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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华粟特人美术中的商队图像研究内容摘要：中亚地区的粟特人具有善于经商的特性，我国的史籍中有很多对这方面的文字记载，正由于这一特性，粟特人成为中古时期东西贸易中最重要的角色，他们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多是以商队的形式，商队的规模较大，除了粟特人之外，还有一定的比例的突厥人、嚈哒人等。
萨保是商队中政教兼理的胡人大首领。
商队的运载工具主要是骆驼、马和驴，除此之外，还有牛、骡等也是驮货物的牲畜。
这些内容，我们在太原、西安、固原等地出土的入华粟特人葬具上的图案中都可以看到。
关键词：粟特人商队萨保丝绸之路基金项目：本文为2022年度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西安出土入华粟特人墓葬美术中的商队图像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2LW97）。
汉唐之间，也就是公元3世纪到8世纪之间，由于粟特地区政治时局的动荡和战争，同时也因为商业利益的驱使，中原地区强大的吸引力等原因，粟特人陆续由丝绸之路大规模地东行，经商贸易。
这些粟特商人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些主要城镇短暂居留，一部分人留下来，一部分人又会继续前行，到下一个城镇开拓新的商业据点，建立新的聚落。
丝绸之路沿线塔里木盆地、蒙古高原和中国北方的大多数城市，都有粟特人的移民聚落，散布十分广泛。
他们具有善于经商、善战骠悍、能歌善舞、信奉拜火教等特性，在中古时期十分活跃。
粟特人善于经商，无论是地理、政治，还是经济的利益驱使，都使得粟特人成为东西贸易中最重要的角色。
《隋书·康国传》中有载：“善于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
[1]”《旧唐书》中也有记载，康国人“善商贾，争分铢之利”。
他们控制着中亚地区的内外贸易，富比王侯。
这其实也代表了整个粟特人的特性。
在长达千年历史中，商业文化已经成为粟特人文化的重要特征。
自幼时，父母就注意向其子传授一些经商知识，《旧唐书》中记：“男子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
”长大以后，父母又会带着儿子到别国经商做贸易。
“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
历史少见的政治大辩论——《盐铁论》笔记汉昭帝刘弗陵于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托孤大臣霍光以年幼的昭帝名义发布诏书，命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车千秋（又被称为田千秋），及丞相史、御史多人参与，召集贤良文学六十多人于朝廷，以问“民所疾苦，教化之要”为议题，对政府现行政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辩论。
这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关于政治措施的大讨论。
一、背景1.大一统时代的到来（中央集权与诸侯分权问题）秦汉以来，中央集权之趋势越来越强烈。
同时汉代的行政基本按秦的郡县制，曾经有设立过州，但多是虚级，所以地方财政基本还是郡县两级，中央政府与下层之间缺乏有效的中层机构，当时的政府需要寻找全面掌握行政权力的办法。
这种召集地方才俊直接到中央面议政策的措施也可以理解为中央对地方的一种渗透办法。
2.盐铁政策实施中的问题桑弘羊所制定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及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一系列重大财经政策。
为西汉提供了坚实的财政经济基础，有利于中央集权，抗击匈奴。
