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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名词解释
“新史学”有不同层面的含义。
一方面，“新史学”可以指20世纪初开始萌动，旨在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史学新潮流，这是史学领域的一个重大变革。
这个潮流的倡导者包括法国学者西米昂、亨利·贝尔、乔治·勒费弗尔，美国学者鲁宾逊、比尔德等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提倡广阔开拓史学研究领域，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分支合作，强调史学家解释，重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即史学功能等。
他们反对那种狭隘的外交政治史，倡导一种“总体历史”观念。
另一方面，“新史学”也可以指20世纪初出现的以“进化论”为指导的中国史学新思潮。
其代表是梁启超、夏曾佑等，标志是梁氏于1901、1902年相继发表的著名论文《中国史绪论》和《新史学》。
梁以“新史氏”自号，呼吁“史界革命”，以鲜明立场批判中国旧史学（传统史学）；通过输入西方近代史学理论，以明确论点倡言“新史学”，旨在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以全新的史学事业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提高民众掌握国家民族命运的责任感。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建议查阅关于“新史学”的资料文献，或者咨询历史学家，以获取更全面准确的信息。
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20世纪即将过去，留下了鲜明的轨迹。
21世纪即将到来，正准备迈开雄健的步伐。
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它经历了崎岖曲折的路程，也取得了伟大丰硕的成绩。
这100年内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历史学家，前半个世纪已有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胡适、顾颉刚、钱穆，以及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杰出的历史学家，100年出不了几位。
司马迁死后140多年产生了班固，班固死后50多年产生了荀悦，又过了近40年，产生了陈寿。
至于裴松之、袁宏、常璩、范晔、沈约更晚于陈寿一二百年。
11世纪产生了欧阳修、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
12世纪产生了郑樵、李焘。
18世纪，历史学极盛，产生了全祖望、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章学诚、崔述。
20世纪的历史学家更是群星灿烂，代表作更多，成就更加突出。
最重要的是：在20世纪前期，历史观、方法论产生了重大的飞跃，传统史学完成了向近代史学的跨进，着述体例也有了根本的变化。
20世纪后期，中国历史学建立了完整的学科体系，包括史学理论和史学史、考古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历史文献学等等。
历史学科的各个部门中都涌现出许多专家，无论通史、断代史、地区国别史、各种专史都产生了一大批有价值的专着。
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特点和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六点：第一，进化史观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显着标志。
自从19世纪末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社会进化学说风靡全中国，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均奉之为圭臬。
在此以前的中国传统史学，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社会历史越古越好，上古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传中国的道统。
越到后代，大道衰微，历史越益退化。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认为：史学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这一历史观的转变，从今文学派和康有为已经开始，他们的历史观已有进化史观的因素。
论“中国通史”之观念与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思潮的演变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自序中有一段对20世纪“新史学”的总体概括:‘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尽管‘科学化’的内容和准则恒因派别而易，且与时俱变。
”①此中“与时俱变”一语堪称精准‘科学化”于“新史学”而言是一种持续的口号和追求，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表现各异。
2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表现为对“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的追求，进入20年代之后则又体现为“实证主义”。
这一演变趋势于史学界关于“中国通史”的理念中体现最为明显。
在20世纪初的史学转型中，“中国通史”的构想及写作是“新史学”的一个重要面向。
在进化论观念的刺激之下，梁启超、章太炎都提出关于“中国通史”的宏观计划，夏曾佑则将“中国通史”的写作从理想变为现实。
但进入20年代之后，在胡适、傅斯年、顾领刚师弟子推动的“史学科学化”语境之下，新考据学派因时而生“反对疏通”和“不做概括式论断”成为科学史学的响亮口号。
但是30年代之后，在时事的刺激之下，无关时代主题与民族命运的细节考证日益丧失吸引力，通史著作竟成为一时之需，出现了论者所谓的“中国通史写作的第一次高潮’。
在学术界己往的研究中，关注通史体裁变化、内容多样性的研究颇为集中，②而从观念的角度来探讨“中国通史”之写作与“新史学”演变关系的文章并不多见。
本文拟从20世纪初、20年代、30至40年代三个时间段的观察，探讨中国史学于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在追求客观与服务现实中的纠结，并由此对“新史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演变有更为清晰的认知。
一、“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的仲国通史》写作尝试从实际写作形态来看，中国通史发源甚早，但是若从名目上考察，“中国史”或“中国通史”的提法却毫无歧义应该是“新史学”的产物。
“新史学”思想《新史学》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近代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
《新史学》全文凡6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
主要内容1.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
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
”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
