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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华粟特人美术中的商队图像研究内容摘要：中亚地区的粟特人具有善于经商的特性，我国的史籍中有很多对这方面的文字记载，正由于这一特性，粟特人成为中古时期东西贸易中最重要的角色，他们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多是以商队的形式，商队的规模较大，除了粟特人之外，还有一定的比例的突厥人、嚈哒人等。
萨保是商队中政教兼理的胡人大首领。
商队的运载工具主要是骆驼、马和驴，除此之外，还有牛、骡等也是驮货物的牲畜。
这些内容，我们在太原、西安、固原等地出土的入华粟特人葬具上的图案中都可以看到。
关键词：粟特人商队萨保丝绸之路基金项目：本文为2022年度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西安出土入华粟特人墓葬美术中的商队图像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2LW97）。
汉唐之间，也就是公元3世纪到8世纪之间，由于粟特地区政治时局的动荡和战争，同时也因为商业利益的驱使，中原地区强大的吸引力等原因，粟特人陆续由丝绸之路大规模地东行，经商贸易。
这些粟特商人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些主要城镇短暂居留，一部分人留下来，一部分人又会继续前行，到下一个城镇开拓新的商业据点，建立新的聚落。
丝绸之路沿线塔里木盆地、蒙古高原和中国北方的大多数城市，都有粟特人的移民聚落，散布十分广泛。
他们具有善于经商、善战骠悍、能歌善舞、信奉拜火教等特性，在中古时期十分活跃。
粟特人善于经商，无论是地理、政治，还是经济的利益驱使，都使得粟特人成为东西贸易中最重要的角色。
《隋书·康国传》中有载：“善于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
[1]”《旧唐书》中也有记载，康国人“善商贾，争分铢之利”。
他们控制着中亚地区的内外贸易，富比王侯。
这其实也代表了整个粟特人的特性。
在长达千年历史中，商业文化已经成为粟特人文化的重要特征。
自幼时，父母就注意向其子传授一些经商知识，《旧唐书》中记：“男子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
”长大以后，父母又会带着儿子到别国经商做贸易。
“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
隋唐官制下的萨宝与粟特人的管理作者：朱琳来源：《法制与社会》2015年第07期摘要公元3至8世纪之间，粟特人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及粟特地区的动乱、战争等原因，沿着漫长的丝绸之路大批东行，经商贸易。
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粟特人入华逐渐达到高潮，千里迢迢而来的粟特人，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为加强对外来人员的管理，各朝各代都设立了相应的部门，专门负责对粟特人的管理。
隋唐时期，这一专门官职称之为“萨宝”。
本文以实证文献材料为依托，首先，探讨了“萨保”一词的语源，指出“萨保”源于粟特srtp’w一词的音译，它是以“s’rtp’w”为基础所设立的“胡语官称”；其次，着重对大量的墓志进行了分析，认为作为官职称谓的“萨宝”实际为“萨保”的同音异译词，两者之间不存在本质的差别。
最后，通过分析粟特人有别于其他入华民族的特点——聚群而居，详细论述隋唐时期，政府设立“萨宝”，专职管理聚落中粟特人的具体状况。
关键词萨宝粟特人官职管理作者简介：朱琳，华东政法大学。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3-296-03隋、唐官制下分别有“萨保” 、“萨宝” 两种官职称谓，按向达、饶宗颐、荣新江等学者所论，“萨保”音同“萨宝”，两者虽有差异但皆为外来词的汉字音译，可能同出一源并为同一官职。
一、萨保与粟特srtp’w在发掘于2003年的北周史君墓中，曾清理出一座同时刻有粟特文和汉文的石椁。
结合两种语言的内容可以知悉，墓主史君（Wirkak）是由史国迁徙而来的粟特人后裔，他的祖父阿史盘陀（Rashtvantak）曾担任过粟特史国萨保之职，而在这一家族进入中国之后，史君本人曾经在西魏时期出任萨保府判事曹主（事），其后又接受北周皇帝的授命成为本朝凉州萨保。