但是，官营垄断行业效率低下，利用职权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的情况也较严重，百姓怨声载道，特别是剥夺了地方诸侯和富商大贾的既得利益，因而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于是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问题，就成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
3.汉武帝遗愿汉武帝有良好的政治嗅觉与判断力，他在遗诏《轮台诏》中颁布了“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的政策，推行“与民休息”与“轻徭薄赋”的政策。
这样的遗诏为征集全国贤才讨论关系民生问题的政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霍光与桑弘羊的政见之争当时，朝廷中大将军大司马霍光独揽大权，御使大夫桑弘羊成为唯一与霍光对峙的人。
商人出身的桑弘羊提议并被汉武帝采纳的垄断经营、重赋税、严酷法、重武力政治经济政策自然成为打击目标。
直接硬碰硬不明智，霍光就采纳部下杜延年的建议，借助第三方力量，下诏召集全国的文学贤良进京，与桑弘羊面对面地辩论这些政策，借机打击桑弘羊。
丝绸之路与北朝晋阳（二）萨保府和祆敎徒北魏、东魏、北齐政权中都有大量粟特人，活动在并州晋阳地区。
具体人口和聚落数量由于史料缺乏，确实难以统计，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机构的设置来推析。
通过近年学界对萨宝府的系列研究，已经明确认定，入华粟特人与萨宝府有密切关系，萨宝府是管理入华粟特人的官方机构，是中国古代唯一以外国读音设置的官府，是北朝唐代针对大量粟特人流寓中国而特设的官府，与中央各级官府不同的是，该官府由粟特人担任各级官员，专门管理入华粟特人事务。
姜伯勤先生认为，“萨宝府首先是一个政事机构。
……其职务其实是伊兰系胡户聚居点上的一种政教兼理的蕃客大首领。
”隋代对萨宝设置的规定是，“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为视正九品”。
那么可想而知，并州有过“摩珂大萨宝”，如翟突娑之父，既称为“摩珂大萨宝”，那显然比萨宝要高一个等级，管辖的人口户数至少也当数倍于萨宝，二百户以上设一个萨宝，我们不知道多少个萨宝上设置一个大萨宝，但是可以肯定地知道，晋阳粟特的人口户数都相当可观，应该在一千户之上。
有一问题必须澄清，即为什么规定诸州只设萨宝，而晋巾阳却记载有大萨宝？至现在我们也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
但是虞弘墓志的内容却置使我们找到了一个旁证。
《隋翟突娑墓志》“摩珂大萨宝”《虞弘墓志》记载，虞弘在北周大象末年，任职“左丞相府，兼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
”说明在北周晋阳设有“萨保府”。
在《隋翟突娑墓志》内记载其父北齐时曾在晋阳任“摩珂大萨宝”，而《虞弘墓志》记载北周占领晋阳时期，这里设有“萨保府”。
这两者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我认为不是，我以前认为两者有着必然的联系，很可能，大萨宝不是管理某州的萨宝，而是管理数州萨保府的萨宝。
之所以称为大萨宝，就是为了能区别于一般仅管理一州的萨宝。
《虞弘墓志》：检校萨保府我们反复品嚼《虞弘墓志》中“大象末左丞相府，兼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的志文，逐渐可以感到并、代、介三州乡团与萨保府之间的关系。
2003年北周史君墓粟特文、汉文双语铭文的发现，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
经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的帮助，与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吉田丰教授取得联系，对粟特文部分进行了释义，辛姆斯·威廉姆斯（N.Sims-Williams）教授审阅了粟特文研究的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荣新江教授等据英文译文翻译成汉文。
