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武陵山区2

试论武陵山区多角度下的土司文化郑荐阅读提示：土司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历史产物，它的建立、留存顺应了历史潮流，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沟通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跟中原的联糸和交流，保护了少数民族文化，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曾经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以一种文化多角度的视野，来探讨武陵山区在土司时期的生产关糸，研究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特别是土家族的经济发展状况，客观分析少数民族地方史，对于我们正在热身的文化旅游产业是有帮助的。

一、土司制度的来历及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土司这个说法，最早见于宋代。

史料记载，武陵山区的土司制度始于五代，发展于两宋，完备于元明，衰落于清代，个别土司残喘到民国年间。

土司制度又叫土官制度，它是在两汉时期羁縻（《史记.司马相如传》解释，羁为马络头。

縻为牛牵绳。

就是笼络的意思）郡县制度、唐宋州府县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元朝在总结唐宋羁縻统治利弊得失的基础上，克服少数民族地区形同独立王国的弊病，开始实行‚以夷制夷‛，就是用土官治理土民的政治制度。

其核心是设立不同等级的土司职务，任用各级土司官吏，对土司实行政绩考核,决定土司职务的升降,规定土司的信物、承袭、赏罚制度,明确土司的义务和职责。

明朝沿袭了这一制度，并加以完善。

《贵州土司史》记载：明洪武五年,即1372年,田儒铭第五子茂能,被敕授‚朗溪司正长官‛,后其子仁泰又奉命招抚叛苗28寨有功,明朝廷授予他《朗溪司舆图公据》,上面有‚照得朗溪司正长官田仁泰…招抚治古、答意（属乌罗）长官司…与国出力,公据为凭,永远子孙世袭掌管…‛等文字,此公据,是贵州境内迄今为止唯一发现的一份。

需要说明的是，据《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记载，明永乐十一年（1413），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与思州（唐贞观四年，改务州为思州，元代思州东抵湘西永顺、保靖，西迄务川、凤冈、施秉，北达重庆酉阳，南至荔波、丛江，管辖范围永永超过唐宋时的思州）宣慰使田琛争夺土地、矿坑长期攻杀，朝廷派蒋廷瓒前往勘查，密捕二田至京师斩首。

明朝廷平定这次叛乱后，乘机将两宣慰司所辖之地改设为八府（思南、铜仁、乌罗、镇远、思州、新化、石阡、黎平），并以原二宣慰司所属的印江、沿河、德江、酉阳等39个长官司，加上贵州宣慰司及安顺、都匀二府，镇宁、永宁二州为基础，设‚贵州布政司‛，两宣慰司的废除和流官的派谴，开了中国‚改土归流‛的先河，是贵州建省的助推器。

史料表明,在武陵山区,土司制度一直延续到清雍正十三年(1735),少数地方残存到民国时期。

之所以土司制度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存留八百多年,是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了的。

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从秦朝起,中原一带虽然已进入封建社会,但实际上,到元朝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还没真正进入封建社会。

这样,由于山高路远等诸多原因,历代的中央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既不能用统治中原的办法,也不能用两汉时期那松散的羁縻制度。

在这样一种国情下,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仍然要‚以夷制夷‛,它由王朝中央对当地土族大姓的首领封以官职,让其世袭原有的土民,政治上巩固朝廷的统治,经济上维持当地原有的生产方式,王朝只是通过这些土官对其土民进行管治，同时也规定了土官必须承认是中央王朝统治下的一部分,听从朝廷征调,按期交纳一定贡赋,承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义务。

这就是土司制度得以长期存留的社会基础,它的实质就是用封建领主制代替农奴制,而最终目的是解除唐宋以来郡国并存的弊端。

二、土司制度的运作模式及其历史局限性对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实行土司统治。

王朝中央在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地区,明朝廷用流官、土官分治的办法,少数民族聚居区,‚统以土司‛管理土民,颁布‚蛮不入硐,汉不入境‛的禁令。

采用卫所、土司相结合的军事建制,在重要的边缘地区设卫所、驻重兵。

元朝的土司设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三种武官职务,负责地方行政、赋税、诉讼、招兵等责。

明朝增加了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三种文官职务。

分封地方首领,用高官笼络土司(宣抚使为四品、安抚使为五品、长官司为正六品),对有影响的土司或在战争中有功的土兵授以虚衔,以示其宠,世袭官职。

《贵州土司史》记载,‚洪武初,西南夷来归者,即以原官授之‛,朱元璋说‚蛮夷土官不改其旧,所以顺俗施化,因人授政,欲其上下相安。

‛土司享有各种特权,拥有军队,私设监狱(印江朗溪土司,搬到木黄磐石后还设‚蚂蝗池‛,惩治土民)。

分设长官司与蛮夷司,据《明史.湖广土司列传》载,以四百户作为区分长官司与蛮夷司标准,并以此为一代定制推行全国。

清朝承袭了这一办法。

实行领主经济,土地按等级分配。

多数土司的隶属关糸是宗族关糸,《蛮司合志.湖广》记载,划定隶属关糸时,‚令覃、田、黄、向诸大姓各有所属‛。

设立官学、书院、社学(多设在农村)和义学(私塾),施行文治教化。

历史局限性表现在：政治上,土司拥兵自重,私设监狱,土司之间有的为土地、人口互相争杀,妨碍了中央集权。

土司奴役土民,造成民族矛盾,不利于统治的稳定。

‚分而治之‛的企图,让土司相互监视,人为制造了民族隔阂。

经济上,土司制度下的领主经济,土司占有大量良田沃土,小姓的土民只能去开垦瘦脊的陡坡地,有的小姓土民为了求生的需要,不得不改为大姓,这些,阻碍了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

