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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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古诗大全1、《读陆放翁集其一》清·梁启超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
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2、《台湾竹枝词》清·梁启超相思树底说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
树头结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时?3、《台湾竹枝词·其二》清·梁启超韭菜花开心一枝,花正黄时叶正肥。
愿郎摘花连叶摘,到死心头不肯离。
4、《金缕曲·丁未五月归国旋复东渡却寄沪上诸君子》清·梁启超丁未五月归国,旋复东渡,却寄沪上诸子。
瀚海飘流燕,乍归来、依依难认,旧家庭院。
惟有年时芳俦在,一例差池双剪。
相对向、斜阳凄怨。
欲诉奇愁无可诉,算兴亡、已惯司空见。
忍抛得,泪如线。
故巢似与人留恋。
最多情、欲黏还坠,落泥片片。
我自殷勤衔来补,珍重断红犹软。
又生恐、重帘不卷。
十二曲阑春寂寂,隔蓬山、何处窥人面?休更问,恨深浅。
5、《太平洋遇雨》清·梁启超一雨纵横亘二洲,浪淘天地入东流。
却余人物淘难尽,又挟风雷作远游。
6、《自励》清·梁启超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揅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7、《壮别》清·梁启超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
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
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
高楼一挥手,来去我何难。
8、《壮别》清·梁启超孕育今世纪,论功谁萧何?华拿总馀子,卢孟实先河。
赤手铸新脑,雷音殄古魔。
吾侪不努力,负此国民多。
9、《壮别》清·梁启超第一快心事,东来识此雄。
学空秦火后,功就楚歌中。
大陆成争鹿,沧瀛蛰老龙。
牛刀勿小试,留我借东风。
10、《壮别》清·梁启超赫赫皇华记,凄凄去国吟。
出匡恩未报,赠缟爱何深。
重话艰难业,商量得失林。
只身浮海志,使我忆松阴。
11、《壮别》清·梁启超狂简今犹昔,裁成意苦何?辙环人事瘁,棒喝佛恩多。
翼翼酬衣带,冥冥慎网罗。
梁启超的名人故事梁(启超)先生学问是第一,道德人品是第一,他是名副其实的大师。
小编收集了关于梁启超的名人故事,欢迎阅读。
梁启超三拒红颜大师梁启超自小聪明,17岁参加乡试,成了举人。
当时主持乡试的考官、清末著名维新派人士李瑞棼,对梁启超的才华极为赏识,当即请人做媒,将堂妹李惠仙许配给他。
1898年6月,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参与维新变法的梁启超,由此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然而,好景不长,百日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匆匆逃亡日本,李惠仙只得避居澳门。
第二年秋天,梁启超将家人接到了日本。
不久,28岁的梁启超应康有为之召,前去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事宜,在那里邂逅了美丽大方的何惠珍。
当时,梁启超在檀香山演讲,何惠珍为其担任翻译,两人配合默契,演讲活动盛况空前。
此时,何惠珍对才华横溢的梁启超暗生情愫,活动过后,向他表白了爱慕之情:“今生今世,我之心惟有先生……”“不行,我家中已经有妻子了。
”梁启超明确地拒绝了她。
初遭拒绝,何惠珍不仅没有气馁,反而为梁启超的忠贞感到快慰。
事后,为博取梁启超的好感,她动员父亲为康、梁保皇之事捐了一笔款,并托人设宴向梁启超交接捐款事宜。
席间,梁启超又一次见到何惠珍。
这次,何惠珍提出一个让梁启超心惊的要求:“我情愿下嫁梁先生做小。
”晚上,回到寓所的梁启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他知道,何惠珍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她作出这样的决定,其痴情实在令人感动。
他们在事业上,确实可以相互扶持,可是,他和妻子李惠仙这些年来一直相濡以沫,感情深厚,怎能让妻子伤心?为此,他异常苦闷。
于是,他连夜给身在日本的妻子写了一封信:“余归寓后,愈益思念惠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不知惠仙闻此事将笑我乎,抑或恼我乎?”梁启超心想,妻子接信后,定会生出一些醋意来,大骂他一顿,这样,他发热的头脑也好冷静一下。
很快,妻子回信了。
梁启超打开信后,愣住了,妻子给他寄来了《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竟然乐意成全他的婚事。
梁启超一、人物简介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
广东新会人。
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梁启超1889年中举。
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
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
政变发生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
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
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
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
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