孙福喜结合翻译的粟特文内容，对史君墓汉文部分进行了考释，两篇文章均发表在《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1]，为史君墓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帮助。
但由于史君墓汉文部分的书写极不规范，给释读工作造成了困难，加之时间较紧，汉文和粟特文的考释没有及时沟通，难免存在一些问题。
2005年我们又同荣新江和罗新教授一起对残缺和碑别字进行了再次识读，更正了汉文部分释读中的一些错误。
在孙福喜、吉田丰考释的基础上，对史君墓双语铭文作进一步的研究。
石堂门楣的形状为横长方形，表面磨光。
出土时上面涂有一层墨，正面分别阴刻粟特文和汉文两种文字。
粟特文共32行，刻写于门楣东侧，竖排，阴刻竖格共33行，第33行有格而无文字。
汉文共18行，刻写于门楣西侧，竖排，阴刻竖格。
粟特文和汉文第1行均位于铭文中间，分别向两侧书写。
粟特文部分除由于盗墓者的破坏而造成个别文字残损外，其余文字完整，无漏刻现象。
汉文部分，第1行阴刻篆书“大周凉州萨保史君石堂”，第2～18行是正文部分，楷体，除残损的文字外，还有大段的空白，而且有许多别字和错字，文字书写极不规范。
但在遣词造句、书写内容和格式上与同时代墓志比较一致，可能是一位不甚熟悉汉语的粟特人书写的。
此铭文的粟特文书体，吉田丰认为文字和语言具有6世纪末期的标志性风格，与同时期的布古特碑相似。
而有些字母的书写不认真，甚至不像粟特字母，推断刻写粟特原文的石匠不懂粟特语。
那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书写者或刻写工匠的身份问题。
从史君墓石门和石堂上大量的浮雕图像看，画面内容布局紧凑，刻绘细致，虽然也有漏刻的地方，但整体看工匠技艺娴熟，雕刻时图像应有所本。
“萨宝”的再认识在当今的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在古代中外交流史研究领域，“萨宝”是个历时甚久却又并不冷门的论题，而一旦提及“萨宝”，人们几乎都会立即联想到古代中国的祆教，亦即与源自西亚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 ）有着密切渊源关系的拜火信仰，因为“萨宝”似乎被公认为祆教的一个教职。
然而，我认为“萨宝”在中原地区，实际上只是一个世俗性官职，与之密切相关的，并非祆教，而是以粟特人为主要成份的“西胡”移民团体。
兹就此观点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看法，作如下论考。
一．关于“萨宝”的原始记载和学术讨论在古代的汉文史料中，“萨宝”一词出现的频率其实并不高，而明确作为一种职官称衔的“萨宝”，更是屈指可数。
《隋书》在叙述北齐的官阶时，载云：“鸿胪寺，掌蕃客朝会，吉凶吊祭。
统典客、典署、司仪等署令、丞。
典客署，又有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
”[1]在谈及隋代的官阶时，说道：“又有流内视品十四等：……雍州萨保，为视从七品。
……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为视正九品。
”[2]《旧唐书》记载唐代的职官时，也提到了萨宝：“流内九品三十阶之内，又有视流内起居，五品至从九品。
初以萨宝府、亲王国官及三师、三公、开府、嗣郡王、上柱国已下护军已上勋官带职事者府官等品。
开元初，一切罢之。
今唯有萨宝、祆正二官而已。
又有流外自勋品以至九品，以为诸司令史、赞者、典谒、亭长、掌固等品。
视流外亦自勋品至九品，开元初唯留萨宝祆祝及府史，馀亦罢之。
”[3]《通典》也提到了唐代的这一称衔：“视流内：视正五品，萨宝；视从七品，萨宝符（即“府”——引者）祆正。
……视流外：勋品，萨宝府祓（即“祆”——引者）祝；四品，萨宝率府；五品，萨宝府史。
”[4] 显而易见，这里所言的“萨甫”、“萨保”、“萨宝”，指的是同一种官职，对此不必赘言。
另外，正因为同一官职而具有若干种发音相近的异名，故有充分的理由将此称衔视作非的异译名。
对于这点，也是毋庸置疑的。
迄今所见，将“萨宝（萨甫、萨保）”作为具体官衔而加以介绍和解释的汉文史料，似乎仅此而已。
隋唐官制下的萨宝与粟特人的管理作者：朱琳来源：《法制与社会》2015年第07期摘要公元3至8世纪之间，粟特人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及粟特地区的动乱、战争等原因，沿着漫长的丝绸之路大批东行，经商贸易。
