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与汉代古今文经学之争(初稿)
- 格式:doc
- 大小:67.50 KB
- 文档页数:6
汉代经学两⼤派别之争近千年来,儒学⼀直作为中华民族传统⽂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构成中华⽂化的核⼼。
其宣扬的仁义礼智信,不仅在思想上影响着千年来的⼈们,同时也在政治等⽅⾯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
但是儒学也并不是⼀成不变的,同样也不是独有⼀家之⾔的。
它在不断变化发展,⾃我更新,甚⾄也出现过较⼤的差异和争论的。
下⾯,我们来看下发⽣在汉代时期,⼀次较为激烈的儒家两⼤派别的争论。
古、今⽂经学派的产⽣众所周知,儒学在秦朝时期受到了巨⼤的摧残,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儒家的经书⼏乎全部被毁坏。
但随着朝代的更迭和统治者思想的变化,在西汉初期,儒学重新兴起,汉景帝时儒学被⽴于学官。
在汉武帝时期,儒学再次得到重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置博⼠、表彰六经等这⼀系列的政策之后,迅速跃居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的地位,成为官⽅正统哲学。
之所以儒学⼜被称为“经学”,是因为汉代的儒学是以注释《诗》、《书》、《礼》、《易》、《春秋》等先秦儒学经书的形式出现的,所以称之为经学。
随着国家的重视,经学得以繁荣,儒学产⽣了古、今⽂经学两⼤学派。
这两⼤学派有何区别呢?古⽂经派的出现是因为汉朝时期出现了⽤古⽂字抄写的经书。
这些经书由地下或相传从孔壁挖出来的和民间所献的,⽤当时已经不易辨识的籀⽂、六国古⽂字等先秦古⽂字抄写的经书传本。
由于秦朝⾄汉朝时期,⽂字形体已经发⽣变化,由秦代所官⽅规定的秦⼩篆发展为⾪书,⼩篆或者更早的⽂字——籀⽂、六国古⽂字已经不太容易辨认。
这些经书被称为古⽂经,弘扬古⽂经的学派被称为古⽂经学派;今⽂经派是先秦时期靠⼝⽿相授,把那些儒家经典的经书流传到西汉初期,并⽤当时通⽤的⾪书记录成书的经书,这些经书被称为今⽂经,弘扬今⽂经的学派被称为今⽂经学派。
古⽂经和今⽂经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所记录的⽂字形体的不同,更重要的差异产⽣的原因是,⼀个是百年前的古书原本,⼀个是⼈为⼝⽿相传,由不同的⼈记录下来的今⼈之作。
古⽂经派认为今⽂经讹变之后,错误颇多;今⽂经派认为古⽂经出处荒谬。
試述漢代今古文之爭的由來。
先秦典籍經秦代焚書及秦末的戰爭後,民間及政府的藏書,蕩然無存,所以沒有資料,從事學術研究。
自惠帝廢挾書令,文帝獎勵獻書,研究經書的風氣才漸開展,至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設立五經博士,經學漸變成博取利祿的工具,而經學家都希望立為博士,結果有十四博士並列於學官,他們均屬「今文學派」。
而十四博士的經傳,皆憑秦末的儒者口頭傳述,靠記憶背誦出來,用當時流行的文字隸書記錄成書,輾轉傳授。
至於「古文經」則是用大篆蝌蚪等古文寫成,據說其來源或由牆壁中發現,或為民間獻納,如魯恭王拆毀孔子故居,在其牆壁獲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等書。
西漢平帝時,劉歆奉命校閱祕閣藏書,覺得這些經傳極為珍貴難得,主張立於學官,但遭受今文經學家反對而放棄。
其後,王莽當政,與劉歆關係密切,就憑藉政治力量把《古文尚書》、《周官禮》、《左氏春秋》與《毛詩》列入學官。
自此,擁護今文的舊派,與提倡古文的新派,相互針鋒相對,於是造成今古文之爭。
今古文之爭除了因文字及解經不同而有爭論外,其實最主要是利祿之爭。
兩家爭立為學官及置博士弟子,無非是爭利祿,因為伏生所傳的尚書的原本,也是古文,伏生於秦焚書時將經書藏於壁內,至漢時才從牆壁取出經書。
此等經書必定是古文經,而且亦可見藏書於壁中是普遍現象,並非孔宅是這樣。
故當文帝獎勵獻書以後,古文經便會陸續發掘出來,並獻上朝廷,故宮中祕藏有古文經是可能的,若指古文經全屬劉歆偽作,未免武斷。
同時,伏生將所藏的古文經傳與晁錯,經晁錯用漢代通行的隸書記下,就變成今文經。
所以錢穆在《國學概論》指出今古文之爭:「其實則爭利祿....非真學術之爭也。
」他說得十分正確。
試述今文經與古文經之主要分別。
今古文經的分別,不僅在於書寫文字的不同,還有多方面之不同。
現分述兩家之主要分別如下:從經傳版本來比較。
今文家的經典底本,除了公羊、穀梁外,大體是古文所寫;但自改成隸書後,一切經典以當時流行的隸書寫本為根據。
古文经学指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
用先秦的古文字“篆书”书写的儒家经书称为古文经,训释、研究古文经的学问称为古文经学。
始皇焚书期间,民间儒生将一些古文经书埋藏起来,至汉代前期,相继发现,如景帝时,河间献王以重金在民间征集所得古文经书,以及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古文经籍。
诸王等先后献给朝廷,藏于秘府。
这些古文经传,都藏于汉朝的秘府,不立官学,只是民间学者私相传习而已。
今文经学指汉初由老儒背诵,口耳相传的经文与解释,由弟子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今文)记录下来的经典。
这些传授和研究今文经籍的学派称为今文经学。
第一次经学今古文之争西汉中后期,一些古文书写的经书陆续发现,并在民间传授。
这些古文经与今文经在内容、解释和观点等方面多有不同。
与今文经着重于阐述圣人的微言大义不同,古文经偏重于史实的解释。
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受召领校皇家藏书。
刘向卒后,哀帝又命刘歆继父业。
刘歆在校中秘书时阅览并研究了许多古文经籍,发现古文经不但文字与当时立于学官的博士本有异,而且有的博士本定为今文经。
