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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引出的几点思考[论文摘要]关于齐玉苓的案件引出的“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空前激活了中国的宪法学界，本文在不否定最高法院《批复》的合理性基础上，驳斥众多观点后得出该案不是宪法的司法化，而是宪法在个案中的论证，本文又从该案的背后揭露了炒作的真正原因，从而显现出了中国宪法体制的弊端，针对该弊端笔者作出了中国宪法司法化制度建设的一些构想。
[关键词] 宪法司法化违宪审查宪法的适用宪法论证效力优先原则背景提示1990年，山东藤州八中应届毕业生齐玉苓考上了一所中专，但录取通知书却被同学陈晓琪及其父亲陈克政与所在中学共谋攫取。
陈冒齐之名上学和工作直至1999年。
1998年7月，齐知道了真相，于是就以陈晓琪、陈父以及原所在学校为被告提起了诉讼。
枣庄市中院一审认定陈晓琪，侵害了齐玉苓的姓名权，判决停止侵害，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精神损失金35000元。
齐玉苓不服，向山东省高院提起上诉。
山东省高院就此案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最高院作出了批复，指出：在此案中，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2001年8月23日，山东高院终审判决陈晓琪停止对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藤州八中、藤州教委向齐玉苓赔礼道歉：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直接损失7000元有陈晓琪和陈克政赔偿，济宁商校藤州八中、藤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齐玉苓因受教育的的权利被侵犯所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由陈晓琪、陈克政赔偿；济宁商校藤州八中、藤州教委承担连带责任；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藤州八中、藤州教委赔偿齐玉苓精神损失费50000元。
自从最高院针对齐玉苓一案所作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发布后关于宪法司法化的问题，再度成为宪法学界一大热点问题，不少学者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此案是“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开创了“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先河”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此保持高度的冷静和理性，但无论如何，人们对此案的关注，说明在今天宪法司法化的问题已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但从学术界不同的观点和争论中，也说明在对宪法司法化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上，尚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从齐玉岑案看我国宪法司法化说起受教育论文style=“text-decoration: none; color:rgb(68,68,68)“ href="/thesis/list_15.html" target=_blank教育权，由齐玉岑受教育权被侵害案所引发的宪法论文style="text-decoration: none; color: rgb(68,68,68)" href="/thesis/list_82.html" target=_blank宪法司法化问题让人不得不重视。
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对于基本权利的保障方式，我国现行宪法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具体的法律制度层面上以及实践中所形成倾向于相对保障方式，即表现为基本权利的具体内容和保障方式均由普通法律加以规定。
但齐玉岑案却改写修正了相对保障方式为直接保障方式。
这个案子开创了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先例，被誉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这也表明了宪法权利不仅具有防范国家权力的效力，而且还具有防范私人行为的效力。
当某公民的宪法权利受侵犯时，他可以根据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为自己取得司法救济，拿起宪法的武器保护自己。
是的，我国公民依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基本权利，有相当一部分在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处于“睡眠”或“半睡眠”状态，公民的受教育权就是这样一种在宪法上有明确规定而又没有具体化为普通法律规范上的权利。
这个案子第一次打破了法院对此问题的沉默，旗帜鲜明地指出：公民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即使没有转化为普通法律规范上的权利，在受到侵害时也应当得到保护。
在过去几十年的宪政实践中，我们过分强调了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忽视了其法律性，实质上抹杀了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
虽然学者中有人提出基本权利具有直接效力的制度构想，认为在没有具体法律规范时，法院可以直接依据宪法基本权利条款作出判决。
但这一构想难以打破由来已久的法院在判决中不直接适用宪法这一不成文的司法惯例。
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失败所谓宪法司法化，就是法院可以像运用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运用宪法条文来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解决纠纷。