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启蒙”旗帜下的文学审美——论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价值取向摘要:本文以梁启超为切入点,对中国近代文学变革“启蒙”与“审美”价值取向的矛盾性进行再解读,并对近代“启蒙”时代浪潮下,文学审美的步履维艰的实况进行再思考,从而对梁启超个人的文学思想有个更深刻的了解。
关键词: 梁启超文学变革启蒙审美文学史上,一般把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称之为中国近代文学。
中国近代文学处于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变革、转型的过程之中,具有十分复杂的特性。
引人注目的是,在“启蒙”旗帜下,近代文学一方面要求文学形式适合于普通国民的认读,使其“白话化”;另一方面,承担“启蒙”任务的“政治文学”急速“俗化”,“茶余酒后之消遣”的鸳鸯蝴蝶派文学所替代,天下救亡意识演变为市场意识,导向革命的初衷也后来导向了现代性的生活消费,文学在“启蒙”与审美”之间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一、文学变革下的致力探索自严复以进化论来启动近代民族主义的变革之后,天演进化之理、“变”的哲学观点,不仅在政治思想上使近代民族主义冲破了传统的封闭和制约,而且在文学思想上,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
于是,来源于西方进化论、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内容的“启蒙”思想,导致了近代文学“觉醒”、“蜕变”、“开放”的总体特征的形成。
梁启超是较早接受和传播西方进化论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他把西方进化论精神灌注和贯彻到中国文学发展之中。
梁启超首先强调的是转变文学观念,他曾把西方进化论思想具体运用到研究清代学术中。
梁启超从历史进化的理论中深刻地感受到,传统的旧文学在民族危难之际,已暴露出其陈旧颓弱的弊端,已无法适应这种社会环境。
于是,梁启超大胆打破了守旧和封闭的旧文学观念,建立起进步和开放的新文学观念:文学应以“新民”为目的,要服务于现实需要。
作为以维新救国为价值取向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把文学归到其政治的功利目的中,把文学作为维新事业的一部分,并以此来界定文学的社会属性,规约和肯定文学的社会地位、实用价值和鼓动作用。
梁启超在1897年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曾称有“传世之文”和“觉世之文”的区别,但更倾向于对“觉世之文”的认同,他曾说:“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也,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
然时势逝而不留者也,转瞬之间,悉为刍狗。
”追求文学的感时致用价值是梁启超所认同的文学至高价值。
这显然抛弃了古人“不朽”的价值取向中追求传世的因素,而吸收了古人认为文章是“经国大业”,为时为事的实用和功利因素。
这一观念又是与中国近代自龚自珍以来的文学观一脉相承的。
作为连接古代与现代桥梁的中国近代正是一个典型的社会转型期,中外古今的各种思想观念在它的舞台上都曾上演过,特别是“西学东渐”使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个新的参照。
内忧外患所带来的是中国近代社会“救亡”与“启蒙”的两大主题。
以此,梁启超在他的文学创作实践中注重对资产阶级意识的宣传,大力鼓吹社会改革;主张灌输欧洲之精神,唤醒国民尚武、自强意识;以及高张小说的巨大功能和社会价值。
以“新民”任务为燃眉之急,就使他把龚自珍以来“致用”的文学价值功能观更自觉地体现在更为具体的觉世之中,“新民”既是梁启超重要的政治理想,也是形成他这一时期文学观念的出发点。
因而梁启超的文学观念成为近代文学史上一个富有代表性的观念,也使近代文学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文学纳入启蒙、救亡的时代潮流之中。
随着西学被大量传入中国,近代新的社会思潮不断涌现。
吸纳外来的文学,不仅适应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变易规律,“能吸受以自广”,而且符合西方进化观的要求。
传统文论中的“气”、“道”、“趣”、“理”、“风骨”、“意境”、“神思”、“格律”等关键词被置换为“写实”、“表现”、“再现”、“形象”、“典型”、“主义”、“革命”等。
在这方面,梁启超不仅积极倡导,还身体力行。
他善于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他不单欲借用欧西的艺术技巧和自由文体,更希望借重欧西的文艺精神补救中国传统文学的风骨和灵魂。
然而同许多近代的学者一样,在接受西方文化精华的时候,仍然坚持中华文化的优越性。
梁启超曾称20世纪是中西文明结婚的时代梁启超曾称20世纪是中西文明结婚的时代。
同时,他又断言“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将西方文化比作女子,嫁于我东方文化,可能“远离的目的是为了最终的返回”,这种颇具东方色彩的比喻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文化自大意识。
表明彼时启蒙者的目力所及还只是西方文明现成的思想成果和具体文学创作,潜意识中运转的思维方式并未逸出传统框架,骨子里仍然坚信中国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近代文学观念杂糅的现象使我们充分认识到:近代文学观念甚至是文化观念的演进过程是十分复杂的,旧观念在新的来了很久以后仍具有不小的势力,这说明传统的强大牵制,在新的观念还没有内化为人们文化心理结构的成分,旧观念会依然暗存并伺机生长。
由于复杂的历史背景,近代文学变革从一开始就面临诸多文化难题:在新的文化选择中,开放抑或封闭、改良抑或革命、“道”与“器”、“体”与“用”的偏重和选择等等。
由于“启蒙”的紧迫性与历史的局限性,近代文学家们不能、也不可能很好地处理好这些难题。
因此,近代文学变革缺乏明确而科学的理论指导,在实际操作时一直陷于文化选择的困境中。