他指责今文经为秦代焚书之余,残阙不全。
基于此,在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歆请立古文经《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于学官。
因遭到太常博士(今文派诸儒所拒绝)群起反对,刘歆离开京都。
这是今古文经学的第一次重要争论。
第二次经学今古文之争西汉末,王莽欲篡权,提出“王田”的主张,要将土地收归国有,利用《周礼》关于井田制的说法,以为现论依据。
《周礼》属古文经,古文经学地位因得以提高。
王莽秉政后,将古文经学立于学官。
平帝时,立五个古文博士,以与今文经学对抗。
东汉初,刘秀利用谶语巩固政权,即位后,倡今文,废古文。
谶纬之风影响了东汉经学的今古两派。
东汉光武帝立今文五经十四博士,而不立古文经。
再次确立今文经学在官学中的统治地位。
当时古文经学在朝野势力和影响均已较大,治古文经者迫切要求立古文经学于学官。
建武四年(28),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古文《费氏易》、《左氏春秋》置博士。
经今古文之争是中国清代经学中的重要派别之争。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本是指经书的文字和篇章结构,并没有什么政治内容。
但到西汉末年,两种经学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东汉的古文经学家贾逵、许慎等认为刘歆将“左氏传”、“毛诗”、“周礼”等归入官学是“颠倒五经”,“离其宗旨”,并指责刘歆“非毁先帝,嫉害圣人”。
东汉末年,郑玄兼采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著《六艺论》批评“今文师说立于学官,而古文之学,至郑犹不绝”。
清初学者黄宗羲、朱权、毛奇龄等都是明末清初的学者,他们反对明末的空疏学风,提倡经世致用。
他们认为,今文经学注重阐发义理,古文经学注重训话名物,两者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应互相攻击。
但是到了康熙后期,清代中叶以后,王阳明学说流派占据统治地位。
汉代今古文经学争论概述金鑫【摘要】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古代官方学说.当时由于古文版儒家经典的出现,有些儒者开始对今文经典以及今文经学家的治经方式产生质疑,今、古文经学家的争论由此而始.西汉末年,今古文经学家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给予《左氏传》官学地位.这一阶段的论战虽然以古文经学的失败而告终,但《左氏传》的地位得以提高.东汉初期,光武帝设立《左氏传》博士,《左氏传》的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东汉中后期,古文经学家郑玄遍注群经,取得了这场论战的胜利.【期刊名称】《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13(012)003【总页数】3页(P57-59)【关键词】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儒学;春秋【作者】金鑫【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天津30007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62“经”原指纺织物上的纵线,与“纬”相对。
“经”字后来引申为揭示根本正道的书籍,成为上古时代典籍的统称。
“纬”字也引申为对于经加以阐发和解释的一种文体。
作为“五经”的上古典籍,在孔子之前已经存在,经过孔子的整理、修正,五经逐渐成为儒家专门研习的经典并且传承至今。
在儒家传承诸经的过程中,对于诸经之间的地位、关系、注疏、以及解释等诸多问题都曾发生过争论。
总体来说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是儒学的内部纷争。
汉代是将儒学确立为官方学说的第一个大一统朝代,对儒学经典的解释在那个时代尤为重要。
本文试图以今古文经学争论的发生、发展至终结为脉络梳理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整个过程。
一、汉代今古文经学争论之背景诸子争鸣之后,儒学在汉代武帝时期被尊为官方思想。
汉武帝为进一步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改革了以前的博士制度,设立专门讲授《诗》、《书》、《礼》、《易》、《春秋》的五经博士,五经博士成为当时政府所设立的学官,“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两汉经学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
历经秦火战乱,汉初儒家经典大都无先秦旧本。
今文经指汉初由儒生口传,并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经籍。
古文经指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的经籍。
今文经学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视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素王”;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以董仲舒、何休等为代表,最重《春秋公羊传》。
而古文经学崇奉周公,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偏重训诂,与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较弱;以刘歆、贾逵等为代表,最重《周礼》。