只有在司法实践中援引宪法保证公民权力，才能将宪法落实。
而随着此案司法解释的废止，中国的宪法司法化进程再次受挫。
曾轰动法律界的“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齐玉苓案的最高法司法解释近日被废，权威人士称这意味着法院将不能援引宪法裁判争议司法解释被废“齐玉苓案”被称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最高人民法院针对该案作出的批复也开创了中国宪法作为民事审判依据的先河。
12月18日，最高院发布公告称，自当月24日起，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27项司法解释。
记者发现，最高院就齐玉苓案所做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2001〕25号赫然在列。
与其他26项司法解释被废止理由不同，该司法解释只是因“已停止适用”而被废止，既无“情况已变化”，又无“被新法取代”。
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周道鸾、中国宪法学会顾问廉希圣均指出，这一司法解释的废止，涉及宪法司法化问题。
周道鸾认为，考虑到我国现行体制，最高院无权对涉及宪法的问题做出解释，所以要停止适用。
针对法院能否直接援引宪法条文做出裁判，法学界曾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不能引用”，另一种意见是“可以引用”。
周道鸾认为，这一司法解释被废止后，此类做法“肯定不行。
”废除司法解释与黄松有无关而廉希圣则称，一是现在中央不再提宪法司法化的说法；二是齐玉苓案后，最高院前院长黄松有曾就宪法司法化撰文发表，跟这个问题联系起来。
记者检索到，齐玉苓案二审判决后，时任最高院民一庭庭长的黄松有2001年8月13日在《人民法院报》撰文《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认为此案“开创了法院保护公民依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基本权利之先河”，“创造了宪法司法化的先例”等。
但据记者调查了解，在黄松有出事之前，中央有关领导曾就宪法司法化问题做出批示，并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此事。
论中国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5篇范文）第一篇：论中国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山东齐玉苓案作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
该批复成为当年宪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该案也被媒体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学者们对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所产生的现实意义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该批复是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标志，它意味着宪法作为法院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在司法解释中得到承认，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有人认为，该案仅是普通民事案件，不应适用宪法，最高院作出该司法解释是违宪行为；还有人认为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所产生的意义也没有媒体宣传的那样巨大，但对宪法进入诉讼领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文拟对该案引发的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问题作一些论述。
一、宪法的司法适用在宪法实践中的地位。
齐玉苓案被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那么，何为“宪法司法化”？这种表述是否科学？我们不难看出“宪法司法化”提法的创始人本意是指，宪法像其它法律一样具有司法适用性，即同样能够进入司法程序，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依据。
但是从字面上看，“宪法司法化”表示宪法不断适应自身进入司法领域的要求而自我完善的动态过程。
这个过程要通过宪法的修改来逐步推进。
因此“宪法司法化”的提法不准确。
笔者认为，科学的提法应是“宪法的司法适用”。
对宪法的司法适用在宪法实践中的地位的正确认识还有赖于它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首先，人们通常认为宪法的司法适用起源于美国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
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将宪法的司法适用等同于违宪审查。
虽然美国最高联邦法院解决的是个案问题，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同时确认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排除了违宪法律在司法适用中的可能，它的真实意图在于确立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制约。
而我们所称的宪法的司法适用仅是指宪法直接适用于个案。
因为美国的违宪审查权掌握在司法机关手中，所以很容易把违宪审查与宪法的司法适用当成一回事。
齐玉苓案齐玉苓案，是中国大陆首次宪法司法化的法律判决，亦有中国21世纪宪法第一大案之称。
本案由于首度引用宪法法条进行判决，在中国大陆法学界造成极大的争议和反响，成为法律和教育学者陆续研究评论的个案。
再加上本案明显透露出中国社会阶级地位的失衡，贫穷农工背景的学生尽管努力取得应得的成就，却被社会高层剥夺的悲剧。
一、案情1990年，原告齐玉苓与被告之一陈晓琪都是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的初中学生，都参加了中等专科学校的预选考试。