日常生活中,土司还规定一般土民住房建设不准盖瓦,州县的官学以地方官家子弟为培养对象,土民子弟被拒之门外,‚主仆之分,百世不移‛,这种特权的体现和反映,在土司制度施行的后期,明显隔碍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

另外,据湘西黄华川《绝域秘史》这本书披露,湘西土司野蛮行使‚初夜权‛,对土民实行性奴役,这些等级障碍,足以说明土司制度的腐朽性。

还有土司思想观念上固有的分散性、封闭性,土司制度下神权、政权的分离和对立,这些都是土司制度不可疗救的内伤(向成国:读《土司王朝》笔记), 土司制度的这些局限性,注定了它消亡的必然性。

三、在多元文化视野下,如何多角度看待土司制度曾经一段时间,人们不愿谈及土司,担心被贴上封建、落后的标签,也不敢探讨历史上的土司制度,害怕遭灾惹祸。

诚然,作为封建统治者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项政治制度,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

但是,应该看到,元明清时期在武陵山区实行的土司制度,是集前代王朝治理经验之大成,它废除了羁縻制度下郡国并存的体制,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如果将土司制度同中原核心区的郡县制度比,这种半独立的自治状态,似乎对大一统构成了挑战,但是,我们设身处地想,这是古代中原统治者们所能采取的政治策略中最好的选择,因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路途崎岖,派兵占领,运输困难,当地瘟瘴横行,军队难以久住；当地土人宗教文化、生活习俗和语言不同于中原,‚土人不服王化‛,无法实行有效统治,只好选其能者代为管理。

这样,只要他有‚归属‛的意义,时间长了,外来势力不易染指,稳定性强。

这些地方的半独立,相当于今天的少数民族自治,既兼顾了少数民族的利益,又将这些地方纳入了大中华的版图。

今天我们从文化的视野,用‚扬弃‛的思维分析土司制度的利弊,首先要结合它运转的史实来说话,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

首先,武陵山区的土司,多次参与了维护中华民族独立的军事征调。

据《明实录》记载,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冠（日本海盗）进犯我东南沿海,为了保卫我国领土的安全,朝廷征调湘西、鄂西、黔东北和渝东南的土司和九卫所的土兵,到苏松沿海协剿倭贼。

土司们接到命令时,正好是除夕前一天,不得不提前一天过年。

杀了猪,都来不及细切,砍砣砣肉,和白菜、豆腐一起煮,匆匆吃了,唱‚点兵歌‛（又叫‚辞行歌‛）后就开赴前线,土兵荚勇杀敌,取得开战以来的‚东南第一功‛,土家族人‚过赶年‛的习俗也由此而来。

《土家族土司简介》讲述了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土司奉命参加抵御满族军队南下的‚抗辽‛之战,这类军事活动有利于巩固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格局。

其次,由中原带来的生产技术（如印江古法造纸、印染、棉花种植等）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统治区域的经济发展。

敖以深在《土司制度流变、遗存及保护利用探析》一文中,引用史料说‚明代以前,黔东北地区‚土俗大变,渐染华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比于内郡’、‘冠于全省’‛,连朱元璋登上龙椅后也感慨说‚两广覃黄,思播田杨‛,指明思州田氏、播州（今遵义）杨氏实力的雄厚。

陈法权在湖北2009第二期《土家族研究》撰文说,田氏土司统治印江期间,重建唐贞观二十年修建的天庆寺,协助朝廷勘定梵净山边界,整治楚人私开金矿,修建兴隆桥等朝山路道,发展桐、生漆和水果特产,其中,朗溪土司上贡的梵净山茶就深得皇帝赞赏,在明代就特准以茶抵粮。

第三,看土司统治时期,武陵山区的文化发展状况。

人们常常讲‚文化积淀决定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

考察一个地方的文化,首当其中要看它的教育。

史料记载,武陵山区土家族聚居区最早建立的官学（儒学）,是928年蓟州人李承约在彭水创办的黔州学。

据《清会典事例》卷395记载,早在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1）,黔东北沿河司(今沿河白泥河畔)就建立了銮塘书院、竹溪书院,这是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也是贵州）最早的书院。

《明史.选举志一》讲,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就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同时规定‚科举必由学校‛,明弘治十年（1497）,朝廷下令‚土官应袭子弟悉入学,渐染风华,不入学者,不准承袭‛,相隔四年,又再次重申这个政策。

清朝在土司地区推行‚文教为先‛的政策,此外,明朝和清朝前期,还特许民族子弟免试入学,规定‚多取土童‛。

这些措施有利于土司、土官及其子弟提高文化水平,教学内容虽然缺乏民族特色,但达到了‚开其智巧,教育人才‛的目的。

2010年12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杨天波,在‚土司制度：体现了明清顺应时势的治边思想‛一文中,引用李世愉的话说：土司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是我国古代边疆政治史上的大事。

中央政府任命少数民族贵族为世袭地方官,并通过他们的管理,加强边区的统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进步。

土司制度的完善,体现了明清统治者‚因地治宜‛、‚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

四、关于土司文化保护利用的几点建议就土司制度而言,不管是其物质文化遗存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反映的是在中国元明清三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统冶措施,作为古代的一种政治制度,其存在本身值得关注,在人们已经接受文化资源走向产业化的今天,重视土司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对于“两欠程度”较深的武陵山区调整结构、可持续发展大有裨益。

先来看看武陵山区一些兄弟县市如何开发和利用土司文化资源：湘西永顺老司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已经发掘鹅卵石铺砌的多条路道、土司彭世麒的夫妻合葬墓,湖南考古研究员柴焕波说“老司城遗址是土家族历史文化的见证”,他们已着手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还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