史君及其祖父所担任的“萨保”之职在粟特文部分中均对应于“srtp’w”一词，后者曾以“s’rtp’w”的形式出现在前述“粟特文古信札”（第5号）中，又译为“商队首领”。
大同北魏墓葬胡俑的粟特人象征作者：张志忠来源：《收藏家》2019年第11期2000年夏秋之季，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
的发掘是继司马金龙墓、方山永固陵之后又一次重要发现，出土了为数众多的陶俑，尤为重要的是一批胡俑的发现，人物特征鲜明，衣着新颖华丽，对于研究北魏平城时期丝绸之路和东西方贸易、经济、文化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4年云波路华宇商业中心M10，出土了3件相同胡俑。
近年来，随着太原隋代虞弘墓、西安北周安伽墓。
的发现和科学发掘，展现出一幅幅人物形象生动，体貌特征鲜明的中亚粟特人风俗画卷，为认识和研究粟特民族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提供了实物资料，通过比较研究对于了解和认识北魏平城时期墓葬出土的胡俑形象，起到了积极的帮助作用。
本文通过以上胡俑材料的对比研究，似有所得，略陈管见。
一、相貌与服饰上的粟特人象征北魏平城时期墓葬出土胡俑的数量较少，因此对于其体形、面貌和服饰特征一直不甚清楚。
以至有人把北魏墓葬中出土的镇墓武士俑，凶猛霸悍的造型，深目高鼻的形象作为胡俑的象征。
其实，这只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形象，被人为夸张丑化的结果，不是我们要描述的中亚或西亚人的形象。
真正的胡人俑司马金龙墓曾有出土，众多的伎乐杂技胡俑出土于雁北师院北魏墓和云波路北魏墓地M10。
雁北师院胡人俑出土于宋绍祖墓。
和规模较大的M2中，宋绍祖墓出土4件胡人俑，位于墓室回廊东部出行仪仗的两侧，似呐喊或鼓吹为出行队伍助威。
人物体貌特征却极为一致，高额颐窄，浓眉深目，鼻梁高挺，头戴黑色圆形小帽，身着华美艳丽的紧身圆领窄袖对襟长袍，彩绘不同花纹图案，领、袖、前襟和下摆着不同颜色镶边，装饰不同花卉纹样，腰系黑带，足登黑靴，大部分袍面胯下开衩，前部小肚突出略现下坠，与此相对，后面臀部明显上翘，仅神态和手势略有差异（图1、图2）。
M2胡俑位于墓室前部，外围是8个跽坐式乐俑，手持不同乐器，姿态各异作表演状，中央为长袖甩动的舞俑，从体貌特征看，额颐宽广，细美慈目，鼻梁适中，头戴黑色鲜卑帽，身着左衽交领长袍，均系汉人、鲜卑人或北方少数民族。
萨保与萨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领问题的争论与辨析涉及关键词：问题辨析隋唐争论北朝首领胡人聚落论文萨保与萨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领问题的争论与辨析前言关于《通典·职官典》、《隋书·百官志》、《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所记北齐的“萨甫”、北周及隋的“萨保”、唐朝的“萨宝”，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学者们做了种种解说。
然而，关于萨保（以下即作为不同时期萨甫、萨簿、萨宝的统称）一名的语源、萨保的性质、萨保和萨薄的关系、萨保的管理范围、宗教信仰等问题，都有待深入讨论。
而且，在我看来，近年来发表的一些专题论文，有些观点距离事实越来越远，有必要加以通盘的考辨，以期求得萨保的本来含义。
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北朝隋唐胡人聚落的总体看法，因此不得不辨。
以下先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整理，然后结合传世文献记载、近年发现的安伽墓和虞弘墓资料以及一些石刻史料，对萨保一词加以考释，并就该词的原语及其含义，来阐明笔者的看法。
一、关于“萨保”和“萨薄”的研究史我们感谢富安敦（Antonino Forte）教授对1995年以前东西方学术史的清理1[1]，但他是主张萨保即萨薄说者，因而在叙述时带有强烈的倾向性。
我们以下还是择要依照原文来列举最有代表性的观点，仅在无法找到最早的西文原文时才依据富安敦的叙述。
1863年，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在《犹太人在中国》一文中，猜测萨宝是希伯来文Saupher的音译，意为一个“抄书手”1[2]。
1897年，德微里亚（Gabriel Devéria）在《中国的穆斯林与摩尼教徒》一文中，推测是叙利亚文sābā“vieillard”（老人）、“ancien”（年长者）的音译1[3]。
1903年，伯希和（Paul Pelliot）撰《萨宝考》，检出《通典》、《两京新记》、《长安志》中的相关记载，至于萨宝的原意，则接受了德微里亚的看法1[4]。