陈晓琪在预选考试中成绩不合格，失去继续参加统一招生考试的资格。
而齐玉苓通过预选考试后，又在当年的统一招生考试中取得了超过委培生录取分数线的成绩。
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给齐玉苓发出录取通知书，由滕州八中转交。
陈晓琪从滕州八中领取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并在其父亲陈克政的策划下，运用各种手段，以齐玉苓的名义到济宁商校就读直至毕业。
毕业后，陈晓琪仍然使用齐玉苓的姓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
齐玉苓发现陈晓琪冒其姓名后，向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被告为陈晓琪、陈克政（陈晓琪的父亲）、济宁商校、滕州八中和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
原告诉称：由于各被告共同弄虚作假，促成被告陈晓琪冒用原告的姓名进入济宁商校学习，致使原告的姓名权、受教育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被侵犯。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6万元，精神损失40万元。
二、判决结果及涉及法规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认定：（1）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
被告陈晓琪在其父陈克政策划下盗用、假冒齐玉苓姓名上学，是侵害姓名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2）原告齐玉苓主张的受教育权，属于公民一般人格权范畴。
它是公民丰富和发展自身人格的自由权利。
但是，本案证据表明，齐玉苓已实际放弃了这一权利，即放弃了上委培的机会。
其主张侵犯受教育权的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宪法司法化案例分析案例分析：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终审胜诉发表时间：2009-5-26 来源：点击数：796由于不能直接被援引作为判案依据，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在司法实践中长期“休眠”。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司法解释，被人冒名顶替上学的山东姑娘齐玉苓，以“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被侵犯”终审胜诉，首次实现了宪法与公民“直接对话”。
近一个月来，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学界热切地关注着一起案子和一个名词。
这起案子，是山东姑娘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利一案；这个名词叫做：宪法司法化。
该案第一次打开了法院以宪法为直接判决依据的大门，实现了宪法与公民的“直接对话”，被称做“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寒窗苦读求学女遭人冒名顶替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起引起众多关注的案子。
11年前的夏天，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圈里村17岁的农家姑娘齐玉苓，正紧张地面对人生的关口：考中专。
当时，尚未改名的她叫做“齐玉玲”。
考试很顺。
齐玉苓通过了中专预考，又参加了全省统考。
然而，从普通录取到委培录取，她一直等到了9月初，通知书一直没来。
齐玉苓绝对想不到，就在她等得心痛、等到绝望之时，济宁商业学校给她的财会专业委培生通知书，却早已到了另一个“齐玉玲”的手中。
她叫陈晓琪，是原圈里村党支部书记陈克政的女儿。
因为预考落选，她连参加中专统考的资格都没有。
但在其父一番精心运作之后，她拿着“齐玉玲”的通知书顺利入读济宁商校。
毕业后，她一直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
可怜的齐玉苓则是另一番命运：到中学复读，借钱上技校，到工厂当工人，如今又下了岗……1999年的一天，一位朋友无意中向齐玉苓说起：某家银行也有一个“齐玉玲”！而且和她来自同一地方、同一学校、同一级，考的也是济宁商校。
天下能有如此巧合？此后的调查很快揭开了一个令她万分痛苦、万分气愤的事实：9年前，她被人冒名顶替了！同年2月，齐玉苓以侵害其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陈晓琪等告上了法庭。
司法解释宪法权利受到诉讼保护诉讼路上的齐玉苓，并不一帆风顺。
案例分析：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终审胜诉发表时间：2009-5-26 来源：点击数：796由于不能直接被援引作为判案依据，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在司法实践中长期“休眠”。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司法解释，被人冒名顶替上学的山东姑娘齐玉苓，以“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被侵犯”终审胜诉，首次实现了宪法与公民“直接对话”。
近一个月来，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学界热切地关注着一起案子和一个名词。
这起案子，是山东姑娘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利一案；这个名词叫做：宪法司法化。
该案第一次打开了法院以宪法为直接判决依据的大门，实现了宪法与公民的“直接对话”，被称做“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寒窗苦读求学女遭人冒名顶替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起引起众多关注的案子。
11年前的夏天，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圈里村17岁的农家姑娘齐玉苓，正紧张地面对人生的关口：考中专。
当时，尚未改名的她叫做“齐玉玲”。
