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学大师康有为

康有为第一节勤学与苦闷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

戊戌政变后，易号更生；张勋复辟覆败，又号更甡；晚号天游化人。

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1858 年3 月19日）生于广东南海西樵山银塘乡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祖赞修，官连州训导；父达初，江西补用知县；从叔祖国器，护理广西巡抚，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康有为5 岁“能诵唐诗数百首”。

6 岁，从简凤仪读《大学》、《中庸》、《论语》和朱熹所注《孝经》，11 岁，父亲去世，跟随祖父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攻读经史。

这时，太平天国失败不久，他“频阅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③。

同治十一年（1872），康有为再应童子试不售，致力于考试和八股文。

十三年（1874），“始见《瀛寰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

光绪二年（1876），他应乡试不售，从朱次琦（九江）学习。

朱次琦教学重“四行五学”：四行是“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是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

主张“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

康有为受其影响，“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可为”。

又攻读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人论述历史的著作，于是“议论宏起”。

光绪四年（1878），继续跟随朱次琦读书，攻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诸书，以及《楚辞》、《汉书》、《文选》诸文，“大肆力于群书”。

不久，以日埋故纸堆中，汨其灵明，渐厌之，乃“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

“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

自以为圣人则欣然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①。

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传统的文化学术发生怀疑。

光绪五年（1879），入西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家、佛学之书，“养神明，弃渣滓”。

刚好在北京任职的张鼎华（延秋）偕四五人来游西樵山，使康有为接触到当时正在酝酿的改良主义思潮。

不久，康有为“薄游香港”，亲眼看到英国侵略者所建立的殖民统治秩序，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要好得多，从此，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

节 之 后 ， 南 学 派 渐 趋 瓦 解 。 以康 有 为 为 中 心 ， 括 岭 包
年 时“ 读《 思 录》《 学 》《 谱 》《 种遗规》 ， 好 近 、小 、人 、五 ”
青 年 时 期 师 从 岭 南 著 名 学 者 何 朴 园 。何 朴 园 为 冯 潜 斋 的再 传 弟 子 。 师 劳 潼 ． 莪 野 ， 冯 潜 斋 嫡 传 弟 其 字 为
关 键 词 ： 有 为 ； 南 学 派 ； 术 传 承 ； 门弟 子 康 岭 学 康
中 图 分 类 号 ：Ｋ ５ ２６ 文献 标识码 ： Ａ 文 章 编 号 ：０ ０ ６ Ｘ （ ０ ０ ０ －０ ３ － ６ １ ０ －２ ０ ２ １ ） １ １ ２ ０ 大 师 ” 开 馆 授 徒 期 间 ， 名 而 来 的 学 者 千余 人 。 辉 。 慕 康
试论康有为 的学 术传承
王 明德
（ 潍坊 学院历 史文化与旅 游 学院 ，山 东 潍 坊 ２ １ ６ ） ６ ０ １
摘 要 ： 有 为 是 近 代 岭 南 学 派 的 代 表 人 物 ， 继 承 和 发 扬 岭 南 学 派 的 学 术 精 神 ， 取 朱 次 琦 的 康 他 汲
学养 。 复 古 为 革 命 ， 造 性 地 改 造 传 统 儒 学 ， 为 今 文 经 学 的 集 大 成 者 ， 岭 南 学 术 发 展 推 向 一 个 以 创 成 将 高峰 ； 下 开 一 代 学风 。 多康 门 弟 子 在 许 多 方 面 传 承 和 光 大 了他 的 学 术 思 想 ； 他 众 以康 有 为 为 中心 ， 包 括 他 的 老 师 与 弟 子 等 所 构成 的 学 术 传 承 关 系 。 近 代 岭 南 学 术发 展 的 一 个 缩 影 。 是
师 从 二 冯 。 故 得 岭 南 儒 学 正 传 。也 是 康 氏 家 学 的 渊 源 。 有 为 称 赞 他 的 高 祖 说 ：二 冯 岭 学 接 薪 传 ， 宗 康 “ 儒

