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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比较论季卫东读后感在繁忙的生活中，偶然间读到了季卫东先生的《程序比较论》，仿佛在混沌中找到了一丝清明。
这感觉就像是在闷热的夏日午后，突然吹来一阵凉风，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季卫东先生在书中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程序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和剖析。
他的论述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更是通过丰富的实例和细致的分析，让那些看似枯燥的法律程序变得生动而具体。
就拿书中提到的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审判程序上的差异来说吧。
在英美法系中，陪审团制度是其一大特色。
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一群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通人，被召集在一起，他们要凭借自己的常识和良知来判断被告是否有罪。
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他们要在法庭上聆听双方律师激烈的辩论，要面对各种复杂的证据和证词。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比如证人说话时的眼神或者语气，都可能影响到陪审团成员的判断。
我记得书中有一个案例，讲的是一起盗窃案的审判。
被告被指控从一家商店偷走了价值不菲的珠宝。
在法庭上，检察官出示了一系列证据，包括监控录像、目击证人的证词等等，看起来证据确凿，被告似乎难逃罪责。
但是，被告的律师却敏锐地抓住了一个细节。
原来，其中一位目击证人在作证时，眼神总是飘忽不定，而且回答问题时有些迟疑。
律师抓住这一点，对证人进行了深入的盘问，最终让陪审团对证人的证词产生了怀疑。
结果，被告被无罪释放。
这个案例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在英美法系的审判程序中，细节和辩论的技巧是多么的重要。
而在大陆法系中，法官在审判中扮演着更为主动的角色。
他们不仅仅是裁判者，更是案件事实的调查者。
这就要求法官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从纷繁复杂的证据中抽丝剥茧，还原事实的真相。
比如说，在一个民事赔偿案件中，原告声称因为被告的过错导致自己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法官不仅要审查双方提供的证据，还要亲自去调查相关的市场行情、行业标准等，以确定赔偿的数额。
这种主动调查的方式，虽然能够更加准确地查明事实，但也对法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法学精粹7Legal Information // 2010.9-10■ 程序是实现法治的基石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要走出转型期法治的陷阱，我们首先必须在没有共识的地方寻找出可以达成共识的途径，然后循此形成某种具有正当性的强制执行机制。
这条途径就是程序。
更准确地说，就是确保决策不偏不倚、合情合理的正当程序。
通过对“怎样作出决定”的程序共识来实现对“共同承认这样作出的决定”的实体共识，并使这种作为决定之结果的共识具有强制执行的力量，不容许混淆黑白的妥协，不容许反复翻案的缠讼，不容许以暗盘交易取代普遍合意——这就是“程序治国”的基本思路。
正当程序的宗旨，是要在公开透明的话语空间里确立新的、真正具有公共性的、可以在同样条件下不断再现的共识，以及相应的可以统一适用的规则体系。
因而程序一方面可以限制行政官员以及司法者的裁量权，从而有效地保障个人权利，另一方面却容许选择的自由，并通过沟通和理由论证来收敛不同的意志，造成非常确定的效应。
对“程序治国”思路的质疑主要有两点：其一，在社会转型时期，所谓“日常”已经剧变，所谓“例外”层出不穷，正当程序的原理不能应急，主权者的政治决断成为必然；其二，正当程序的那个“正当”也是以价值共识为基础的，因此程序自身的正当化并不能通过程序来自我实现。
显而易见，这些质疑并不能否定程序的重要性。
恰恰相反，这类质疑的不断出现只是证实了共识的裂变以及价值多元化，同时也证实了执政正当化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更证实了要不要把正当程序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突破口这个问题，的确是个值得反复探讨的真问题。
另外，正当程序的设计固然以一定的价值评估为前提，但关于正当程序的承认却完全可以基于常识和公理作出。
例如公共事务的处理必须公开进行、不同意见应该享有同等的表达权、任何结论必须以充分的信息和论证为基础、少数服从多数、在公共事务之外的问题上尽量保护个人的思想自由。
