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及其效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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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社会变迁时期土地制度的承继与局部变迁
一、所谓汉唐“授田之制”是怎么回事
(一)秦汉至北魏太和九年以前的田制
(二)“均田制”的渊源
(三)北魏隋唐“均田制”如何规定与实行授田
(四)北魏隋唐“均田制”如何规定与实行土地还授
(五)“均田制”下土地制度的性质
(六)唐代西州两种授田制
(七)中唐土地、赋役制度发生了什么变化——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均田制的名实俱亡
二、宋代的土地政策
(一)宋代并非“田制不立”
1、从文献学角度讲,说宋代的基本国策是“田制不立”没有根据。
2、宋代确有田制。
(二)抑制兼并的传统思想仍是宋代政坛的主流思想
1、说宋太祖制定“不抑兼并”政策,没有史料根据
2、抑制兼并的传统思想仍是宋代政坛的主流思想
(三)宋朝政府的抑制土地兼并政策——宋代田制的若干规定
1、规定客户与下等户才可以请射荒田。
2、规定官吏不得租种官田。
3、规定寺观不得市民田。
4、品官“限田之制”
5、规定不得由出举而买田
(四)宋代土地所有制的局部变化
1、土地私有权继续深化,土地买卖更频繁
2、土地集中程度的估算
3、官田经营方式的变化:。
唐宋社会变迁时期土地制度的承继与局部变迁(四)宋代土地所有制的局部变化上面的讨论,表明北朝隋唐“均田制”成立之时,我国的土地制度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唐建中元年(780)“均田制”名实俱亡后,我国土地制度的性质也没有根本性变化。
这是我们对秦汉至两宋土地制度情况的基本估计。
同时我们又认为,宋与中唐以前相比,我国的土地制度情况还是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
具体地说也就是,在民田方面,土地私有权继续深化,土地买卖更频繁,土地所有权的转换加速,土地更集中,贫富分化更严重,租佃关系也更发达;在官田的运营方面,大量官田民田化:或仿效民田办法出租土地,或仿效民田办法出卖官田。
1、土地兼并加剧中唐以后,在民田方面,土地私有权继续深化,土地买卖更频繁,土地所有权的转换加速,土地更集中,贫富分化更严重,租佃关系也更发达北朝隋唐“均田制”下,土地兼并现象一直很严重。
北朝时期,即如北齐宋孝王《关东风俗传》所云:“其时强弱相凌,恃势侵夺,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
唐朝“均田制”下,既出现像卢从愿、李憕那样的“多田翁”或“地僻”,象王叟、邹凤炽那样的豪富(太平广记)卷一六五《王叟》记:相州豪富王叟“积粟近至万斛……庄宅尤广,客二百余户”;卷四五九《邹凤炽》记:邹凤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
,又存在许多“全无地”的贫民。
连寺院地主也是“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到中宗时,时人更形容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
难怪杜佑《通典》卷二《田制》引述唐田令之后评说:“虽有此制,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
“均田制”名实俱亡后,地权的流动更频繁,土地兼并之风更甚。
如唐开成(公元836~840年)、会昌(公元841~846年)年间,陇州大像寺“管庄大小共柒所,都管地总伍拾叁顷伍拾陆亩叁角”,唐末五代,五台山10寺管庄42,有良田300顷。
宋代明州的几个大寺院,占田极多。
李心传撰《建炎杂记甲集》卷一六《财赋·僧寺常住田》说:“今眀州育王、临安径山等寺,常住膏腴多至数万亩”,刘昌诗《芦浦笔记》卷六《四明寺》也说:“天童岁收谷三万五千斛,育王三万斛”。
唐宋土地制度的承继与变化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际平论唐宋时期土地制度变迁者,常陷入一个误区,认为唐宋时期土地制度的变迁是从中唐以前的授田制,发展为宋代的“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最早陷入这个误区的可能是南宋的叶适与郑樵。
叶适认为,北齐、北周时期,“田皆在官”;“自汉至唐,犹有授田之制……盖至于今,授田之制亡矣”。
郑樵也认为北魏太和九年(485)后至隋唐实行普遍授田制,“天下无无田之夫,无不耕之民”。
叶适的上述论断,今人仍常引用。
实际上,汉代只有限田制,而无普遍的授田制。
西晋占田课田制所规定的吏民占田额也只是允许占田的最高限额,并非实授土地。
五胡十六国时期,既没有授田制,也没有限田制。
至北魏太和九年颁《地令》,则开始有后世习称的所谓“均田制”。
但北朝隋唐的“地令”(田令)虽有“授田”之说,实际上并非普遍授田制。
均田制下的所谓授田,按“地令”(田令)的规定,可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国家授田,一种是将各户原有的土地登记为各户的已受田(北魏《地令》第3条即规定:“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
于分虽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数。
