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清室优待条件问题

也谈《清室优待条件》问题王树才刘敬忠《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刊载了喻大华先生《〈清室优待条件〉新论——兼探溥仪潜往东北的一个原因》（以下简称《新论》）的文章。

该文对《清室优待条件》、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和溥仪叛国原因等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

拜读之后，笔者认为该文不仅观点陈旧，而且在一些问题的论述上、尤其是关于溥仪充当日本帝国主义工具原因的看法，涉及到一个十分严肃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即如何评价某些对国家、民族犯有严重罪行历史人物的犯罪原因。

为此笔者也试就该文所涉及的上述三个问题略陈管见，与喻先生商榷并就教于方家。

一关于《优待条件》的产生，《新论》否定了学术界对此的传统观点。

学术界普遍认为《优待条件》是由袁世凯等炮制，是中国资产阶级对封建反动势力的又一次妥协，清王朝结束统治后其皇室受到优待是极端荒谬的。

而《新论》则认为首先提出《优待条件》的是革命政府代表，并对其做出了高度评价。

他称《优待条件》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而且有其积极作用”；“正是《优待条件》的提出，使清皇室发生了分化，并使之尽快退出历史舞台。

中华民族在保持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尊严的同时，迅速地进入了共和时代。

”（注：喻大华：《〈清室优待条件〉新论》，《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以下凡引本文时不再注明出处。

）在此，做为辛亥革命副产品的《优待条件》，被拔高成为加速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原因。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实际上，此论实为旧说，决非喻先生首创。

1924年11月，在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后不久，唐绍仪就对上海《字林西报》的记者发表讲话说：“当时清帝逊位，缩短革命时间，保全人民，颇与民国以建设机会，故民国亦承认此优待条件以报之”（注：长沙《大公报》1924年11月13日。

）。

唐是辛亥革命时期代表袁世凯参加南北和谈的首要人物，也参与了与清室商谈《优待条件》。

从肯定自己的历史出发，他替《优待条件》唱赞歌是可以理解的，其观点与《新论》大同小异。

所不同的是，《新论》把《优待条件》产生的作用拔得更高。

《优待条件》的产生确有一定的社会原因。

辛亥革命是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发展还不成熟、中外反动势力相对强大的背景下发生的。

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也没有给予封建的政治势力及经济基础以致命的打击。

资产阶级革命派最终向反动势力妥协，从而将政权交给了袁世凯并最终保留了清室。

这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也就是“历史必然性”。

但是，《新论》所说的“历史必然性”并不是上述的经济政治原因。

喻先生认为产生《优待条件》的原因有两点：（一）“险恶的国际环境迫使南北双方优待清室，以尽快地完成政权更替，避免招致列强干涉。

”（二）“国内秩序混乱、财政危机的局面迫使南北双方必须优待清室，以尽快建立民国，早日拨乱反正。

”为了给上述原因寻找根据，《新论》极力夸大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危险及清室的力量，认为：“假若革命进一步拖长并发生较大的混乱，则难免为俄、日干涉提供机会。

”这个观点倒可名副其实地称为“新论”了。

到目前为止，所有研究辛亥革命、且有一定权威性的学术专著，都否认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性，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矛盾重重，并对腐朽的清王朝已不抱希望，故以扶植袁世凯来干涉中国内政。

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固然，日、俄帝国主义最初确曾有干涉、分裂中国的阴谋，但由于害怕中国的革命力量，并碍于和英、美、德等帝国主义的勾心斗角等原因，被迫中断了其罪恶企图。

英、美、德等帝国主义出于在华利益的考虑，没有如庚子年间结伙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打算。

这是中国革命大势及帝国主义矛盾斗争的结果，与《清室优待条件》何干？《新论》还特别强调指出：清室“接受《优待条件》，留在北京，就使得日本军阀的满蒙独立计划失去了借口，潜往东北的肃亲王善耆也难以打着清室的旗号进行活动。

……日本政府不得不命令川岛等人暂时停止满蒙独立活动。

可见《优待条件》对保障国家统一起了多么大的作用”。

这里，喻先生为极力美化、拔高《优待条件》的作用，已全然不顾历史事实了。

《新论》所谓的满蒙独立活动（史称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分满洲独立（即让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统领张作霖拥立肃亲王善耆在满洲“独立”）和蒙古举兵（即唆使、资助内蒙古喀喇沁王、巴林王等蒙古族王公在内蒙举兵起事）两部分。

清室接受《优待条件》后，日本并没有停止满蒙独立活动的策划与实施，2月22日，日本政府也仅是决定中止满洲独立的策划。

其原因也并非清室接受《优待条件》，而是赵尔巽、张作霖在袁世凯极力笼络下，一反以前效忠清室、依靠日本的立场，表示拥护共和，使日本策划的满洲独立失去了基础；再加之英国政府于2月16日照会日本政府，要求立即停止策划满洲独立。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碍于英日同盟关系，决定中止满洲独立的策划与实施，也就在所必然了。

可是，对于蒙古举兵，日本政府非但没有因清室接受《优待条件》而停止，反而更加紧锣密鼓地进行。

一直到3月下旬，日本参谋本部才训令暂时中止举兵，改为在内蒙训练军队、贮存武器弹药，以待时机。

5月下旬，日本提供的武器弹药经大连运至公主岭，由日军大尉松井清助负责运往喀喇沁和巴林，6月8日在途中被中国军方截获，武器弹药全部被烧毁。

至此，蒙古举兵的策划才宣告破产。

（注：详见王树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首次尝试——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4期。