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中古时期粟特人的迁徙与入居粟特人，在中国史籍中又被称爲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粟特胡等等。
从人种上来说，他们是属於伊朗系统的中亚古族；从语言上来说，他们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的东伊朗语的一支，即粟特语，文字则使用阿拉美文的一种变体，现通称粟特文。
粟特人的本土位於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即西方古典文献所说的粟特地区，其主要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还有部分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在粟特地区的大大小小的绿洲上，分布着一个个大小不同的城邦国家，其中以撒马尔干爲中心的康国最大，它常常是粟特各城邦国家的代表。
此外，以布哈拉爲中心的安国，也是相对较大的粟特王国。
还有，位於苏对沙那的东曹国，劫布呾那的曹国，瑟底痕的西曹国，弭秣贺的米国，屈霜你迦的何国，羯霜那的史国，赭时的石国等等，不同时期，或有分合，中国史籍称他们爲“昭武九姓”，其实有时候不止九个国家。
历史上的粟特人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因此长期受其周边强大的外族势力控制，先後臣属於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朝、康居国、大月氏部、贵霜帝国、嚈哒国等。
粟特人在各异族统治下，非但没有灭绝，反而更增强了自己的应变能力，不仅保存了独立的王统世系，而且成爲中古时代控制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
在公元3至8世纪之间，也就是大体上相当於中国的汉唐之间，由於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及粟特地区的动乱和战争等原因，粟特人沿传统意义上的陆上丝绸之路大批东行，经商贸易，有许多人就此移居中国，一去不复返。
粟特人东来贩易，往往是以商队的形式，由商队首领率领，结夥而行，他们少者数十人，多者数百人，并且拥有武装以自保。
我们在敦煌莫高窟第420窟窟顶东坡上部的隋代绘制的一幅《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商队在丝绸之路上行进的情形，虽然画家绘制的是産生於印度的佛经故事，但人物形象却是以敦煌画家常见的中亚粟特商队爲原型的。
2003年北周史君墓粟特文、汉文双语铭文的发现，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
经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的帮助，与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吉田丰教授取得联系，对粟特文部分进行了释义，辛姆斯·威廉姆斯（N.Sims-Williams）教授审阅了粟特文研究的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荣新江教授等据英文译文翻译成汉文。
孙福喜结合翻译的粟特文内容，对史君墓汉文部分进行了考释，两篇文章均发表在《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1]，为史君墓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帮助。
但由于史君墓汉文部分的书写极不规范，给释读工作造成了困难，加之时间较紧，汉文和粟特文的考释没有及时沟通，难免存在一些问题。
2005年我们又同荣新江和罗新教授一起对残缺和碑别字进行了再次识读，更正了汉文部分释读中的一些错误。
在孙福喜、吉田丰考释的基础上，对史君墓双语铭文作进一步的研究。
石堂门楣的形状为横长方形，表面磨光。
出土时上面涂有一层墨，正面分别阴刻粟特文和汉文两种文字。
粟特文共32行，刻写于门楣东侧，竖排，阴刻竖格共33行，第33行有格而无文字。
汉文共18行，刻写于门楣西侧，竖排，阴刻竖格。
粟特文和汉文第1行均位于铭文中间，分别向两侧书写。
粟特文部分除由于盗墓者的破坏而造成个别文字残损外，其余文字完整，无漏刻现象。
汉文部分，第1行阴刻篆书“大周凉州萨保史君石堂”，第2～18行是正文部分，楷体，除残损的文字外，还有大段的空白，而且有许多别字和错字，文字书写极不规范。
