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唐诗学和宋理学文化背景下的杨慎文化观

Ｖｏｌ．２３Ｎｏ．１Ｆｅｂ．２００８第２３卷第１期２００８年２月西藏大学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ＩＢＥ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杨慎（１４８８—１５５９），字用修，号升庵，是明代学术大家，以博学著称。

其涉猎范围包括哲学、文学批评、考据学等，其著作号称四百种，现存２００种左右，可谓学术全才，在诸多方面，影响了晚明及清代学风。

明代学术演进至清代学术，杨慎是重要一环。

由于杨慎在明代有着极其显著的地位，在他去世之后，人们纷纷编撰其年谱，梳理其著述，研究其思想，阐发其要义。

历代皆有学问大家对杨慎的诗歌和其他方面的文学成就进行研究，构成了明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支流。

明清时期的杨慎研究，多存在于大量的诗话、笔记中，或对杨慎一生的著作进行整理，或津津乐道于杨慎的趣闻轶事，或对杨慎著作里面的纰漏进行驳正和论辩，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杨慎其人其文。

但其形式十分零散随意，又往往用儒家伦理标准来衡量杨慎，较少关注其文学成就和艺术价值，缺乏系统的研究探讨，这种状况直到２０世纪才有所改观。

而当今学界对杨慎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其著作的整理、考察其生平以及对其文学批判理论的研究，因此，本文将着眼于明朝唐诗学和理学的文化大背景，审视杨慎文化观的独特地位。

一、唐诗学和杨慎对唐宋诗的辩证认识（一）唐诗学概况唐诗学是一门有关唐诗研究的学问，唐诗研究萌芽于唐代，历经宋，至明代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

所谓全面，是指明人不论是在唐诗的编选辑佚、笺注考证等方面，还是在唐诗体制的界定、风格的辨析、审美内涵的发掘、创作技巧的总结等方面都比前代全面和深入，从而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唐诗学。

早在元代，虞集就准确地指出《唐音》具备“识度越常情远哉”的发展观，对其分唐诗为盛唐、中唐、晚唐感到非常满意，认为其传达了以声文之变迁来观世道之升降的儒家文艺思想。

而杨士弘也基本认同虞集的说法，他在自序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选唐诗，不仅仅“以见世次不同，音律高下”，而且要“审其音律之正变”，为学诗之人树立经典范本。

所谓“审音律之正变”乃是基于“声音之道与政通”的儒家传统观点提出的，音律的正变代表的是时世之变，所谓“始音、正音、遗响”，反映了唐王朝由初建到鼎盛，然后走向衰落的过程。

按照儒家正统的思维模式，选择“正音”来树立一个供大多数人学习和模仿的典范，是很自然的想法，也是元末明初一般论诗者共同持有的心态。

明初诗坛在创作中提倡“鸣国家气运之盛”，因此注重世运升降，提倡专主盛唐。

在此文化背景下，出现了明人编选的两个重要唐诗选本，《唐诗品汇》和《唐诗正声》。

通过这两个选本，高棅四分唐诗，以分体选唐诗为手段，以依世次别叙目为理论阐释方式，以“声律纯完”为理论支点，用选本的形式建构起庞大而系统的唐诗学体系，奠定了明代唐诗学的基础。

诗坛“高扬“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大旗，提倡用模拟盛唐诗的方法写诗，以期完全达到盛唐诗的艺术高度……而‘不知有宋’或跟着否定宋诗。

”［１］（二）唐诗学与杨慎评唐宋诗“杨慎的老师李东阳为茶陵派的领袖，以宰臣明朝唐诗学和宋理学文化背景下的杨慎文化观周莹（西藏大学党（校）办西藏拉萨８５００００）摘要：２０世纪的杨慎研究，重点在于单片文学作品考证和部分诗学篇目的分析上，缺乏对杨慎诗学思想的系统性、综合性研究。

文章结合明朝唐诗学和理学的文化大背景，审视杨慎文化观的独特地位。

关键词：扬慎；诗歌；唐诗学；宋理学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７３８（２００８）０１－０９６－０３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２－２０作者简介：周莹（１９６６－），女，汉族，重庆人，西藏大学党委（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语言文学。

９６－－主文柄，他理论当然极具号召力。

其《怀麓堂诗话》论诗最重声调体制，以之为标准区别历代之诗，并认为唐诗在声调体制方面为最佳。

其诗学思想自然影响到门生李梦阳、何景明。

李、何二人变本加厉，首创“诗必盛唐”之说。

李梦阳云：‘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

”［２］而杨慎对此的态度是，尊崇唐诗而并不贬低宋诗，并且以辩证的观点看待唐诗宋诗。

首先，他对唐诗进行一分为二的评价，他“认为唐诗继承了《诗经》的主情传统，谓唐人绝句达到了‘后人力追莫嗣’的伟大成就，称道唐人诗‘体物既工，用韵又奇，可谓绝唱矣’，又谓唐诗‘绝妙今古，一字千金’。