不足者,以露田充倍。
”唐《田令》第2条后款亦规定“先有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
从“地令”(田令)的行文次第看,似乎是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只能是后者为主,前者为辅。
关于均田制下的“土地还受”也是如此。
“地令”(田令)既规定减丁或老死要退田,同时又规定“诸地狭之处,有进丁受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足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北魏《地令》第1 1条);“其退田户内有合进受者,虽不课役,先听自取,有余收授”(唐《田令》第27条);“若当观寺有无地之人,先听自取”(唐《田令》第30条)。
因为北朝隋唐规定的“应受田”额远远超出当时的户均垦田数,所以减丁时绝大多数都无田可退。
减丁时既无田可退,进丁授田自然无从谈起,剩下可做的也只有家内账面调整而已。
唐代均田制下“授田”与“土地还受”之所以率多有名无实,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无田可授。
唐宋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及其效应一秦商鞅变法首次承认了土地的私有产权,但在中唐以前,这种私有产权受多种限制,国家干预较强。
在中古田制下,土地主要是一种等级的体现,是政治要素,没有取得纯粹经济意义,这一点我们从均田制中可明显看出。
均田制源起于鲜卑人的“计口授田”。
从表面来看,“计口授田”无疑具有平均思想,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口”就是“人”,而人是具有等级性和阶级性的。
所以,均田制下的土地授受,从本质上来说应是一种按等级授田,反映了在当时土地资源的配置过程中,政治力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以往我们多将均田制的瓦解归于土地兼并,这种认识还可进一步推敲,因为土地兼并远在均田制实施以前业已存在。
从本质上说,均田制的实质是按等级授田,而等级制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背道而驰的,正是这点决定了均田制崩溃的必然性。
————————————————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造就了有利于私有产权成长的社会环境。
整个社会,特别是过去处于自然经济之中的农村地区更深程度卷入市场。
唐代以前,“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①,广大农村地区还处于较为封闭的自然经济之中。
到了唐代,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市场关系迅速向农村扩展。
于是我们看到,自中唐以来,草市镇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兴起。
到了宋代,这种草市镇已很普遍,“今夫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②。
当时,大多数草市镇是周围农产调剂余缺的场所,因此有一些学者将其仍视为自然经济的范畴。
但是,从市场发展的角度来看,草市镇的发展是市场去相就农村生产发展的结果。
这种相就,进一步增强了生产与市场的联系,是商品经济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重要发展的标志。
广大农产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这增加了小农的商品意识,使生产朝交换价值方向发展,其重要表现就是社会上形成一股强大的追金逐利之风。
对此,唐宋人每每感叹士风日下。
商品经济的观念,某种意义上就是产权观念,就是效益观念。
这是唐宋社会私有产权展开和深化的宏观历史背景。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农业生产开始突破传统的自给自足生产模式,步入商品性生产阶段,其突出表现就是经济作物不断排挤粮食生产。
完整版)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演变在封建社会中,国家土地所有制是一种重要的土地制度。
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国家通过官僚机构管理土地,收取农民的赋税。
这种制度在唐朝时期达到了巅峰,但是在宋朝后逐渐衰落。
这是因为宋朝时期开始出现了官员私占国有土地的现象,导致国家对土地的控制力下降。
2.地主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会中最为普遍的土地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土地归地主所有,而农民只能通过租赁或者缴纳地租的方式使用土地。
地主通过剥削农民的劳动成果来获取收益,这种剥削关系是封建社会的核心之一。
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20世纪初才被彻底废除。
3.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是指农民拥有并自主管理土地的制度。
这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普遍,但是在一些地区和时期出现过。