但在遣词造句、书写内容和格式上与同时代墓志比较一致，可能是一位不甚熟悉汉语的粟特人书写的。
此铭文的粟特文书体，吉田丰认为文字和语言具有6世纪末期的标志性风格，与同时期的布古特碑相似。
而有些字母的书写不认真，甚至不像粟特字母，推断刻写粟特原文的石匠不懂粟特语。
那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书写者或刻写工匠的身份问题。
从史君墓石门和石堂上大量的浮雕图像看，画面内容布局紧凑，刻绘细致，虽然也有漏刻的地方，但整体看工匠技艺娴熟，雕刻时图像应有所本。
丝绸之路与北朝晋阳（二）萨保府和祆敎徒北魏、东魏、北齐政权中都有大量粟特人，活动在并州晋阳地区。
具体人口和聚落数量由于史料缺乏，确实难以统计，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机构的设置来推析。
通过近年学界对萨宝府的系列研究，已经明确认定，入华粟特人与萨宝府有密切关系，萨宝府是管理入华粟特人的官方机构，是中国古代唯一以外国读音设置的官府，是北朝唐代针对大量粟特人流寓中国而特设的官府，与中央各级官府不同的是，该官府由粟特人担任各级官员，专门管理入华粟特人事务。
姜伯勤先生认为，“萨宝府首先是一个政事机构。
……其职务其实是伊兰系胡户聚居点上的一种政教兼理的蕃客大首领。
”隋代对萨宝设置的规定是，“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为视正九品”。
那么可想而知，并州有过“摩珂大萨宝”，如翟突娑之父，既称为“摩珂大萨宝”，那显然比萨宝要高一个等级，管辖的人口户数至少也当数倍于萨宝，二百户以上设一个萨宝，我们不知道多少个萨宝上设置一个大萨宝，但是可以肯定地知道，晋阳粟特的人口户数都相当可观，应该在一千户之上。
有一问题必须澄清，即为什么规定诸州只设萨宝，而晋巾阳却记载有大萨宝？至现在我们也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
但是虞弘墓志的内容却置使我们找到了一个旁证。
《隋翟突娑墓志》“摩珂大萨宝”《虞弘墓志》记载，虞弘在北周大象末年，任职“左丞相府，兼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
”说明在北周晋阳设有“萨保府”。
在《隋翟突娑墓志》内记载其父北齐时曾在晋阳任“摩珂大萨宝”，而《虞弘墓志》记载北周占领晋阳时期，这里设有“萨保府”。
这两者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我认为不是，我以前认为两者有着必然的联系，很可能，大萨宝不是管理某州的萨宝，而是管理数州萨保府的萨宝。
之所以称为大萨宝，就是为了能区别于一般仅管理一州的萨宝。
《虞弘墓志》：检校萨保府我们反复品嚼《虞弘墓志》中“大象末左丞相府，兼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的志文，逐渐可以感到并、代、介三州乡团与萨保府之间的关系。
萨保与萨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领问题的争论与辨析涉及关键词：问题辨析隋唐争论北朝首领胡人聚落论文萨保与萨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领问题的争论与辨析前言关于《通典·职官典》、《隋书·百官志》、《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所记北齐的“萨甫”、北周及隋的“萨保”、唐朝的“萨宝”，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学者们做了种种解说。
然而，关于萨保（以下即作为不同时期萨甫、萨簿、萨宝的统称）一名的语源、萨保的性质、萨保和萨薄的关系、萨保的管理范围、宗教信仰等问题，都有待深入讨论。
而且，在我看来，近年来发表的一些专题论文，有些观点距离事实越来越远，有必要加以通盘的考辨，以期求得萨保的本来含义。
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北朝隋唐胡人聚落的总体看法，因此不得不辨。
以下先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整理，然后结合传世文献记载、近年发现的安伽墓和虞弘墓资料以及一些石刻史料，对萨保一词加以考释，并就该词的原语及其含义，来阐明笔者的看法。
一、关于“萨保”和“萨薄”的研究史我们感谢富安敦（Antonino Forte）教授对1995年以前东西方学术史的清理1[1]，但他是主张萨保即萨薄说者，因而在叙述时带有强烈的倾向性。
我们以下还是择要依照原文来列举最有代表性的观点，仅在无法找到最早的西文原文时才依据富安敦的叙述。
