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_鲁迅的左翼身份与言说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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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韵味说角度欣赏《鲁迅先生记》译文作者:铁峥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2年第08期【摘要】散文也被称为美文,因为明显区别于其他文体的创作特点,因为具有丰富的艺术魅力。
本文以刘士聪教授的英译版本《鲁迅先生记》为例,结合刘士聪先生的“韵味”说,来欣赏分析散文翻译。
【关键词】美文;刘士聪;“韵味”说:散文翻译一、引言散文是一种自由的文体,在各种文体当中它的边界是最模糊的,因为它选材广泛,作者可以借景抒情,可以借事抒情,甚至可以仅仅表达感情,也可以随意涂鸦,内容仿佛信手拈来。
正如人们常说的散文贵在形散而神不散,其结构较为灵活,语言又不像诗歌那样受到韵律的限制,不拘于形式,清新自然。
但是主旨很明确,看似形式松散,实际上通篇文章紧凑集中。
一篇优美的散文确实能够体现作者对于文字的驾驭功能,在文学方面的深厚功底,正所谓收放自如。
散文是一种能够让人感受到亲切感的文体,语言质朴,然而处处都传达着作者的情感。
善于“传情达意”,这是散文这种体裁明显优于小说的一个功能。
正如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说“真正的散文是充满诗意的,就像苹果里饱含着果汁一样”。
在这里,我理解的“诗意”不仅仅是文字流畅,语言优美,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一种亲切感的流露,这种“传情达意”可以很快拉近读者跟作者之间的距离。
近期我读了刘世聪先生的《汉英英汉美文翻译与鉴赏》一书,感觉获益良多,特别是先生在书中提出的散文翻译“韵味”说,别出心裁。
本文将结合“韵味”说分析下萧红先生的《鲁迅先生记》的译文。
二、译文作者及其理论刘世聪先生乃南开大学英语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工作,已出版和发表《英汉·汉英美文翻译与鉴赏》、《红楼译评一(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与英汉互译长篇Confucius(《孔子》)、LaoZi(《老子》)等各种译著、译文、论文数十篇。
刘教授的语言具有质朴自然,韵味悠长的特点,他因为提出了散文翻译“韵味”说,并且贯穿与自己翻译工作的始终,因而在翻译界独树一帜。
鲁迅早逝的悲剧阅读鲁迅,了解鲁迅,知道鲁迅的一生是很伟大的。
但同时也从中体察到他的痛苦与不幸,他的早逝,就是很大的一个悲剧。
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逝世于1936年10月19日,时年只有56岁。
如果鲁迅能够再多活几十年,那将对中国现代文学事业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然而不幸的却是他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鲁迅为什么会早逝,这与他生活道路的坎坷,屡遭不幸,使他的身心不断地受到打击和伤害是有很大关系的。
鲁迅一生多灾多难,早在年幼时期,祖父因科举考试弊案入狱,后来父亲又身患重病而殁,因而家庭陷入了天灾人祸交加的困境之中,使鲁迅从十几岁开始,就被人歧视为‚乞食者‛,同时还受到了不少的冷遇和‚白眼‛,这给他年幼的心灵,一开始就蒙上了阴影,遭受到痛苦的创伤。
因为家庭贫困,鲁迅求学的生涯,既艰苦而又曲折,不仅要去寻求不需要交学杂费的学校就读,而且读书的生活也是非常困难的。
如鲁迅怀揣母亲给他仅有的八元钱来到南京求学时,因不满水师学堂的生活而辗转考入了矿路学堂。
在矿路学堂读书虽然比水师的待遇较好,但所需的零花钱仍不够用,只有将自己因成绩优秀所获得的奖章拿去卖钱,以资助零用,可见他当时读书生活是多么的拮据。
后来考取官费留学日本期间,学习生活仍然是非常艰难的。
特别是他为了帮助正在日本求学的二弟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的恋爱与结婚,同时还为了尽儿子对母亲的孝道,他毅然中途弃学回国,另谋生路,为此作出了自己痛苦的抉择和牺牲。
鲁迅从日本回国以后,所面临的家庭困境,经济负担是很重的。
他经友人推荐,开始在杭州一所师范学校教书,每月月薪只有30多元,除负担家人的生活费用外,每月还要寄60元钱给在日本求学的二弟周作人,严重的入不敷出,只得靠变卖家产维持生计。
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鲁迅的精神压力很大,心里非常苦闷,整天郁郁寡欢,很显然,这种无言的痛苦,对鲁迅的身体健康也是有很大影响和伤害的。
后来因时、事的变迁,鲁迅的工作更换多次。
最后辗转来到北京旧教育部供职,因为家庭负担重,收入低,经济拮据,甚至有时要借钱度日。
【作者信息拓展】巴金与鲁迅的忘年交1936年10月19日早晨8点,当32岁的青年作家巴金按照事先约定兴冲冲地带着两位好友、青年作家曹禺和靳以来到位于上海四川北路大陆新村9号的鲁迅寓所时,不料鲁迅先生已在两个多小时前溘然长逝了。
