争也就成了宣传现代革命史的重要内容。

表现革命战争题材的文学创作在50年代之后达到了一种空前的繁荣状态。

新政权要求作家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点来反映中国现代战争史，并通过艺术形象向读者宣传、普及有关新政权从形式到建立的历史知识。

描写战争，通过战争的胜利来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来表现历史的本质的发展。

于是便出现了一批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如《红日》、《红岩》等。

在经历了文革之后，极左的思潮开始退却，作家们开始反思历史，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历史的真面目应该是如何的，成了当下作家们创作历史题材作品的一个热点。

对于革命战争史的反思，我们必须站在一个新的、客观的、历史的角度来思考。

于是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对革命战争进行新解构的作品，如《历史的天空》便是这一类作品的代表。

同样是对那一段革命战争历史的描写，《红日》和《历史的天空》却呈现着不同的解读方式。

究竟哪一个文本的创作更接近历史我们无从考证，也许“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是为政治所掌控的。

然而文学创作面对的不仅是文本与当下语境之间的关系，还要面向广阔的过往空间，考虑如何在全方位的时空流动中展现历史的真实逻辑与生命形态。

对比发现，《红日》和《历史的天空》可以代表中国当代以文革为界的两个时期的不同的历史小说创作。

前者实践的是历史主义的主题，而后者则可以归入新历史主义的主题。

一、历史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在当下中国的界定历史素来是作家关注的对象，历史题材常常成为作家寄寓时代思考和个人情感的最佳创作对象。

历史主义的概念最初由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提出，它将历史视为一种线性发展的线索观念，当历史主义的观念运用到文学之中后，历史的文学叙述就成为一种被广大作家所接受的创作方法。

这种被统治者所修订后的历史的文本也就被广大的作者所认同，被广大的读者所接受。

新历史主义批评解读文学作品
新历史主义批评是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它强调文学作品与历史和社会背景的关系。

这种批评方法认为文学作品不仅仅是独立的艺术创作，而是受到当时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

在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观点中，文学作品被视为对当时社会现象的回应和反映，而且作品的意义和解读也取决于历史语境。

新历史主义批评强调了权力关系、社会阶级、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这种批评方法试图揭示文学作品中隐含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偏见，以及作者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处的社会环境对作品创作的影响。

在解读文学作品时，新历史主义批评者会关注作品中的历史事件、文化符号和社会现象，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作品的意义和理解。

他们还会探讨作品中的权力关系、社会冲突以及文化认同等主题，以便更全面地理解作品背后的历史和社会因素。

此外，新历史主义批评也强调了文学作品与权力、权威和话语的关系。

批评者会关注作品中的权威性声音和边缘化的声音，以及这些声音如何反映和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

总的来说，新历史主义批评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角度来解读文学作品，强调作品与历史和社会背景的紧密联系，揭示了作品背后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偏见，从而丰富了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解读。

新历史主义名词解释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是一种文化批评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关注文学作品与历史、社会和政治的相
互关系。

新历史主义的关键概念包括权力、历史、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

新历史主义批评者认为文学作品是在特定历史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并且受到该时代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他们认为文学作品不仅是个人创作的产物，也是文化和历史的反映，是权力关系和社会问题的表达。

新历史主义批评者通常采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文学作品。

他们关注历史的片段、被遗忘的历史事件和边缘群体的经验。

通过对历史主题的重新解读和社会权力关系的分析，他们试图揭示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各种文化现象。

新历史主义强调文学作品与历史的相互关系，对历史事件的重新诠释和再现，以及文学作品对历史事件的反应和影响。

他们认为历史是被叙述和重构的，因此不同历史记载可能存在差异。

他们试图揭示历史叙述的权威性和隐含的意识形态，挑战权威历史叙述的普遍性。

新历史主义注重文本分析和文化批评，强调文本内外的各种因素。

他们认为文本和历史密切相关，不能被隔离开来分析。

他们通过文本所传达的语言、符号和意象来研究历史和文化。

他们关注作家的社会背景、文化环境和文化模式，以及作品中展
现的权力关系和社会冲突。

总之，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关注文学作品与历史、社会和政治相互关系的文化批评理论。