例如,明朝时期,南方地区的一些山区和平原地带,农民拥有并自主管理土地,这种土地制度被称为“坊田制”。
在这种制度下,农民可以自主安排生产,而不必受到地主的剥削和控制。
但是,这种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土地的分散和无法进行大规模的集体劳动。
在建立封建王朝之初,___通常会控制一定数量的土地,以确保维持国家机器所需的财政收入。
为了有效利用这些国有土地,各个统治者曾采用过多种土地经营制度,如___时期的“___”、曹魏、明、清的屯田制、西晋的占田制以及北魏、隋、唐的均田制。
然而,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国家无法从根本上抑制土地兼并,甚至放任地主、官僚、贵族兼并土地。
因此,土地占有状况不断变化,基本趋势是地主、官僚和贵族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兼并农民和国家的土地,最终导致“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同时,封建国家控制的土地数量急剧减少,___的统治力量也因此严重削弱。
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一种土地制度,也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
地主阶级凭借其对土地的占有和垄断,迫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不得不依附他们。
为了榨取更多地租,地主不断兼并农民乃至国家的土地,致使土地愈来愈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
土地制度在古代中国的变革与影响古代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经历了多次变革,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土地制度的变革与影响:农业生产、社会结构和政治权力。
首先,土地制度的变革对农业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古代中国,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土地是农业生产的重要要素。
早期的土地制度以部落公有制为主,土地由部落共同使用和分配。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土地私有制逐渐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土地私有制逐渐普及,农民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并从中获得收益。
这种变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激励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其次,土地制度的变革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农民为主体,地主和贵族占据着社会的高层。
在早期的土地制度中,土地属于部落共有,社会阶层相对平等。
然而,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地主和贵族逐渐垄断了土地资源,形成了封建地主制度。
这种制度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农民成为地主的佃户,失去了对土地的直接控制权。
地主通过征收租税和苛捐杂税来剥削农民,使农民处于贫困和被压迫的地位。
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社会不公平和社会矛盾的加剧。
最后,土地制度的变革对政治权力产生了重要影响。
土地在古代中国代表着财富和权力,拥有土地意味着拥有政治地位。
在早期的土地制度中,土地由部落共同管理,政治权力相对平衡。
然而,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土地成为贵族和地主的私有财产,地主阶级逐渐垄断了政治权力。
在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成为统治者,通过土地控制和赋税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这种政治权力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和政治的腐败。
综上所述,土地制度在古代中国的变革与影响是一个复杂而多样的过程。
土地制度的变革对农业生产、社会结构和政治权力产生了重要影响。
农业生产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分化和政治权力的转移是土地制度变革的主要结果。
这些变革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塑造了古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面貌。
论唐代前期的土地产权制度引言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其土地产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社会经济的基础。