汉武帝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学,今文经学长期垄断汉代官学。
后今文经学逐渐陷入了僵化和烦琐,且又与谶纬结合,流于妄诞,西汉后期见衰。
同时,古文经学却不断发展壮大,王莽当政时一度得立学官,东汉后期逐成压倒今文经学之势。
迨汉末,古文经学家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之说,今、古文之争遂息。
至清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再起,古文经学的治学路数为乾嘉学派和章太炎等所发扬,今文经学则为常州学派所复兴,并最终成为康有为推动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
经学今古文之争是汉代始兴的儒学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
作为学术发展不可缺少的备件之一,学术流派之争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耐人寻味的是,经今古文之争却是旷日持久,长达两千余年,自汉代起一直波及到汉代末年。
且其范围也远远超出了学术论争。
翻开《辞海》,“经”字的含义有:一是指历来被尊崇为典范的著作或宗教的典籍,亦指记载一事一艺的专书;另外则是指旧时图书目录中的儒家经典部分。
本文的“经”即:指儒家经典部分,也就是“四书五经”、“十三经”的“经”。
古老的经书内容深奥,主要靠经师的传授得以流传。
经师们除了注释文字、讲解内容外,还常常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阐述和发挥,由于讲授者对经书的理解各不相同,于是,便产生了以经书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经学。
所谓今古文的“文”,是指记载经典所使用的文字。
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则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蝌蚪文”),即大篆或籀书。
评述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
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是汉代文化发展史上重要的一个篇章。
始于汉朝仁宗时,大致到晚汉时期完结,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涉及着汉代学术史上重大的风气,即今古文道斗争,及其产生的折衷思想的兴起。
此次争论,有两个重要派别,即今古文运动和经学运动,这两个派别代表着汉代经学和文学的发展道路,都以辩证解释经典和文献,互相争辩,斗争不断。
今古文学家的主张,像车老师、司马迁等人,提倡“今字古意”,即以今人的字形用古之意
思来解释古文,不拘泥于字形的真实意义,这就是真正的中国的差异性文化,他们的强调
是要维护古代文献的神髓,一定要加以充实,使古文成为有意义的“今人”的语言文字,促
进今古文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经学家们,比如谢灵运、刘义庆等人,认为,古文译以“古字古声”为根本,力
求维护古经的完整性,以维护"古<经"的真实形象,他们主张弘扬古代文献真实意义,把
其真实形象呈现给人们。
今古文经学争论,一方是提倡“今字古意”的古文译法;另一方是提倡“古字古意”的原文译法。
在古代,“今字古意” 大多成功,比如山海经、太玄经等宋朝的译本,“今字古意”的新译,大大地拓宽了人们的知识面。
但是,“古字古意”的原文译法,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评价,因为这种文献译法可以维护古经完整性,解释古经的至源,对提高中国文学理解水平有明显贡献。
总之,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是汉代文化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一块重要考古篇章。
今古文经学之争的起因,就在于汉代文化发展中,经学古文的反思和研读,才把古文思想和道义形态化,促进了汉代文学的发展。
两汉经学现代文阅读答案经学的真正确立是在汉武帝时代。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置五经博士,收博士弟子五十人。
其后博士弟子屡经增加,东汉时多达三万人。
五经博士及其弟子以五经为研习对象,这就形成了经学。
所谓经学,是指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
从中国文化史看,经学出现的前提是汉王朝运用国家力量将民间流传的文化经典宣布为国家经典,并设立博士制度予以专门研究,于是,五经成为国家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的根据。
从国家制度层面保证儒家经典的传习,确立了儒家经典在中华文化经典中的主流地位,客观上也确立了经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儒学作为汉代主流思想,是与中央集权的统一相适应的。
儒家主张的五伦、五常作为社会伦理道德,也因儒家的主流地位而得以明确确立。
两汉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
秦始皇焚书,造成文化典籍的浩劫,五经借助儒生记忆而保存下来。
用汉代流行的隶书书写的经书文本,被称为今文经。
汉景帝以后,陆续在孔府旧宅壁等处发现的与五经有关的用战国字体书写的文本,被称为古文经。
古文经与今文经不仅书写字体不同,而且同一部经典的篇章多寡也或有差别,如孔府旧宅壁中友现的《尚书》就比汉初伏生所传《尚书》多16篇。