1863年，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在《犹太人在中国》一文中，猜测萨宝是希伯来文Saupher的音译，意为一个“抄书手”1[2]。
1897年，德微里亚（Gabriel Devéria）在《中国的穆斯林与摩尼教徒》一文中，推测是叙利亚文sābā“vieillard”（老人）、“ancien”（年长者）的音译1[3]。
1903年，伯希和（Paul Pelliot）撰《萨宝考》，检出《通典》、《两京新记》、《长安志》中的相关记载，至于萨宝的原意，则接受了德微里亚的看法1[4]。
1919年，罗佛（Berthold Laufer，一译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一书中，批评用叙利亚文来比定唐朝都城担任波斯宗教事务的官吏称号，他认为这个汉译名来自一个中古波斯文*saθ-pāv或*xsaθ-pāv，其古波斯文的形式是xsaθra-pāvan1[5]。
1923年，陈垣在《火祆教入中国考》一文中说：“《魏书》卷一○二、《隋书》卷八三：康国都于萨宝水上阿禄迪城。
康国，唐人谓即康居，为祆教流行之地。
萨宝之名，是否取于此，不可知也。
”1[6]1925年，藤田丰八在《关于萨宝》一文中，先揭出王国维提示的《隋书》卷二八《百官志》、《通典》卷四十《职官典》、《新唐书》卷七五上下《宰相世系表》中的材料，然后指出约生于北魏宣武帝延昌二年（513）之前的晋荡公宇文护的小字“萨保”，但从此前北魏与流行祆教之伊兰系诸国关系来考察，他以为此词不一定来自伊朗语，也不一定指祆教教长。
他认为此词应当是佛教典籍《贤愚经》和《法显传》中的“萨薄”，即梵文sārthavāha（商人首领）的对音，而萨薄在宇文护取小名时早已脍炙人口。
此外，藤田氏还强调：“萨宝者，自以之视作商主为最稳当之解释。
惟彼等俱属祆教徒，其刑法（即胡律）亦有置于祆祠中之习惯，因此，祆祠设立萨宝府，而以萨宝任统制一切之责。
”他的意思是说，萨宝不仅仅管理祆教，也管理其他事务，特别是商务。
因为伊朗系国家置胡律于祆祠，所以北朝隋唐的萨保府就设在祆祠当中。
他认为虽然尚不知宇文护的父母是否信佛，但宇文护是个热心的佛教徒，其“萨保”一名，应当是取“商主”之意，而不会是取祆教教长的意思1[7]。
1926年，桑原骘藏在《隋唐时代来华之西域人》中，提到藤田氏在前一年发表的论文，接受萨宝为队商首领的看法，但不接受来源于梵文的sārthavāha，而认为与同样是“队商首领”的回鹘文sartpau关系更为密切，他还提出可能有一个相对应的粟特文1[8]。
1933年，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讨论祆教时，补充了《隋翟突娑墓志》、《唐米萨宝墓志》等新资料，并指出“萨保即是萨宝，皆回鹘文sartpau之译音，义为队商首领”1[9]。
显然是接受桑原的论说。
1962年，丁爱博（Albert E. Dien）发表内容极为丰富的评述文章《萨保问题再探》，分别讨论了三个名词：第一，首先介绍贝利（Harold W. Bailey）考证于阗文的spā或spāta系指“senāpati, military official”即军官的看法，在和田出土双语文书中，汉字音译作“萨波”，然后指出《周书·波斯传》中掌四方兵马的官名“萨波勃”系同样的称呼，而《旧唐书·焉耆传》中的焉耆王名“薛婆”，《册府元龟》作“萨婆”，但不清楚是否为同一译音。
第二，关于佛教文献中的“萨薄”，他指出在康孟详（fl.194—199年）译《兴起行经》、康僧会译《旧杂譬喻经》（251年）中是作为商人的名字，道略集《杂譬喻经》作“萨薄主”，此名还见于昙无谶（fl.414—426年?）译《裴（悲）华经》、佛陀跋陀罗与法显合译《摩诃僧祇律》（416—418年）及《贤愚经》（445年）。
虽然早在1836年E. Jacquet就指出此词是sārthavāha（一组商人的首领）的对译，但并未受到重视，直到1904年伯希和用《十诵律》与Divyāvadāna的对比，确定了两者的对应关系1[10]。
在其他佛教故事中，萨薄还被译作“贾客”、“商人”、“导师”。
丁爱博进而认为，梵文sārthavāha似乎已从印度传到中亚，即中古帕提亚文的s’rtw’, srtw’、于阗文的sāñ…vāya、焉耆文的sārthavāk, sārthavāhe、回鹘文的sarthava i, s’rtp’w，还有罗佛指出的藏文sar-phag。
此字的头一音节sārtha在中亚的最早用例，见于恒宁（W. B. Henning）考订为312—313年所写的粟特文古信札的s’rth，恒宁译作“caravan”（队商）。
由于队商首领有导引和护卫商人通过危险地带的作用，所以萨薄被当作佛或菩萨的一种比喻说法。
第三，关于唐以前和唐代管理伊朗胡人聚落的官称萨甫、萨保、萨宝，他首先整理了已知的萨保府各级官吏，认为萨保府可能类似于唐宋时期管理大食商人的番坊或南北朝时管理僧人的机构。
