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两千年的翻译和翻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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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中国传统译论——浅议传统思维模式下的译论和发展方向论文导读:感性思考、经验综合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译论中的论著大多以感性为主或经验之谈,较多译论的提出大都为僧人或文学家所言而非译论家所发,可以得知中国传统译论较多的是从经验中“悟”出来的,突出了译论中的直觉悟性。
同时,积极加强与国内外知名学者,各译学体系的学术交流,进一步拓展译学领域,把研究引向深入,从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
关键词:传统译论,思维方式,中国特色中国的翻译实践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译佛经开始有翻译理论的出现,到严复时期已经有了较快的发展,再到鲁迅、钱钟书、傅雷等这一代人时,已经具有了非常成熟的品质。
大多译论都是由积极从事翻译实践的翻译家根据亲身体验总结得出的,这种理论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和真实感人的品质。
笔者认为要继承发扬传统的翻译理论,既要清楚地认识到它的伟大历史功绩又要认识到其历史局限性。
一.中国传统译论的特征及表现形式1. 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悟性感性思考、经验综合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它与西方所谓的理性分析思维是对立的,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并非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分析。
中国传统译论中的论著大多以感性为主或经验之谈,较多译论的提出大都为僧人或文学家所言而非译论家所发,可以得知中国传统译论较多的是从经验中“悟”出来的,突出了译论中的直觉悟性。
这和中国人传统的文化和直觉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
由于汉语文字具有高度形象性和语义模糊而概括性强的特征,因此,翻译家们不仅在翻译实践中强调翻译的艺术性和创造性,译者的灵感和顿悟,而且在翻译研究、译论文字的表述与理解中也重视“悟性”。
刘超先(1994:2-6)指出:如在佛经翻译中悟出的“文”与“质” ,从译事“三难”中悟出的“信、达、雅”,再被后人领悟,发展为译论圭臬。
林语堂“忠实、通顺、美”三元标准就是对严复“信、达、雅”的领悟和发展——除了“美”较“雅”涵义广泛了一点,已无太多新意。
《中国翻译词典》评介陈 菲 1997年11月,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国翻译词典》(以下简称《词典》)终于与我国读者见面了,这是译界的一件大事。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书坊上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翻译理论、翻译技巧、翻译史、翻译人物与翻译评论等方面的书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读者的需要,但仍然缺乏一种从全方位介绍翻译诸多方面知识、而且学术份量较重的综合性工具书。
《词典》的问世可说填补了这项空白,部分地满足了读者的需求。
《词典》(主编林煌天,副主编为陈彦田与袁锦翔)始编于1992年,经过许多专家学者六年的努力,最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书中收词目3700余条,共245万字,1300多页(16开本)。
书的首部刊有季羡林、叶君健、叶水夫、韩素音等名家的序与贺信,以及词目音序表。
词目分综合条目与百家论翻译两大部分,正文后有7个附录:中国翻译大事记、外国翻译大事记、中国文学作品书名汉英对照目录(部分)、外国文学名著书名外汉对照目录(部分)、中国当代翻译论文索引、世界著名电影片名英汉对照索引、联合国及有关国际组织、职务和职称,国际文献与条约译名录。
书后有词目首字笔画索引。
其中综合条目是重头戏,收录了有关翻译理论、翻译技巧与术语、翻译人物、翻译史话、翻译知识、翻译与文化交流、翻译论著、翻译社团与出版机构等方面的条目。
该书涵盖广阔、阐述精要,说它是我国翻译界第一部全面介绍翻译知识的大型百科式工具书、参考书,并不为过。
首先,《词典》大力贯彻了推陈出新的方针。
它以大量篇幅展示我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与经验,介绍我国上下两千年的翻译史与主要翻译人物。
关于翻译的定义与性质、翻译标准、翻译思维、风格学等等词目都有简要的叙述。
书中分别评介了我国不同时期重要的翻译典籍,如[梁]僧的《出三藏记集》、[梁]慧皎的《高僧传》与[唐]智癉的《开元释教录》。
我国译史上重要的名论,如彦琮的《辩证论》、周敦义的《翻译名义序》、严复的《〈天演论〉译例言》、梁启超的《论译书》、鲁迅的《“题未定”草》、茅盾的《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等篇也在不同的词条里得到了扼要的反映。
中西翻译史简介第一节:中国翻译简史我国翻译事业约有两千年的历史。
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恒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
迄今为止共经历了四次翻译高潮。
一、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恒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有了进一步发展,到了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近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
之谦的《法句经序》是我国第一篇有关翻译的论文,“最早涉及了一些重大的翻译原则”(张泽乾,1994)。
道安总结了比较完善的直译原则。
鸠摩罗什是主张全面意译的第一人。
玄奘还提出了“既需求真,又需喻实”的翻译标准,力求忠实与通顺并举。
他的“五不翻”原则总结了音译法的规律,即:(1)佛经密语须直译;(2)佛典中的多义词须音译(3)不存在相应概念的词只能音译(4)已经约定俗成的古音译保留(5)为避免语义失真用音译二、民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明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马杜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