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
这就是，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
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
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
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象，并未超出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
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
”作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
”指出了人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
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
”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
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
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范围也。
”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
新史学名词解释1. 新史学（New Historicism）：新史学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和学派，主要由文学理论家Greenblatt和Cultural Materialism学派的Williams等人提出和发展。
新史学强调历史研究不能仅关注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等传统的历史要素，而应该将文学、戏剧、艺术等文化现象纳入考量，从中探索历史和文化的关系。
新史学反对历史的客观性，强调历史是一种主观的叙述和解释，历史的理解需要考虑到当时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形态。
2. 文化历史学（Cultural History）：文化历史学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它通过对文化现象、文化产品和文化意义进行研究，探究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变迁和文化特征。
文化历史学关注文化对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强调文化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社会学调查、艺术品分析等。
3.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一种思想潮流和文化现象，主要在文学理论、哲学、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有较大影响。
后现代主义强调语言的相对性、意义的多样性和历史的主观性，批判现代主义的普遍性和解释的单一性。
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的权威主义、理性主义和大故事（metanarrative）持怀疑态度，主张尊重多元性和个体差异。
4. 化身（Embodiment）：化身是文化和社会研究中的一个概念，指个体和群体在特定文化环境下，通过身体和行为来体现特定的文化象征和社会意义。
化身强调身体不仅是一个生物机体，更是一个社会建构的实体，个体通过身体的表现和行为来参与社会和文化。
化身研究强调身体的体验、感知和情感对于文化和社会的影响。
5. 认同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认同政治是针对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政治行为和社会动态的研究。
认同政治关注个体或群体的身份建构、认同感和归属感，以及这些身份认同对于政治参与、权力关系和社会变革的影响。
试述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史学思潮的主要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当代世界发生的深刻变革，国际史学也发生了一次新的转向。
就西方史学而论，这种重新定向大体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战后西方史学的重新定向有其深刻的社会与时代动因，也有其学科自身发展的原因。
整个战后世界形势的急速变化，尤其是5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技术革命的浪潮，引发对社会政治体制、经济结构、观念形态乃至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历史学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涌现一批新史学思潮，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史学流派的兴起,如年鉴派、社会史派、心理历史学、精神史学、结构主义史学、知识史、历史人类学、计量历史学、新经济史学、新叙述史学、大众史学、比较历史学、追溯考古史学、地理文化史学等等。
由于这些史学流派与传统史学差距甚大,故被统称为“新史学”。
一、新史学的“史学观念”所谓史学观念，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本质上来说，它主要指历史学家对历史与历史学的基本看法，如对现实与过去关系的认识、对史学研究中主体（历史学家）与客体（研究对象）关系的认识等。
传统史学认为,历史主要就是政治史，历史研究的着重点在于搞清政治事件、政治法律制度的背景和后果,主要在政治、外交、法律、经济等方面作史料调查,再现和说明主要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问题。
新史学在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有着更广泛的理解，认为历史就是以往人类的全部活动。
它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心理与情感等方面的关系。
在回答历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上,新史学与传统史学距离更大。
传统史学是一种记叙与归纳性的描述史学,而新史学则是一种分析性史学。
新史学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描绘过去,而是为了回答问题。
它象其它学科一样,应有理论性思维和方法验证,具体说来,应有理论指导,分析模式,研究设想,实验设计,实验过程和假设、证实或证伪,以及定量定性分析。
在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家看来，历史研究是一个认识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历史学家对过去构建的过程；历史学家写过去，同时也是在写现在，他是以过去来反映当代，亦即年鉴学派奠基者之一布洛赫所云：“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
20世纪“新史学”流派对史书体裁的综合创造内容提要“新史学派”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三大史学流派之一。