康有为梁启超的师生恩怨⊙史飞翔康有为、梁启超关系的演变是颇耐人寻味的。

应该说，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作出过各自的贡献。

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与时俱进，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思想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是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的。

一1890年春，18岁的梁启超在父亲的陪同下入京参加会试。

落第后，归途经上海，在书市上购得《瀛环志略》一书，又看到上海制造局翻译的西洋书籍多种。

这时他方知世界有五大洲乃至各国，禁不住掩卷长叹：“世界之大，真非吾辈所能想象。

”这年八月，经陈千秋引见，梁启超认识了南海康有为先生。

当时梁启超因16岁中举，颇有点少年得意。

谁知康有为对他所学旧学逐条加以批驳，这使梁启超十分惊讶，他没料到被世人推崇万分的学问在康有为看来，如同秕糠，他感到自己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

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

回到学馆，和陈千秋谈到自己见到康有为的感受“竟夕不能寐”。

于是第二天梁启超再次拜见康有为。

康有为谈了自己的教学内容，称自己并非以当时通行的四书五经、陈腐的八股文为内容，而是以孔孟之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主体，兼及史学和西洋学说，重点研究今文经学，对古文经学进行辨析批判。

聆听了康有为的这番话，梁启超当即决定抛弃旧学，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认识康有为是梁启超一生中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

1891年至1894年，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梁启超在万木草堂这样一个汇集新思想、新学问、新风气的地方，在循循善诱、爱生如子的康有为的直接启发和教导下，进入了他一生第二个紧张的学习时期。

万木草堂有一个图书馆，名曰“书藏”。

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论略宪政思想是康有为指导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提出了“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仿效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等较系统的宪政主张。

研究康有为的宪政思想，不仅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困境和艰难历程有更深刻的体认，也将有助于我们总结维新立宪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推动当今中国的宪政建设。

在此，本文拟就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康有为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以及其宪政思想的西学渊源等作一粗浅的梳理。

１９世纪末，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宪政探索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却是不容抹杀的，因为“自康有为提倡君主立宪以来，直至清末立宪，虽然历经共和制、帝制以及民主、专制政体之反复，历任政府无不以立宪为立国之开端，无不以宪法记载一国政治的基本原则，这未尝不应归功于第一代倡导依宪治国者”[１]。

宪政思想是康有为指导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提出了较系统的“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仿效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等宪政主张。

尽管以今天的视角看来，康有为的宪政思想明显与原汁原味的西方宪政旨趣大异，因为其理论体系“仍只限于强国与尊人主，对于真正的民主宪政，均不能提出具体而更丰富的内容”[２]，“但人们很难否认，正是康有为，集中了从龚自珍、冯桂芬以来，绵延了半个多世纪的改革要求和理论，构成了一个体系。

这个体系，在理论上也许很荒谬，经不起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验证，却是那个时代的实际运动能够接受的一种思想范式。

”[３]因此，研究康有为的宪政思想，不仅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困境和艰难历程有更深刻的体认，也将有助于我们总结维新立宪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推动当今中国的宪政建设。

（一）众所周知，宪政是西方历史发展的产物，从１２１５年的英国大宪章开始，到鸦片战争止，西方的宪政运动已有６００年的历史。

康有为（1858-1927），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和学者。

康有为曾经是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

当他倡导维新运动、领导戊戌变法时，他代表和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为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同流合污时，他就站到了历史进步的对立面，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

康有为支持尊孔复古不仅不是用中国旧有的文化对抗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也不是用中国旧有的文化谋中国文化的新出路，而是用旧文化对抗新文化，为帝制复辟运动提供思想文化的支持。

一般来说，随着政权的交替，制度上的立新较之思想上的去旧要容易得多。

民国成立后，资产阶级文化政策、教育体制逐渐确立，新的文化方针、教育方针也逐渐得到贯彻，但守旧势力如旧官僚、大地主、土豪劣绅、旧学名流、前清遗老以及新旧军阀仍顽强地坚守自己的阵地，维护他们久所尊奉的传统文化，对新教育极端仇视。