三、鸦片战争后至“五四”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和文学翻译:清林纾和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译了一百六十多部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黑奴吁天记》(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现用新译名)。
严复所译作品多系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赫胥黎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亚当·斯密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斯宾塞尔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甄克斯的《社会通诠》(The Study of Politics)等、并提出简洁凝练的翻译标准“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
中西翻译理论的差异性比较及其启示翻译作为不同语言之间人们交流沟通的工具,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我国的翻译事业迄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光辉灿烂历史。
一般认为,有历史记载的中国翻译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的佛经翻译。
而且自此之后,产生了四大翻译高潮时期,并产生了许多杰出的翻译家。
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了《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
因此可以说,西方的翻译活动至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期间,西方的翻译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六次高潮。
随着时间的发展,特别是到了近现代,西方的翻译论理和流派日益科学化和系统化,处于领先的地位。
一、中西译论差异的原因探究中西翻译的历史同样悠久,并都有着丰硕的成果,但是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与西方的翻译理论比较起来显得相对滞后。
本文对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与西方的翻译理论比较起来相对滞后的原因做出分析: 第一、历史原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翻译事业发展的形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和进步。
与此同时,中国从二战结束后到改革开放前期这一段时间里,翻译事业乃至各项事业发展的大环境是封闭的,是停滞不前的,这与同时期突飞猛进的西方翻译是远不能相比的,差距由此拉开。
其次,中国的思维方式也是造成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相对滞后的原因。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习惯重综合,西方人的传统思维习惯重分析。
表现在翻译理论上面,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大都是经验式的总结,其中很大程度上是主观感受。
而西方的翻译理论大多都是成理论体系的,体现了较强的科学主义精神。
在当今重视科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时代,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相比自然显得相对滞后。
再者,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习俗来看,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习俗趋于保守,而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则显得开放、自由。
中国人极端尊重传统,这种思维定式使得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缺乏开拓性,失去了进步的动力。
而西方所倡导的人文主义主张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翻译活动深人到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一系列优秀的翻译作品。
中国翻译史的发展及其对当今译学的启示:One can know the alteration of the society by viewing itshistory. After long years of development, Chinese tanslation hasaccumulated its special features and essence. Looking back, therewas so much for us to learn and to think over. Therefore, thestudyof its history could leave people very important implication.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到现在,已经拥有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和体系。
而其发展的过程可谓是漫长而曲折。
对于翻译的原则,理论,方法,技巧,译学界曾有过无数次的讨论,而正是这些争论绵延不休的推动着翻译这一门学科的发展。
而俗话说:以史为鉴。
翻阅漫长历史,回顾翻译这门学科所走过的痕迹,给当今留下许多启示。
1、翻译史研究的重要性俗话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对于任何一门学科而言,其发展与进步都离不开回顾和反思。
翻译史的研究对于译学状况的掌握和反思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翻译史大致可以分为翻译实践史和翻译理论史。
前者注重具体的翻译作品的探索与研究,后者注重翻译理论的提炼与创新。