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粟特人入华逐渐达到高潮，千里迢迢而来的粟特人，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为加强对外来人员的管理，各朝各代都设立了相应的部门，专门负责对粟特人的管理。
隋唐时期，这一专门官职称之为“萨宝”。
本文以实证文献材料为依托，首先，探讨了“萨保”一词的语源，指出“萨保”源于粟特srtp’w一词的音译，它是以“s’rtp’w”为基础所设立的“胡语官称”；其次，着重对大量的墓志进行了分析，认为作为官职称谓的“萨宝”实际为“萨保”的同音异译词，两者之间不存在本质的差别。
最后，通过分析粟特人有别于其他入华民族的特点——聚群而居，详细论述隋唐时期，政府设立“萨宝”，专职管理聚落中粟特人的具体状况。
关键词萨宝粟特人官职管理作者简介：朱琳，华东政法大学。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3-296-03隋、唐官制下分别有“萨保” 、“萨宝” 两种官职称谓，按向达、饶宗颐、荣新江等学者所论，“萨保”音同“萨宝”，两者虽有差异但皆为外来词的汉字音译，可能同出一源并为同一官职。
一、萨保与粟特srtp’w在发掘于2003年的北周史君墓中，曾清理出一座同时刻有粟特文和汉文的石椁。
结合两种语言的内容可以知悉，墓主史君（Wirkak）是由史国迁徙而来的粟特人后裔，他的祖父阿史盘陀（Rashtvantak）曾担任过粟特史国萨保之职，而在这一家族进入中国之后，史君本人曾经在西魏时期出任萨保府判事曹主（事），其后又接受北周皇帝的授命成为本朝凉州萨保。
史君及其祖父所担任的“萨保”之职在粟特文部分中均对应于“srtp’w”一词，后者曾以“s’rtp’w”的形式出现在前述“粟特文古信札”（第5号）中，又译为“商队首领”。
⽯椁三开间，歇⼭顶式殿堂，由长扁⽅体底座（⽯床）、中部墙壁和歇⼭顶三⼤部分组成，每⼀部分⼜由数块或⼗⼏块汉⽩⽟组成。
⽯椁内外雕绘着贴⾦彩绘图像，由五⼗多个单体图案组合⽽成。
虞弘墓⽯椁底座⽯狮椁座下四周各垫了两个⽯狮头，共有⼋只，它们的背上负着椁座，其形象憨态可掬。
⾏旅饮⾷图雕绘在⾏途中驻⾜饮⾷的情景。
马为深红⾊⾼头⼤马，马背上坐⼀⼈，⽓宇轩昂，头戴镶有宝珠的红⾊王冠，有头光，冠下飘起两根丝带。
他深⽬⾼⿐，多须髯，眉须皆为⿊⾊，须呈⼤三⾓形拖⾄胸前，⿊⾊长发梳成波形状拖在肩后。
⾝穿红⾊圆领长袍半臂衫，下着⽩⾊紧腿长裤和软靴安然坐于马背上，两腿弯曲，左⼿⾃然下垂，右⼿端⼀碗举于⾯前作欲饮状。
马后有⼀个年青随从，深⽬⾼⿐，⿊⾊短发，有头光，右⼿放于腹前，左⼿平伸在胸，在⼿⼼内放着⼀个果实。
雕绘⼀⼈骑于马上，⾝后有头光。
头戴冠，在冠后飘着两条前窄后宽的飘带。
穿⼀件圆领窄袖长袍，长袍下⾄膝部，⾜登⽩⾊⾼筒长靴，靴尖朝下，不见马蹬。
马后⽴着⼀位侍从，⼿举华盖。
圣⽕坛与祭司虞弘墓⽯椁底座上的祭坛形象反映的是琐罗亚斯德教崇拜祭祀⽕神的场景。
棺椁上的焰纹，是祆教的标志。
祆教在古代波斯地区（如今的伊朗）流⾏时，名叫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被⼈们称作祆教或拜⽕教。
图案中祭坛燃起了熊熊⽕焰，两边各站⼀名祭司。
祭司们拥有鸟的⾝体、⼈的脸庞。
鸟战神的化⾝，祭司们化作鸟的形象，是为了守护圣⽕，祛除⿊暗。
祆教徒死后，要在钦⽡特桥接受神的检验和判决，通过考验的⼈将由⼥仙带路，升⼊只有光明、没有⿊暗的天国。
胡腾舞在⽯椁中最⼤的⼀幅画⾯宴饮图中间⼀位胡腾舞者；在骑骆驼猎狮与胡⼈持⾓形器图（3）下部也有⼀侧坐，⼿握⼀⾓形器者，看上去也很像在跳胡腾舞。
有关于胡腾舞的描述，李端的《胡腾⼉》中写道：“胡腾⾝是凉州⼉，肌肤如⽟⿐如锥。
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边垂。
帐前跪作本⾳语，拾襟揽袖为君舞。
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抄曲与。
扬眉动⽬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