巴金顿有天塌地陷之感,他陪着鲁迅夫人许广平肃立在床边,悲痛欲绝,涕泪长流。
在泪眼朦胧之中,与鲁迅亲密交往两年多的一幕幕往事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帮助指导鲁迅在1934年8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生活书店招饮于觉林,与保宗同去,同席八人。
”这里记述的正是巴金与鲁迅的首次相逢。
巴金清楚地记得,那天他先到,不久,随着门帘挑动,一个面容和善、身材瘦小且唇髭和眉毛浓黑的长者跨了进来,后面还跟着一个人。
由于长者的形象与巴金先前在照片上所见到的一模一样,故不用介绍,他就确信无疑,此人必是久闻大名、“有笔如刀”的大作家鲁迅。
果然,当大家纷纷起身与长者亲切握手时,都尊称他为“鲁迅先生”。
在吃饭过程中,鲁迅话语风趣,显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让原本有些拘谨的巴金在不知不觉之间,也感到自己的心和鲁迅贴得更近了。
不久,巴金决定远赴日本留学。
10月6日,好友黎烈文、傅东华在南京饭店设宴为他饯行,鲁迅也应邀参加。
席间,鲁迅谈笑风生,并特别热心地向巴金介绍日本的风土人情,讲了几个中国留学生因语言不通而闹出笑话的故事,他还鼓励巴金到日本后仍要坚持多写文章。
1935年秋,巴金返回国内,就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在工作上屡屡得到鲁迅的鼎力帮助。
编辑“文学丛刊”时,巴金曾一度为稿源不足所困扰,获悉此情的鲁迅,即写信向青年作家萧军约稿。
在这封信中,鲁迅说:“有一个书店,即文化生活出版社,是几个写文章的人经营的,他们要出创作集一串,计12本。
愿意其中有你的一本,约5万字,可否编好给他们出版,自然是已经发表过的短篇。
倘可,希于15日以前,先将书名定好,通知我。
他们可以去登广告……我以为这出版社并不坏。
”3个月之后,萧军的短篇小说集《羊》被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
左联左翼群体的理论碰撞、分化与现实战略作者:张欢来源:《社会科学家》 2014年第3期张欢(中央编译局,北京100032)摘要:“两个口号”的论争是左联自成立以来其内在冲突表现得最为激烈的一次,并直接导向了左联的解散。
而对这场论争的评判则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历史语境,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重新界定和阐发。
论争虽导源于左联内部的宗派斗争,但实质涉及的远非如此,“口号之争”或“路线之争”的历史概括都有失简单,民族战争的特殊背景以及中共领导层的战略选择是这场论争背后不容忽视的历史、政治意蕴,它与政党在战争中的判断、决策调整及目标诉求相关联,因而有必要将论争置于这种多重的视野加以审视。
关键词:左翼论争;冯雪峰;统一战线革命领导权;政党策略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40(2014)03-0126-05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和左联史上,“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简称“两个口号”论争)问题,一直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敏感的问题。
“两个口号”的论争直接导向了左联的解散,而对这场论争的评判则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历史语境,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重新界定和阐发。
论争虽导源于左联内部的宗派斗争,但实质涉及的远非如此,“口号之争”或“路线之争”的历史概括都有失简单,民族战争的特殊背景以及中共领导层的战略选择是这场论争背后不容忽视的历史、政治意蕴,它与政党在战争中的判断、决策调整及目标诉求相关联,因而有必要将论争置于这种多重的视野加以审视。
冯雪峰从瓦窑堡回到上海一方面作为中共政策的传达者,另一方面又处在鲁迅与周扬之间的矛盾关系中,这种复杂的身份和处境使其在论争的整个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
将冯雪峰作为一种线索和视角,有助于我们深入历史的多重关系中来探讨这场论争。
一“国防文学”作为一个口号的提出始于1934 年。
该年10 月2 日,周扬在《大晚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企”的化名文章———《“国防文学”》,被视为文艺界最早正式提出“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理论文章,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争论。
解读冯雪峰:“横眉冷对”的鲁迅,为何能尊重他的“强迫命令”?翻开现代史,最早对鲁迅提出创见性观点的批评家和捍卫者,当数冯雪峰和瞿秋白。
由于瞿秋白逝世较早,实际上把捍卫鲁迅形象作为毕生事业者,以冯雪峰为最。
有史学家甚至称冯雪峰一直在“神话”鲁迅。
1951年,冯雪峰(中)陪同苏联文化代表团参观鲁迅纪念馆农家子弟出生的冯雪峰虽是一介书生,却有传奇的一生。
