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性话语分析三分法[从话语分析到权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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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批评性话语分析摘要:话语是社会和文化的构成要素,与其相互影响,相互包含。
话语分析,既是其三者相互作用影响下的产物。
批评性话语分析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分析。
本文从四个方面阐释了批评性话语分析,既概念、理论渊源、分析原则及主要方法。
其中主要方法包括:系统功能语法分析、语篇体裁交织性分析和话语历史背景分析。
这三种方法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它们使批评性话语分析成为传统的社会和文化分析的重要补充,使其变为一种社会行动,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关键词:批评性话语分析;分析原则;方法1.引言1.1什么是批评性话语分析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也叫做批评语言学( critical linguist ics),旨在通过分析语言特征及其生成的社会文化背景挖掘隐含于语言中的意识形态, 进而揭露语言、权势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批评性话语分析诞生于20世纪70 年代,英国语言学家Fowler 等在《语言和控制》(Language and Control)一书中首次提出批评语言学这一概念, 揭开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的序幕。
批评性话语分析被认为是批评语言学最有影响的一个分析,它通过分析大众语篇揭示意识形态对语篇的影响和语篇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
不同学者对批评话语分析的诠释不尽相同。
Van Dijk认为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动力和兴趣来自于紧迫的社会问题,他希望通过分析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
批评话语分析不仅关注社会不公正、不平等、权势,更意在揭露在这些不公正、不平等和权势的构建和维护过程中话语所起的微妙作用。
Fairclough 认为“批评”的意思就是要揭示人们所不清楚的某些关系,比如语言、权势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Lazar 把批评话语分析理解为对已经“自然化”的事物“去神秘化”的过程。
Cameron指出这种自然化往往是服务于特定利益而违背了他人的利益。
批评性话语分析家认为话语是影响人们思想和实践的强有力方式, 因而有必要通过详细分析揭示其中的权势关系。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方法框架探讨批评性话语分析是一种新兴的话语分析方法,主要是为了用来揭示在语言当中隐藏的权力、意识形态和霸权。
概括地介绍了Fairclough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三向度模型的分析方法,以及作为其理论来源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
标签:批评性话语分析;意识形态;及物性;情态;互文性1 引言批评性话语分析来源于批评性语言学。
由Roger Fowler等于1979年在他们的专著《语言和控制》中首次提出。
近年来,批评性话语分析处在不断的发展阶段,目前已经建立了作为新的话语分析方法的国际声誉。
批评性话语分析主要研究如何重新连接被作者改变或隐藏的话语、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使相互之间晦涩的关系明朗化。
它关注的话题除了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教育上的不平等、法庭等等外,已经越来越多的被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运用于他们各自的研究中。
2 Fairclough的三维度模式Fairclough的三维度模式为特定文本的批评性话语分析提供了研究框架。
他通过三个层面描述了他对于“什么是话语”和文本分析的观点:首先,社会生产的状况及其阐释。
其次,生成的过程和阐释。
最后,前两个阶段的产品,文本。
Figure 3-1: Discourse as text, interaction and context上图清楚地说明了文本是话语时间的产物,它包括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
而所有的这些最终都是由特定的社会实践决定的。
对于Fairclough来说,单独文本分析对于话语分析来说是不够的,因为它不能表达文本和社会以及文化过程和结构之间的关系。
需要用多学科的视野来综合文本和社会分析。
根据话语分析的三维度,Fairclough发展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三个阶段:描述、阐释和解释。
描述阶段主要关注文本的正式属性。
包括词汇、语法和文本结构等。
它是分析的第一层,分析的目标是文本。
阐释阶段主要关注的文本和相互作用之间的关系,或将文本作为生产过程的产物,或作为阐释的来源。