公元552—603年突厥与萨珊波斯、东罗马、隋朝的争锋上篇东罗马帝国（拜占庭）、萨珊波斯、突厥公元552年突厥土门可汗发兵进攻曾经蒙古草原的霸主、突厥曾经的宗主柔然，大破柔然军队，柔然阿那瑰可汗兵败自杀（这位柔然阿那瑰可汗也是了不得的人物，中国历史上鲜卑族的北魏王朝，曾经可是强的离谱，一直把柔然按在地上摩擦，先前北魏对付柔然主要是靠设在北方边境的六镇，柔然自然对六镇恨之入骨，后来六镇爆发反对北魏的大起义，北魏政权请求柔然出兵一起讨伐六镇大起义，这位阿那瑰可汗就是那位率领十万柔然大军与北魏北讨大都督元渊一起夹击，消灭六镇破六韩拔陵二十多万起义军的柔然可汗。
以后北魏分为东西魏，这下柔然阿那瑰可汗可成了香饽饽，成了东西两魏争相拉拢讨好的对象，小日子过的不要太好！没想到阿那瑰没死在曾经的死敌北魏、六镇起义军手里，最后竟死在柔然曾经地锻铁奴隶突厥人手里）。
随着阿那瑰可汗兵败如山倒后自杀，柔然汗国崩溃。
突厥开始崛起，突厥土门可汗开始自称伊利可汗。
一般突厥史的史书都以此为突厥汗国建国之始。
突厥汗国突厥强大起来以后，也像以前的匈奴、嚈哒一样，尽力要控制中西商路，以便从中获得利益。
公元554年，突厥的木杆可汗同萨珊波斯王库斯老一世建立了关系。
双方配合，一起从东西两边夹攻中亚大国白匈奴（嚈哒），白匈奴大败，其王被杀，领土也被突厥与波斯瓜分。
然而这世界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话对于曾经的盟友突厥和萨珊波斯一样适用。
东罗马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当时来自中国的生丝，对波斯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原料，可能也是波斯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货物。
萨珊波斯以高价向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出卖生丝。
另一方面，波斯也用中国的生丝作原料来织成波斯纺织品。
这种波斯的纺织品大量出口东罗马，让波斯赚的盆满钵满，。
由于丝对东罗马是必需的消费品，波斯用丝绸之路的地利之便，尽量利用这点赢利，两国本来就是死对头，波斯还天天想着从东罗马身上榨油水，东罗马自然是恨的牙痒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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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保与萨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领问题的争论与辨析'\xa0关于《通典·职官典》、《隋书·百官志》、《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所记北齐的“萨甫”、北周及隋的“萨保”、唐朝的“萨宝”，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学者们做了种种解说。
然而，关于萨保（以下即作为不同时期萨甫、萨簿、萨宝的统称）一名的语源、萨保的性质、萨保和萨薄的关系、萨保的范围、宗教信仰等问题，都有待深入讨论。
而且，在我看来，近年来的一些，有些观点距离事实越来越远，有必要加以通盘的考辨，以期求得萨保的本来含义。
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北朝隋唐胡人聚落的总体看法，因此不得不辨。
以下先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整理，然后结合传世文献记载、近年发现的安伽墓和虞弘墓资料以及一些石刻史料，对萨保一词加以考释，并就该词的原语及其含义，来阐明笔者的看法。
\xa0\xa0我们感谢富安敦（Antonino Forte）教授对1863年，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在《犹太人在中国》一文中，猜测萨宝是希伯来文Saupher的音译，意为一个“抄书手”。
Gabriel Devéria）在《中国的穆斯林与摩尼教徒》一文中，推测是叙利亚文“villard”（老人）、“ancien”（年长者）的音译。
1903年，伯希和（Paul Pelliot）撰《萨宝考》，检出《通典》、《两京新记》、《长安志》中的相关记载，至于萨宝的原意，则接受了德微里亚的看法。