他是湖畔诗社重要成员,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创始人,为数不多参加过长征的作家,国民党上饶集中营里的“火炬”,第一个向毛泽东全面介绍鲁迅的人。
出任过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现代诗人、作家、艺术理论家。
按说经历过大风大浪、甚至阅人无数的鲁迅,为何会对冯雪峰这个“小老乡”高看一眼、厚爱三分,保持长达十年的亦师亦友的关系,甚至对冯雪峰的“强迫命令”,也表示极大理解和尊重,不能不说对彼此人格的相互欣赏,是其重要原因。
让我们一起翻看这段历史吧。
一、从志趣相投,到共同战斗1926年,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当了14年处级“公务员”的鲁迅,从一科科长任上去职,先后南下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短暂执教。
1927年秋,鲁迅与许广平决定离开广州定居上海,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文字里“金刚怒目”的鲁迅,常常给人冷峻无情的形象,让人不敢接近。
似乎除了弟弟周建人一家,好友茅盾、柔石、内山完造等,鲁迅对外交往并不多,大多数情况下都“宅”在家里翻译和创作,偶而到内山书店去取信件、找找书。
1933年9月13日,鲁迅五十三岁全家照。
尽管鲁迅深居简出行事低调,但他的一举一动却始终得到党的极大关注。
如何将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主将和中国文坛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家,团结成为“同路人”,是党内高层始终思考并亟待实现的问题。
也许是机缘巧合,联系团结鲁迅的任务,最终落到一个叫冯雪峰的年轻人肩上。
冯雪峰是浙江义乌人,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
冯雪峰少年富有诗名,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和同学潘漠华、柔石等创立文学社团晨光社,后与应修人(曾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等同为湖畔诗社重要成员。
鲁迅作品孔乙己赏析鲁迅作品孔乙己赏析《孔乙己》是我国的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的著名小说,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短篇小说之一。
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鲁迅作品孔乙己赏析,欢迎阅读!【层次分析】这部作品是我国的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的著名小说,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短篇小说之一。
作者以极俭省的笔墨和典型的生活细节,塑造了孔乙己这位被残酷地抛弃于社会底层,生活穷困潦倒,最终被强大的黑暗势力所吞没的读书人形象。
孔乙己那可怜而可笑的个性特征及悲惨结局,既是旧中国广大下层知识分子不幸命运的生动写照,又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氛围“吃人”本质的具体表现。
揭示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人们冷漠麻木的精神状态以及社会对不幸者的冷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病态。
序幕(第1—3段),介绍孔乙己活动的社会环境—鲁镇的咸亨酒店。
第一层(第4—9段),写孔乙己的身份、地位、经历、言行、性格,是小说情节的开端和发展。
第四段首句“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承接上文,开始具体描写主人公孔乙己。
这句描写出孔乙己的奇特身份,揭示了他的社会地位,意义含蓄而深长。
“站着喝酒”表明孔乙己的生活经济情况和社会地位,与小说开头所说的喝酒主顾中的“短衣帮”差不多。
但孔乙己又是“穿长衫”的,这又含蓄说明了他是“读书人”,虽穷可又不愿放下“读书人”的架子,死要面子,受封建文化教育之毒很深,不愿与“短衣帮”为伍。
因而,成为“唯一的”“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人。
这“唯一”就标示了他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独特的性格与身份,他欲“上”不能,居“下”又不甘心,和酒店主顾中的上层人和下层人都不一样。
文章接着细致描写孔乙己的肖像。
逐步刻画他的性格特征。
“身材很高大”,表明他原本具有谋生的条件;“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表明他生活状况不好,时常遭受生活的折磨和别人的欺辱;接着,写孔乙己到店后,酒客们揭他的短取笑他。