本文将重点探讨唐代前期的土地产权制度,并分析其特点、演变和影响。
1. 唐代前期土地所有权的确立在唐代前期,中国的土地所有权主要由皇族、贵族和地方豪强掌控。
通过军功和土地赋税,皇族和贵族得以占有大片土地。
地方豪强则通过与上层阶级的勾结,获取并控制当地的土地资源。
2. 土地转让与财产继承在唐代前期,土地转让和财产继承的制度逐渐形成并完善。
土地的转让往往伴随着各种手续,例如买卖契约、田地调查等。
这一制度促进了土地资源的流动和分配,增强了社会经济的活力。
而在财产继承方面,唐代前期实行的是家族继承制度。
土地和财产往往通过家族内部的继承传承,使得家族的土地产权能够得以延续和保持稳定。
3. 政府对土地产权的干预和保护唐代前期的政府积极干预和保护土地产权,以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
政府通过颁布土地法律法规,规定土地的所有权、权益和使用范围。
同时,政府也设立土地管理机构,负责土地的登记、分配和纠纷的调解。
此外,政府还通过征收赋税等方式,保证皇族、贵族和地方豪强的土地产权得以保持。
这种政府的干预和支持,维护了社会的阶层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4. 土地产权制度的演变唐代前期的土地产权制度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迁,其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土地的分配方式由公共分配逐渐转变为私人分配。
起初,土地分配是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能够独立拥有和使用土地的情况逐渐增多。
其次,土地的使用权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和保护。
政府对土地的使用权进行了法律和制度上的保护,确保土地所有者能够自由地支配和使用其土地。
5. 土地产权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唐代前期的土地产权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首先,它鼓励了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流动,为农业生产和商业交易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其次,土地产权制度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和社会流动性的提高。
唐代国家土地政策变迁与土地制度演讲尊敬的各位听众:今天我来为大家讲述唐代国家土地政策变迁与土地制度演变的历史背景、主要特点以及对社会经济产生的深远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唐代国家土地政策变迁的历史背景。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强盛的朝代之一,历时长达289年。
随着唐朝政权的逐渐稳定和繁荣发展,国力不断增强,土地政策逐步展开。
其次,我们来分析唐代国家土地政策变迁的主要特点。
唐代的土地政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变迁:一是关于土地权利的变迁,二是关于土地控制的变迁。
在土地权利的变迁方面,唐代初期的土地制度主要是依照隋代土地制度而成。
随着唐朝君主权力的不断扩张,政权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土地,使土地逐渐趋向于集中化和国家化。
在唐中期,政府强化了对土地私有制的限制,实行了“均输法”,即按照人口平均分配田地。
唐朝末期,地主阶级与政府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唐朝政府逐渐削弱了地主阶级对土地的控制力量,从而推动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在土地控制的变迁方面,唐代国家土地政策也发生了变化。
初期的唐朝政府在土地分配方面并没有过多的干涉,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唐朝政府日益加强对土地的掌控,实行“封建土地制度”和“均田制度”,加强对土地的管理和控制。
唐朝末期,由于土地兼并和财富集中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唐朝政府实施了“免田法”,即没有田地的人可以免除赋役,从而削弱了土地贵族的影响力。
最后,我们来分析唐代国家土地政策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唐代国家土地政策的变迁,对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初期城乡经济发展迅速,公私合营制度给予农民充足的生产条件,从而大力发展了手工业、商业。
随着唐代国家土地政策的变迁,土地兼并和财富集中现象越发严重,劳动力分散和资源消耗加剧,人口贫困化和失业率提高,最终导致了唐代经济、政治、文化的衰败和衰落。
总之,唐代国家土地政策变迁与土地制度演变,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