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古文经典,如《周官》《左传》等。
因汉武帝及其后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博士,西汉末刘歆便要求把古文经也立于学官,但遭到今文经学家的阻挠,一时没有实现,于是引起今古文经学家之间的一场大争论。
西汉时期,今文经学是经学主流。
今文经学通经以致用,注重思想的阐发,强调经书的历史借鉴意义,但弊病是与谶纬结合而流于神秘。
古文经学在东汉发展昌盛,注重文字训诂和对典章名物的解释,突出还原历史和文化传承,学术贡献良多,弊病是流于繁琐的文献考证而脱离思想和生活。
东汉章帝时的《白虎通义》主张今文经学,强调经学大义与社会价值,借以维护主流思想,带有一定的理论总结性。
东汉末古文经学家郑玄融合今古文经学,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今古文经学之争2.今古文经学区别今古文经学根本区别,是西汉武帝时期所立的《五经》博士官学经学与非官学经学的对立,并且它们的主要差别并非全归于所依据的经书文本不同,而实在是由于彼此对于经书的解释不同,代表着不同的思想倾向。
具体而论,可分为所主经传文本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学术思想不同、推尊宗主。
所主经传不同,主要体现在《春秋》《礼》二经上,即今文经学主《春秋公羊传》,而古文经学主《春秋左氏传》《周礼》。
研究方法不同。
今文经学注意到经书文字与作经书的圣人之意之间的矛盾关系,主张言不尽意,认为后学者可以通过言辞把握思想,但有不能拘泥于言辞,完全理解经书几乎不可能,董仲舒就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
”因此,他们注重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和言外之意,力图从古代经典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药方。
而古文经学主张言尽意,认为后学者可以通过对经书字词的理解得到其中的古帝王之道,所以特别重视文字、音韵、史料、制度的研究。
学术思想不同。
今文经学是为西汉大一统帝国以至整个中国古代宗法等级社会制定基本的指导思想,它是对先秦儒学的发展,也是对整个先秦诸子学和上古王官之学的融合。
而古文经学则是针对西汉末年的社会问题,通过回归三代官学的形式,对今文经学学术思想作出修正,使之顺应社会要求。
推尊宗主不同。
今文经学重视孔子在经学中的地位,按照《诗》《书》《礼》《易》《春秋》的顺序排列经书,并且认为这个顺序是按照难易程度排列的,越往后越难理解,也越高深。
而按照传统说法,《诗》《书》《礼》《易》皆为古帝王时代的产物,唯有《春秋》为孔子所作,这个顺序明显在抬高孔子。
还有一些今文学家则进一步神化孔子,封孔子为“素王”,取代秦王朝的地位,直接三代政统而下启刘汉王朝。
古文经学则不然,它按照《易》《书》《诗》《礼》《春秋》来排序,这个序列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孔子在经学中的地位,而更推尊古代圣王。
争论。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
论两汉今古文之争内容摘要: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
经今古文之争,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学术方面的原因但最终在一批批经学大师的努力下,双方开始趋向融合。
这不仅仅是汉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而且贯穿着之后近两千年的学术史之中。
关键词:今古文含义斗争原因过程影响以“经”专指儒家经典,是在汉武帝之时。
汉初,文帝时开始设置“经博士”,这时候的经已经初步具备了法定经典之意。
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设立“五经博士”,《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每经下设置一名或几名法定博士,各自以家法传授给弟子,研究儒家经典,贯通古今。
为了激励士人专心儒学,武帝推行“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
这一制度的推行,使得天下学士靡然风从,鹜求补列博士弟子、受业习经。
因此,传经、注经和解经成为了一门专门的学问,这便是两汉至明清被神学化了的官方哲学——经学。
武帝之后,经学被推尊为了统一天下的思想的官方哲学,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学术的总源。
但是,由于经学内部发生了变化,从而产生了延续千年的经今文和经古文之争。
西汉初年,重修文治,开始对古籍进行发掘与整理。
然而秦朝时期的焚书使得前秦的古书典籍遭到了严重的损毁,已无旧本,有的仅是战国秦代以来的老儒家们凭借记忆背诵,口耳相授,由弟子们以当时所使用的文字——隶书抄写并整理而成,这部分儒家经典被称为“今文经”。
今文派为什么由互相间对于经书、经学的说法发生了那么多的不同?第一个原因在于无意间的立异。
各家的老师在讲解经书时难免有不一样的各家之言,或是在听、记时也难免弄错的。
接着就一代代的往下传,错误也就随着一代代的传授下去。
错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这就是无意之间形成的分歧所发生的变异。
第二个原因是故意的分歧。
因为要争着当“博士”,就故意立异。
于是对于经书越讲越错,而经书本身也就越来变化越多,甚至于故意将经文写错。
这就是汉朝经书的变异情况。
由于今文学派既读不通书又权势过大,以致经学混乱。
儒学史话:今文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