就像黄遵宪、梁启超等人,虽不满严复轻视白话,批评他“文笔太务渊雅”,但他们在诗界革命中对诗体的选择,对古代诗词神理的蹈袭,以及其文学批评文章的义理与风格,就连其“务为平易畅达”的“新文体”也只是做到“言文参半”,这些无一不明显带有对旧文化传统的“固执”与“迷恋”,仍旧表现出被动的文化选择中的传统心态。
即使这样,近代文学变革“新瓶装旧酒”的现象,经过文学家们孜孜不倦的探索,在经过“变革”洗礼后必将更加辉煌。
二、“启蒙”的崇尚与“审美”的压抑我们知道,近代文学所涉及的语言形式的变革、文学内容的更新、全民的接受视野,整体上是出于功利的而非人文的冲动,近代文学可以说是在一种非文学或非审美的环境中诞生。
即使近代文学所持的文学要有用于现实社会的观念,已同传统“文以载道”论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近代功用主义文学观的提倡是为了让文学参与到“启蒙”与“救亡”的革命中去,拯救民族与文化的双重危机。
因此,它要求文学必须摆脱“文以载道”的束缚,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中来。
文学要面向现实,反映现实是近代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打出的最鲜艳的旗帜。
这时期的理论家和文学家在他们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中对长期存在于中国人心理深处的“团圆意识”进行了彻底批判。
以新的阐释眼光指出古人之所以作小说的原因,不是为“载道”,而是出于“愤政治之压制”,“痛社会之浑浊”,“哀婚姻之不自由”。
梁启超被认为是功用主义文学观念的代表,其实,他是以文学反映生活来代替“文以载道”的。
梁启超从读者的审美需要出发提出这一问题。
他说:“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实境界而自满足者也。
……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此其一。
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历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不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此其二。
”因为小说可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
可见梁启超之所以将小说功能神话化,是要通过审美功能达到认识功能、教育功能,使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俯就于他的政见。
后来事实也证明他的这种想法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打着“中华民族”旗号的梁启超,充分认识到在进化论的认识模式和富国强民的政治愿望共同构成的近代文学背景下,中国近代文学应建立起以“启蒙”为中心的文学写作体系,并藉此“开通民智”、“涵养民德”——这是当前通向民族自强的一条道路。
然而,与梁启超同代的学者王国维却对文学已经失去独立地位与价值,沦落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奴婢、工具这一事实表示深刻的不满。
他认为,审美具有超功利、超社会、超理性、甚至超个人的特点。
王国维对于文学艺术的看法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他的文学价值观代表了中国近代文学观念中的强调审美的即非功利主义的一面。
首先,他觉得文学的任务不是表现儒家之道,文学的价值在于表现人生;其次他认为文学要表现情感;再者王国维认为文学艺术的根本特质在于它具有审美价值,而不像梁启超一样承认文学的艺术的“功用”性。
在某种意义上,近代文学理论之中最具有参考价值的,是梁启超思想启蒙色彩鲜明的“三界”革命理论和王国维美学意识浓郁的悲剧崇高理论。
然而时代选择的不是王国维,而是梁启超。
这也就意味着在近代风云叱咤的环境下,文学的“启蒙”作用受到崇尚,而“审美”却备受压抑。
这种“启蒙”与“审美”价值取向的矛盾性同样在梁启超本人身上也有突出的表现。
梁启超一方面承认文学艺术的“功用”性,又特别强调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和审美特征,注重文学作品对情感的表现。
他认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
”“艺术的权威,是把那霎时间便过去的情感,捉住他令他随时可以再现”,是把艺术家自己的“‘个性’的情感,打进别人们的‘情阈’里头,在若干期间内占领了‘他心’的位置。
”但作为维新思想家,他无暇顾及作为纯粹文学样式的小说该如何发展,直接要求其对现实的社会政治改革有所补益,透露出“经世致用”的本意。
这一思想在“百日维新”失败,维新派由帝王之师变成亡命天涯、由在朝的“智囊团”沦为流亡的清议派后空前突出。
彼时,启蒙者在启蒙策略上很快由依赖皇帝变法转为“新民决定论”。
显然,在“启蒙”(说教)与“审美”(迎合)之间,近代文学可谓进退两难。
三、总结综上所述,以“立人”和强国之梦为内驱力的现代性追求,促使中国近代文学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并制约和决定了其基本趋向:改造国民性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深沉的悲剧感和悲凉色彩、语言形式的通俗化。
从龚自珍、梁启超到陈独秀、鲁迅等企图通过文学启蒙而达到“改造国民性”,提高国人素质。
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文学的启蒙功能,为接受主体提供更多的阅读方便,文学改革必然要走语言通俗化(即言文合一)和形式大众化的道路。
总之,以“启蒙”为核心价值的中国近代文学变革,面对国弱民穷、内忧外患的情势,很难摆脱传统“经学”意识,它把“文以载道”的传统用进化论的武器推至边缘;同时,它又把那些从传统里接受的“经学”意识(经世致用、政治意识、国家观念)从边缘提升到中心,致使几乎与政治同一性的近代文学难以向文艺审美的层面转移。
思想启蒙、民族救亡与近代文学的牢牢结盟以及对审美追求有意无意的淡化和压抑,都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强大而直接的制导和牵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