通过重新解读历史事件和文学作品，分析文化现象和权力关系，揭示历史叙述的权威性和意识形态，他们试图理解文学作品在特定历史和社会背景中的意义和影响。

新历史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于美国,80年代得以正式命名的一种不同于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的“新”的文学批评流派和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创立者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文系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1943——;他在1982年文类杂志第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了“新历史主义”的旗号,以后这个称谓逐渐流行开来,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英国的路易斯艾德里安蒙特鲁斯等;由于新历史主义理论来源的复杂性、批评取向的多样性以及它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的松散性和跨国性,造成了对其归类评析的特殊困难;尽管如此,人们对其基本内涵还是形成了一些大致趋同的看法;这些大致趋同的看法体现了作为一个批评流派的不可取代的共性,这种共性可简洁地概括为：以特有的方式回归历史;“新历史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回归历史的方式是独特的,不是要简单地回复到旧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它吸收了非历史主义批评的若干成分,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的一些理论成分;新历史主义批评要回归的“历史”不是所着力考察的以、制度为主的状况,而是一种“性的”历史;它的价值在于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相结合,将历史纬度输入到后结构主义批评当中,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批评;正如格林布拉特自己所承认的,他们的批评实践很难划入哪一个居主导地位的理论营垒,只能置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来加以说明;另一个重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也说过：“新历史主义既过于历史化,又不够历史化,既过于形式主义,又不够形式主义,而这完全取决于以何种历史和文学理论为基础来对其加以评判;”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历史主义批评是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释义的、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者致力于恢复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把注意力扩展到为形式主义忽略的、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即将一部作品从孤零零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和非话语实践的关系之中;这样,文学作品、作品的社会文化语境、作品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作品与文学史的联系,就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因素和整体策略,并进而构成新的文学研究范型;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流派,新历史主义进行了历史-文化“转型”,强调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文本实施一种综合性解读,将被形式主义和旧历史主义所颠倒的传统重新颠倒过来,把文学与人生、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作为自己分析的中心问题,打破那种文字游戏的结构策略,而使历史意识的恢复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一个实践实绩高于理论建树的文学批评流派,正如其创立者格林布拉特所言：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实践,而不是教条;②因此,我们似乎只有从这一流派批评者的具体批评实践中去考察分析他们的批评方法和策略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理论倾向;一、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的领袖人物是美国着名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Jay Greenblatt 1943-;他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以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见长;1982年,他首先用“新历史主义”,这一名称并很快被广泛地接受和使① [美]海登·怀特：《评新历史主义·导论》，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② [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通向一种文化诗学》，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用;其主要着作有：文艺复兴人物瓦尔特·罗利爵士及其作用1972、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1980、再现英国的文艺复兴1987、莎士比亚的商讨1988、学会诅咒1990、不可思议的领地1991等;他在政治上对60年代风靡一时的新左派运动抱有好感,曾主讲“马克思主义美学”课,后改授“文化诗学”课;这位教授的“文化诗学”研究似乎取了“与政