论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与方法摘要:批评性话语分析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语言学研究的分支,它主要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指导,将语言学,认知和社会紧密联系,从认知的角度解释语言与权利,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它打开了语篇分析的新篇章。
关键词:批评性话语分析;权利;意识形态中图分类号:h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0-0094-0220世纪70年代,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是乔姆斯基的形式语言学,注重语言的共性,探讨语言的句子层面,认为语言独立于语境存在。
然而随着理论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话语的研究向社会实践方面发展,注重语言使用的语境,强调语言在构建社会权利关系中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以关注语言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内容的新的研究领域——批评话语分析应运而生。
一、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产生背景话语分析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harris 1952年在language杂志上发表的题为discourse analysis的文章中。
到了70年代,得益于理论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计算机语言学的兴起以及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义理论,人们打破了传统语法的束缚,将视角更多的放在语言与语境,社会实践的关系上。
到了80年代,话语分析领域发展处一条新分支,主要研究话语运用的语境包括其社会语境,文化语境,政治语境,即发展为后来的批评话语分析。
二、批评话语分析的概念及理论基础批评性话语分析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一门旨在研究和解释社会问题的跨学科语言研究。
而批评语言学强调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语言的研究离不开社会,语言反映与构建社会结构。
批评语言学不仅研究语言的外表,还研究语言的内涵,不仅对语篇的意义感兴趣,还对语篇如何产生这种意义的过程感兴趣。
批评性话语分析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
另外,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福特的权力话语理论也对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基础。
批评话语分析2篇批评话语分析1:在社交媒体上,有许多针对政治人物和公众人物的批评话语。
这些话语可能是通过评论或个人帖子表达的,可能是在论坛或讨论组中发表的,也可能在聚会和社交场合中发表的。
不管在哪种情况下,批评话语都是一种社交行为,它允许人们表达他们对某个特定问题或人物的看法。
然而,批评话语也可能会带来阴暗面,因为它们可能会导致贬低、侮辱和歧视。
在一些情况下,批评话语被视为对人权的侵犯。
举个例子,一些人利用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等来攻击特定的人物。
这种做法不仅显得不负责任,而且也会造成伤害和痛苦。
许多人认为,这种方式的批评话语影响到人们的自尊心和身份认同,因此应该避免使用。
相反,批评话语应该是有建设性的,它应该表达对问题的担忧和对改变的期望。
然而,在处理批评话语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假信息和虚假言论。
一个人在表示自己的担忧时,可能会有一个不准确的信息来源或者持有误解,这可能导致错误的信息在社交媒体上蔓延。
在这种情况下,对批评话语的回应不应该是反扑或批判,而应该是通过对错误信息进行修正,确保公众正确地了解事实。
因此,在社交媒体上,我们需要遵守社交规范,当我们表达批评话语时,应该有建设性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同时,我们也需要对批评话语进行独立的、客观的分析和评估,以确保其所表达的真正意图和准确性。
批评话语分析2:网络上的批评话语存在着一定的好处和坏处。
对于一些事实问题和社会问题,批评话语经常会促使人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更多地了解和讨论。
可以说,批评话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表达自己观点的渠道。
然而,批评话语同样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一些批评话语没有任何建设性,只是键盘侠在网络“呐喊”,这不仅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会影响到被批评的人的情绪和心理。
更有甚者,一些批评话语会发展到个人攻击和言语暴力,给社交媒体的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
因此,我们需要遵守网络社交规范,让批评话语更具有建设性。
一方面,我们应该合理表达自己的观点,注意用事实和证据说话。
