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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中国传统译论——浅议传统思维模式下的译论和发展方向论文导读：感性思考、经验综合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译论中的论著大多以感性为主或经验之谈，较多译论的提出大都为僧人或文学家所言而非译论家所发，可以得知中国传统译论较多的是从经验中“悟”出来的，突出了译论中的直觉悟性。
同时，积极加强与国内外知名学者，各译学体系的学术交流，进一步拓展译学领域，把研究引向深入，从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
关键词：传统译论，思维方式，中国特色中国的翻译实践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译佛经开始有翻译理论的出现，到严复时期已经有了较快的发展，再到鲁迅、钱钟书、傅雷等这一代人时，已经具有了非常成熟的品质。
大多译论都是由积极从事翻译实践的翻译家根据亲身体验总结得出的，这种理论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和真实感人的品质。
笔者认为要继承发扬传统的翻译理论，既要清楚地认识到它的伟大历史功绩又要认识到其历史局限性。
一．中国传统译论的特征及表现形式1. 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悟性感性思考、经验综合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它与西方所谓的理性分析思维是对立的，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并非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分析。
中国传统译论中的论著大多以感性为主或经验之谈，较多译论的提出大都为僧人或文学家所言而非译论家所发，可以得知中国传统译论较多的是从经验中“悟”出来的，突出了译论中的直觉悟性。
这和中国人传统的文化和直觉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
由于汉语文字具有高度形象性和语义模糊而概括性强的特征，因此，翻译家们不仅在翻译实践中强调翻译的艺术性和创造性，译者的灵感和顿悟，而且在翻译研究、译论文字的表述与理解中也重视“悟性”。
刘超先（1994:2-6）指出：如在佛经翻译中悟出的“文”与“质” ，从译事“三难”中悟出的“信、达、雅”，再被后人领悟，发展为译论圭臬。
林语堂“忠实、通顺、美”三元标准就是对严复“信、达、雅”的领悟和发展——除了“美”较“雅”涵义广泛了一点，已无太多新意。
《中国翻译词典》评介陈 菲 1997年11月,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国翻译词典》(以下简称《词典》)终于与我国读者见面了,这是译界的一件大事。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书坊上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翻译理论、翻译技巧、翻译史、翻译人物与翻译评论等方面的书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读者的需要,但仍然缺乏一种从全方位介绍翻译诸多方面知识、而且学术份量较重的综合性工具书。
《词典》的问世可说填补了这项空白,部分地满足了读者的需求。
《词典》(主编林煌天,副主编为陈彦田与袁锦翔)始编于1992年,经过许多专家学者六年的努力,最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书中收词目3700余条,共245万字,1300多页(16开本)。
书的首部刊有季羡林、叶君健、叶水夫、韩素音等名家的序与贺信,以及词目音序表。
词目分综合条目与百家论翻译两大部分,正文后有7个附录:中国翻译大事记、外国翻译大事记、中国文学作品书名汉英对照目录(部分)、外国文学名著书名外汉对照目录(部分)、中国当代翻译论文索引、世界著名电影片名英汉对照索引、联合国及有关国际组织、职务和职称,国际文献与条约译名录。
书后有词目首字笔画索引。
其中综合条目是重头戏,收录了有关翻译理论、翻译技巧与术语、翻译人物、翻译史话、翻译知识、翻译与文化交流、翻译论著、翻译社团与出版机构等方面的条目。
该书涵盖广阔、阐述精要,说它是我国翻译界第一部全面介绍翻译知识的大型百科式工具书、参考书,并不为过。
首先,《词典》大力贯彻了推陈出新的方针。
它以大量篇幅展示我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与经验,介绍我国上下两千年的翻译史与主要翻译人物。
关于翻译的定义与性质、翻译标准、翻译思维、风格学等等词目都有简要的叙述。
书中分别评介了我国不同时期重要的翻译典籍,如[梁]僧的《出三藏记集》、[梁]慧皎的《高僧传》与[唐]智癉的《开元释教录》。
我国译史上重要的名论,如彦琮的《辩证论》、周敦义的《翻译名义序》、严复的《〈天演论〉译例言》、梁启超的《论译书》、鲁迅的《“题未定”草》、茅盾的《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等篇也在不同的词条里得到了扼要的反映。
中西翻译史简介第一节：中国翻译简史我国翻译事业约有两千年的历史。
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恒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
迄今为止共经历了四次翻译高潮。
一、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恒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有了进一步发展，到了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近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
之谦的《法句经序》是我国第一篇有关翻译的论文，“最早涉及了一些重大的翻译原则”（张泽乾，1994）。
道安总结了比较完善的直译原则。
鸠摩罗什是主张全面意译的第一人。
玄奘还提出了“既需求真，又需喻实”的翻译标准，力求忠实与通顺并举。
他的“五不翻”原则总结了音译法的规律，即：(1)佛经密语须直译；（2）佛典中的多义词须音译（3）不存在相应概念的词只能音译（4）已经约定俗成的古音译保留（5）为避免语义失真用音译二、民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明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马杜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
三、鸦片战争后至“五四”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和文学翻译：清林纾和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译了一百六十多部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黑奴吁天记》(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现用新译名）。
严复所译作品多系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赫胥黎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亚当·斯密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斯宾塞尔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甄克斯的《社会通诠》(The Study of Politics)等、并提出简洁凝练的翻译标准“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