由此可见杨慎心目中唐诗的地位之高。

”［３］；同时他认为唐诗之中也有拙劣之作，“唐人诗句，不厌雷同，绝句尤多”［４］。

对宋诗，他认为诗歌应是抒情之物，而宋诗多以针砭实事为切入点失去了很多诗歌的艺术特性。

最重要的是，杨慎认为不应以时代划分诗歌特性。

杨慎“借为《李前渠诗集》写序的机会，直面地讨伐李、何：以此知人人有诗，代代有诗’。

‘李公既取文选，效法唐音，又景行崆峒（李梦阳）、丽泽大复（何景明）自不免陋庸和离时脱世之作’。

杨慎大声疾呼，国人文士要反对拘泥于声律对偶，要克服缺乏性情的书袋习气，要对秦汉之文和盛唐之诗作辩证分析，不要像李、何那样‘近世有爱而忘其丑者，专取而效之，惑矣’。

”［５］（三）杨慎对日后唐宋诗评论的影响杨慎之后，学人在论述唐宋诗的时候，已经能在赞誉唐诗的同时，不片面地对宋诗一概否定。

如公安派首领袁宏道以历代文学作品的风格特征而不是以时代为标准来论述历代诗歌流变，认为每一时期都有各自的成就和不足，因此不能贬抑中晚唐乃至宋诗。

袁中道在《宋元诗序》中着重对宋诗“不得不变”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宋诗的可贵之处，恰在于不甘步武前人、开宗立派、自立门户、大胆开拓的精神。

胡应麟则从文体流变的角度认同了公安派的文学进化论的观点，把唐诗和宋诗作为两种不同的审美类型予以观照，并对宋诗中切近唐诗气象、韵味者不遗余力地予以肯定，主张对宋诗中“瑰伟绝特者”予以适当肯定，要求学者开阔视野，“博观而慎取”，这无疑是对“宋无诗”之论的修正。

“三袁”的宗宋思想经过胡应麟的呈递，直接影响清初的宗宋思潮二、宋理学的“诗史说”与杨慎对“诗史说”的批判（一）诗史说古代统治阶级强调文学经世致用的功能，所以中国文学相当长一段时期都是文史不分、诗史相混。

古代史官采风以观政的制度，以及孔子对“诗可以观”的功用性界定，都要求诗人在诗歌中反映社会现实，使读者藉以观察、了解各地之民情和时运之盛衰。

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批评中“诗史”一词源远流长，而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长河里，最突出的便是历代评价杜甫的诗歌为“诗史”。

“在诗文评中第一次用“诗史”一词称赞杜甫诗歌的当是唐代的孟棨。

他的《本事诗》‘高逸第三’条在论述了李白的生平经历之后说：‘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

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

故当时号为‘诗史’”［６］。

宋人“受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儒家思想强化的影响，特别强调杜甫的‘忠君爱国’、‘一饭未尝忘君’的人格修养的一面，如陈敬叟谓：‘至杜陵野老，饥寒流落，一诗一咏，未尝忘君天下。

后世谓之‘诗史’，其以此耶？大丈夫不负所学，不得自见于斯世则已，何至于怨乎？（《方是闲居士小稿跋》）。

”［７］由此，自宋以来，称诗者喜道杜诗‘诗史说’，“诗史说”除强化“诗可以观”的认识功能外，还特别强调诗的“陈古讽今”、“指事陈情”的美刺功能，如杨维桢《诗史宗要序》称杜诗：“陈古讽今，言诗者宗为一代‘诗史’。

因此“纪昀说：‘自宋人倡诗史之说而笺杜诗者遂以刘晌、宋祁二书据为稿本，—字—句，务使与纪传相符，夫忠君爱国君子之心，感事忧时风人之旨，杜诗所以高于诸家者，固在于是。

然集中根本不过数十首耳。

’”［８］（二）杨慎对“诗史说”的批判和影响文艺评论家多认为杨慎是纯粹为了反对宋人对杜诗叙事性的强调，实际上，杨慎不反对杜诗本身，也不完全反对“诗史”。

“他曾肯定元代的两首咏王安石的诗：‘刘文靖公因《书事绝句》云：‘当年一线魏瓠穿，直到横流破国年。

草满金陵谁种下？天津桥上听啼鹃。

’宋子虚《咏王安石》‘投老归耕白下田，青苗犹未罢民钱。

半山春色多桃李，无奈花飞怨杜鹃。

’二诗皆言宋朝之亡由于安石，而含蓄不露，可谓诗史矣。

’（《升庵诗话》卷十一）其实杨慎也并不如他所公然标榜的一样完全排斥叙事作品，并且认为经史可以互相印证，互为表里。

”［９］廖可斌先生在《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中的论述对把握杨慎非议杜诗“诗史说”的批评史意义来说更为公允：复古派作家对杜甫诗歌提出过那么多尖锐的批评，但并不意味着否定杜诗。