浅析批评话语分析作者:张平来源:《校园英语·中旬》2016年第10期【摘要】批评话语分析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分支,通过分析语言特征及其文化背景揭露隐含于语言中的意识形态,进而揭露意识形态、语言和权力之间的关系。
本文从三个方面阐释批评话语分析,即定义、批评话语分析中意识形态、语言和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批评话语分析与其主要的分析方法—系统功能语法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意识形态语言权力系统功能语言学一、批评话语分析的定义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一种话语分析方法,由英国语言学家Fowler等人在《语言和控制》一书中首次提出。
CDA旨在研究意义背后的意识形态,尤其是通过分析大众语篇的特点及其社会和历史背景揭露意识形态、语言和权力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批评话语分析旨在揭露不容易被读者感知的各种假设和信念以及这些假设和信念是如何隐藏在语言之下的。
二、意识形态、语言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由于CDA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揭示意识形态和探索意识形态、语言和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这三者是CDA重要的三个概念,因此需要详细阐述三者之间的关系。
Althusser(1984)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切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各种表现,人类社会就无法生存。
意识形态不只是指个人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而是指参与者作为社会群体成员所形成的特殊身份和经历的过程。
意识形态在控制个人或群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人们根据常识假设进行语言交流,但往往很难注意到这一点。
这种基于常识的假设就被称为意识形态。
批评语言学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人们所想所说以及与社会交往的各种方式的总和。
”因此,意识形态的功效在不被发觉时才能达到最大的效力,如果被发现了,则不再具有维护不平等权力的能力。
检验意识形态的有效方式就是通过语言。
Fairclough (1989)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权力的行使越来越多地通过意识形态,特别是通过语言的意识形态方式实现。
批评性话语分析篇一:批评性话语分析● 杜 婷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语篇分析领域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
1979年R.Fowler、B.Hodge、G.Kress和T.Trew出版了《语言与控制》(Language and Control)一书,提出批评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旨在通过对大众语篇的分析,来揭示意识形态对语篇的影响和语篇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
①在分析方法上,批评性话语分析坚持以M.A.K.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作为分析工具,通过观察语言特点和它们生成的历史背景来解释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进而揭示语言、权利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其主旨是要透过语言形式来揭露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以及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
②随着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的深入,新闻语篇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今天,以英语为媒介的大众传播媒体日益渗透到国际社会的方方面面,英语新闻每天都在影响着世界舆论。
新闻报道从来就不是绝对客观公正的,许多新闻语篇看似客观公正,实则含而不露地表达了各种意识形态意义,对读者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③本文从情态、直接和间接引语、转换、词汇等角度,考察和揭示美国新闻报道背后起作用的意识形态,进而揭示美国媒体以及主流社会对中国认识的偏差。
文本分析2011年7月23日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国内外各大媒体对这次铁路交通事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报道。
美国的主流媒体一直宣称其新闻报道客观公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本文以《纽约时报》官方网站上的一篇报道为文本,以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为基础,从情态、被动语态、直接和间接引语以及词汇等方面分析报道中所蕴涵的意识形态,从而揭示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认识的偏差以及对中国国际形象的颠覆。