考试很顺。
齐玉苓通过了中专预考，又参加了全省统考。
然而，从普通录取到委培录取，她一直等到了9月初，通知书一直没来。
齐玉苓绝对想不到，就在她等得心痛、等到绝望之时，济宁商业学校给她的财会专业委培生通知书，却早已到了另一个“齐玉玲”的手中。
她叫陈晓琪，是原圈里村党支部书记陈克政的女儿。
因为预考落选，她连参加中专统考的资格都没有。
但在其父一番精心运作之后，她拿着“齐玉玲”的通知书顺利入读济宁商校。
毕业后，她一直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
可怜的齐玉苓则是另一番命运：到中学复读，借钱上技校，到工厂当工人，如今又下了岗……1999年的一天，一位朋友无意中向齐玉苓说起：某家银行也有一个“齐玉玲”！而且和她来自同一地方、同一学校、同一级，考的也是济宁商校。
天下能有如此巧合？此后的调查很快揭开了一个令她万分痛苦、万分气愤的事实：9年前，她被人冒名顶替了！同年2月，齐玉苓以侵害其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陈晓琪等告上了法庭。
司法解释宪法权利受到诉讼保护诉讼路上的齐玉苓，并不一帆风顺。
“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山东姑娘9年后讨要受教育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可现在我国公民宪法意识还不强，相当一部分公民对宪法知之甚少，或者认为宪法离自己很远。
人们往往以为宪法是抽象的，很少运用于保护公民根本权利。
其实宪法与老百姓并不远，宪法的许多规定，如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男女平等实行同工同酬等都与百姓有密切的联系。
1990年，山东省滕州第八中学初中毕业生齐玉苓考上了济宁商校，却被同村同学陈恒燕盗用姓名就读直至毕业，毕业后陈继续冒用齐的名字参加工作。
齐诉陈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纠纷案，经山东省高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于2001年8月24日向社会公布了审理结果：齐玉苓获得计10万余元的赔偿。
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此案开创了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先河，对今后的司法实践具有积极意义。
求学路突然中断，齐玉苓被迫卖早点
1990年的夏天，山东省枣庄市滕州鲍沟镇圈里村17岁的姑娘齐玉苓参加中考，预考通过后，她按照要求进行了体检。
7月份她又参加了全省的统考。
到8月初，学校张榜公布了录取名单，齐玉苓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
而委培生的名字却是不公布的。
无奈，齐玉苓到班主任家打听，班主任说如果被录取的话应该有通知书的，让齐玉苓第二年再考。
齐玉苓不死心，回家继续等待。
可是一直到9月初，大家都去上学了，她还是没等到通知书。
没有上成中专的齐玉苓最后借钱上了邹城技工学校。
命运弄人，技校毕业后，工作还没干两年，厂里减员分流，她下岗了。
于是，每天早上卖早点、下午卖快餐成为齐玉苓维持生活的惟一途径。
中学同学九年前冒用她名上了中专
时光荏苒，一晃到了1999年。
这时的齐玉苓已经准备结婚了，本来，对生活并无什么苛求的齐玉苓以为自己的一生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下去了，但是，戏剧性的一幕却在这时悄然掀开。
一天，齐玉苓在银行工作的一个朋友对她说：“真是巧，我们银行里也有一个叫齐玉苓的，姓和名跟你都一样。
”齐玉苓倍感蹊跷，因为姓名同音倒不奇怪，但“苓”字也一样就有点让她好奇了，而更让齐玉苓震惊的还在后面——这位“银行齐玉苓”正是1990年考取中专的，而且这个人上的中专正是当年齐玉苓所报考的济宁商校。
经过仔细调查，齐玉苓发现，那个已经是银行储蓄所主任、已为人母的“齐玉苓”就是原圈里村党支部书记陈克政的女儿陈恒燕。
其实陈恒燕早在自己预考落选之后就开始了冒名齐玉苓的行为。
没资格参加统考的陈恒燕已用齐玉苓的名
义取得了鲍沟镇政府的委培合同，而费尽心血考试的齐玉苓已注定在“为她人做嫁衣”了。
她把冒名者和学校全告了
9年后突然出现的这场变故让齐玉苓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
她怎么也没想到，当年她自以为中考失利而痛苦万状的时候，却已有人偷偷拿走了她的录取通知书，摇身一变，成了“齐玉苓”，上了本是她考上的济宁商校，从此当上了城里人，还捧上了银行这只令人羡慕的饭碗。
而自己呢，却在打工、下岗。
令人惊讶的是，在假齐玉苓的假体检表上竟赫然盖有滕州市教委招生委员会的钢印。
而法院的鉴定结果更表明：钢印并非假印。
查看这位假齐玉苓的档案，里面仅有当年的体检表和学期评语表(也纯属伪造)，很不全。
但就是这样一张连滕州八中也认为是假的学期评语表，在校长签字处却盖有当时八中校长邢启坤的私章，在学校盖章处也清晰地盖有“滕州市第八中学”的公章。
1999年1月29日，忍无可忍的齐玉苓在家人的帮助下将陈恒燕、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滕州第八中学、滕州市教委等推上枣庄中级法院被告席。
不满一审判决，继续上诉
1999年5月，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齐玉苓诉陈恒燕等四被告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一审判决后，没有认定齐玉苓的受教育权被侵犯，齐玉苓又上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而这起特殊的案件着实让法官感到为难，陈恒燕等人侵犯了齐玉苓的受教育的权利，应该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却苦于找不到具体的法律规定。
所以决定向最高法院请示。
2001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法释[2001]25号批复，明确指出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他人依据宪法规定享有的受教育权，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此对这场冒名顶替上学案作出了终审判决：判令陈恒燕停止对齐玉苓姓名权的侵犯，济宁商校、滕州教委、滕州八中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与陈恒燕父女共同赔偿齐玉苓精神损失费5万元、赔偿齐玉苓因受教育权被侵犯所造成的经济损失5万余元，总计10万余元。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名词解释