Berthold Laufer，一译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一书中，批评用叙利亚文来比定唐朝都城担任波斯宗教事务的官吏称号，他认为这个汉译名来自一个中古波斯文或*，其古波斯文的形式是。
1923年，陈垣在《火祆教入中国考》一文中说：“《魏书》卷一○二、《隋书》卷八三：康国都于萨宝水上阿禄迪城。
康国，唐人谓即康居，为祆教流行之地。
萨宝之名，是否取于此，不可知也。
”1925年，藤田丰八在《关于萨宝》一文中，先揭出王国维提示的《隋书》卷二八《百官志》、《通典》卷四十《职官典》、《新唐书》卷七五上下《宰相世系表》中的材料，然后指出约生于北魏宣武帝延昌二年（513）之前的晋荡公宇文护的小字“萨保”，但从此前北魏与流行祆教之伊兰系诸国关系来考察，他以为此词不一定来自伊朗语，也不一定指祆教教长。
他认为此词应当是佛教典籍《贤愚经》和《法显传》中的“萨薄”，即梵文（商人首领）的对音，而萨薄在宇文护取小名时早已脍炙人口。
此外，藤田氏还强调：“萨宝者，自以之视作商主为最稳当之解释。
惟彼等俱属祆教徒，其刑法（即胡律）亦有置于祆祠中之习惯，因此，祆祠设立萨宝府，而以萨宝任统制一切之责。
”他的意思是说，萨宝不仅仅管理祆教，也管理其他事务，特别是商务。
因为伊朗系国家置胡律于祆祠，所以北朝隋唐的萨保府就设在祆祠当中。
他认为虽然尚不知宇文护的父母是否信佛，但宇文护是个热心的佛教徒，其“萨保”一名，应当是取“商主”之意，而不会是取祆教教长的意思。
1926年，桑原骘藏在《隋唐时代来华之西域人》中，提到藤田氏在前一年发表的论文，接受萨宝为队商首领的看法，但不接受来源于梵文的，而认为与同样是“队商首领”的回鹘文关系更为密切，他还提出可能有一个相对应的粟特文。
文之译音，义为队商首领”。
显然是接受桑原的论说。
1962年，丁爱博（Albert E. Dien）发表内容极为丰富的评述文章《萨保问题再探》，分别讨论了三个名词：第一，首先介绍贝利（Harold W. Bailey）考证于阗文的或系指“senāpati, military official”即军官的看法，在和田出土双语文书中，汉字音译作“萨波”，然后指出《周书·波斯传》中掌四方兵马的官名“萨波勃”系同样的称呼，而《旧唐书·焉耆传》中的焉耆王名“薛婆”，《册府元龟》作“萨婆”，但不清楚是否为同一译音。
第二，关于佛教文献中的“萨薄”，他指出在康孟详（fl.194—199年）译《兴起行经》、康僧会译《旧杂譬喻经》（251年）中是作为商人的名字，道略集《杂譬喻经》作“萨薄主”，此名还见于昙无谶（fl.414—426年?）译《裴（悲）华经》、佛陀跋陀罗与法显合译《摩诃僧祇律》（416—418年）及《贤愚经》（445年）。
虽然早在1836年E. Jacquet就指出此词是（一组商人的首领）的对译，但并未受到重视，直到1904年伯希和用《十诵律》与的对比，确定了两者的对应关系。
在其他佛教故事中，萨薄还被译作“贾客”、“商人”、“导师”。
丁爱博进而认为，梵文似乎已从印度传到中亚，即中古帕提亚文的、于阗文的、焉耆文的、回鹘文的，还有罗佛指出的藏文。
此字的头一音节在中亚的最早用例，见于恒宁（W. B. Henning）考订为312—313年所写的粟特文古信札的，恒宁译作“caravan”（队商）。
由于队商首领有导引和护卫商人通过危险地带的作用，所以萨薄被当作佛或菩萨的一种比喻说法。
第三，关于唐以前和唐代管理伊朗胡人聚落的官称萨甫、萨保、萨宝，他首先整理了已知的萨保府各级官吏，认为萨保府可能类似于唐宋时期管理大食商人的番坊或南北朝时管理僧人的机构。
至于该词的语源，他认为于阗的“萨波”可以等同于这个“萨宝”，不论从发音，还是从称号的角度，都可以成立，而这一比定可以说明萨宝未必是一个纯粹的宗教官员，而应当是一个世俗官称。
至于宇文护字萨保问题，他不同意陈寅恪先生把萨保和祆教起来的观点，认为从宇文护家庭其他成员的佛教化名字和他支持佛教事业的做法，宇文护更可能是佛教徒，而取“萨保”一名，一种可能是取“菩萨保”的意思，另一种可能则如藤田丰八所说，是来自梵文的。
他在结论中说：从公元二世纪至六世纪，佛教文献中的萨薄是梵文的音译。
到六世纪，萨甫作为伊朗胡人在中国的行政首脑出现，即隋的萨保和唐的萨宝。
萨保更早是作为宇文护的小名出现，有理由认为也是梵文的表现形式。
由于的“队商首领、商主”的含义明确，且这个梵文词在中亚具有世俗的用法，因此可以考虑萨甫、萨保、萨宝也是的音译。
九世纪于阗当地有等同于梵文的官称“萨波”，类似的称号亦见于六世纪波斯和七世纪的中亚，如果可以和萨甫、萨保比定，则宇文护使用同样的词就有些不太适合。
也许萨波也是表示，其比定为是后起的语源。