在这里，程序生产结构，这些程序性原则正是决策机制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的基本内容。
法律程序的意义季卫东读后感读了季卫东关于法律程序意义的论述，真的是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对法律程序有了全新的认识。
以前我觉得法律嘛，不就是那些条文规定谁对谁错，该怎么惩罚就好了。
但读完之后才发现，法律程序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舞蹈，每个动作（步骤）都有着深刻的意义。
从最接地气的角度来说，法律程序就像是一个超级公平的游戏规则。
你想啊，要是没有这个规则，大家在解决纠纷的时候那不就乱套了？就像踢球没有裁判和比赛规则，那场面简直不敢想象。
法律程序让大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不管你是有权有势还是普通老百姓，在程序面前都得按照规定来。
比如说打官司，从起诉、受理、审理到判决，这一套流程下来，就像是给双方都设定了明确的游戏关卡。
谁先出牌（举证），怎么出牌，什么时候出牌，都有个准儿。
这就避免了一方毫无节制地耍赖或者欺负另一方。
而且法律程序还特别像一个保护罩。
它保护着我们的权利不被随意侵犯。
比如说，在刑事诉讼里的那些程序，警察要抓人的时候得有合法的手续，不能随便就把人给拘了。
这就好比是给每个公民的人身自由上了一把锁，只有按照程序才能打开这把锁。
如果没有这些程序的保护，那我们随时都可能被莫名其妙地抓走，这社会得多恐怖啊。
还有啊，法律程序对于真相的挖掘也有着神奇的功效。
它就像一个侦探手里的放大镜，一点点地把事情的真相给找出来。
在法庭上，双方你来我往地举证、质证，就像是一场真相的拼图游戏。
法官呢，就根据这些程序里呈现出来的碎片，把整个事件的全貌拼凑出来。
这个过程虽然有时候很漫长，但是它能最大程度地保证我们看到的是最接近真实的情况。
不像那种一拍脑袋就下结论的做法，往往会冤枉好人或者放过坏人。
季卫东的观点还让我觉得法律程序是个特别有智慧的东西。
它就像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器，把各种矛盾和冲突都放在这个程序的框架里去解决。
就像一个专门处理垃圾（纠纷）的大机器，只要按照程序把垃圾（纠纷）放进去，出来的就是相对公平合理的结果。
这样整个社会就不会因为各种矛盾的积压而爆炸，而是能够有条不紊地运转下去。
程序正义在中国的路径及实现摘要：正义是社会永恒追求的目标，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利益集团错综复杂。
程序正义所蕴含的正义理念，尤其需要我们的重视。
程序正义理念是我们从国外引进来的理念。
在中国，我们从民族心理、文化背景和物质条件来看，目前的社会能够进一步推动实现程序正义在中国的发展。
关键词：程序正义民族精神经验论我国目前正处在迈向现代法治国家的关键时期，社会多样化的利益集团的纷争也向我们的现代法制理念实施提出了挑战。
克服这样的困难，需要我们综合各方经验来解决问题。
”程序正义”理念本身蕴含的价值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不仅有助于我国现代法治体系的建立，也有助于我国大众法律意识的形成和促进社会矛盾的解决。
我们需要在挖掘本身的特色的情况下，进一步促进程序正义的发展。
一、程序正义在中国的现状程序正义是从国外引进的概念，所以我国对其进行的研究和实践还处于探索、实践阶段。
（一）程序正义在学术界的研究现状在我国，”程序正义”理念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探讨。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的主要观点有：季卫东学者认为，我国要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一味强调经济技术先行而轻视制度层面做法是不可取的。
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信息和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交流，这一交流促进了契约关系和市场组织的发育，形成了不同的意识形态。
在这一情形下，就需要通过程序来重建社会共识、整顿竞争秩序。
随后季卫东教授在另一篇文章中强调，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来就具有多元化契机，当前的社会结构转型正在进一步加剧多元化的进程，所以，有更多的理由来承认程序在多元调整方面的决定性意义。
陈瑞华学者认为：程序正义的独立性可以保证那些其权益可能受到裁判结论有利或不利影响的人受到公正的对待，这种公正对待的核心其实是使他们作为人的人格尊严和内在价值得到尊重；可以保证裁判结论具有正当性；可以对被裁判者以及社会公众对裁判结论公正性的接受具有极为明显的保障作用。
①陈小文学者提出，英美法系中的经验论哲学思想促使民众认为”程序先于权利”观念的形成，大陆法系受唯理论的影响，则侧重于法典化形式，重视演绎推理。