他先是不答,当人们一次又一次揭他的“伤疤”、取笑他时,要面子的孔乙己不得不起来分辨说:“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窃书不能算偷……窃书”!他争辩的结果是“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
第二讲鲁迅的生平和创作一、鲁迅的生平:从周树人到“鲁迅”。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其言也厉。
许羡苏孟子云:“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在读鲁迅的书之前,我们首先先了解一下鲁迅其人。
“鲁迅”本身就是一个象征。
鲁迅的生平,即从“周树人”到“鲁迅”,可以看做是从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的过程。
鲁迅的生平,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少年鲁迅、青年鲁迅、中年鲁迅、晚年鲁迅。
下面予以介绍:卫俊秀(一)、少年鲁迅(1881—1901):“破落户子弟”。
绍兴、南京时期。
主要讲“家道中落”的重大事件:“科场案”对鲁迅的人生选择和思想感情的重大影响。
台门货破落户子弟周福清科场案丁忧斩监侯1893年,鲁迅十三岁,发生“周福清科场案”。
1898年,鲁迅18岁,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后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简称“矿路学堂”)。
1902年,从矿路学堂毕业,经江南督练公所审核批准到日本留学。
俞名震(二)、青年鲁迅(1902—1909):“弃医从文”。
留学日本八年。
主要讲“幻灯事件”后鲁迅“弃医从文”的重大人生选择。
“立人”思想的形成。
“桥”幻灯事件漏题事件“立人”:第一、什么是理想的人性?价值观的问题。
自利第二、中国人精神中缺少的是什么?诚和爱。
道德理想主义。
“伪士当去,迷信可存”。
中国历史上两次沦为奴隶的境遇。
两个时代:第一、暂时作稳了奴隶的时代;第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第三、怎样才能解决这种“奴隶”的状态呢?“立人”。
——改造国民劣根性。
五篇文化论文:《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冯天瑜:《“封建”考论》1902——1904年,在弘文学院学习日语;1904——1906年,在仙台医专学习。
1906年发生两大事件:一是“幻灯事件”;二是本年夏秋间,奉母命回国与绍兴府山阴县朱安女士完婚。
1907——1909年,在东京从事文学事业,并从师于章太炎先生。
著作,主要是六篇文化论文:《说鈤(镭)》、《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翻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域外小说集》;并开始了古籍《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岭表录异》的辑录工作。
2013年第10期鲁迅和郁达夫这两位现代文学史上的巨匠,既是同乡,又是挚友。
他们相知甚早,彼此信任,互相尊重,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阵地上,并肩战斗,愉快合作,为现代文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也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美丽的佳话。
在反动派统治的白色恐怖年代,他们有着类似的遭遇,同怀着深挚的故乡情结而反遭故乡反动势力迫害。
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鲁迅逝世后郁达夫沉痛哀悼,深切怀念,对鲁迅作出了非常崇高的评价。
美 好 的 印 象鲁迅(1881~1936)和郁达夫(1896~1945)都是浙江人,他们一位出生在绍兴;一位出生在富阳。
既有同乡之谊,又有先后留学日本的相同经历。
他们相知甚早,彼此留下美好的印象。
郁达夫在后来的《回忆鲁迅》一文中说:“至于我个人和鲁迅的交谊呢,一则系因同乡;二则因所处的时代,所看的书,和所交游的友人,都是同一类属的缘故,始终没有和他发生过冲突。
”郁达夫于1923年2月17日在周作人邀请北大同人马幼渔、沈兼士等午饭席上结识鲁迅并开始交往。
他在《回忆鲁迅》一文中描述第一次见到鲁迅的印象:他的脸色很青,胡子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薄,而身材又短小,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子。
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来得柔和,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却是很可爱。
直到鲁迅送他出来时,“说了一句什么笑话”,致使郁达夫“一个人在走回寓舍来的路上,因回忆着他的那一句,满面还带着了笑容”。
何等温馨,亲切,令人回味无穷的记叙!十天后,郁达夫在东兴楼宴请北大同人,鲁迅亦应邀出席。