治和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毫不相干的文学视角”,殊不知到了80年代却日益成为一种热门的政治文化批评；他在解构主义成为“热门”的70年代,却一头扎进文艺复兴的“冷门”研究中,1980年出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一鸣惊人,大有以新历史主义取代强弩之末的解构批评的趋势;他强调新历史主义应是“一种实践,而不是教条”,力图以自己的批评实践为20世纪末的文学批评寻找一种新的走向;1980年,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在文艺复兴自我造型一文中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概念;从一定程度上说,“文化诗学”是对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形式主义批评的反动,它所试图建立的或表述的,是一种新的历史语境批评,是从人所共知的解构主义语言游戏的迷宫中走出来,进入文化批评的“大语境”;格林布拉特的这种“文化诗学”是吸收了多种理论元素的营养而创造出来的,其中不但有福柯的理论,而且还有形式主义批评的不少成分,最为重要的是它也是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中去仔细寻找灵感,譬如对莎士比亚的研究从亨利四世等剧作中去寻找,以支撑自己的论述观点;从他的这些批评我们可以抽绎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倾向;1、互动：文学、文化与历史相互生成;文学、文化和历史的互动看起来并不是一个新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就认为文学具有相对独立自主性并对其他的社会构成要素产生作用;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指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和社会存在各自成为一种对应关系;文艺是一种特殊的上层建筑,它处于起支配作用的经济发展的影响之下,而且对经济的发展同样具有反作用;”③问题是这里仍然存在着文学与历史的一种割裂与对立,是一种将历史看作是阐释稳定基础的逻各斯中心模式;这种对立的观念从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决定论问世以来就已经明显地渗透到文艺批评中来,这样就使得历史成为一种文学诞生的客观化“背景”和“土壤”,而文学则是历史土壤上开出的花朵,是对这种“背景”的反映或表现;新历史主义就是要打破这种“背景”和“前景”区分的幻象,认为并不存在固定、客观和统一的一成不变的作为“背景”的历史,历史不是固定的,而是生成的,文学也是这种生成的一部分,一切都是“前景”;文学和历史都不是固定的、静止的,它们始终在相互塑造中生成着;新历史主义试图探索“文学本文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本文中的社会存在”,④它试图解释具体文化实践的相互作用,这些具体文化实践产生了本文也由文学本文而产生;它是通过对六位作家及其作品中人物的分析,发现尽管这些作家及其笔下的人物的“自我塑造”模式不尽相同,但也存在一致性;自我的概念总是与各种特定的权威或恶魔式的异己关系中逐渐形成的;这也就是说,“自我塑造的过程实际是自我与外力的复杂互动的过程;”不仅文学文本与文化和历史,而且“自我”与文化和历史之间,也都是一种相互塑造的关系;每个“自我”并没有一种超越历史和文化的本质,“自我”是多种历史合力的产物;人总是诞生于某种文化中,被文化所构造;同时也构造着文化,文③陆贵山、纪怀民：《马克思主义文艺论着选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④ Stephen Greenblatt.：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From More to Shakespeare．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化是人创造的,人又是“文化的产物”,人和文化嵌合为一,相互塑造和生成;格林布拉特的名着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探讨的就是文艺复兴时代个人完成“自我塑造”的机制问题;它是通过对六位作家及其作品中人物的分析,发现尽管这些作家及其笔下的人物的“自我塑造”模式不尽相同,但也存在一致性;自我的概念总是与各种特定的权威或恶魔式的异己关系中逐渐形成的;这也就是说,“自我塑造的过程实际是自我与外力的复杂互动的过程;”作为作家的个人来说,一方面,他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另一方面,伟大的作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形成塑造他人和时代精神的能量;这样,文学绝不是个人的独白和梦呓,也不仅仅是一堆无关世事的“语言的构造物”,而是携带多种信息的文化“通货”,它不停地经受“流通”的考验与变化,同时也是在进行着“塑造”;2、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互文性阐释从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文学理论的清理中站起来的“新历史主义”,其核心就是要恢复“历史”的维度,将文学重新置于“文化历史”的大语境中来加以理解;格林布拉特还原历史文化语境的理论和方法是独特的,他试图打通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界限,认为传统的历史主义批评将历史解释得过于狭隘,所以他要打破人为的界限,将各种边缘化因素一同考虑进来,诸如绘画、风俗、轶闻、轶事,甚至是巫术中的咒语、病历、出生和死亡的记录以及对精神异常的描述等等;这些看似边缘性的文化因素与文学构成了一种互文的关系,他们可能体现了相同的文化关注,通过对这些边缘文化因素的考察可能捕获时代精神中很难为人所知的一面,而这不为人所知的一面很可能就成为成功解读某部文学作品的关键点;格林布拉特称自己的文艺复兴批评的办法就是“不断返回到个别人的经验和特殊环境中去,回到当时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对的物质必需与社会压力上去,以及沉降到一部分共鸣性的文本上”;⑤这些共鸣性文本形成一种“互文”关系,互为彼此的回声,带有相同的精神印痕;这些“共鸣性文本”,多为一些边缘性的或被压抑的历史文化