他们将力量集结起来，疯狂地反扑新文化、新教育。

思想界的尊孔回流与守旧派发动的尊孔活动，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提供了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

认真推究起来，康有为晚年之所以有此失误，既有个人主观因素的作用，也有时代条件形成的局限。

首先，不存在康有为只反对所谓“袁记中华民国”而拥护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的问题。

戊戌变法以后，康有为的思想并没有随着历史进步的步履而前进。

辛亥革命之前，他作为保皇党领袖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向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难并予以恶毒攻击。

辛亥革命发生时，他又满怀不安，“惴惴恐惧”。

辛亥革命一个月后，他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欢呼革命的胜利，而是站在清朝的立场上哀叹“亡国”。

可见，他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始终就没有好感，怎么可能有拥护之情？再次，正是因为康有为与袁世凯的合作，充当民国初年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才导致康有为与梁启超这对莫逆师徒反目，分道扬镳。

梁启超发现袁世凯在利用尊孔复古运动搞帝制复辟、妄图再建一个封建王朝的阴谋后，幡然悔悟，毅然发起护国运动。

康有为的文学创作康有为（1858—1927），一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政变后，易号更生，广东南海人。

祖赞修官连州教谕，父达初早逝。

有为幼年随祖父学文史，“慷慨有远志”。

光绪二年（1876），应乡试不第，遂从同里朱次琦学，接受今文经学与经世救民之学。

后因进京赴试，途径香港、上海，目睹西方殖民统治之术，由此产生探求西学的念头，尽购译书读之，思想为之一变。

康有为以国家前途为念，慨然以经国济世为职志，积极著书立说，办学育人，宣传匡救时弊的主张。

甲午（1894年）中日战争前后，他曾七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并先后发动了“公车上书”事件和“戊戌变法”运动，一时饮誉海内外，成为最富盛名的维新派领袖。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亡命海外，继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活动。

尽管爱国情思仍萦绕于心，但因个人成见太深，未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坚持君主立宪的保皇立场，敌视民主革命，后又参与张勋复辟活动，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康有为不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而且还是卓有成就的文学家。

他的文学成就。

主要表现在诗文创作上。

康有为的诗，大致可以戊戌政变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的诗，反映了当时严重民族危机笼罩下的现实政治，抒发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突出地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矢志改革的崇高精神，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抒写理想抱负，是康有为前期诗作的重要内容。

诗人生活在十九世纪后半期，面对列强侵凌、国事日衰的严酷现实，渴望为振兴国势、解除国难而有所作为。

其诗常常表露以天下为己任的慷慨抱负：少年心事本拏云，南望樵山日又矄。

卖畚何惭王景略？画荠故是范希文。

拟经制礼吾何敢？蜡屐持筹事未分。

稷契许身空笑尔，稻梁不及鹜鹅群。

——《苏村卧病写怀》之一诗人以古贤王猛（字景略），范仲淹（字希文）自况，以“稷契”自许，希冀自己能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

然而，现实黑暗、宏图难展，诗人不免发出理想不能实现的深沉感叹。

《出都留别诸公》五首即是这种忧愤情怀的表现。

戊戌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的宪政思想述评一、导言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开始涌入中国，瓜分蚕食，大肆掠夺，划分势力范围，导致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危机，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救亡图存，自强复兴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如魏源、严复、康有为等关注的首要目标。

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旨的洋务运动随之兴起，虽然期间也有严复“体用一体”说，即“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但这种认识在当时实属凤毛麟角，正如“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所揭示的，洋务运动主要关注的是器物层面学习西方，意图单纯在“坚船利炮”等近代物质科学技术层面迅速赶上西方列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最终的破产。

甲午战争也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普遍觉醒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不可否认的是，鸦片战争也催生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观念的萌芽，伴随着国门被迫打开，西方启蒙思想家宣扬的诸如人权、民主、宪政、自由平等等思想也得以引入并传播，中国传统封闭的、自足的思想文化体系受到西方异质文化的激烈冲击。