所谓“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两种字体。
“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
传授经典的学者,所持底本是用战国时古字写的即为“古文家”,用隶书写的便是“今文家”。
“今文家”和“古文家”的相互对立,是从西汉哀帝时开始的。
成帝时,刘欲发现古文《春秋左氏传》,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好恶相同并亲见孔子,故《春秋左氏传》比以后世口说为据的《公羊》、《穀梁》更为可信,于是引《左传》解释《春秋》。
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歆又在今文诸经立于学官并置博士的情况下,作《移让太常博士书》,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
但因为在西汉朝廷中,不仅担任教职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就连那些达官显宦也都是通过学今文经而得官的,因此,刘歆的要求遭到诸儒博士的反对,未能成功。
也因为此,才有派别含义的“古文”名称。
而“今文”则是由于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之后,到东汉时才出现的名称,它是古文经师加给立于学官的经书、经说和经师的。
经今古文学之争虽始于西汉末年,但其争斗的高峰却在东汉。
而在这场斗争中,却是古文经学日益抬头,在民间流传甚广,并逐渐占据优势。
直至郑学起,经今古文才。
趋近混于一同。
到清末,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
时起时伏的今文古文经学之争,影响到了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学术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
今文经学近于哲学,强调“经世致用”;古文经学近于史学,讲究考据。
在东汉,两者之间还有有神论与无神论、政治与学术的区别。
但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今文经说有异说,古文经学中也有异说,谁也不能算解释五经的权威,更不能说谁得了孔子的真传。
东汉时期,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其实质问题是谁是经学的正统和如何统一经学的思想。
文学评论·古典文学汉代今古文经之争 孙明姚 哈尔滨师范大学摘 要:自西汉以来,经学得到了繁荣发展,西汉刘歆校书争立古文经学,由此揭开了一场延续至东汉末年的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序幕。
这是一场儒家内部的斗争,今文经学专讲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却注重训诂。
今着重通过今古文的异同、今古文经的由来与划分、汉今古文经之争的实质与影响三个问题来深入论述与分析。
关键词:汉代经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争论作者简介:孙明姚(1993.3-),女,汉族,重庆市万州区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3-103-01自西汉以来,主张古文经学的刘歆与主张今文经学的太常博士为是否立《毛诗》、《古文尚书》、《古文礼经》(《逸礼》:《仪礼》十七篇以外)、《左氏春秋》为太学而进行了多次激烈辩论,因而掀起了这场著名的今古文经之争。
一、今古文的异同关于今文、古文,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曰:“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
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
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
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
”那么何为今文?何为古文?所谓今文与古文,最初是指两种不同的字体。
今文是汉代所通行的写于竹帛之上的隶书,而古文则是先秦保存下来的用六国文字抄写古本的字体。
王国维先生在《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中指出:“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汉人以其用以书六艺,谓之古文。
”到后代,今古文就作为了学派的派别。
那些传授先朝“经典”的人所持写本是古文字写的,就名之为“古文家”,用隶书写的,就名之为“今文家”。
今文家标榜“经世致用”,专讲微言大义,表明章句义理,强调经书直接的、简单的、实用的目的,宣扬天人感应,把儒学神化,带有些许迷信思想,为巩固现实统治阶级统治所用。
第31卷第2期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Vol.31No.22011年3月Academic Forum of Nandu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ar.2011收稿日期:2010-11-16作者简介:王刚(1971—),江西省南昌市人,副教授,古籍所副所长,博士,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制度与转型:文献学视野下的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王刚(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江西南昌330022)摘要:汉代今古文经学的对立主要是在学术方法上的,今文官学最本质的东西,是口耳相传的师说系统,但今文经在文本上多残缺,要对六艺有切实理解,最终必求之于文献的把握。