1.情态情态主要表达人际功能,分析新闻报道中的情态可以反映出作者的意识形态。
批评性话语分析三分法[从话语分析到权力分析]福柯话语理论的分析方法从早期的“知识考古学”转向了后期的“权力谱系学”,作为这一转变的重要过渡,就是福柯在1970年就任法兰西学院院士时所发表的就职演讲《话语的秩序》。
而在此之前,福柯已发表了《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知识考古学》四部著作,在法国及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这些著作中,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的话语分析模式探究了临床医学话语、精神病学话语、心理学话语、语言学话语等的来源、构成以及社会历史效应,在这些不同的知识领域中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或视角对“知识”的构成及演变过程进行“考古学”的分析,因而“话语”这一术语在《知识考古学》中也被福柯定义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
《话语的秩序》一文标志着福柯的研究进入了“谱系学”阶段,福柯的话语分析工作的重点也由此转向对现代社会中的权力及其与话语之间关系的探讨,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权力与知识是相互渗透、相互建构的。
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为其研究领域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假设,即:“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控制其偶发事件,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质性”。
在这个假设之后,福柯紧接着又指出“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用来“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基本程序,这些程序由一系列的约束规则所构成,这些规则可总结为“话语的外部规则”、“话语的内部规则”以及“话语主体的使用规则”。
福柯从这三个方面总结了影响话语秩序的各种因素,对话语的控制使得话语的生产、流通和分配在特定的规则下有序进行。
一福柯从话语的外部环境入手,揭示影响话语的生产、流通、分配机制的原因,主要表现在社会对话语的排斥机制,这种“社会排斥”包括三条准则:(1)禁律原则。
人们说话必须要分时间和具体环境,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力不分时间、环境地讲任何话语。
这便是言语禁忌,包括对言说客体的限制,言说场合的仪式化及规则化和言说主体的特权或权力限制。
它们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相互补强,形成了一张不断变化的复杂网络。
福柯认为禁律原则借助于话语外部所处的历史、社会机制,揭秘话语与欲望及权力的关系和话语存在的双重原因,话语就是权力,表明话语“乃是必须控制的力量”。
(2)区分和歧视原则。
这一原则是权力对言说者进行区分,它排斥荒谬,讲求言语逻辑,只接受和认可其中特定类型的言说者所讲的话语,而对另外类型的言说者的话语加以否认和拒斥。
比如说对理性与疯癫在内的非理性的区分,欧洲数百年来疯子的言语要么无效,要么就是被当做真理;要么作为非理性而被拒绝,要么被赋予正常人所谓的理性。
由于疯癫和理性之间的这种分化和对立,疯人话语从来没有像理性话语那样流行。
福柯认为社会制度影响着话语实践,即使通过新的体制进行不同方式和不同路线的运作,理性与疯癫的区分仍然存在。
(3)真理意志。
“真理意志”也可以称为“求真意志”,这是对话语进行排斥的最为有效的机制,更需依靠社会制度的支持。
它有一整套实践制度,如书本教育、书籍出版、图书馆、实验室等,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真理意志一旦得到制度化的支持,还会对其他话语形成某种限制和制约性的权力。
因此,真理与谬误的划分也是一种历史的、可修正的和制度性的话语限制系统,真理意志对言说“真实”话语的权威性是由权力所决定的。
二福柯又分析了话语内部内部发挥作用的约束原则,“因为这是话语本身自行控制,即充当分类、排序、分配原则的那些程序,此时似是要控制话语的另一维度:事件和偶然性。
”从这种约束原则中可以归纳出三点准则:(1)评论原则。
评论一方面通过评论文本(如那些仪式化的宗教教义、法律条文)而无限重复生成新话语,这类话语并不是对原始话语的简单复述,而是要诠释暗含其中的多重或隐蔽的意义;另一方面是要立足于文本,说出文本之外的话语,以形式的同一性和意义开放的多样性来消除话语中的偶然因素,对文本进行完善。
(2)作者原则。
在这里作者并不是相对于读者的一个概念,也不是言说的个体或创造文本的个体,而是话语意义统一的来源,是把各种纷乱虚构的语言连贯统一起来并赋予其现实性的话语组合。
作者变成一种功能,这种功能为某些特定的话语所要求和规定,却为其他的话语所遮掩。
福柯认为作者要采取自我和个性的同一性来限制话语的偶然性,实质上是对评论原则某种程度上的补充。
(3)学科原则。
不同于作者原则,学科是由一个客体领域、一套方法体系、一组所谓的真实命题、一系列规则和定义以及技术与工具来定义的,所有的这些构成了一个可以使用的匿名系统,谁有需要就可以使用,无须将发明它的人联系起来。
各种学科的存在要遵循某些必要的条件和规则,它们对知识进行类比和整理,把所有不能类比的东西排除其范围之外。