因素;“文化诗学”的批评策略在于要千方百计地去挖掘和拾掇这些文化断片,来重新缀补成某种文化精神的地图,以其作为文学批评和阐释的参照;有研究者曾对格林布拉特的批评模式的典型操作程序概括为：“批评家首先从历史典籍中寻找某一被人忽略的轶事或看法,然后将这一轶事或看法与有待读解的文学文本并置,看它对这部为人所熟知的作品提供了怎样的新意;”⑥可以说,新历史主义者有意识地摆脱有关历史的几成定见的社会、政治、经济结论的控制,而希望另辟蹊径,从前人所忽略的东西入手,读出文学文本的新意,寻求对历史叙述也是对文学文本的新解释;此外,“文化诗学”对自己的阐释者地位有着相当的自觉,格林布拉特说：“如果文化诗学意识到它作为阐释者的地位,这种意识应进一步扩展,直到承认他不可能完全建立并重新进入16世纪的文化；同时也承认,一个人是不可能遗忘自己所处的环境的;”⑦这显然是对读者反映批评和解释学理论的吸收,也是新历史主义批评与传统历史主义不同的重要表现;格林布拉特明白自己的阐释只是可能阐释的一种;3、“含纳”理论或“陷入圈套模式”格林布拉特所主导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并非纯粹的一种文化批评,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涉及政治的分析,这一点以其“含纳理论”为代表;这种也被称为“陷入圈套模式”的理论是格林布拉特在莎士比亚的协商1988中就戏剧本身的审美效果而谈的看法;他认为戏剧的结构本身“含纳”了戏剧所具有的颠覆效果;譬如在莎⑤ [美]格林布拉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导论》，见《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⑥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265页⑦ [美]格林布拉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导论》，见《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士比亚戏剧中反抗性的成分被整合进了对充满魅力的王权的赞许性肯定中;就是说,戏剧的形式结构和修辞策略是观众很难抑制对亨利王子胜利的肯定,譬如福斯塔夫对王权的抗拒被漫画化,亨利王子一开始将其当作朋友,后又将其处置,观众一方面感到观赏“别人被捉弄”的快乐,另一方面,那种对王权的怀疑和抗拒也在哭声中被带走;戏剧舞台上表现的一是对皇家的崇拜,一是对反抗这种崇拜者的最终惩罚,因此,王权激起颠覆并予以惩罚,这是巩固王权的一种策略,格氏认为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对观众产生的也是这样一种效果,即虽然表现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但背后却无意间勾勒出了人们内心对王权的臣服和崇拜;由此看来,有限的反抗,是被剧情结构吸纳、包含了;二、海登·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他早年研究中世纪史和文化史,1960年后涉足历史哲学领域,是当代西方最着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海登·怀特是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担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历史系荣誉教授,当代美国最着名的学者之一,新历史主义最主要的批评家,被誉为“在文化理解和叙事的语境中,把历史编纂和文学批评完美地结合起来”;他的主要着作有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1973年、话语的比喻：文化批评论集1978年、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表现1987年、比喻实在论：模拟效果研究1999年;1、作为文学构造的历史传统的历史主义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可供客观认识的领域,历史是独立于历史研究者认识主体的、独立于它的研究手段“发现”和工具“语言”的实际存在;在新历史主义看来,上述的历史观是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反映,他本身就是非历史的;历史研究者的主体和工具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任何具体的人在借助语言而把目光投向过去的时候,他的视点和视野都已经被限制在某一现刻历史、语言的历史沉淀以及它们错综的复合影响之中;展现在他眼前的不过是他所看见的历史,而不是“历史本身”;因此,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认为历史是现时的人对过去的一种“知识”,是“被写下来的”、“供人阅读的”的历史话语,至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它则不管,它认为历史主要是由一套文本及释读这些文本的策略组成的;在新历史主义者那里,历史完成了从一种“过去发生的事件”向一种关于过去的“知识”,一种“话语”、“文本”的过渡;对此海登·怀特说：“从这种观点看,‘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⑧所以说历史是一个文本,是因为历史是对过去实践的描述,而这种描述并非纯粹的客观再现,而是语言对事件的再度构成,其中必然渗透着语言运用者对事件的解释;海登·怀特极力强调“历史的文本化”,从语言层面分析了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的同质性,强调了“历史叙述”的“叙述”是如何左右历史的呈现的;在海登·怀特看来,历史事件作为原材料,是杂乱的、中性的、没有意义色彩的,过去的事实也并不都是历史事件,像某个小人物死了,我们今天早上没有吃饭之类根本没有历史意义;所有的“事实”在未经过筛选的形式中毫无意义;历史学家用特殊的“情节结构”对历史事件进行编码后,历史才有了生命作为话语和文本而存在的历史,带有一般文本的特征,想象和虚构因此而成为历史文本无法摆脱的特质;海登·怀特曾强调指出,在这个历史文本的表层之下,⑧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Baltimore&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pp253还存在一个“潜在的深层结构”,而且这个历史文