）上述史实说明，《新论》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

假若《新论》的观点成立，那么，又该如何解释日本帝国主义于1916年（其时《优待条件》依旧，溥仪仍居宫中）策划、实施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呢？显然，喻先生不能自圆其说。

更为离奇的是，还把垂死的清王朝的力量说得十分强大。

在作者看来，不仅革命的力量，甚至连袁世凯的北洋武装都抵挡不住清王朝的垂死挣扎。

《新论》声称：“清室一旦决定撤回东北，袁世凯根本无力阻挡。

当时北京警察中满人居多，数量达1.2万人的禁卫军虽改为由冯国璋统领，但多数士兵和下级军官仍为满人。

而北洋军则已开往前线，与革命军对峙。

所以，清室一旦孤注一掷，南北双方想极力避免的国家分裂就可能出现，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新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通篇的结论都是建立在假设的前提下。

我们姑且不论历史能否假设，即以事实论，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室已经丧胆。

1912年2月26日，京津同盟会员彭加珍的一个炸弹更使得皇族作鸟兽散，最顽固的宗社党连吹大话的胆量都已丧失，还谈得上什么组织反抗！须知，清皇室没有一个敢于“孤注一掷”的挑大梁的人物；其在北京的军事力量，实际上根本不值一提。

军警算不上正规的武装力量，历来也不是野战军的对手，这是起码的常识。

《新论》所说北京“汉人害怕满人报复而出走，满人害怕将来的下场而出走，两个月内避离北京的人数达40万”，这已经表明，北京军警连起码的社会秩序都维护不了，怎么还会成为清皇室的救命军？清廷的“禁卫军”虽然是一支正规的军队，但其组成人员八旗纨绔子弟居多，贪污腐败惊人，战斗力极差。

连清朝重臣世续都承认“兵无斗志”。

可见，“禁卫军”怎么可能成为与革命及北洋军对抗的“王牌”呢？实际上，“禁卫军”已为袁世凯的心腹冯国璋所掌握，清廷已失去了对其的控制。

《新论》以此来宣染清皇室的“实力”，实在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必须指出，在革命爆发后，京畿各界人民对于民主共和无不向往。

“即满人中亦居多数赞成”（注：“何宗莲致孙中山电”，《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8号，南京大总统府印铸局1912年编印，第309页。

），清王公宗室及顽固派官僚虽然想勾结陕甘总督长庚和署理陕西巡抚升允反对革命，一些蒙古封建王公也图谋回归本部武装顽抗，但兵饷俱无，故只是虚张声势，空言塞责而已。

袁世凯的北洋军并非如《新论》所说，已全部派往南方与革命军对峙。

当时，北洋第六镇在石家庄，第二十镇在滦州，北洋第二混成协、第三十五混成协在东北，北洋第五镇在山东，第三镇、第一镇就在北京。

此时，完全听命于袁世凯的姜桂题的“毅军”也驻扎在京郊。

我们不把由旗人组成的北洋第一镇算做袁世凯的力量，仅就其它诸部而言，京畿和东北也完全在北洋武力控制之下，清皇室哪里有什么反抗力量！实际上，武昌起义后革命者的真正对手是袁世凯，清王朝能否存活下去也取决于袁世凯。

袁一石双鸟，他成功地借革命力量震慑清皇室，又以北洋军事实力向革命党人施压。

革命派所担心的不是清皇室，而是袁控制的北洋武装。

1912年1月上旬，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南北和谈达成了秘密协议：袁世凯逼使清帝在优待条件下退位，同意建立“共和政体”，然后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让给袁世凯。

（注：章开源、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第382页。

）《优待条件》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出笼的，南方代表伍廷芳也是在与张謇及袁世凯集团秘密商谈之后提出的。

《新论》首先强调伍是始作俑者，继而又承认袁世凯方面提出的对清室优待条件高于革命党人的事实，已说明了历史的真相。

袁世凯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避免招致“欺侮孤儿寡母”的“逼宫”之嫌，并不是心怀对清室的仁慈。

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还假惺惺地在《优待条件》上亲笔题道：“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能变更，容当列入宪法”（注：《民国人物小传》，传记文学社第74卷第1期。

）。

《优待条件》的提出，只不过是袁世凯实现个人野心的手段与结果而已。

值得提出的是，《新论》绝口不提资产阶级革命派曾反对优待清室这一事实。

黄兴在1912年1月19日特致电伍廷芳说：“和议愈出愈奇，殊为可笑。

第一条仍保存大清皇帝名称及世世相承字样，可谓无耻之极！”（注：观渡庐（伍廷芳）：《共和关键录》第一编，著易堂书局民国元年本，第77页。

）据当时外电报道，“南方革命党之激烈派于保存太后及皇上名称极不满意。

然平和派势力甚大，足以抵抗之也”（注：《欧报对于中国革命之舆论》，丛刊本《辛亥革命》（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10页。

）。

革命党人是在妥协倾向占上风的情况下才接受《优待条件》的。

这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伍廷芳、汪精卫等人。

他们认为对清室优待是“枝节”，“共和目的已达，其它枝节似可从宽”（注：观渡庐（伍廷芳）：《共和关键录》第一编，第80页。

）。

革命党人之所以接受优待条件，是为了换取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建立共和国。

此时，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方面都没有对外国干涉的恐惧，更没有对清室“孤注一掷”的担心及为避免民族分裂等策略的考虑。

所以，《优待条件》的产生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封建势力及封建伦理意识强大所决定的。

其中，袁世凯个人的意志占了相当大的成分。

所以，《清室优待条件》是辛亥革命的副产品，并不是什么使中国“迅速地进入了共和时代”的动力之一，更没有、也不会在保障国家统一方面起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