20 世纪中期,人们逐渐开始重视对于翻译资料的整理与收集,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回顾与反思。
张岂之教授认为 , 传统文化的研究需要有一个突破 , 就必须研究前人在此问题上的经验和不足 , 而学术史的研究恰好具有这样的功能。
首先,对于翻译历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翻译活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着相当长的历史,在上千年的翻译活动中人们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些内容对于任何一门学科来说都是十分宝贵和不可或缺的。
《英汉翻译教程》第一章:我国翻译史简介我国的翻译事业有约两千多年的光辉历史。
早在公元前六年西汉哀帝时代,伊存到中国口传一些佛教经句,但还谈不上佛教的翻译。
佛经的翻译是在东汉桓帝建和两年(公元148年)开始的,译者是安世高,他是安息人(即波斯),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
过些时候,娄迦谶来中国,因为他是月支人,所以又称支娄迦谶。
他也译了十多部佛经,但文笔生硬,不易看懂,所以从那时起,大概就有直译和意译这个问题了。
他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又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都是当时翻译佛经很有名的人。
就在那时,月支派里出现了一个叫竺法护的大翻译家,他译了175部佛经,对于佛法的流传贡献很大。
但这些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
到了符秦时代,释道安设置了“译场”,成了有组织的活动,他本人不懂梵文,惟恐失真,主张严格的直译,在这期间他请来了天竺人(即印度)鸠摩罗什,他全改以前群家的直古风格,主张“意译”,他的译著为我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
到南北朝时,一个叫真谛的印度佛教学者应梁武帝之聘来到中国,他译了49部经论,对中国佛教思想有较大影响。
从隋代(公元590年)起到唐代,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的时期,隋代有个释彦琮,梵文造诣很深。
在他以后出现了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与上述鸠摩罗什、真谛一起号称我国佛经三大翻译家),他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他自创了“新译”。
从明代万历年间到清代“清学”时期,佛经翻译呈现一片衰落现象,但却出现了以徐光启、林纾(琴南)、严复(又陵)等为代表的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家。
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
林纾和他的合伙人以口述笔记的方式译了160多部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记》、《王子复仇记》等。
严复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曾担任过北大校长),等到八国联军战役以后,他避居上海,搞翻译工作,他“曾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破天荒第一次在《天演论·译例言》里正面提出了信达雅作为译事楷模。
中国翻译史简介我国的翻译史可上溯到西汉哀帝时代,差不多有两千年的历史。
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1第一阶段:东汉桓(huan)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四八年)到南北朝,历经四百多年。
中国翻译史的一页是从翻译佛经时揭开的,译者是安世高,波斯(今伊朗)人,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
后来月支国(西域)人娄迦谶(chen)来中国,他译了十多部佛经。
支娄迦谶译笔生硬,读者不易看懂,所以从那时起,大概就有直译和意译这一类问题了。
他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都是当时翻译佛经很有名的人。
就在那时,月支派里还出现了一个名叫竺法护的大翻译家,他译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经,对于佛法的流传贡献很大。
这些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行为。
到了符秦时代,翻译事业出现了一大进步,成为有组织的活动。
在释道安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
道安自己不懂梵文,惟恐翻译失真,主张严格的直译,因此在他主持下翻译的《鞞(bi)婆沙》便是一字一句地翻译下来的。
道安在这期间请来了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考证了以前的佛经译者,批评了翻译的文体,检讨了翻译的方法。
他全改以前群家的古直风格,主张意译,改正了过去音译(transliteration)的弱点,并提倡译者署名。
再后来,一个名叫真谛的印度佛教学者来到中国,译了四十九部经论,对中国佛教思想有较大影响。
1.2第二阶段:从随代(公元五九O年)起到唐代,是我国翻译事业的鼎盛时期。
隋代历史较短,译者和译经都不多,其中有释彦琮(cong)(俗姓李,赵郡人)者,梵文造诣很深。
他对于翻译理论,曾有比较透彻的发挥,认为译者应该:(一)“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二)“襟(jin)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三)“耽于道术,澹(dan)于名利,不欲高炫”。
在他以后,出现了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与上述鸠摩罗什、真谛一起号称我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出发去印度(天竺zhu)求经,十七年后才回国。
I.中国翻译史:中国翻译史可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汉代至元代;明末清初对西学的译介;清末民国初期的西学翻译时期;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科学和新文学翻译时期;1949年至今。
1. 汉代至元代这一时期是对佛经的翻译,其中唐朝是佛经翻译的极盛时期,其翻译代表人物是玄奘。