所以刘歆在整理典籍的过程中,在解经立足点上,从师说转到了文献上来,从而引起了今古文的对立。
在两汉今古文经学问题上,当时双方都不讨论文献真伪问题,而是学术立场,即对于文献的态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古文经学是今文经学的发展,而不是两条线的对立。
并由此可见后世所谓刘歆造伪及今古文对立的一些特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关键词:今古文经学;学术转型;文献学;刘歆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1)02-0008-06在经学史的研究中,今古文经学是最重要的问题,它渊源于汉代,但影响却一直绵延至近代以来。
关于今文学与古文学,一般的通识认为,由于字体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经学流派,用汉代隶体写定的经书叫做今文经,它为汉代流行的本子;后来,重新发现了一些用先秦古字写作的经书,被称为古文经。
今文经属于中央博士官所用的文本,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今文经学,而以古文经为基础的则是古文经学。
除了字体,在此之上,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见解与学术宗旨,总之,这两派由于来源不同而对立。
周予同先生曾表列了13项差异[1](见表1)。
表1今文经、古文经差异表今文经古文经1.崇奉孔子2.尊孔子是“受命”的“素王”3.认孔子是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4.以孔子为“托古改制”5.以六经为孔子作6.以《春秋公羊传》为主7.为经学派8.经的传授多可考9.西汉都立于学官10.盛行于西汉11.斥古文经传是刘歆伪造之作12.今存《仪礼》、《公羊》、《谷梁》(?)《小戴礼记》(?)、《大戴礼记》(?)和《韩诗外传》13.信纬书,以为孔子微言大义间有所存1.崇奉周公2.尊孔子为先师3.以孔子是史学家4.以孔子为“信而好古,述而不作”5.以六经为古代史料6.以《周礼》为主7.为史学派8.经的传授不大可考9.西汉多行于民间10.盛行于东汉11.斥今文经传是秦火残缺之余12.今存《毛诗》、《周礼》、《左传》13.斥纬书为诬妄这些在学术上已基本成为常识的见解,成了我们研究经学史的立论基础。
刘歆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摘要:今古文经学的演变与合流,是汉代经学的基本内容。
晚清以降,学界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聚讼不休。
一般认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始于刘歆,发端于《让太常博士书》,这是大体不错的。
而问题在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性质,一直以来学界互争是非,莫衷一是。
一者主政治之争,目的在于学官,在于禄位;一者主学术之争,目的在于学统,在于门户。
而笔者认为,此二者虽各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然皆未得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本然。
故欲以刘歆为切入点,细究今古文经学之异同,精析《让太常博士书》之要义,旨在说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兴于学术,亡于政治,既是学术投靠政治之产物,亦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关键字:刘歆汉代经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学术与政治一般而言,经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之学,汉人常以“六艺”代称“六经”,如贾谊在《新书·六术》所言:“《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谓之六艺。
”是故皮锡瑞认为,经学时代开辟,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①。
汉代是经学的昌盛时期,这一时期经学的基本内容是今古文经学的演变与合流,史称“今古文经学之争”。
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兴于学术,亡于政治,学术之中兼有政治。
它既是学术投靠政治之产物,亦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缘起与分歧经学今古文之别,缘起于汉代。
究其原因,有历史之缘,亦有人为之因。
历史之缘者有二:一是道术分裂,“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
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
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②;二是经本失传,“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③。
人为之因者,盖孔子口说相传至汉,遭秦焚书,诸经多失其本,汉儒恐久而失真,于是以当时通行文字隶书写之,著于竹帛。