恰恰相反，杜甫仍是复古派作家最崇敬的榜样。

他们之批评杜甫，主要是因为后代人特别是宋代理学家及受理学９７－－影响较深的诗人，在倡导以诗言理叙事时，常以杜甫为口实。

因此，他们对杜甫的批评，如杨慎对“诗史说”的辨析等，要说是批评杜甫，倒不如说主要是批评宋以后人特别是理学家们对杜甫的误解歪曲和利用。

杨慎对“诗史说”的批判与他“欲训诂章句，求朱子以前六经”的经学理念相联系。

自明初朱元璋明确诏示“一宗朱氏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之后，明成祖朱棣延续了其父的文化政策，罗织儒臣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并亲自作序，颁布天下，从而圈定了学术研究以阐发宋儒传注为主的单一模式。

“明自万历以后，心学横流，儒风大坏，不复以稽古为事。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三》）但是，社会的发展往往也是学术思想嬗变的直接动因。

明代中期，随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加剧，明代的主要思想学说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

“程朱理学以说“理”为主要形式的经学诠释，虽然仍崇奉孔孟学说，但同时也汲取了佛老思想，因此其所揭示的经学意义，往往无视汉唐学者诠释经学的基本见解而流于空谈心性。

同样，作为与程朱理学立异的陆王心学，也是‘阔论高谈，饰虚文美观而曰吾道学、吾心学，使人领会于渺茫恍惚之间’。

（《升庵集・卷七十五道学》）。

”［１０］针对这种情况，他一改宋元儒者空谈义理之风，倡导汉唐经学，首开经学诠释的考证学风，敢于对宋儒进行大胆批评；又对传统经典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成为清代干嘉汉学的先行者。

结论杨慎在明朝的独特地位不仅因为他的博学多才，更因为他在明朝文化大背景之中所建立的独特文化批判理论。

无论是在与唐诗复古派的争论中坚持辩证思想方法，还是对空洞的宋理学进行的批判，都可以说是非常深刻的，因为他在文化批判上运用的哲学思维，比流于形式的模仿唐诗创作的复古派以及言之无物的宋理学都要高明得多。

参考文献［１］陆湘怀．从宋诗出版看明代和清初诗风［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１９９７（５）：２４－２５．［２］高小慧．杨慎论唐宋诗之争［Ｊ］．中州学刊，２００７（２）：２０４－２０５．［３］高小慧．杨慎论唐宋诗之争［Ｊ］．中州学刊，２００７（２）：２０５．［４］升庵诗话（卷八・唐诗不厌同）［Ｍ］．［５］李朝正．杨慎的文学观及其对复古派的抗争［Ｊ］．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９７（６）：１３６．［６］高小慧．杨慎的“诗史”论［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１）：１２１．［７］邓跃新．杨慎对杜诗“诗史说”的批判及其批评史意义［Ｊ］．杜甫研究学刊，２００５（１）：４０．［８］高小慧．杨慎的“诗史”论［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１）：１２１．［９］邓跃新．杨慎对杜诗“诗史说”的批判及其批评史意义［Ｊ］．杜甫研究学刊，２００５（１）：４２．［１０］郭素红．论杨慎经学诠释的特点［Ｊ］．兰州学刊，２００７（１０）：２５．［责任编辑：蔡秀清］ＯｎＹａｎｇＳｈｅｎ’ｓＩｄｅａ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ａｎｇ’ｓＰｏｅｔｒｙａｎｄＳｏｎｇ’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ＺｈｏｕＹｉｎｇ（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ｉｃｅ，Ｔｉｂｅ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ｈａｓａ，Ｔｉｂｅｔ８５００００）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ｓＹａｎｇＳｈｅｎｓｔｕｄｙ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ｏｎ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ｏｒｋｓａｎｄｔｅｘｔｕａｌｐｏｅｍｓｂｕｔｌａｃｋｓ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ｔｕｄｙｏｆＹａｎｇＳｈｅｎ’ｓｐｏｅｔｉｃｉｄｅａ．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ｅｘａｍｉｎｅｓｔｈｅｕｎｉｑｕ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ＹａｎｇＳｈｅｎ’ｓｉｄｅａ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Ｔａｎｇ’ｓｐｏｅｔｒｙａｎｄＳｏｎｇ’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ＹａｎｇＳｈｅｎ；ｐｏｅｔ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ａｎｇ’ｓｐｏｅｔ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ｏｎｇ’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９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