对于我们现代社会的土地制度建设,也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人类经济万年史】095中国隋唐宋元时期土地制度中国隋唐宋元时期土地制度中国古代自秦废井田,开阡陌,建立土地私有制以来,私有土地是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有权制度。
各朝代也有各种形式的公有土地,但数量都不及私有土地多。
只有在公元485 年至780 年这将近300 年的时间内,以私有土地为主体的制度发生了变化。
这个时期内实行的均田法,使私有土地的范围大为缩小。
到唐中叶这种制度被破坏,全国又恢复了以私有土地为主流的制度。
485 年北魏倡行均田法,是自秦废井田以后两千年内最重要的一次土地制度变革。
晋室南迁后,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的长期混乱状态。
战争的伤亡及人民的逃避,使农村出现大量荒田;很多农民流落城市中,变成不事生产的游民;很多未南迁的巨室士族,靠了族人的力量自成一个生产单位,在其保护的范围内从事耕种,许多乡民为避战祸,也投靠这些有自卫武力的士族,寻求庇护,乡民们以士族为核心,聚居在一起,每单位耕种面积上的人口密度极高,形成人力的浪费。
其结果是农业产量低,而政府又不能依法征收租税。
为了解决荒田和游民的问题,也为了从豪强手中挖出大量的荫户,使之向国家缴纳赋税。
孝文帝在太和九年(公元485 年)下诏实行均田法。
均田法的基础是土地国有化。
北魏政府把无主荒地,产权不确定的农地,以及有主的私有土地一概没收,化为公地,然后按劳动力多寡分配给农民耕种。
男丁受露田40亩,休耕之地加倍。
另外桑田20亩作为世业。
女子受露田20亩。
此外另有麻田及宅地。
男女受田额虽不同,但都从15岁开始受田,70岁或死亡时还田。
均田法也未完全放弃土地私有制。
此法令规定桑田要种植桑枣等多年生树木,其生长周期很长,不宜频繁换主,于是桑田一般不在还受之限。
宅地与桑田一样,也为世业。
这两类土地实际上变成了使用人的私有土地,不过在数量上政府没有限制。
" 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
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魏书》卷110 ,食货志),以此维持法令所限定的私有土地数量。
唐宋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及其效应(1)一秦商鞅变法首次承认了土地的私有产权,但在中唐以前,这种私有产权受多种限制,国家干预较强。
在中古田制下,土地主要是一种等级的体现,是政治要素,没有取得纯粹经济意义,这一点我们从均田制中可明显看出。
均田制源起于鲜卑人的“计口授田”。
从表面来看,“计口授田”无疑具有平均思想,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口”就是“人”,而人是具有等级性和阶级性的。
所以,均田制下的土地授受,从本质上来说应是一种按等级授田,反映了在当时土地资源的配置过程中,政治力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以往我们多将均田制的瓦解归于土地兼并,这种认识还可进一步推敲,因为土地兼并远在均田制实施以前业已存在。
从本质上说,均田制的实质是按等级授田,而等级制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背道而驰的,正是这点决定了均田制崩溃的必然性。
————————————————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造就了有利于私有产权成长的社会环境。
整个社会,特别是过去处于自然经济之中的农村地区更深程度卷入市场。
唐代以前,“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①,广大农村地区还处于较为封闭的自然经济之中。
到了唐代,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市场关系迅速向农村扩展。
于是我们看到,自中唐以来,草市镇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兴起。
到了宋代,这种草市镇已很普遍,“今夫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②。
当时,大多数草市镇是周围农产调剂余缺的场所,因此有一些学者将其仍视为自然经济的范畴。
但是,从市场发展的角度来看,草市镇的发展是市场去相就农村生产发展的结果。
这种相就,进一步增强了生产与市场的联系,是商品经济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重要发展的标志。
广大农产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这增加了小农的商品意识,使生产朝交换价值方向发展,其重要表现就是社会上形成一股强大的追金逐利之风。
对此,唐宋人每每感叹士风日下。
商品经济的观念,某种意义上就是产权观念,就是效益观念。
这是唐宋社会私有产权展开和深化的宏观历史背景。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农业生产开始突破传统的自给自足生产模式,步入商品性生产阶段,其突出表现就是经济作物不断排挤粮食生产。
反映在户籍制度上,则是大量出现了诸如茶户、桑户、药户、漆户、蚕户等新的户籍称谓。
这种情况在全国都存在,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江南地区,其发展更为引人注目。