但目前来看，说萨波与其他音译词相似是明智的，两个系列还是区分开好。
虽然这个问题在一百年来有很大进步，但丁爱博认为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1963年，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在《撒马尔干的金桃》中讲到长安的外来居民时，说到其中以伊朗居民占重要地位，因此唐朝政府为之特设“萨宝”一官来监管他们的利益，“萨宝（）的字面意思是队商首领”，并加注说是个粟特词，根据是丁爱博告诉他的贝利的看法。
1971年，羽田明在《粟特人的东方活动》中，认为萨宝更可能源于回鹘文的，而此词应当来自粟特文。
1986年，王素在其《高昌火祆教论稿》中专列《萨簿》一节，揭出吐鲁番出土文书《高昌永平二年（550）十二月三十日祀部班示》中的官名“萨薄”，并据高昌文书中“薄”为“簿”之通假字的普遍现象（如“主簿”都“主薄”），指出“萨薄”就是“萨簿”，其音正与北齐“萨甫”相同，证明“萨簿是高昌国设置的专门管理和监督火祆教的官”。
1988年，吉田丰在《粟特语杂录（II）》中有“萨宝”的专论，他指出罗佛的古波斯文形式和藤田丰八的梵文，从中古音韵上讲都是无法和“萨宝”（中古音*sƒt-pƒu）吻合的。
而羽田明举出的回鹘文的发音最为符合。
他从312—313年的粟特文古信札编号第5件的残片中，检出一词，该词前半“队商”来自梵文的，后半-来自古伊朗语的*“守护者”，是一个梵文和粟特文的组合词，意思是“队商首领”，其音义与“萨宝”完全吻合。
1992年，张乃翥《中原出土文物与中古祆教之东浸》，指出《翟突娑墓志》（615年）中的“摩诃大萨宝”之“摩诃”，当来自梵文的；又《康婆墓志》（Sudatta一名。
但他认为这些都是祆教徒吸收佛教文明的表现。
的说法。
（穆护长）和（萨宝）两个称呼以及一些人名所含的祆神名称，判定河西走廊存在着粟特聚落，其中可能已经有了教团和从事宗教事务的场所——祆祠，而萨宝正是兼领这个粟特商团的商务和祆教事务的大首领。
1996年，在巴黎罗浮学院举办的西域研讨会上，富安敦（A. Forte）发表《伊朗人在中国——佛教、祆教及商业机构》，特别批判把萨宝看作是祆教教职的观点。
他提出四点理由：一是萨宝即萨薄，表示外国商人的意思；二是从佛教徒宇文护小字萨保来看，萨保与佛教有关，而不能作为祆教流行的证明；三是“摩诃大萨宝”的“摩诃”既然来自梵文，则“萨宝”也应来自梵文，“摩诃萨宝”应是的译音；四是安世高的后裔既然是萨宝，他们不应当背离祖先的佛教信仰。
1997年奈良国际丝绸之路研讨会上，富安敦发表《萨宝问题》，他首先回顾了前人关于《法显传》（414年）中“萨薄”的种种解说，认为萨薄的原语应当是伯希和主张的（商人首领），而非比尔（S. Beal）主张的sabaean（波斯Saba的商人）。
接着，他重新检讨了早期佛典中的“萨薄”资料，如《摩诃僧祇律》（416—418年译）的“萨薄主”、《十诵律》（五世纪早期译）的“萨薄”、《杂譬喻经》（五世纪早期译）的“萨薄主”、《旧杂譬喻经》（传247—280年康僧会在建业译）的“萨薄”、《兴起行经》（传为二世纪末康孟详在洛阳译）的“萨薄”，指出“萨薄”一词早在法显之前就已使用，从以上文献的上下文看，其义是指陆上或海上的商人，其本意是“队商首领”，但也可以理解为“商人首领”或“商人”，萨薄或的真正含义是“有足够资本组织一次商贸远征团的商人”，他还举宝唱《翻梵语》（五世纪末编）的“萨薄主，应云萨他婆，译曰商估”，来证明的汉译可以只用“商人”来表示，尽管宝唱明知其原义是“商人主”。
他在简单介绍了早期关于萨宝的几种解说之后，特别表彰了藤田丰八的“萨薄”等于“萨宝”的说法，并以此为基础，认为萨宝的起源往往被人错误地与中国的祆教联系起来，他没有讨论祆教本身，却只是强调萨宝可以在佛教的上下文中得到圆满的理解，而根本无需把它和祆教扯到一起。
站在萨薄即萨宝、萨宝与佛教关系更加密切的立场上，富安敦一一评述了桑原骘藏、向达、丁爱博以来的种种解说。
他最后举出五个墓志中“摩诃萨宝”或“摩诃大萨宝”，认为“摩诃”只能是来自梵文的，而梵文表明其很可能与佛教相关。
他还举如下佛教徒的例子：安同、萨甫下司录商人何永康、宇文护、岐萨保、安萨保、米萨宝。
他的结论是：萨宝府建立的主要原因是控制外来贸易及相关事宜，包括外商和外来宗教，佛教也在其中，但佛教有自己的特殊官吏，所以不必萨宝府额外监管，而祆教及摩尼教、基督教则需要建立萨宝府加以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