守旧还是维新？日益成为摆在关注国家命运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前的现实课题。

上述为康有为宪政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康有为没有受过法律专业训练，也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学家。

综合来说，笔者认为康有为宪政思想的形成有三大渊源：1、中国传统的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经学思想；2、所谓“择法俄日以定国是”，以人权、三权分立、宪法、议会、民主等语汇体系构成的欧美近代政治思想；3、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尊王攘夷”、“文明开化”等思想。

康有为宪政思想，打着中国传统经学的深深烙印，同时受欧美、日本近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既有中国古代经学的底蕴，也附丽着西方近代文化色彩。

虽然今天有不少学者对康有为其人其学提出尖锐批判，认为康有为宪政思想与原汁原味的西方宪政思想旨趣大异，仍限于“尊人主，对于真正的民主宪政，均不能提出具体而更丰富的内容”1，但谁也不能质疑他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探索中为挽救国家危亡奔走呼号的先驱式人物，也不能否认他为西方近代宪政理论中国化实践所作的悲剧性尝试努力。

新学伪经考《新学伪经考》为康有为所撰康有为（1858—1927）的一生中，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等重大的历史事件，他的主要的政策论文，就是在他戊戌变法运动期间写就的。

康有为认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崇的“古文”经典，如《周礼》、《逸礼》、《古文尚书》、《左传》、《毛诗》等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因此都是“伪经”。

而刘歆制造伪经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王莽篡夺西汉的政权、建立国号为“新”的朝代，所以古文经学是新莽一朝之学，只能称之“新学”。

清代的今文经学家刘逢禄、龚自珍、魏源、邵懿辰等早就对刘歆及一些古文经传发动过攻击，清末的廖平更撰《古文学考》、《知圣篇》、《辟刘篇》，主张今文经是孔子的真经，古文经是刘歆窜改过的，而康有为继承和发展了廖氏的学说，对所有古文经进行彻底的否定和批判，在学术上，攻破了古文经学“述而不作”的旧说，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打击了“恪守祖训”，不愿变法的封建顽固派，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作了舆论准备。

《新学伪经考》在广州出版后，各省纷纷翻印，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1894年夏历七月，御史安维峻弹劾康有为“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考》，而禁粤士从学”，两广总督李瀚章令康有为将此书自行焚毁，戊戌政变后，又曾两度被禁，由此可见《新学伪经考》在政治上所起的巨大作用了。

《新学伪经考序》里说明了书名中“新学”伪经之所所指。

作者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始伪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

所以叫做伪经，刘歆“饰经佐纂”，身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所以叫作新学，他攻击“新学”，指斥伪经，认为这是一切恶行败德的罪魁祸首：“于是夺孔子之经以与周公，而抑孔子为传，于是扫孔子改制之圣法，而且为断烂朝报，“六经”颠倒，乱于非种；圣制埋沦于雾；天地反常，日月变色，以孔子天命大圣，风载四百，地犹中夏，蒙难遘闵，乃至此极，岂不异载？日后世之大祸，日任奄寺，广女色，人主奢纵，权臣篡盗，是尝累毒生民，覆宗社者矣，古无有是，而皆自刘歆开之，是上为圣经之篡贼，下之国家之鸩毒者也，夫始于盗篡者终于即真，始称伪朝者后为正统，司马盗魏，嵇绍忠；曹节矫制，张奂卖。