宪法司法化
宪法司法化，就是在司法审判活动中间，人民法院用宪法来作为判决案件的法律依据。
通俗地说，就是法院可以像运用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运用宪法来解决纠纷。
宪法司法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
通过齐玉苓案，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个案子所作出的批复，告诉老百姓不仅享有民法
所规定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你还有宪法权利，如果受到侵犯也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
■专家解读
宪法尝试走进法院
1982年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确认和尊重，使得公民的宪法意识和权利意识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陆续出现了一系列涉及宪法中规定公民权利的案例。
最早的案例是有关超生子女是否享有计划内生育子女同等权利的争论。
此外，农村出嫁妇女能否与男性村民一样保留自留地也成为当时的一个焦点。
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大元谈到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这批案例时总结说，尽管这些当事人大都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带有一定的自发性，但却具有现实的宪法意义。
这些案例的核心点大都与宪法中规定的“平等权”有关，通过一系列现实案例的争论，人们切实体会到宪法权利的现实性和重要性，也为公民人权意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长期研究“宪法司法化”的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王磊副教授则谈到，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公民利用宪法维权出现自觉化和纵深化的发展脉络。
而这种脉络在2001年前后形成一个高潮。
其中山东齐玉苓诉陈恒燕一案被认为是开启宪法司法化的第一案。
2001年同样引人关注的还有青岛3名考生以高校招生分数线不统一为由，起诉教育部侵犯宪法规定的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此后，公民利用宪法维护自身基本权利的案例更是屡见不鲜。
“怀孕大学生是否应被开除”、“四川大学毕业生蒋韬因身高歧视起诉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夫妻在家看黄碟被查处”等等，无不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王磊认为，此一轮利用宪法维权的案例与上世纪80年代的案例相比，不但范围更加广泛，涉及教育权、平等权、人身权等诸多方面，而且具有强烈的自觉性。
“这不但反映了人们对个人权利认识的加深，也为理性、合法、有序地维护自身权利寻求出一条现实路径。
”
■维权案例
老人手持宪法守祖宅
北京63岁老人黄振沄的房子挺立在一片拆迁后的废墟中。
2004年4月1日上午，当强制搬迁的人员来到他家时，黄振沄拿着一本宪法进行抵制，使得这座建于清朝的院落暂时保留了下来。
据称，这是修宪后北京市第一例抵制强制搬迁的事件。
这本宪法中有一页被老黄特意折起一只角，又用笔画出这样一些字句：“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
据黄振沄介绍，他家的老四合院位于北京的黄金地段。
由于拆迁办的现金补偿不到位，老黄不同意搬迁。
今年3月29日，他收到了崇文区人民政府的“强制搬迁通知书”，称将于4月1日8时30分强制搬迁。
4月1日从5时30分开始，周围还未拆迁的五六十户就都自发地集中到他家门口。
老黄在屋前插了一面国旗，又把从宪法中摘出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语句写大了放在门口。
当20多名穿警服的人8时30分开着警车到来时，现场已经聚集了100多人，组成了人墙进行抵抗。
一个多小时后，警察和来拆迁的工人们无奈地撤走了。
矮个起诉招工身高限制
“仅因为身高不够我竟失去了报名资格！”四川大学毕业生蒋某感觉受到了歧视，于是依据宪法第三十三条中关于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将招工方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告上法庭。
2002年1月7日，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受理了该案。
担任蒋某诉讼代理人的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周伟表示，该案为中国首例宪法平等权案。
2001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在成都某报刊登《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招录行员启事》的广告。
其中第一项规定招录对象为“男性身高1．6 8米，女性身高1．55米以上”。
原告蒋某为2002年普通高等院校应届生，身高未到被告规定的高度，但符合其规定的其他招录报名条件，仅仅由于身高的原因，无法成为招录对象。
蒋某认为，中国人民银行招考国家公务员这一行政行为，违反了宪法第三十三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侵犯了其享有的依法担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平等权与政治权利。
2002年1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招聘行员启事》登在成都某媒体头版上，其“招录对象”说明里，已经找不到“男性身高1.68米，女性身高1.55米以上”的表述。
在这则广告右下角，一排黑体字十分醒目：招聘行员启事以本次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