本的深层结构“本质上是诗性的”,“具有语言的特性”,它是一个先于批评的、用以说明“历史”阐释究竟是怎么回事的认知范式;所谓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即是说历史从根本上不能脱离想象这个动因；说历史具有语言的特性,即是说历史在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阐释,它不能不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当海登·怀特把历史的深层结构解释为“诗性”的时候,他已经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建立起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的联系;而在历史与文学之间进行类比,正是新历史主义的一大理论特征;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相似;历史话语是通过“形式论证”、“情节设置”以及“意识形态的暗示”这三种策略来进行自我解释的;历史话语所采用的不外乎是“浪漫传奇、喜剧、悲剧和反讽”这样一些叙述程式,⑨而这与文学话语的虚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在事件之间建立联系,把事件变成故事,这是文学叙述的力量的表现;这种叙述不仅提供给人们以事件,而且同时决定了人们理解这些事件的角度和方式;通过文学叙述,人们对事件的理解受到了叙述者的叙述策略、叙述方式的影响,看到的是叙述者希望让人们看到的一面;历史叙述也是如此;它不仅记录事件本身,而且“制造”了此事件与他事件之间的联系,建构出一种历史故事,并赋予这个故事以社会意义;在新历史主义者那里,历史和文学都是一种话语、文本或叙述;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运用,历史话语没有自己的固定术语,只能用隐喻、象征性的语言建立文本,正是这一点使历史话语远离了科学叙述而倾向于文学叙述;2、“历史的文学性与文学的历史性”⑨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6—167页“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 and the textuality of the histories这一命题最早是由蒙特洛斯Montrose提出;按照他的解释,“文本的历史性”是指所有的文本,既包括作为批评家研究对象的文本,也包括批评家研究之后撰写的文本文本又可能成为其它批评家再进行研究的对象,都含有历史的具体性、社会性、物质性的内容,由此,他将文本的内涵扩展为一切包含历史具体性、社会性内容的形式；“历史的文本性”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要接近一个完整的、真正的过去历史—一个物质性的存在,我们就必须以所要研究的社会文本为媒介,这个文本并非是偶然形成的,而是应该被看成是一定程度上经过有意选择和修饰过的；其次,文本兼有了二重性,一方面它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物质与意识形态斗争中被人文学家经过描述、解释性加工而转化为文本;另一方面,这种文本又具有了“档案”功能,因为它自身同时又充当了被后人再阐释的媒介;蒙特洛斯这一经典性命题,非常准确地概括出历史与文本之间的鱼水关系,这也正是海登;怀特历史书写理论的要旨所在,为我们准确把握其理论精髓与价值提供了钥匙;“文学的历史性”指文学活动总包含历史的维度,不论是作家、文本、批评家及其批评性文本,还是作家与世界、作家与作品、作品与世界、批评家与文本、批评家与世界等诸多关系中,都离不开历史;按照后经典叙事学观念,文本与语境构成了更为广阔的“历史”大文本,历史不再是文学发生、存在的“背景”,而是走入文学的“前景”,直接成为文学构成不可或缺的维度;同时,文学作为历史性存在“事件”,直接成为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文化、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等熔铸于一个彼此紧密关联的网络结构中,通过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互文性阐释,揭示文学是如何通过这个复杂的互相关联的文本化世界的审视,参与历史意义的创造的过程,甚至参与政治话语、权力运作和等级秩序的重新梳理与建构;“历史的文学性”指我们无法直接面对一个所谓客观的、真实的历史,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不过是人类社会历史流传下来的各种文本作为解读的文本,而各种文本的书写都具有文学性的维度,无论是在历史事实的选取方面,还是在写作过程中都融入作者的主观性,而且在历史文本的书写中,其话语的建构在深层次上讲是文学性的,文本的存在本身就是人们有意识选择、建构的结果,而对文本的阐释更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存在众多不确定“空白点”有待重新阐释;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学性研究,可以使我们在二者的互动建构关系结构中把握文学与历史;以历史维度审视文学,就会发现文学是如何由封闭的、静止的、稳定的系统变成开放的、动态的、活跃的体系,并通过不断解读、积淀而成为一个意义增殖的文本;在这个增殖的过程中,文学话语与权力话语构成某种平衡与制约关系;通过对时间与空间的穿越而解读文本的历史情境,把文本直接植入历史文化关系之中,文学活动的参与者成为文学的共谋,通过对社会权力话语的展示,揭示其对立面的权力一方,从而较准确地复现、再生产当时的历史语境,文学意识形态的介入是对社会权力话语的颠覆性建构,这种文化“颠覆”的性质构成历史解释的本质;文学在与历史的互动性建构中赋予历史意识以新的意义,文学的历史就是聚集复杂的文化符码,并构成了文学与社会彼此互动的历史;⑩这种将历史诗意化的研究使怀特受到文艺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双重批评;但怀特仍然坚持自己的“历史阐释论”和“语言行为论”,并且,进一步⑩Lonis A. Montrose, "Shaping Fantasies”:Figurations of Gender and Power. in Elizabethan CultureRepresantations 2, Spring 1983, ，又参见王岳川:《后殖民土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185页。