学科原则又与评论原则相异,因为学科不是要重新发现、解读话语的意义,也不是要重复某种同一性的限制作用,而是要建构新的陈述话语。
学科在其自身的系统之类也有真假命题之分,却并不影响学科对话语的操控,假命题也需在话语实践中得到认定,受到话语的监督。
正如福柯所说“学科是一控制话语生产的原则。
学科通过同一性的活动来限制话语,其形式是规则的永久重新启动”。
三福柯提出了第三组限制话语的原则,这组原则涉及话语主体的使用权限。
它不是用来控制话语,而是用来控制言语的主体,对话语的使用者给予一定的规范。
有些话语领域对所有的话语使用主体开放,有些话语领域却是禁止和限制大部分的话语使用主体,正是在限制系统内交换和交流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福柯描述了对于此类的四种限制。
(1)话语仪规。
宗教、法律、医学和政治等话语系统都取决于对仪式规则的利用,仪规帮助确定话语主体所处的地位和即定角色。
(2)话语社团。
它的功能是保存和生产话语,因此必须依据严格的规则在有限的空间内使用、流通和分配话语。
这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权力的色彩,在话语主体的使用过程中,听说两方的角色是不可置换的。
(3)信条。
信条不同于话语社团,它在话语个体数量的规定上是不受限制的,同时也是”作为忠于某一阶级、社会阶层、民族、利益、反叛、抵抗或接受的标志、表现和手段”,它想从话语圈子的封闭中冲出来,让自己得以传播。
信条通过某些特定的陈述并以这些陈述为基础来分辨言语主体,从而来划分正统和异端;反过来又以言说主体为基础来分辨陈述,从而来划分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
因此,信条导致的“从属”是双重的:言说主体对话语的从属及话语对作为组合的言说个体的从属。
(4)社会对话语的占有。
每个社会都会有一些特定的规则和机制来对知识或话语进行分配,这其实是在更大范围内对话语使用主体的控制。
教育就是最主要的代表,“任何教育制度都是维持或修改话语占有以及其所传递的知识和权力的政治方式”。
四基于对话语秩序的认识,福柯还提出了反向原则、断裂原则(非连续性原则)、特殊性原则、外在性原则的方法论作为区别于传统的话语分析方式。
在《话语的秩序》中,这四个原则可以被归纳为事件、系列、规则性和可能性条件,与创造、整体、本源和意义相对立。
后四个概念实际上主宰了西方传统的思想史,正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讲,传统的思想史总是致力于在它的研究对象中去寻求“内聚力原则”、共同点和一致性,企图最终把矛盾消解在某种同一性之中。
福柯的任务,就是要通过上述四个基本原则或对应的四个基本概念的运用,来展开一种新型的话语分析工作,揭示权力建构起来的话语秩序。
这种新型的话语分析工作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批判性分析。
批判性分析针对的是包围话语的机制,即通过上述“反向原则”的运用来区别和揭露话语的控制规则(如排斥、限制、占有等),分析它们按照何种需要得以形成,又如何被修正和置换,它们对话语的生产、流通和分配有效地施加了哪些限制,还需必须分析它们形成的话语规律性,从而解开束缚话语的禁忌之网。
二是谱系学分析。
谱系学分析针对的则是话语有效形成的系列,即通过非连续性原则、特殊性原则、外在性原则的运用来探讨话语是怎样通过、忽视或借助于这些限制系统而形成的,对它们当中的每一个来说,具体的标准是什么,出现、发展和变化的条件又是什么等等,它要在话语出现的地方发现话语,即便它是与限制它的体系一同出现。
批判性分析和谱系学分析的研究工作虽然在任务上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也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相互交替、相互支持补充的。
结语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表达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话语的结构和组合规则;另一方面是权力对话语的监控,也是一种对话语的传播、范围、内容和使用进行调控的结构和程序。
这里对《话语的秩序》作出的归纳和分析就是为了突出福柯理论的一个核心:权力。
“真理”和“权力”是福柯在文中所要论述的两大主题,在福柯看来,“真理只是在特殊历史状况下被权力所认可的暂时的有用性东西而已”。
由于纯粹的知识总是受到权力的压迫,真理难以在权力面前展示出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并且在权力的筛选下,话语也就无法以其语言的形式展现社会冲突,反而成为一种斗争的手段和方式。
权力把话语中包含的危险性的东西剔除出去,只留下所谓的“正确”的东西。
因而话语被理解为权力的各种表现形式,不仅要受到权力的制约,更是权力的产物。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它规定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可以说的,这些从话语个体嘴里说出来的言论必然要受到以“机构”方式和政治方式发挥作用的权力关系的影响,这样一来,话语分析就转变为某种方式的权力分析了。
在《话语的秩序》一文中,福柯的论述已经隐约地展现出一种新的意识观念,即:权力不是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完全是一种否定性力量,它更是一种制造、监督话语的肯定性力量。
权力体系对认知的调控及对话语的监督,使得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受社会历史制约的话语)的主次关系被打破,一种新的权力――知识观和权力谱系学的分析方法开始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