他通晓佛经,精通梵文和汉文,其译文精美,译风严谨,在二十多年里,译出经书75部,共1335卷。
他在翻译理论上有很大贡献,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主张,提倡佛经翻译要直译与意译完美的结合,还总结了音译法的规律。
(我国的翻译事业有大约两千年的历史,从西汉末年佛教传入我国后就有人开始翻译佛经。
早期的佛经翻译中有许多是直译,也有音译,主要是怕失真。
后来有一个叫鸠摩罗什的天竺人被请来帮助译佛经,他主张意译,并翻译了300余卷佛经。
历史上有许多中外佛经翻译者翻译了大量的佛经,这为中国的翻译事业打下了基础。
)2. 第二次在明末清初之际,对当时传入的基督教书籍进行翻译,许多宗教书籍由来华的外国的传教士译出,同时还翻译了大量的科技等书籍,如天文学、数学、哲学、地理、军事、医学、语言、文学等,著名的译著有《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这一时期著名的科技翻译家是徐光启。
3. 第三个时期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的西学翻译。
翻译代表人物有林则徐、严复、林纾等,特别要提到的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他通过这本译著宣传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唤醒人们变法救国;严复还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可简介严复与林纾。
)4. 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许多文学家都从事了翻译工作,其中有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沈雁冰)、郑振铎、林语堂、朱生豪、傅雷、艾思奇等。
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以及世界名著是翻译作品中的重要内容,其中有。
其中有许多翻译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其中有鲁迅的“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方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的翻译准则,茅盾的“意境论”,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论”,林语堂的翻译三条标准:忠实、通顺、美。
论中国两千年的翻译和翻译思想
翻译,是指在准确通顺的基础上,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
翻译是将一种相对陌生的表达方式,转换成相对熟悉的表达方式的过程。
其内容有语言、文字、图形、符号的翻译。
简言之,翻译便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
同时,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活动,在中国有将近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初期。
中国古代的翻译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古代的佛经翻译阶段,中国早在公元初期就开始了翻译活动。
我国最早的翻译活动是从佛经翻译开始的。
中国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产生于东汉,盛于唐,延续至宋。
佛经翻译经历了由个人翻译转为集体翻译,由私译转为官译的过程,期间出现了译主、证义、笔录、参议等多职场的译场。
隋至唐朝中叶是佛经翻译的全盛时期,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及不空被世人誉为“四大译师”.玄奘不仅译出了75部佛经,而且还把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向外国介绍汉语著作的中国人。
但随着晚唐以后佛教在印度的逐渐衰落,我国在宋末以后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
在长期的佛经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家门创建了口译笔译相结合的集体翻译。
之后就是科技文献翻译阶段和文学翻译阶段。
从明代万历年间到清代新学期间,是欧洲国家逐步建立近代科学体系的时期。
期间,西方殖民主义大国的耶稣会教士打着“科学传教”和“儒教合一”两面大旗,携带科学书籍进入了封闭多年的中国大地,从而在我国引发了一个翻译高潮。
在鸦片战争至四五运动这段期间,最著名的是翻译家严复。
他翻译了《天演论》以及提出了“信、达、雅”三字标准,对20世纪的翻译作了巨大的贡献。
此外,还有马建忠,梁启超等人都对翻译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翻译始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帷幕开启。
林纾是中国大规模译外国小说的第一人。
1900年,他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是第一部中译洋小说。
林纾的译文采用口述加笔译的方法,是文章语言生动,形象,使读者倍感亲切。
林纾的数量之巨,译作之广,创造了无人能及的记录。
五四运动是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
作为新文化棋手的鲁迅开始用白话进行翻译。
鲁迅在30多年的时间里,翻译了14个国家100多位作家的200多部作品,鲁迅主张直译,译文要尽量忠于原文,以信为主,以顺为辅。
茅盾也是很著名的翻译家,他提出了论译者的三个条件,翻译文学的人一定要是研究文学的人,一定要是了解新思想的人,一定要是有创作才能的人。
陈西莹的论形式,意似,神似三境界,他认为,译者在译书前,不应自己先下定下一个标准,而是以原文的标准为标准,所以译文学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信。
虽然说翻译最根本的目的是传递原文内容,但是在传递过程中,意者对原语文化的认同、对目的语文化的态度、翻译的目的等方面都决定了意者采用何种方法进行翻译。
几千年以来,意者们一直在争论到底该采用直译还是意译,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我看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最好的翻译方法。
有时信达雅三标准是很难兼顾的,我们要考虑读者群体,考虑翻译时涉及的文化及语言习惯的差异,译者本身的素质等等,不过有争论才有进步,我相信翻译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