法制重构的新程序主义进路作者：季卫东来源：中评网来源日期：2010-11-30本站发布时间：2010-12-2 17:29:50阅读量：164次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中国法学会和法制日报社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跟各位进行交流，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和高兴。
同时，也感谢俞可平教授、张维迎教授、王晨光教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研讨会。
大家都知道，明年就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回顾这一段历史，如何重建共和，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我们讨论共和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怎样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健康的政治体制，是中国人100年来所追求的非常重要的课题。
而这样一个主题，现在重新提出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主要是在1990年中期之后，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非常本质性的变化，这个变化从1980年的改革开放开始，记得当年张维迎教授以及其他的经济学家，曾经为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变迁奔走呼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九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呢?第一，社会开始出现了利益集团的分化。
2002年中国政府报告，前总理朱镕基曾经第一次使用弱势群体表述，也就是意味着至少中国开始出现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这样一种阶层的分化。
这样的分化一旦出现以后，必然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提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在价值取向上也开始出现了多样化的变化。
也许大家都读过林志军和马立诚两位资深记者出版的一本文集，题目就是《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从一种声音到五种声音，这是一个价值观多样化的非常形象的表述，即主流的声音、教条主义的声音、民族主义的声音、封建主义的声音和民主的声音。
我们知道俞可平教授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民主是个好东西”，进行了非常好的概括。
也就是说，在1990年中期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出现了多元化的变化。
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也开始存在着多元化的趋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因为在一元化下出现共和不太可能，只有在多元状态下，共和的问题才能被提出来。
关于中国法制建设的几点思考——读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
义》有感
张晨阳
【期刊名称】《《成功：教育》》
【年(卷),期】2017(000)024
【摘要】有幸拜读季卫东老师《法律程序的意义》，感觉其不论对于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还是高校法学学生的程序法学习都有着指导意义。
本文从现代程序概念结构开始分析，系统阐述了其对于现代社会制度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本文也指出了我国法制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倡通过对程序法的完善，来实现中国的程序正义。
【总页数】1页(P45-45)
【作者】张晨阳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贵州贵阳55002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4
【相关文献】
1.传统法律文化的当代意义——读《情理法与中国人》有感 [J], 毕巍明
2.法治程序主义话语的逻辑——对季卫东教授程序论法学思想的初步探讨 [J], 魏敦友
3.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 [J], 王颖颖