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新史学”派史家梁启超、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等人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勇于进行体裁创新的优良传统，充分吸收中西史书体裁之长，不仅提出许多卓有见识的编纂主张，而且进行大胆地史学实践，创造出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综合体裁，对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二、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近代章节体之中；三、纪事本末体与典志体的大胆糅合。
这不仅说明近代以来史书体裁的发展趋向多元和综合，而且也证明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与近代西方新史体之间存在共通性，其精华符合于近代史学的要求。
涌起于20世纪初的“新史学”不仅是波澜壮阔的思潮，而且在“五四”以后形成蔚为壮观的流派。
其根本特点，首先集中体现于梁氏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而由于这一理论主张和学术方向既符合时代的要求，又符合史学发展的内在趋势，因而成为20世纪前半期一大批史家共同的信仰和旗帜，主要代表人物有夏曾佑、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周予同、杨鸿烈、陆懋德、金毓黻、王桐龄、卫聚贤和姚名达等。
这一派的共同特点和基本宗旨，主要包括：力矫繁琐考据和整理史料的学风，主张在史观统摄下对全部历史加以解释，努力探寻人类社会演进的基本法则，故而强调对历史背景和因果关系的考察，并坚信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强调历史是“整个的”，主张突破政治史范畴，描绘人类社会生活全貌，并以动的“情状”代替静的“事实”，因此反对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倡导以“民史”取代“君史”，重视叙述普通大众的生活状况；坚持史学的致用观和目的论，主张发挥史学的教育国民、关切现实以及推测未来等功能，但同时强调必须以真实、客观为前提；重视考察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倡导跨学科的治史方法；崇尚宏通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大规模“著史”，而非带有整理性质的窄而深的“考史”，讲求史书表现形式的多样化等。
“中国通史”之观念与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思潮的演变雷平(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武汉430062)摘要：20世纪初，由梁启超等倡导的“新史学”以进化论为理念，致力于寻求中国历史演变的规律，《中国通史》的写作成为重塑史学形象的尝试，梁启超、章太炎都有过写作计划。
20年代之后，在科学话语之下，史学界转而崇尚实证，不做宏观概括和反对疏通成为史学界潮流，通史写作相对淡化。
但是，在时事的激荡之下，“九·一八”事变之后，教育部规定各高校均要设置“中国通史”课程。
在学术界，“通史”的写作也成为一时之需，涌现出钱穆等撰著的几部著名通史著作；甚至于宣传“历史学不是著史”、“反对疏通”的傅斯年也转而注重史学的经世功能，撰写了《东北通史》这样的现实感极强的著作。
关键词：中国通史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演变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自序中有一段对20世纪“新史学”的总体概括：“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尽管‘科学化’的内容和准则恒因派别而易，且与时俱变。
”①此中“与时俱变”一语堪称精准。
“科学化”于“新史学”而言是一种持续的口号和追求，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表现各异。
2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表现为对“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的追求，进入20年代之后则又体现为“实证主义”。
这一演变趋势于史学界关于“中国通史”的理念中体现最为明显。
在20世纪初的史学转型中，“中国通史”的构想及写作是“新史学”的一个重要面向。
在进化论观念的刺激之下，梁启超、章太炎都提出关于“中国通史”的宏观计划，夏曾佑则将“中国通史”的写作从理想变为现实。
但进入20年代之后，在胡适、傅斯年、顾颉刚师弟子推动的“史学科学化”语境之下，新考据学派因时而生，“反对疏通”和“不做概括式论断”成为科学史学的响亮口号。
但是30年代之后，在时事的刺激之下，无关时代主题与民族命运的细节考证日益丧失吸引力，通史著作竟成为一时之需，出现了论者所谓的“中国通史写作的第一次高潮”①。
在学术界已往的研究中，关注通史体裁变化、内容多样性的研究颇为集中，②而从观念的角度来探讨“中国通史”之写作与“新史学”演变关系的文章并不多见。
本文拟从20世纪初、20年代、30至40年代三个时间段的观察，探讨中国史学于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在追求客观与服务现实中的纠结，并由此对“新史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演变有更为清晰的认知。
一“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的《中国通史》写作尝试从实际写作形态来看，中国通史发源甚早，但是若从名目上考察，“中国史”或“中国通史”的提法却毫无歧义应该是“新史学”的产物。
晚清时期，西学东渐，国门洞开，中国历史、学术文化及价值体系亟须被重新评价，以便让处于危机关头的中国人获得文化自信力以及前进的方向感。
“革命”不仅仅于政治而言成为一种时髦的话语，学术文化领域也不甘落后，从诗歌、小说到史学界无不树立或高举“革命”大旗。
“史界革命”也成为一道重要的文化风景，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成为学术界的一件大事。
在此过程中，梁启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代的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也予以倡导。
“新史学”若具体到“中国史”①②李萍：《中国通史写作的两次高潮及其原因试析》，《安徽史学》2000年第3期。
笔者所知专著有赵梅春著《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论文较多，代表性的有王家范著《中国通史编撰百年回顾》（《史林》2003年第6期）；陈立柱著《百年来中国通史写作的阶段性发展及其特点概说》（《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或者“中国通史”这一名称与撰写的理念来说，需要从章太炎开始讲起，章氏在1900年就提出了《中国通史略例》，①早于梁启超关于“中国史”的提法。
1900年，章太炎在《哀清史》后所附《中国通史略例》中使用了“中国通史”这一提法。
在叙述所以做通史的原委时，章太炎指出司马迁之纪传、荀悦之编年、袁枢之纪事本末都是“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理”；杜佑、马端临的典志著作“近分析法”，“然于演绎法，皆未尽也”；王夫之“造论最为雅驯，其法亦近演绎”，但“若至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斯人不阐矣”。
故修《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沉，以振墨守之惑；庶几异乎策锋、计簿、相斫书之为者矣”。
章太炎认为“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国则惟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一时代为封画”。