有实际从政经验，在康有为 的幕后主持下，光绪皇帝推 动了一系列的改革，后人称 为“戊戌变法”。
由于康有为鲁莽地提出一些
不切实际的激进政策，才导致 慈禧发动政变。一百余天的戊 戌变法宣告失败。
戊戌政变
政变后，康有为逃 亡国外，组织保皇会， 利用所谓的“衣带诏” 【后被证明是假的】， 大肆揽财。
戊戌奏稿 孟子微 礼运注 中庸注
日本书目志
论语注
日本变政考列国政要比较表
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
波兰分灭记
电通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
其中，广为人知的是，
《广艺舟双楫》
《大同书》
《欧洲十一国游记》
《日本变政考》
《春秋董氏学》
《孔子改制考》
《孔子改制考》 从传统中开掘新的合法性资源，通过改塑孔子、神
教学通义 民功篇 康子内外篇 毛诗礼征 实理公法全书
欧洲十一国游记 物质救国论 金主币救国论 中华救国论 理财救国论 南海先生诗集
长兴学记
万木草堂藏画目
新学伪经考
共和平议
广艺舟双辑（又名《书镜》）
大同书
桂学答问
康南海诸天讲（又名《诸天书》、
南海康先生口说（又名《万木草堂口说》） 《天游庐讲学记》）
春秋董氏学 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 孔子改制考
青年康有为
“公车上书”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发起 “公车上书”， 事实上，这次行动 康有为仅有众弟子支持，著名学者 茅海建的《“公车上书”考证补》， 公车上书的主要发起者是由当时的 翁同和、李鸿藻、汪鸣銮等京城高 官发动组织，目的是阻挠《马关条 约》的签订。
戊戌变法
光绪帝年纪较轻，且没
康有为介绍
Hale Waihona Puke 个人信息• 中文名：康有为

康有为康有为（1858～1927），初名祖诒，字广夏，号长素，又号更生。

广东南海人，故学者称他“南海先生”。

康有为的祖父康赞修是广东地区有名的儒家学者，因此康有为比较早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当然主要是程朱一系的理学思想影响。

然而康有为之所以载入史册并不是因为其在程朱理学上的造诣，而是因为著名的戊戌变法。

从众多的历史文献资料来看，康有为等发起的维新变法可与宋朝之王安石相比，但经过仔细查阅相关资料，老刘认为康有为不过是一个政治投机家而已，与王安石等改革家相去甚远。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后来影响最大、足以代表康有为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

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抨击清代正统学派——乾嘉诸老的汉学——所依据的儒家经典并不可靠，以釜底抽薪的手法否定正统学说的权威。

其要点有：（1）西汉经学，并没有后来学者所说的所谓古文，凡后来学者所说的古文皆为刘歆所伪造；（2）秦朝焚书的实际效果过去被眼中高估，其实秦王朝焚书坑儒并未危及儒家六经；（3）孔子时所使用文字，即秦汉间纂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4）刘歆弥缝其欲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5）刘歆所以作伪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

、如果仅就学术史本身来说，《新学伪经考》的价值确实并不值得称道，它的漏洞极为明显，甚至曾经协助康有为撰写此书的梁启超也不能不承认此书在学术上确实存在不尽人意或牵强附会之处，以为康“有以为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

”与康有为同持今文经学观点的皮锡瑞也指出：《新学伪经考》“以其说皆从今文以辟古文，所见相合。

惟武断太过，谓《周礼》等书，皆刘歆作，恐刘歆无此大本领。

既信《史记》为刘歆私窜，更不可据。

”由此可见，康有为之流所作新书不过是为其变法大造舆论攻势。

康有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儒家学者，他对儒家精神的重新诠释，并不具有纯学术的意义，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只是出于政治需要，为此不惜歪曲历史。

对康有为的评价，又名祖诒，字广夏，号长素（更生）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

1879出身于官宦家庭。

幼年受严格正统教育。

1876 年师从朱次琦“经世之学” “乃哀物悼志，以经营天下为志”年（22 岁）任职于北京，。

1888 年趁入京应试、、，之际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改良政治，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为他人所阻而不得上达至帝。

后返粤晤今文经学家廖平受启发，写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意图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主张，以扫除变法的障碍。