至于该词的语源，他认为于阗的“萨波”可以等同于这个“萨宝”，不论从发音，还是从称号的角度，都可以成立，而这一比定可以说明萨宝未必是一个纯粹的宗教官员，而应当是一个世俗官称。
至于宇文护字萨保问题，他不同意陈寅恪先生把萨保和祆教联系起来的观点，认为从宇文护家庭其他成员的佛教化名字和他支持佛教事业的做法，宇文护更可能是佛教徒，而取“萨保”一名，一种可能是取“菩萨保”的意思，另一种可能则如藤田丰八所说，是来自梵文的sārthavāha。
他在结论中说：从公元二世纪至六世纪，佛教文献中的萨薄是梵文sārthavāha的音译。
到六世纪，萨甫作为伊朗胡人在中国的行政首脑出现，即隋的萨保和唐的萨宝。
萨保更早是作为宇文护的小名出现，有理由认为也是梵文sārthavāha的表现形式。
由于sārthavāha的“队商首领、商主”的含义明确，且这个梵文词在中亚具有世俗的用法，因此可以考虑萨甫、萨保、萨宝也是sārthavāha的音译。
九世纪于阗当地有等同于梵文senāpati的官称“萨波”，类似的称号亦见于六世纪波斯和七世纪的中亚，如果可以和萨甫、萨保比定，则宇文护使用同样的词就有些不太适合。
也许萨波也是表示sārthavāha，其比定为spā, spāta是后起的语源。
但目前来看，说萨波与其他音译词相似是明智的，两个系列还是区分开好。
虽然这个问题在一百年来有很大进步，但丁爱博认为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1[11]。
1963年，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在《撒马尔干的金桃》中讲到长安的外来居民时，说到其中以伊朗居民占重要地位，因此唐朝政府为之特设“萨宝”一官来监管他们的利益，“萨宝（sārthavāk）的字面意思是队商首领”，并加注说sārthavāk是个粟特词，根据是丁爱博告诉他的贝利的看法1[12]。
1971年，羽田明在《粟特人的东方活动》中，认为萨宝更可能源于回鹘文的sartpau，而此词应当来自粟特文1[13]。
1986年，王素在其《高昌火祆教论稿》中专列《萨簿》一节，揭出吐鲁番出土文书《高昌永平二年（550）十二月三十日祀部班示》中的官名“萨薄”，并据高昌文书中“薄”为“簿”之通假字的普遍现象（如“主簿”都写作“主薄”），指出“萨薄”就是“萨簿”，其音正与北齐“萨甫”相同，证明“萨簿是高昌国设置的专门管理和监督火祆教的官”1[14]。
1988年，吉田丰在《粟特语杂录（II）》中有“萨宝”的专论，他指出罗佛的古波斯文形式xsaθra-pāvan和藤田丰八的梵文sārthavāha，从中古音韵上讲都是无法和“萨宝”（中古音*sƒt-pƒu）吻合的。
而羽田明举出的回鹘文sartpau的发音最为符合。
他从312—313年的粟特文古信札编号第5件的残片中，检出s’rtp’w一词，该词前半s’rt“队商”来自梵文的sārtha，后半-p’w来自古伊朗语的*pawan-“守护者”，是一个梵文和粟特文的组合词，意思是“队商首领”，其音义与“萨宝”完全吻合1[15]。
1992年，张乃翥《中原出土文物与中古祆教之东浸》，指出《翟突娑墓志》（615年）中的“摩诃大萨宝”之“摩诃”，当来自梵文的mahā；又《康婆墓志》（647年）记其父康和为定州萨宝，而命其子为“须达”，此名来自佛教Sudatta一名。
但他认为这些都是祆教徒吸收佛教文明的表现1[16]。
1993年，姜伯勤发表《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指出吐鲁番出土《高昌永平二年祀部班示》及高昌义和六年（619）萨薄传令付胡人车不六多粮食条记的意义有二：一是证实了藤田丰八关于萨宝即五世纪高昌所译《贤愚经》中的“萨薄”，二是萨薄在高昌政权下既兼管民事，又兼领教务；既是商胡聚落的“商主”或侨领，又是来华后接受政府任命并享有职权的管理胡户的职官。
他又结合史籍和石刻资料，论证了萨宝府的职官构成，从而说明萨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教职，而是伊兰系胡户聚落上的一种政教兼理的蕃客大首领。
至于“萨薄”的语源，他根据《贤愚经》乃是据于阗胡音编译而认为来自一种东伊朗语，并特别强调薛爱华著作中“萨宝”来自粟特文sārthavāk的说法1[17]。
1995年，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一文，结合粟特文古信札中的muγpt-（穆护长）和s’rtp’w（萨宝）两个称呼以及一些人名所含的祆神名称，判定河西走廊存在着粟特聚落，其中可能已经有了教团组织和从事宗教事务的场所——祆祠，而萨宝正是兼领这个粟特商团的商务和祆教事务的大首领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