4.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 [J], 王颖颖
5.程序理性反抗价值虚无主义的徒劳——就“新程序主义法学范式及其对中国法学发展之意义”和季卫东教授商榷 [J], 季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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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程序的意义季卫东读后感读了季卫东老师关于法律程序意义的论述，真的就像是在法律知识的大森林里，被人点亮了一盏盏小灯，让我看到了以前没太在意的那些弯弯绕绕背后的大道理。
一、法律程序像一场有序的游戏规则。
以前我觉得法律程序有点麻烦，就像玩游戏的时候有一堆繁文缛节。
但现在明白了，这程序就像游戏规则一样，要是没有明确的规则，大家就乱套了。
比如说打官司，从起诉、受理、审理到判决，每个环节都有规定，就像游戏里不同的关卡有不同的任务和要求。
这规则保证了大家都在一个公平的框架里活动，不管是原告、被告还是法官，都得按照这个程序来。
就好比下棋，你不能乱走棋子，得按照象棋或者围棋的规则走，这样棋局才有意义，结果也才让人信服。
二、对权力的制衡就像驯兽师的皮鞭。
法律程序对权力有着很重要的制衡作用。
权力就像一头有点野性的大象，如果没有缰绳拉着，它就可能横冲直撞。
这缰绳就是法律程序啦。
政府的权力很大，要是没有程序约束着，那它可能就会做出不合理的事情。
比如说，警察抓人的时候，如果没有程序规定他们什么时候能搜查、怎么搜查，那可能就会随便侵犯公民的权利。
而法律程序要求有搜查证之类的东西，这就像给权力这头大象划了一个圈，让它不能随便越界。
这也是保护咱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大法宝啊。
要是没有这个制衡，那有权的人想干嘛就干嘛，我们小老百姓可就惨咯，就像小羊羔在大灰狼面前没有任何保护一样。
三、保证结果的可接受性像魔法咒语。
还有哦，按照法律程序走，最后的结果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就像你在做蛋糕，按照食谱上的步骤一步一步来，最后做出来的蛋糕，哪怕有点小瑕疵，大家也觉得这是合理的成果。
要是你乱做一气，就算最后蛋糕味道还可以，别人也会觉得不靠谱。
法律判决也是这样，经过严格的程序，双方都有机会陈述自己的观点，证据也经过合法的质证等环节，那最后的判决结果就像被施了魔法咒语一样，大家心里就算有点不愿意，也会觉得“嗯，这个结果是按照规定来的，我得接受”。
这就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争吵和不服气。
法律程序的形式性与实质性以对程序理论的批判和批判理论的程序化为线索季卫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本文通过对１９９０年代初期之后欧美政法思潮的重大转折以及中国法制改革经验的综合性考察，进一步探讨了在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法律程序对于公共选择以及社会秩序正统化的深远意义。
针对国内部分学者对强调程序性正义的疑虑，作者指出：现实中滥用形式和程序要件的弊端其实正是缺乏正当程序观念的结果，为此我们的确有必要对照公开、对等、透明以及公平等程序价值来检验和完善现行的程序规范。
一绪言在现代法学理论中，程序正义是一个恒言题目，并非什么新发明。
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其他社会条件却并不利于法律程序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众所周知，作为儒学核心价值的道德观重视的是人的主观动机而不是行为方式，强调的是崇高而不是普遍性，既不同于社会正义的理念，更难以把公正与形式性、结构性结合起来考虑。
对于民间的有序化机制，人际互动关系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促进非正式讨价还价的倾向，使决策过程具有情境思维的特征并且缺乏透明性和外部监督。
就国家制度的范畴而言，集中化、绝对化的权力以及自上而下的逐级个人承包责任构成维持规范效力的两大支柱。
凡此种种都与程序正义的制度设计形同圆凿方枘，因而怎样以适当的创新方式把程序话语引入中国并使之周流不息、渗透实践就是法学研究者的首要任务之一，也是应做的最大贡献之一。
笔者在１９９３年初发表长篇论文《法律程序的意义》，初衷不外乎就秩序的建构和规范的运作等问题正本清源、拾遗补阙，以便把重新诠释和发展了的程序正义论与既有的人际互动关系结合起来。
但并没有充分预料到新程序主义论会在国内学界产生这么巨大的反响，甚至引起某些持续性发酵的效果。
在拙稿问世之际，有关专攻分野的诸位先进以及广大读者在不同程度上给予了理解、声援以及引伸。
然而，与此同时批评和质疑的言论也很强劲，历经十余年之后仍然余波荡漾。
由此亦可见，无论立场和判断的差异有多大，要不要把公正程序作为中国法制改革的突破口，这的确是个值得反复探讨的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