1894 年中日战争我国失败，康联合各省举人1300 余人发动“公，呼请“据和、迁都、练兵、变法”车上书” 。

此后在北京上海分别组织强学会，、创刊《万国公报》《强学报》等刊物，进行变法的宣传。

1896 年光绪帝召见他，，以失败告终后逃沪转港赴日，康上奏折提出一系列变法主张，进行“百日维新”与梁启超一起拒绝了孙中山等的争取。

后赴加拿大、英国，意图借助他力辅助光绪帝掌权未果。

后又赴加拿大组织保皇会。

1900 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

1905 年同盟会成立。

1906 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

1908 年清政府公布宪法大纲，此后不到两个月光绪帝驾崩，康上书摄政王请杀袁世凯。

1911 年。

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政府，康提出“共和体制不能行于中国”提出“虚君共和”1913 年康回国为母奔丧，袁世凯请其去北京，康拒未去，康留上海主编《不忍》，称“中国若仍杂志，组织孔教会。

1917 年康为张勋拥护溥仪发布《共和平议》行民主，始于小分裂，渐成大分裂，终至灭亡”。

后张勋以失败告终。

1919 年五、北伐为“粤乱”四运动爆发。

康参孔于曲阜，称上海反帝运动为“沪乱” 。

1927 ，并称“以心肝奉至尊，愿效坠露轻尘之报”年临终前仍向溥仪“上折谢恩” 。

康有为是维新派，属于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当时中国内忧外患，之前有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后来又洋务派，早期唯新主义，康有为的主张与他们类似，也是向西方学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自强，以求富，但是他呢，还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政治制度的思想主张，主张由君主专制制度转化成君主立宪制度，它是将儒家经典与西方的先进思想融合一体，是资产阶级戊戌变法的领导者。

1888年度事件：康有为进京兜售“变法提案”遇挫1888年，康有为首次在“历史舞台”上亮相——这一年，他北上参加科举，遍寻门路，试图将一份自撰的“变法提案”呈递给即将亲政的光绪皇帝。

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转述过康有为的一段自我评价：“我的学问在三十岁（1887）的时候已经大成，此后不再有进步，也不必再有进步。

”在一封给好友沈曾植的书信里，康有为也曾说到：“到乙酉年（1885）的时候，我的学问已经大成，从此不再有进步。

”但现实是：学问已经大成的“康圣人”，不但科举榜上无名，辗转经年，被自己寄予厚望的《上清帝第一书》也未能兜售出去，最终只得仓皇南归。

许多年后，康有为被冠以“维新领袖”的光辉标签。

在这一标签之下，“革命领袖”康有为长期蒙尘。

清流康有为：草率上书碰壁南返对自认为学术已然大成，意气高昂的康有为而言，1888年的科举落第显然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康不能接受自己落榜的原因是学问没做到家，所以，多年之后，他在《自编年谱》里如此解释：“顺天府乡试本已名列第三，因我的文章瑰丽雄伟，考官大多能够分辨。

侍郎孙诒经说：‘这份卷子当是康某人的’，主考官大学士徐桐记恨我此前写给他的那封信，遂说：‘如此狂生，不能让他考中’，将我抑置副榜。

考官王锡蕃替我争辩，徐桐更怒，再将我抑置誊录第一。

”（作者注：为阅读便利对原文作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科举落第，迁怒于人】徐桐确是晚清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但康有为对徐桐的这番栽赃，却存在明显的漏洞：1888年顺天府乡试的的主考官是户部的满汉两位尚书福锟和翁同龢，并不是徐桐，孙诒经、王锡蕃等人也都不在考官之列。

当然，康有为这样明目张胆地作伪也是有原因的，次年，1889年，为了庆贺光绪皇帝大婚亲政，还举行了一次恩科考试，这次考试的主考官正是徐桐。

很显然，此次入京，康有为前后参加了两次科考，俱是名落孙山，对已经宣布学术大成的他而言未免大失颜面。

第一次乡试的主考官翁同龢，乃是清流领袖，康有为一直宣传其颇为赏识自己，这暗中作梗阻碍自己中举的，自然只能是素以保守著称的徐桐。

近代教育的乌托邦——从《大同书》看康有为的大同教育思想摘要：康有为是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在《大同书》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把教育作为通向大同之世的重要手段。