这在2月26日的《鲁迅日记》中记有“夜得郁达夫柬招饮”。
自此至1935年底,他们开始了延续13年的亲密交往。
其间,他们互相造访,书来信往,一起赴宴,诗文赠答,互赠书物,彼此关照,从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合作编辑刊物,积极参加革命组织和社会活动,从而为新文学与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孔 见 景 迅鲁迅与郁达夫的深厚友谊鲁迅2013年第10期耐的时间都用到《奔流》上去了。
鲁迅与他人文章争论的书籍鲁迅(1881年-1936年),原名周树人,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他以其犀利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和对社会现象的敏锐洞察力而闻名于世。
鲁迅的文章往往批判现状,揭示社会问题,因此在他的写作生涯中,他与其他作家、文学评论家之间也发生了一系列的文章争论。
本文将介绍鲁迅与他人文章争论的书籍,探讨他与各方人士之间的观点冲突和文化较量。
一、《阿Q正传》与《后记》之争《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以阿Q这个形象,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普通人的软弱性格和无力抗争的命运。
然而,鲁迅对《阿Q正传》的写作态度并不满足于悲观主义的描绘,他在后记中指出,写作时的心情并非完全绝望,而是力求唤起人们的觉醒与反抗精神。
这一点引起了一些作家和评论家的不满和质疑。
其中,著名的反动作家某某批评了鲁迅对阿Q形象的刻画,他认为阿Q是“饥不择食”的小人物,不值得大书特书。
鲁迅对此作出了辩解,并且在后记中指出阿Q这一形象并不局限于具体人物,而是象征了中国现实社会中的普通人。
这种辩论和争论使得这本书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里程碑,也展示了鲁迅思想的独立性和鲁迅与他人之间的文章争辩。
二、《狂人日记》与《白话文化》之争《狂人日记》是鲁迅的又一重要作品,这也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
小说以主人公记日记的形式,表达了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冷嘲热讽和对旧道德观念的颠覆。
然而,这一作品在当时引起了许多保守派文化人士的强烈反对。
在《白话文化》一书中,某某著名文化评论家将鲁迅的白话文学批判为庸俗、无文化的产物。
他声称白话文化破坏了传统文化的底蕴,违背了文学的正统性。
鲁迅坚决反驳了这种观点,并提出了他的文化理念,认为白话文化是与时俱进的产物,是通俗民间文化的表达。
这场争论使得白话文化得以确立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凸显了鲁迅与保守派之间的文化对抗。
三、与左翼文艺界的争论鲁迅早年在中国左翼文艺界担任领导角色,并积极参与进步文艺运动。
鲁迅作品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演说者鲁迅(1881~1936年)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
1902年留日学医,1909年回国从事教育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并进行文学创作。
1930年参加筹备和“左联”,1931年和宋庆龄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主要作品有《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篇演说是鲁迅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发言,它深刻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倡导时期的经验教训,并就建设革命文学的许多关键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成为“左联”活动期间的实际战斗纲领。
鲁迅先生的作品鲁迅在1918年5月,首次以“鲁迅”作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他的著作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阿q正传》等皆收于《呐喊》中)散文集:《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散文诗集、杂文集:《野草》、《坟》、《热风》、《华盖集》、《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等18部。
鲁迅文集选《而已集》文选《鲁迅传略》;《伪自由书》文选《野草》、《朝花夕拾》、《呐喊》;文集《且介亭杂文》、《二心集》;杂文集《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作《白光》、《端午节》、《风波》、《故乡》、《孔乙己》。
