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公共行政学经典读书笔记之六后现代主义及其对公共行政学的审视------后现代公共行政学理论学习笔记自21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
试图对后现代主义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似乎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后现代主义并非是一个具有统一理论基础的思想流派，各种冠之以“后现代”名下的理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歧异性和多样性。
各个专业对着“后现代”这头大象，自说自话：IT业把它称为数字化，哲学界把它称为本质直观，心理学把它概括为行为体验，伦理界称它为自我认同，人类学称它为社会资本，物理学将它概括为负熵，化学说它是复杂和混沌，生物学说它是基因重组……，好象大家在谈论不同的事，其实，“后现代”只有一个，不同专业的概括，反映的都只是这同一件事的不同方面。
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最难剖析其内容，也最难概括其特征的社会思潮，是众多的经常处于冲突之中的思潮、态度、倾向的混合体。
一、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兴起，最为直接的原因在于对现代化的反思与批判。
尽管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之相伴的却是人类发展所面临的种种困境。
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给社会带来了在物质利益方面的巨大进步和发展，以至于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作用产生了片面、夸张的看法，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社会的所有问题。
随着人们对科学技术副作用的认识的加深，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渐成思想界的思考主题。
另外，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也来自于社会的变化。
20世纪下半叶，美国率先进入“后工业社会”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以制造业经济占主导地位转向以服务经济占主导地位，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取代企业主成为支柱。
旧的等级制度岌岌可危，大众文化成为文化进程的主旋律，昔日现代理念对精英文化的倚重受到挑战，大众文化逐渐取代精英文化。
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的出现；计算机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观念，多媒体和虚拟技术打破了真实和虚幻的界限，人工智能的设想挑战人类的中心地位。
法默尔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法默尔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摘要］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对我国行政学理论和实践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本文首先对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内涵进行了阐释，其次厘清了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主要研究路径，再次揭示了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哲学基础，最后对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作了简要的评析。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是以福克斯、米勒和法默尔等为代表的学者在公共行政领域掀起的一种全新的理论思潮，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方兴未艾。
它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尤其是理性官僚制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质疑和批判，在许多方面又继承和发扬了现代公共行政的民主精神。
本文就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内涵、研究路径以及哲学基础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以期进一步深化研究。
一、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涵义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兴起植根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后者以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和多样性为特征。
就公共行政理论而言，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哲学家法默尔( David John Farmer)从后现代视角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概念阐释。
他认为，所谓公共行政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语言。
语言不仅仅是用来表达和交流思想的思维工具，它还是观念、方法、直觉、假定和强烈欲望的加工厂，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观，塑造着我们的形态和人格。
［1］在法默尔看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我们看待公共行政的两个基本视角或基本的语言范式。
在现代主义的视角中，公共行政被建构为一种科学，一种技术，一种阐释；而在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中，公共行政欲通过对“想象”、“解构”、“非领地化”和“变样”的强调来掀起一场变革官僚制的革命。
另两位著名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家福克斯(C·J·Fox)和米勒(H·T·Miller)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实际上就是一个缺乏沟通的体系，或者说，它就是一个话语霸权的体系。
在这一个话语霸权体系内，自上而下的指示、指令必须逐级执行，不容许有任何讨价还价，更不允许提出怀疑和表示异议。
对《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的反思查尔斯.J.福克斯和休.T.米勒在《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这本书中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尤其是官僚制及其替代模式进行了全面的解构，尝试以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某些视角来改变人们思考公共政策的方向，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全新的话语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掀起了一种新的理论思潮。
具体说来，这本书分为两大部分——解构与建构。
第一篇致力于解构，集中分析了各种已有的公共行政理论以及后现代状况下公共行政理论的困境，指出制度主义或宪政主义不过是在强化传统的政治/行政二分法，而所谓的社群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下又是一个不可能的理想，它们都无法带领现代公共行政走出理论的困境。
因此在第二篇中，利用后现代的现象学、构成主义、结构理论以及能量场等概念建构了话语理论。
在两位作者看来，我们制定和修订公共政策的场所就是一个“公共能量场”,这个公共能量场中有足够的目标和意图，每个目标和意图就犹如一个太阳黑子，它可以从任何的和所有的点上燃烧起来，燃烧产生的能量以波的形式向外传导，进而作为一个整体影响到整个领域，也影响到其他潜在的火焰点，社会对话和公共政策的形成就是在不同目标和意图的相互影响、激变与碰撞中形成的，在这个政策形成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种目标或意图具有绝对的权威和优势。
但由于话语的准入是免费的，任何人都有权进入政策对话的公共能量场。
他们认为现代公共行政实际上就是一个话语霸权的体系,充满了“独白式的对话”。
基于此,他们认为政策网络中的对话有三种形式:“少数人的对话”、“多数人的对话”和“一些人的对话”。
“少数人的对话”有可能导致强权政治和公众冷漠,“多数人的对话”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而在后现代状况中，真实的话语是民主化行政理论最好的期待，因此唯有“一些人的对话”形式值得推崇,因为只有它才是表达民主的真实话语。
这本书被称为美国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里程碑式的著作，也被认为是目前公共行政管理领域研究中的最高水平。
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一本值得如此夸赞的书，本书也有我们值得反思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