简述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流行，起源于当时的美国。

不同于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更关注文本与历史、文化间的联系，强调了文学作品与历史背景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在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文学作品不再是被孤立地分析和研究，而是被视为社会文化中的一部分，是一个更为广泛和复杂的文化现象。

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源于文化相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它强调了任何文本都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是时间和空间的产物，因此文学作品的解释和理解必须考虑到此前的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此外，新历史主义对于“权力”的探讨也是其理论的核心部分。

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和文化中的“权力”是不可避免的存在，它们影响着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受众的理解。

新历史主义试图将文学作品中的权力机制挖掘出来，同时反思这些权力机制在社会文化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新历史主义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它不仅仅局限于文学作品本身，而是包括了整个社会和文化历史。

因此，在新历史主义的视野下，文学作品与作者、历史时代、社会文化等密切相关。

新历史主义试图将文学作品与历史事件联系起来，描绘出不同历史时代的不同文化形态，并呈现出人们对于历史现实的反应和理解。

同时，在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文学作品的批评方法也发生了变化。

新历史主义提倡的文学批评方法更加开放和多元化，它试图将传统的文学批评思路打破，将文本和文化、历史联系起来。

新历史主义主张面向现实，重视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因素对于文本解释的影响。

此外，新历史主义特别关注文本中的权力机制和权力斗争，追问谁在说话、说话的目的是什么，这些帮助我们了解文化和社会的现实背景。

总之，新历史主义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它揭示出文学作品与文化、历史、社会的紧密联系，使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了文本诠释的本质，同时也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让我们真正意识到文本与历史、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