及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左传》、《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而《周官》亦出于山岩石室,此诸书皆蝌蚪文。
为区别二者,汉儒以今文、古文之名号别之。
故经学今文、古文之称,实乃汉儒后加。
对此,皮锡瑞有言:“今古文之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
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径》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
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在古文是也。
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
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①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页。
②班固:《汉书·艺文志》,二十四史全译本,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二册,第771页。
③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二十四史全译本,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二册,第1145页。
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④。
汉代经学今古文之别,虽以文字言,然今古文经学之别的实质并不在于文字,而在于经本和经说⑤。
故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虽然和书写所用的文字有关,但实际争论的却是涉及隐藏于文字背后的诸多问题。
从经本而言,一般认为⑥,今文经学包括:《诗》,有齐、鲁、韩三家;《书》,有欧阳生、夏侯胜、夏侯建三家,皆出于伏生;《礼》,有戴德、戴圣两家,同出于高堂生;《易》,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同出于田何;《春秋》,有《公羊》和《谷梁》⑦两派,其中《公羊》有严彭祖、颜安乐两家,皆出于胡毋生、董仲舒,《谷梁》派为鲁申公所传。
古文经学包括:《诗》,毛公所传;《古文尚书》,孔安国所传;《礼》,有《逸礼》和《周官》两种;《易》,亦有费氏和高氏两家;《春秋》,有《左氏》、《邹氏》、《郏氏》三家。
从经说而言,今古文经学的主要分歧可归纳为五个方面:1、对孔子评价不同;2、对六经见解不同;3、对谶纬的态度不同;4、政治主张不同;5、传授方式不同;⑧④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1页。
⑤吕思勉:《吕思勉遗文集·本国史问答》,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下册,第365页。
⑥此处参考了王绍玺先生的《经学思潮》,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88—290页。
⑦有学者认为《谷梁春秋》应归为古文经学,详见《汉代今古文之争刍议》,载于《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四期。
⑧此表参考了许抗生先生、聂保平先生及聂清先生的《中国儒学史·两汉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6页。
⑨“素王”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天道》,然汉代今文经学家董仲舒首推孔子为“素王”,见《汉书·董仲舒列传》,二十四史全译本,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二册,第1199页。
⑩王绍玺先生认为,汉代古文经学早期是不信谶纬,并且对持严厉批判的态度;然至东汉时,皇帝迷信谶纬,故不少古文经学家开始引用谶纬解经。
详见《经学思潮》,第302页。
11此处参考了《吕思勉遗文集·大同释义》,下册,第212—213页。
刘歆与论争盖汉代今古文经学之分过于明显,加之时政改革之需,经世致用之要,清儒多崇汉抑宋,因此对汉代经学用力甚多。
晚清以降,学界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亦是聚讼不休。
一般认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始于刘歆,发端于《让太常博士书》,这是大体不错的。
刘歆(约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刘向少子,汉楚元王之后,字子骏,沛(今江苏沛县)人。
后因避哀帝刘欣之讳,改名秀,字颖叔12。
如果说今文经学的兴起功归仲舒,那么古文经学的兴起则仰仗刘歆。
此人既是汉代经学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亦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
盖因其生于书香门第,自小深受其父刘向的熏陶和教导,故少时便才华显著。
据《汉书·楚元王传》记载:“(歆)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
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13。
汉成帝时,刘歆与其父一同负责整理和校订国家秘府中典藏,是故歆有了接触各种稀世之书的机会,此为其以后引领汉代古文经学之大潮奠定了基础。