他本着教育平等的思想，从教育对象实际出发，设计了大同社会的教育机构、教育环境、教育人员、教育内容、激励机制等，表现出独到的教育见解和思想。

这种乌托邦式的设想，对今天仍然很有启示作用。

关键词：康有为大同社会大同社会教育教育平等大同教育实施康有为（1858—1927）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出身于教育世家，先后在广州万木草堂、桂林广仁学堂、上海天游学院执教，曾经撰写《教学通义》、《长兴学记》、《桂学答问》等教育论著，一生致力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探索。

《大同书》是康有为用力最多的著作之一，在这部用时近二十年，长达二十余万字的巨著中，康有为结合自身经历，发挥丰富的想象，向世人描绘了一个“无邦国、无阶级、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难能可贵的是，康有为还设计了一条通向大同之世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中，他提出了一套在当时社会比较完整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教育制度，表现出独到的教育见解和思想。

一、大同社会与大同教育思想1．康有为所描绘的理想大同社会的蓝图。

“大同”一词最早出现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中国古代最早描绘出的理想社会的模式。

康有为在传统的大同思想基础上，杂糅中国今文经学的公羊学说、印度的佛教和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进化论等思想，以思想家特有的敏锐和睿智观察思考世界，构建了一个近代的大同社会。

在《大同书》开篇，康有为即以“入世界观众苦”为题，详细列举了现世人类所遭受的“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人所尊尚之苦”等六大类共37苦难。

康有为简介字号：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晚号天游化人，因其为广东南海人，世称“康南海”生卒：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年代：清末民初籍贯：广东南海人评价：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康有为（1858～1927），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后为保皇派首领。

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

广东南海人。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进士。

初年从简凤仪受传统儒学。

继从朱次琦学，朱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力除汉、宋门户之见，而归宗于孔子。

康有为受其影响，始觉“日埋古纸堆中，汨其灵明，因弃之”，“静坐养心”。

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旧学发生怀疑。

1879年，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当时的改良思潮。

后游香港，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

1882年，过上海，购读各种西书译本和报刊，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

1885年，撰《康子内外篇》和《实理公法全书》，想往“平等公同”。

1886年撰《教学通议》，主张“言教通治”、“言古切今”、尊周公、崇《周礼》，企图揉合古今中西之学，改良政治。

1888年10月，鉴于中法战争后“国势日蹙”，形势险恶，第一次上书光绪帝，指出日本“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

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

返粤后，受今文经学家廖平启示，“明今学之正”。

1890～1893年，在广州、桂林聚徒讲学，著有《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主张“勉强为学，务在逆乎常纬。

”运用今文经学讲求变革，将《公羊传》的“三统”说阐发为“改制”、“因革”的理论，“三世”说推演为“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社会历史的演变程序，认为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最后达到“大同”的境界。

1891年，刊印《新学伪经考》，谓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是新莽一朝之学，“非孔子之经”（见经今古文学）。

用以推翻古文经学“述而不作”的旧说，打击封建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为扫除变法维新的障碍准备理论条件。

• 8月，礼部主事王照上书遭礼部尚书阻挠； 9月，光绪下诏革去礼部六堂官之职，并 任命有维新思想的新堂官。 • 破格提拔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 等四人为军机章京。 • 准备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 并延聘各国政治家，共议制度，将一切 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划，制定详细规 则，然后施行。
• 康有为的应急三策： ①仿日本设参谋本部，收回军权， 皇帝自任海陆军大元帅； ②改元为维新元年，断发易服，以 表变法的决心； ③迁都上海，摆脱后党的包围。
1、 马关条约
•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定 条约主要内容： 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赔偿军费2亿 两；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设厂；开放重庆、 沙市、苏州、杭州。 • 广东、湖南的举人联名上奏请求拒签，各省举 人纷纷响应。 • “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 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2、 松筠庵聚会
• 《上清帝书》
主要内容：①下诏鼓天下之气； ②迁都定天下之本； ③练兵强天下之势； ④变法成天下之治。
“穷则变，变则通” 变法重点：富国---设银行、修铁路、制造机 器、开矿、铸币、通邮政 养民---务农、劝工、惠商、恤穷 教民---开设学校、图书馆、报馆
• 5月1日各省举人在松筠庵聚会，康有为发 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举人们纷纷在上书 上签字。
1、连续上书 2、创办报刊、学会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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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
一、“明定国是”
1、百日维新的内容 2、康有为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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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死搏斗
1、后党的部署 2、光绪及维新派的反击 3、戊戌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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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亡日本
1、九死一生 2、与革命党的接触 3、被迫离开日本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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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与立宪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光绪廿一年（1895年）进士，曾与弟子梁启超合作戊戌变法，后事败，出逃。