新历史主义路易斯·蒙特洛斯Ⅰ在1980年代，美国学界的文学研究开始集中于关注文学生产和文学阐释在历史、社会、政治方面的条件和结果。

在时而交汇，时而冲突的视角交替出现的情况下，文本的书写和阅读，它们流通、分类、分析、教授的过程都被看着被历史性地决定着，它们反过来决定了文化产品的方式。

一直被认为是自足的审美性的、学术性的问题正被重新理解，它们与社会其他话语、实践、制度紧密相连。

这些多重决定的、不稳定的联系是构成了个体主体性和集体结构赖以形成的意识形态领域。

在不同程度的一致性和有效性的不同组合形式上，可称作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文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和改良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团体，在上一个十年中，正置身于重划英美文学研究的疆界、重新建构研究内容。

在此，我的任务是谈谈“新历史主义”。

我将这个短语用引号标明是想表明，我反对批评话语中把它当作一系列固定的、同质的教条和技术术语来表征。

正如，新历史主义是它的批评家和评论家的创造。

这个创造的动机和方法是我这次关注的内容之一。

但是，更为主要的是，我将探讨常被归入新历史主义者之列的作品的异质、变化的维度，要把它置于我所说的决定力量形成的一个更大的场域之内。

我以简便却流于简单的方式标明的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文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关注，就是确证文学与其他话语形式的联系，文本和世界的辩证关系，并把这种关系问题化。

最近几年，这些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挑战了英美文学批评中占主导的新批评修辞分析和实证历史研究范式。

这个挑战得以成功的条件来源各异，其中涉及的斗争各异。

（布斯；W.科恩；加拉赫，《马克思主义》；维恩，《权利，政治》。

）在此，我只提及三个具有普遍相关的因素。

首先，学者的性别、种族、宗教或阶级、政治立场，或性取向的差异（或者是兼而有之的差异）使得他（她）们在参与所研究或教学的经典作品中惯有的文化、意识形态传统地位时的情况复杂化。

而英语界已经向他（她）们敞开职业之门。

读书报告——“新历史主义”理论通过阅读格林布拉特和海登怀特的几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对新历史主义有了大致的、粗浅的了解，以下是对其的简单概括。

新历史主义是诞生于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和文学界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一种对历史本文加以重新阐释和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对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加以批判,在张扬“主体”、“历史”和“意识形态”中,使“本文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本文性”成为文学批评的主要范畴。

新历史主义的主将是格林布拉特和海登怀特。

前者以研究文艺复兴的“自我塑型”去重写文学史,进而创建一种“文化诗学”,并将文学看作是人性重塑的心灵史。

而后者则注重“元历史”的构架和“话语”转义学的研究,进而确定了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地位。

一、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一）《文艺复兴自我塑型》导论格林布莱特在《文艺复兴自我塑型》导论中说道：“......与此类工作有着亲缘关系的文学批评，因而也必须意识到自己作为阐释者的身份，同时有目的地把文学理解为构成某一特定文化符号系统的一部分，这种批评的正规目标，无论多么难以实现，应当称之为一种文化诗学”，格氏在这里首次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概念。

作为文学批评家,其阐释的任务是,“对文学文本世界中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存在之于文学的影响实行双向调查”。