在他看来，“分时者适于学校教科”，而“分类者为成学讨论作也”，故二者的关系应该是“互为经纬”。
章太炎肯定史学的作用在于“彪蒙”（即发蒙———笔者注），“彪蒙之用，斯在扬搉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而已”。
在章太炎的设想中，中国通史应该分“表”“典”“记”“考记”“别录”。
这些名目看起来只是对传统的继承，实际上则是中西结合的产物。
比如他在论述史学的取材时说：“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
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践，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
”这段话足以证明章太炎萌生著中国史想法的彼时，已经有了中西比较的视野。
而他之所以要倡导写“中国史”，其实也正是为了激励国人，此点可在他论述《考纪》《别录》时说的一段话中体现出来：“静以藏往，动以知来。
通史亦然，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臧往矣。
若其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不能无待纪传，今为考纪、别录数篇。
”②章氏的《中国通史》虽然只停留在设想层面，并未真正成书，但是章太炎的确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1902年7月，在致梁启超的信中，章太炎说：“日读各种社会学书，平日有修《中国通志》之志，至此新旧材料，融合其间，兴会勃发。
”他认为“通史”的作用有二：“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①②此据王家范先生文章注释提示：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中，据《訄书》手校本59卷《哀清史》所附，断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写作于1900年。
参见前揭王家范文，第3页，注释1。
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328、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①作为“新史学”旗手的梁启超也十分重视“中国史”的写作问题。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提出“中国史”的概念。
在《中国史之命名》一节，梁启超说：“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
”梁启超指出，寻常通称的诸夏、汉人或唐人，“皆朝名也”；“震旦”“支那”则是外人所称，“非我所自命之名也”。
因此，若“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
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梁启超最后仍然采用的是“中国史”，依据在于“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况且“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
梁启超在这段话中透露出的信息尤其值得关注：在中国古代，史家言“通”者，大多看重的是知“变”的意义，很少有人对论述的对象如此纠结。
梁启超对“中国史”的地势、人种、纪年做了说明。
关于人种，梁启超标明苗种、汉种、图伯特种、蒙古种、匈奴种通古斯族或通古斯种六类，又说“诚不免武断挂漏之讥，但民族为历史之主脑。
势不可以其难于分析而置之不论，故举其在史上最有关系者约而论之云尔”。
这中间已经含有很强烈的民族平等意识了。
在纪年中，梁启超主张：“以孔子为正文，而以历代帝王年号，及现在通行西历。
分注于其下。
”这显然是一种融通处理古今中西的手法。
梁启超所以重视“中国史”的原因则在于“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
在初步拟定的计划中，梁启超分中国历史为三个时期，即“上世史”，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
②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陆续发表《新史学》，开篇即说“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
这就明确指出了之所以重视史学的基调所在，实际上是要借助史学的推力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获得自信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才会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③为了创立“新史学”，梁启超认为必须先明“史学之界说”。
而此“史学之界说”有三层含义，即“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④在①②③章太炎：《致梁启超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第167页。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第3 12页。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第7页。
这份具有旗帜意义的文献里，梁启超把史学追求人类公理的愿望表达得十分透彻。
可惜，章太炎、梁启超当时忙于“革命”或“宪政”事业，虽然有《中国通史》的写作计划与宏大目标，却最终都没有实现这一理想。
梁启超一直没有放弃撰著《中国史》的想法，在20年代之后先后完成《太古及三代载记》《春秋载记》《战国载记》，也算是“中国史”写作的实践。
进入20世纪初，随着学制改革的逐步推展，为适应新的教学形势，各类《中国通史》的教科书不断涌现，主要有柳诒徵的《历代史略》、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横阳翼天氏（曾鲲化）的《中国历史》。
研究者指出：教科书“是一个社会的理想寄托。
不论是国家权力机构还是精英知识阶层，都力图通过这种形式塑造理想的未来民众”。
①因此，在这些教科书中体现出的观念对当时社会文化转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概而论之，在这些教科书中，与梁启超、章太炎一样，著者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
如夏曾佑与严复交往深厚，从严复那里得闻进化论学说，在论著的开篇即论述“种源说”②，“以人群进化的原则论证中国史迹的，更是掇拾便是”；③曾鲲化说“特译述中国历代同体休养生息活动进化之历史，以国民精神为经，以社会状态为纬，以关系最紧切之事实为系统。
排繁冗而摘要言，革旧贯而造新体，寻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之妙理，究枉尺直寻小退大进之真相”，希望借此促进“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
④这些历史教科书之所以选择进化论作为指导思想，可以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明，梁氏说：“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
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
”⑤20世纪初的《中国通史》编撰基本上都是“新史学”追求人类社会进化衰微原理、激励国民民族自信心的产物。
正如章太炎所说：“窃以为①②③④毕苑：《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第1页。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