以茶叶的种植来说,据史书记载,早在唐代,“伏以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③。
到了宋代,茶叶种植更为普遍。
在四川。
————————————————①《唐会要》卷86《市》。
②《至顺镇江志》卷10。
③《册府元龟》卷404《邦计部·山泽》。
“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谷,唯宜种茶,……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①。
鄂州崇阳县,“民不务耕织,唯以植茶为业”②。
粮食生产生产周期较短而种植经济作物一般要经过数年才有收益,生产周期相对较长。
这样,农业生产周期的延长就必然要求延长对土地的占有。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是一种面向市场的商品性生产。
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从一开始就是为市场而种植。
竞争是市场永恒不变的法则。
要竞争,就必须在土地上进行投入,包括资金投入、劳力投入、管理投入等等。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有对土地的长期占有,必须要有稳定的土地私有权。
后周太祖之时,“帝在民间,素知营田之弊,至是以天下系官庄田仅万计,悉以分赐见佃户充永业,是岁出户三万余。
百姓既得为己业,比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致功力”③。
这则史料说明,明确而又稳定的土地产权是对土地进行投入,发展生产的重要前提条件。
因此,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土地占有和所有关系向长期化、稳定化的方向发展。
对土地私有产权制度变革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是土地买卖。
在唐代以前的均田制下,虽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曾允许永业田的买卖,但总的说来,国家对土地买卖是严格限制的。
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政府仍然重申土地买卖的禁令。
开元二十三年的诏令说:“天下百姓口分永业田,频有处分,不许买卖典贴。
如闻尚未能断,贫人失业,豪富兼并。
宜更申明处分,切令禁止。
若有违犯,科违敕罪。
”④这则诏令,一方面说明土地买卖已较为普遍,另一方——————————————————①《宋史·食货志》。
②沈括:《梦溪笔谈》卷2。
③《旧五代史》卷112《周太祖纪》。
④《册府元龟》卷495《邦计部·田制》。
面表明国家还想恢复那种土地不能买卖的旧制。
但是,面对日益严重的土地买卖,一纸诏令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
天宝十一年的一道诏令证明了这点。
该诏令说:“如闻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
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
爰及口分永业,违法卖买,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
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
”①时人杜佑也指出:“虽有此制,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
”②到了德宗建中元年,因土地买卖的盛行,“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③,唐王朝推出两税法。
两税法颁行后,国家土地政策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原来的抑兼并转而“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姑定额取税而已”④。
这里,“兼并者不复追正”就是宋代“不抑兼并”政策的历史源头。
从所引的这些史料来看,土地买卖的过程,是对原有束缚土地产权的陈规旧制不断冲击的过程。
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的变革正是在土地频繁买卖的过程中实现的。
————————————————①《全唐文》卷33《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
②《通典》卷2《田制下》。
③《文献通考》卷3《田赋三》。
④同注③。
二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首先是土地私有制得到重要发展,确立起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这突出地表现在整个社会已公开承认了土地所有者身份的合法性。
明清之际,顾炎武总结道:“汉武帝时,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
唐德宗时,陆贽言: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
降及中等,租犹半之。
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
望令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