此后,格林布莱特从不同角度反复表述了这个意见。

形式主义批评所设定的“文学性文本”与“非文学性文本”之间的区别是带有历史的、主观的、想象的 ,甚至是武断的因素。

其实二者之间疆界的形成是历史的产物,因而必然也是可以与时推移、历史地变动不居的。

文学与非文学之间从来没有分界明晰的楚汉界河，暂时的切分只是为了学理上便于表达的一时之需，更多时候二者是交互作用、相互建构、相互转化的。

文学艺术也可以讲“生产性”，既可以讲“话语”方面的，也可以讲“作品”方面的，但它的生产与社会文化领域的其他门类生产之间既非全然一致,又非泾渭分明。

格林布莱特就此阐述说,“文学与历史之间不是反映和被反映的谁决定谁的关系,而是各种社会能量在‘互文性’基础上的流通、对话和交流的关系,是各种社会文化力量之间相互塑造的关系。

文学批评理论1、新历史主义批评,无疑就是当今号称后结构主义的令人眼光缭乱的各种批评思潮中,与马克思主义最有缘份的一种。

“新历史主义”一词算来并不很新。

早在1972年,一位名叫威斯利·莫里斯的批评家,就出版过一部名为《走向新历史主义》(Toward a New Historicism)的文字批评著作。

之所以取名为“新历史主义”,作者说,是因为他发现本世纪美国批评的很大一部分,是从根本上渗透着一种历史主义态度。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出现,标志着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互文性”理论。

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强调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

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是对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它突破了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具有既消解又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性。

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只不过是作者的历史观念的自我塑造的产物,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对尘封的僵死的史料进行选择、编织、阐释和重塑的结果。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对所谓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

2、精神分析法精神分析法又称为心理分析法，一般以1895年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出版的《关于歇斯底里的研究》作为心理分析正式创立的标志。

理论基础：1）潜意识理论：弗洛伊德把人的整个心理活动分为三部分：即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

2）人格结构理论：人格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

3）性欲学说4）精神分析学说，在本世纪初，阿德勒和荣格修正的重点在于幼儿性欲学说；三四十年代，以沙利文、霍妮、弗洛姆、艾里克森为代表，创立了新弗洛伊德主义。

3、原型理论与艺术家的集体无意识相联系的重要概念是原型。

荣格将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称为原始意象，原始意象一词意指一种本言的模型，其他相似的存在皆根据这种本原模型而成形。

什么是新历史主义（1）新历史主义诞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和文学界，是70年代末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萌芽的一种新的批评方法。

主要代表人物有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多利莫尔、蒙托斯和维勒等人。

（2）新历史主义之新是相对于历史主义之旧而言的。

历史主义是指研究历史的历史哲学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坚持任何对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必须建立在关于人类历史的深思熟虑之上。

②强调社会发展规律支配着历史进程并容许做长期的社会预测和预见。

③注重思辨的历史哲学为被看做一个整体的人类历史总方向提供一种解释的模式。

④注重批判的历史哲学将历史最终看作一种独立自主的思维形式。

（3）对历史主义的进攻：①20世纪初叶历史主义遭到了政治思想家波普尔的批评，认为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阐释，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确定的解释。

他强调历史主义的总体计划要求权*力集中，这种集中的权*力因难以控制会侵害个人的权*力，必然导致极*端主义。

②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使文学理论越出历史的轨迹而进入形式的漩涡，文艺批评在文本无叙述和无关联语义的支离破碎的文学片断中进行着互文性的实验，作家-作品-读者的中心位移导致作家权威失效，文本崇拜已经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批评家成为了文本意义的再生父母，误读成为现代解读的独特锁钥，历史意义和文化灵魂在语言解析的过程中都成了意义的碎片。

由此历史主义终于让位给了形式主义。

③解构主义从语言哲学入手对历史主义清算之后仍然无法找到历史哲学的出口，在写作-文本-批评三维上仅仅注意批评之维，必然在艺术意义与历史语境、文学本质和历史意识等问题上造成观念的对立和偏激化，因此历史意义对文本中心论具有纠偏去弊之效，历史意识是文本解读意义的不可缺少的维度。

（4）在新历史主义正式命名之前，美国的文化符号学、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哈贝马斯以及法意新历史学派等，已经将历史意识、历史批判、文化诗学作为自己文化解释和审美分析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