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

目录[隐藏]∙ 1 生平o 1.1 早年o 1.2 中年o 1.3 逃离北京o 1.4 民国以后o 1.5 逝世与掘墓∙ 2 思想∙ 3 著作o 3.1 全集∙ 4 家庭∙ 5 相关描写∙ 6 注释∙7 参考资料o7.1 脚注o7.2 引用书籍∙8 拓展阅读[编辑]生平[编辑]早年康有为生于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

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

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

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

光绪十七年（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康有为的老师为朱九江。

[编辑]中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乙未科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在松筠庵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

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许。

但根据不少学者的看法，康有为在进行政治宣传以及回忆的时候，最明显如其《康南海自订年谱》他是很多不尊重事实的地方而且又多吹牛造假[参 1]。

而茅海建等不少学者则根据许多文献认为康有为所谓的组织举人联名上书，事实上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但被康有为的派系不断地涂抹，从而篡改了历史，并被之前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

康有为与作为“国教”的孔教在以“民主”、“科学”激烈反传统为主题的五四话语影响下，二十世纪初以孔教为国教的主张一直被简单视为复辟和落后的，孔教最热心的倡导者康有为的“圣人情结”也一再为人诟病。

今天的研究者在讨论康有为及其孔教说的时候，通常集中关注他在民国后的言论，对其个人野心和政治动机则多持批评态度〔1〕。

尽管这场昙花一现的运动似乎未能挽救儒学在现代中国的衰颓，更未能替康氏晚年的政治和思想生涯增添光彩，但这种主张本身所蕴涵的民族主义意味，其内在的学理逻辑乃至失败的深层原因在今天仍有重新探讨的空间，从中更可窥见危机中的近代中国思想的复杂与多元。

康有为对孔教的崇奉不但有相当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且从一开始就产生在中国文化面临西方文化挑战的背景下。

1877年，他未满二十岁时所作的《性学篇》一文中，已经将孔教与佛教、回教、耶稣教并列，称：“今天下之教多矣，于中国有孔教，二帝三皇所传之教也……”〔2〕这里，康有为把孔教看作中国独有的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作为维系民族认同的纽带必须以某种方式加以发扬，这在晚清的变局中的确显得迫切。

晚清改革者和士人对于西方传教士的活动持一种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多数改革者都得益于来华传教士所从事的翻译、出版、教育和知识普及活动，并与传教士中个别较为友好和热心于中国改革事业的人建立私人友谊；另一方面，传教士作为一个群体哪怕在较为开明的中国士人眼中也仍然被看作异教的代表和对中国文明的根本挑战。

同时，这些传教士孜孜不倦的宗教精神和传播方法倒也启迪中国的改革者重新思考儒教的传播方法和途径问题。

康有为在1897年，即戊戌变法前一年所作的《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中，就表达了这种焦虑和责任感：“外国自传其教，遍满地球，近且深入中土。

顷梧州通商，教士�集，皆独尊耶稣之故，而吾乃不知独尊孔子以广圣教，令布�流衍于四裔，此士大夫之过也。

”〔3〕这种危机感并非康有为独有。

启蒙思想家郑观应早在1894年前后刊布的《盛世危言》中，就以西方传教士为借鉴，认为清政府应当以康熙年间颁布的《圣谕广训》为主，结合“孔孟之道，程朱之学”，恢复和加强在乡村基层的“圣教”传播和宣讲活动“以正人心”，并提出了一些具体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