1918年5月发表首次用笔名“鲁迅”的中国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来又发表了《明天》、《社戏》、《头发的故事》、《兔和猫》、《一件小事》、《鸭的喜剧》、《药》、《彷徨》文集《祝福》、《兄弟》、《在酒楼上》、《伤逝》、《离婚》、《孤独者》、《高老夫子》、《示众》、《长明灯》、《肥皂》、《幸福的家庭》、《坟》文集《题记》、《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未有天才之前》、《论雷峰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说胡须》、《论照相之类》、《看镜有感》《灯下漫笔》、《春末闲谈》、《论“他妈的!”》、《杂忆》、《从胡须说到牙齿》、《寡妇主义》、《坚壁清野主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写在‘坟’后面》、《藤野先生》、《父亲的病》、《华盖集》、《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反驳文《中国人真的失掉自信力了吗》、《墓碣文》。
“承继他的精神,承继他的遗志”——蒋牧良与鲁迅摘要:蒋牧良深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对鲁迅先生怀有深厚的感情。
他不但在文学创作上奉鲁迅为导师,而且像鲁迅先生一样做人,做事。
他将鲁迅先生奉为终生的楷模,承继他的精神和遗志。
他是鲁迅先生的虔诚守护者和追随者。
关键词:鲁迅;蒋牧良;现代文学;精神传承蒋牧良(1901-1973),湖南涟源人。
在20个世纪30年代,蒋牧良是著名的左翼作家,解放后曾任湖南省文联副主席,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他深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对鲁迅先生怀有深厚的感情。
他将鲁迅先生奉为终生的楷模,像鲁迅先生一样做人,做事。
一被鲁迅称赏的有前途的青年作家1933年11月,蒋牧良在文学刊物《现代》月刊4卷1期发表处女作《高定祥》,获得了读者的一致好评,被认为是继茅盾的《春蚕》之后又一篇描写农村生活的力作。
鲁迅先生对这篇小说很感兴趣,并问及《高定祥》的作者是否还有新作问世[1]。
处女作得到鲁迅先生的肯定,蒋牧良深受鼓舞,创作激情被点燃,第二年相继发表了《夜工》、《当家师爷》、《懒捐》、《赈米》、《锑矿上》等颇有分量的短篇小说,确立了他在左翼文坛的地位,“是鲁迅称赏的十个有前途的青年作家之一”[2]。
这一年秋天,蒋牧良辞去了南京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副官室司书一职,到上海从事职业写作,积极参加左翼文学活动。
他与鲁迅先生更近了。
鲁迅的作品滋润着蒋牧良的心田,他决心以文学作为自己终身的职业。
蒋牧良在文学创作上最初受张天翼的影响较多,后来又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影响,在思想倾向和艺术构思以及表现手法都留有这种迹象。
他的小说大多取材农民的苦难和抗争,揭示旧中国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也有写矿工、旧军队和公务员的,反映城市下层人民的穷困潦倒和旧军队的尔虞我诈,表达了他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和对国民党政府的愤懑。
他的作品没有复杂曲折、惊心动魄的情节,但注意构思和剪裁,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语言朴素简炼,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讽刺艺术特点。
1936,鲁迅为何坚拒赴苏作者:周正章来源:《同舟共进》2010年第06期1936年之前,萧三(现代诗人,《国际歌》歌词的主要中文译者之一)曾代表苏俄方面三次邀请鲁迅旅莫斯科未果。
这三次具体情形如何,暂不赘述,这里只说1936年鲁迅坚拒苏俄邀请一事。
据相关资料,1936年在莫斯科的萧三将信息送至上海鲁迅处,邀鲁迅全家赴黑海之滨疗养。
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对邀请之事却作了这样的回复:“三兄力劝我游历,但我未允,因此后甚觉为难,而家眷(母)生计,亦不能不管也。
”这里所指的“三兄”,即萧三;“力劝我游历”即“邀请鲁迅全家赴苏”——鲁迅是孝子,幼年丧父,慈母在上,不宜远行;“家眷(母)生计”意为不只是在北平的母亲大人,还有妻室朱安也得供养;“因此后甚觉为难”,即一旦去过红色风暴的策源地,能否再重回白色恐怖的国内,一以贯之地以笔为枪,实难预料。
况且鲁迅非组织中人,尚可不受约束,故“婉拒”之。
至于旅费,苏俄当然慨然承诺。
但鲁迅曾申明:“至于旅费,我倒有法办的。
”这大概是为了避免“拿卢布”之嫌,不给论敌以口实罢。
然而,这里所陈述的理由,恐怕并不是鲁迅拒绝苏俄邀请的真正原因。
虽然鲁迅于此以家事答复而“未允”,可是以“国事”为重的萧三,却觉得莫斯科交代的任务没法交差,于是只好通过电讯及组织系统,物色合适的人员登门,进一步当面“力劝”,以说明恳切之情。
物色的结果,便是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