及成帝没,哀帝继位,因大司马王莽欣赏刘歆的才学,二人又曾共事,关系密切,故王莽推举刘歆为侍中太中大夫,后又升为奉车光禄大夫,一时显赫朝野。
与此同时,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14。
后因助王莽改制,深陷政治旋涡,而刘歆又想极力挣脱,故谋诛王莽,事泄自杀。
一般认为,刘歆的《让太常博士书》是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发端。
而其为何作此书,《汉书》亦有说明,“(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
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15。
此书之要义可概括为一下六个方面16:第一,盖武帝立五经博士时已言及:“礼崩乐坏,书缺简脱,朕深闵焉”17,是故刘歆细考“道之难全”、“五经失本”之因,归为三者:一者是“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18;二者是“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19;三者是“焚经书,杀儒生,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20。
第二,文、武二帝为安邦定国,弘道明经,故不计残缺,广立学官;成帝亦是“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21,于是“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22。
盖文帝之时,虽《尚书》“朽析散绝”,“《诗》始萌芽”,因除挟书律,“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23。
时至武帝,“邹、鲁、12关于刘歆改名之因,有谶纬之说,亦有避讳之说,本文主后者。
详见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下册,第542页。
13班固:《汉书·楚元王传》,二十四史全译本,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二册,第907页。
14同上。
15同上,第908页。
16此处参考了许抗生先生、聂保平先生及聂清先生的《中国儒学史·两汉卷》,第331—335页,以及王绍玺先生的《经学思潮》,第304—306页。
17刘歆:《让太常博士书》,出自班固《汉书·楚元王传》,二十四史全译本,第二册,第909页。
一下所引出自《让太常博士书》者,只注页码。
18同上,第908页。
19同上。
20同上。
21同上,第909页。
22同上。
23刘歆:《让太常博士书》,第909页。
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
《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24。
及至成帝时,经书残缺之状仍未改变;故成帝命刘向等人校订皇宫所藏秘书,又令谒者陈农求天下遗书。
第三,宫中秘府所藏大量图书之中,有不少是古文经,而民间流传的古文经亦有很多种,此皆可补今文经之缺,以正今文经之失。
盖宫中秘府所藏的古文经有孔安国所献的《逸礼》、《古文尚书》及左丘明所修的《春秋》,而民间所传的古文经亦有《周官》、《毛诗》及《古文尚书》等。
第四,宣帝立十四博士,“义虽相反,犹并置之”,而《左氏春秋》、《逸礼》、《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可补今文经之缺,更应该立。
故刘歆言“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
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
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
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
’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25。
第五,与今文经“因陋就寡、分析文字、烦言碎辞”之解经方式,“信口说而背传记”之流传方式,“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守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26之脱离实际相较,发藏的古文传“皆有征验,内外相应”,便更具真实性和实用性。
为此,从经传作为典礼制度的载体而言,古文经显然更具“往古”的渊源与内涵,在政治的应用上也会使“法度”有所“因袭”。
第六,刘歆对今文经博士给予了尖锐的批评,痛斥他们“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实情,雷同相从,随声是非”27,甚至是“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28。
概言之,刘歆从经之源头与经之流变,今文之显与古文之微,今文之缺与古文之全以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等多个层面论证了古文经立于学官的合理性。
其语辞之间虽饱含义愤,但其论说却既据史实,又明学理。
于此,“汉儒传经之苦心”29昭然矣。
然此书一出,便招来诸儒怨恨及博士抵制,“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30。
也正是因为诸儒怨恨和博士抵制,刘歆“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从守五原,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