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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散文的名词解释汉代散文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之一，其产生于汉代时期，成为中国散文的重要奠基之一。
散文是与诗歌齐名的文学体裁，在汉代散文中，有许多独特的名词和术语，这些名词对于理解和欣赏汉代散文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对汉代散文中的一些重要名词进行解释，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一文学形式。
季风文学：季风文学是汉代散文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以自然景观和季节变化为主题的散文作品。
在汉代散文中，作者经常描绘大自然的美丽景色，通过对季节的变化进行描写，表达自己的感受和心情。
这种以自然为背景的散文，以其独特的描写手法和饱含情感的文字，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和感官体验。
山水田园：山水田园是汉代散文中常见的另一个名词，用来形容描绘田园风光和自然山水景观的散文作品。
在汉代，农耕经济占据了绝对的地位，人们生活依赖于大自然的赐予。
汉代散文中的山水田园描写，以其真实、细腻的风格，反映了当时人们亲近自然、推崇自然之美的态度。
这些描绘山水田园的散文作品，常常令人感到宜人、和谐和平静。
诗经散文：诗经散文是另一个重要的名词，指的是以《诗经》中的诗歌为蓝本，将其转化为散文形式的作品。
汉代的散文作家常常以《诗经》中的诗歌为基础，通过扩展和转化，创作出一系列新颖的散文作品。
这些诗经散文往往突破了诗歌形式的限制，以更丰富的语言表达和更广阔的叙事空间，展现出汉代独特的文学风貌。
家风：家风是指在汉代散文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概念。
汉代社会非常重视家族的品德和家庭的道德规范，认为家族的品德特点会传承给后代。
在汉代散文中，家风往往被用来形容一个家族的积善之风和传统价值观。
作者常常通过对家庭生活和家族历史的描写，表现出对传统家风的推崇和关注。
身世：身世是汉代散文中常见的一个名词，用来描述一个人的身份、背景以及他所经历的人生历程。
在汉代社会，一个人的身世往往决定了他的地位和命运。
许多汉代散文作家通过对自己或他人身世的描写，展现了人生的起伏和变迁，借以表达对命运的思考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
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摛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
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
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
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汉赋的结构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
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
汉赋的类别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
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
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赋的产生中国汉代文体。
作为文体名称，它渊源于荀子的《赋》；作为文学体制，它直接受到屈宋楚辞和战国恣肆之风的极大影响。
由于汉帝国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为汉赋的新兴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以写赋为能事，汉赋遂成为汉代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
发展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
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
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
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
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
汉代散文发展脉络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诸侯纷争的局面，文学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并没有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生机，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也屈指可数。
两汉王朝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昌盛时期，纵观整个汉代散文的发展，我国汉代散文经历了西汉，东汉两个时期，演变诸体大至，文质相生，异彩纷呈。
西汉初期：自高祖至景帝，是汉代文学的初创期。
建国之初，统治者一心治理国家，巩固政权，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主要是总结秦亡教训，以利长治久安的政论文。
汉初政论文受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大多气势磅礴，感情激切。
先是陆贾的《新语》，接着是贾谊的《过秦论》等专题政论文。
贾谊把汉代散文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两汉政论散文虽是基于先秦诸子散文，但有明显不同于先秦诸子的文章。
汉代散文家由于处在大一统的新政治格局下，是他们的文章比先秦诸子散文缺少了思想表达的自由度，显得严谨质实。
除贾谊外，晁错的《言兵事疏》，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等最为著名。
西汉中期：即汉武帝至宣帝在位时期，是两汉文学的全盛时期，代表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新体赋在此期间定型，成熟，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作家，代表作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四大赋”。
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汉大赋体制的形成，标志着以地方诸王为中心的汉赋创作时代的终结和以京都为中心的创作时代的到来。
此外，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也是西汉一部大著述。
同时，宣扬君权神授的儒家思想备受统治者的青睐，这种局面影响到散文创作上来，表现为汉初纵横驰骋的文章风格被此时出现的“天人相与“”灾异谴告“的今文经学代替，代表作家有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在文章上，变纵横驰骋为典雅醇正，变激切无忌为委婉含蓄，变藻饰富丽为质朴平易，游谈之风荡然无存。
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三章：汉代散文
汉代散文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主要包括汉武帝时期的散文和汉昭帝时期的散文两个时期。
汉武帝时期的散文以历史记载和传记为主要形式，代表作品有司马迁的《史记》和刘向的《战国策》。
司马迁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以详实的史料和精细的叙述，创作了《史记》这一中国历史上的巨著，被誉为中国史学研究的奠基人。
《史记》不仅对汉代历史有详尽的记载，还涉及上古及战国时期的历史，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通史。
刘向则以《战国策》记录了战国时期的政治斗争和外交策略，成为研究战国时期史料的重要参考。
汉昭帝时期的散文以辞章赋体和乐府风格为主要形态，代表作品有班固的《汉书》和左思的《史记补》。
班固是东汉时期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创作了《汉书》这一东汉史书的巨著，继承了《史记》的撰写风格，是中国历史学研究中的重要著作。
左思则以《史记补》对《史记》进行了补充和发挥，填补了《史记》中一些内容的不足，同时在文学上也有独特的风格和表现手法。
汉代散文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丰富了散文体裁的发展，也为后世的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和参考。
汉赋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
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丈”；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
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
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
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
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
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
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
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杨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汉赋形成于汉初。
贾谊首开汉赋先风，其代表作为《吊屈原赋》和《鹏鸟赋》。
真正创立汉赋体制的是汉初辞赋大家枚乘。
《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汉武、宣、元、成帝时代，汉赋达到全盛期。
这一时期成就了名望最大、在汉赋史上占有“赋圣”地位的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作赋29篇，现仅存《子虚》、《上林》、《大人》、《长门》、《美人》、《哀二世》6赋。
其中，他的《天子游猎赋》包括《子虚赋》和《上林赋》两篇，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
司马相如在两赋中基本规定了汉大赋的模式：先是连篇累牍地堆砌辞藻，极尽夸张美饰之能事，最后以淫乐足以亡国，仁义必然兴邦的讽谏作为结尾，铸成“劝百讽一”的体制。
自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汉赋基本定型，后辈汉赋作者无法超越前人，故模拟之风大盛，汉赋进入模拟期。
这时的汉赋作者以扬雄、班固为最著名。
从东汉中期至末年，汉赋进入转变期，即朝着接近现实的方向转化。
张衡的《归田赋》，抨击社会政治，表现不满倾向，初步奠定小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