仲舒所言则今之分租,贽所言则今之包租也,然犹谓之豪民,谓之兼并之徒,宋已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
”①而翻检宋代史籍,“田主”一词频见于各种文献,表明这一称谓确实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从“豪民”、“兼并之徒”到“田主”,称谓的变化反映了了巨大的历史变化。
“豪民”、“兼并之徒”,顾名思义,是指他们对土地的占有主要是巧取豪夺,并非合法,而“田主”强调的则是田地的主人,即承认其对土地的合法所有。
同时,这段话还反映出,汉唐时期土地的配置主要依靠政治强权,即要豪取、强夺和兼并,而宋代则已经有很大不同了。
土地私有产权确立起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还表现在人们对地租的认识上。
“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
”②汉唐时期,人们更多地是将“租”与“税”混在一起,无法明确地区别开来。
这实际上是土地私有产权还不太明晰,还没有完全确立起主导地位的一种反映。
到了唐宋,人们不只是在字面意思上对这二者作不同的表述,而且从性质上对“租”与“税”进行界定。
根据上引顾炎武话中所引陆贽之言,“税”是土地所有者向国家缴纳的部分劳动所得,“租”是土地租佃者向土地所有人缴纳的部分劳动所得。
到了宋——————————————①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4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代,人们对此作了更为精练的概括。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自己之田谓之税,请佃田土谓之租。
”①谁占有土地,谁就应该向国家缴税,谁租佃土地,谁就应该向土地所有者缴租。
无论是“税”还是“租”,都要以对土地明确的所有关系为前提。
南宋末年,为挽救危如累卵的宋王朝财政,贾似道行“公田法”。
其法“将官户田产逾限之数,抽三分之一回买,以充公田,但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石之人,其于军饷,沛然有余,可免和籴,可以饷军,可以住造楮币,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焉”。
回买的田价依地租多少而定,“亩起租满石者,赏二百贯;九斗者,一百八十贯;以下以次递减”②。
对于“公田法”,直到今天,学术界仍然简单地认为贾似道是想恢复行将灭亡的土地国有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一项反动的政策。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⑴宋政府为什么要买公田?据史籍记载,此策乃知临安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所献。
所谓“回买”,应是土地在卖出后再买回来。
而两浙正是宋王朝大规模鬻卖官田的核心地区。
如此说来,政府回买公田是因为献此建议的官吏看到,原来宋政府在握有大量公田时,从公田上收到了数量上占大头的地租,而将公田出卖后,政府收到的仅是少量的税,税与租相比,数量实在微不足道。
所以,“公田法”是国家要充当像私人地主那样的大地主,而不是简单地恢复过去那种土地国有制,二者不能相提并论。
⑵国家要置大量的公田,已经不是通过强取获得土地,而是要“回买”,即通过买卖从民间重新获得土地。
当然,在公田回买的过程中,主事官吏确实凭借特权进行强夺,以贬值的会子作价强买民间田地,但这是另外一回事,而不是它的立法本意。
由于国有产权主体缺位是专制集权下无法回避的制度性矛盾,同时此时的宋王朝财政已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注定了“公田法”必然归于失败。
尽管如此,“公田法”的实施表明,“租”与“税”的区别已极为清楚。
这与汉唐时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更为重要的是,它说明买卖这种经济关系已经成为土地配置的最重要手段,即使握有强大政治权力的国家也不能违背这一历史规律。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0,绍兴九年七月壬辰。
②《续文献通考》卷6《田赋考·官田》。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权不再是一种象征和虚设,而必须落到实处。
这其中,产权的真实性、时效性和有效性是关键。
《宋刑统》卷十三《户婚律·典卖指当论竞物业门》载有关杂令的臣等参详:“如是卑幼骨肉蒙昧尊长,专擅典卖、质举、倚当,或伪署尊长姓名,专擅买卖,其卑幼及牙保引致人等并重断,钱、业各还两主。
”这里强调的是土地产权的真实性和不可侵犯性。
为此,在土地交易中,核心是产权调查,要看产权是否完整。
《袁氏世范》卷三《田产宜早印契割产条》:“人户交易,当先凭牙家索取阄书、砧基,指出丘段围号,就问见佃人有无界至交加,典卖重叠;次问其所亲,有无应分人外出未回及卑幼在,未经分析;或系弃产,必问其应与不应与受弃;或寡妇卑子,执凭交易,必问其初曾与不曾与勘会;如系转典卖,必问其元契已未投印,有无诸般违碍,方可立契。
”当然,为维护产权的权威性,对违法者就必须作出处罚。
《清明集》卷九《户婚门·违法交易类》载翁甫所判《重叠》:“又法:诸以己田宅重叠典卖者,杖一百,牙人知情与同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