中西翻译理论的差异性比较及其启示翻译作为不同语言之间人们交流沟通的工具，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我国的翻译事业迄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光辉灿烂历史。
一般认为，有历史记载的中国翻译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的佛经翻译。
而且自此之后，产生了四大翻译高潮时期，并产生了许多杰出的翻译家。
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了《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
因此可以说，西方的翻译活动至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期间，西方的翻译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六次高潮。
随着时间的发展，特别是到了近现代，西方的翻译论理和流派日益科学化和系统化，处于领先的地位。
一、中西译论差异的原因探究中西翻译的历史同样悠久，并都有着丰硕的成果，但是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与西方的翻译理论比较起来显得相对滞后。
本文对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与西方的翻译理论比较起来相对滞后的原因做出分析: 第一、历史原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翻译事业发展的形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和进步。
与此同时，中国从二战结束后到改革开放前期这一段时间里，翻译事业乃至各项事业发展的大环境是封闭的，是停滞不前的，这与同时期突飞猛进的西方翻译是远不能相比的，差距由此拉开。
其次，中国的思维方式也是造成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相对滞后的原因。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习惯重综合，西方人的传统思维习惯重分析。
表现在翻译理论上面，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大都是经验式的总结，其中很大程度上是主观感受。
而西方的翻译理论大多都是成理论体系的，体现了较强的科学主义精神。
在当今重视科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时代，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相比自然显得相对滞后。
再者，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习俗来看，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习俗趋于保守，而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则显得开放、自由。
中国人极端尊重传统，这种思维定式使得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缺乏开拓性，失去了进步的动力。
而西方所倡导的人文主义主张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翻译活动深人到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一系列优秀的翻译作品。
论中国两千年的翻译和翻译思想
翻译，是指在准确通顺的基础上，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
翻译是将一种相对陌生的表达方式，转换成相对熟悉的表达方式的过程。
其内容有语言、文字、图形、符号的翻译。
简言之，翻译便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
同时，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活动，在中国有将近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初期。
中国古代的翻译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古代的佛经翻译阶段，中国早在公元初期就开始了翻译活动。
我国最早的翻译活动是从佛经翻译开始的。
中国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产生于东汉，盛于唐，延续至宋。
佛经翻译经历了由个人翻译转为集体翻译，由私译转为官译的过程，期间出现了译主、证义、笔录、参议等多职场的译场。
隋至唐朝中叶是佛经翻译的全盛时期，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及不空被世人誉为“四大译师”.玄奘不仅译出了75部佛经，而且还把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向外国介绍汉语著作的中国人。
但随着晚唐以后佛教在印度的逐渐衰落，我国在宋末以后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
在长期的佛经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家门创建了口译笔译相结合的集体翻译。
之后就是科技文献翻译阶段和文学翻译阶段。
从明代万历年间到清代新学期间，是欧洲国家逐步建立近代科学体系的时期。
期间，西方殖民主义大国的耶稣会教士打着“科学传教”和“儒教合一”两面大旗，携带科学书籍进入了封闭多年的中国大地，从而在我国引发了一个翻译高潮。
在鸦片战争至四五运动这段期间，最著名的是翻译家严复。
他翻译了《天演论》以及提出了“信、达、雅”三字标准，对20世纪的翻译作了巨大的贡献。
此外，还有马建忠，梁启超等人都对翻译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翻译始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帷幕开启。
林纾是中国大规模译外国小说的第一人。
1900年，他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是第一部中译洋小说。
林纾的译文采用口述加笔译的方法，是文章语言生动，形象，使读者倍感亲切。
林纾的数量之巨，译作之广，创造了无人能及的记录。
五四运动是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
作为新文化棋手的鲁迅开始用白话进行翻译。
鲁迅在30多年的时间里，翻译了14个国家100多位作家的200多部作品，鲁迅主张直译，译文要尽量忠于原文，以信为主，以顺为辅。
茅盾也是很著名的翻译家，他提出了论译者的三个条件，翻译文学的人一定要是研究文学的人，一定要是了解新思想的人，一定要是有创作才能的人。
陈西莹的论形式，意似，神似三境界，他认为，译者在译书前，不应自己先下定下一个标准，而是以原文的标准为标准，所以译文学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信。
虽然说翻译最根本的目的是传递原文内容，但是在传递过程中，意者对原语文化的认同、对目的语文化的态度、翻译的目的等方面都决定了意者采用何种方法进行翻译。
几千年以来，意者们一直在争论到底该采用直译还是意译，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我看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最好的翻译方法。
有时信达雅三标准是很难兼顾的，我们要考虑读者群体，考虑翻译时涉及的文化及语言习惯的差异，译者本身的素质等等，不过有争论才有进步，我相信翻译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