为什么要物色胡愈之呢?其一因为胡愈之是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的学生,易于获得鲁迅的信任与接受。
其二,胡愈之不仅为同乡,而且于1928年游学欧洲,往返苏俄,熟人熟路。
其三,胡愈之撰写过一本《莫斯科印象记》,于1931年出版,鲁迅看过并抱有好感,曾撰文表示首肯。
所以,胡愈之无疑是劝鲁迅旅苏并疗养的最佳人选。
更关键的,是苏俄殷切需要鲁迅手中那支威力四射的“金不换”啊!这次考虑安排不可谓不周全的邀请,却仍未成功。
1972年12月25日,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胡愈之谈到1936年邀鲁迅赴莫斯科访问却被拒绝的经过:过了一会,鲁迅又说:“国民党,帝国主义都不可怕,最可憎恶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
练案14记念刘和珍君(2)本练案共2页,共6题,满分为26分,用时30分钟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12分)导学号42454187鲁迅的“抗战”刘加民鲁迅先生是1936年10月19日逝世的,距离全面抗战爆发的1937年7月7日,还有1年多的时间,但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文化界的、大中小学里的、地方武装的“民间抗战”,从来没有停止过。
鲁迅就是文化界抗战的核心人物之一。
创立于1930年3月2日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要发起人之一就有鲁迅。
在成立大会上,鲁迅所作的著名演讲——《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被认为是“左联”的纲领。
“左联”是后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化社团,它的成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
鲁迅还将自己的稿酬捐给“左联”作为最初的活动经费。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以“左联”为核心的爱国文艺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抗日工作。
10月15日,“左联”执委会发表《告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们》宣言,抗议日本侵略者;“左联”与美术研究会联合编辑的连环图画《东洋人出兵》也同月出版,大胆揭露日本侵华的罪行。
1932年1月,“上海各界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左联”派代表参加,并安排作家深入前线采访,撰写抗日文章,鼓舞士气,同仇敌忾。
1932年9月28日,为抗议日本侵占东北,“左联”发表《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化组织书》,10月15日,“左联”执委会发表《告无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抗议日本侵略。
除了积极支持“左联”的活动外,鲁迅还与其他知名人士联合发表宣言,对日本的侵略和屠杀行为进行抗议。
1932年2月4日,鲁迅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发告世界书》,抗议日本进攻上海。
1932年2月7日,鲁迅等129名爱国人士联合发表《中国著作者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
积极推介年轻作家的抗日作品,是鲁迅积极参与抗战的另一种方式。
同乡同族周恩来虽然出生于江苏淮安,并在那里度过了12个春秋,但祖籍是浙江绍兴,与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鲁迅为其笔名)有同乡之缘。
在周恩来看来,绍兴不仅有着自家的祖坟和家谱,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根子在绍兴。
周恩来本人在许多场合一直称其祖籍在浙江的绍兴。
明显的例证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证上填写的籍贯即为浙江会稽,而其赴法留学的护照上则填有“浙江省绍兴县”。
再有周恩来早期亲笔填写《射阳忆旧》中也称:“余本浙人,自先大父为宦吴省,遂徙家而居焉。
”1946年9月,周恩来在武汉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李勃曼采访时,又进一步谈到他与鲁迅的籍贯相同,并向记者回忆少年时随伯父回浙江绍兴故里寻根的往事。
周恩来对李勃曼说:“我的祖父名叫周起魁,生在浙江绍兴。
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我算是浙江绍兴人。
”1962年3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曾讲到:“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江浙人。
”“因为我的亲兄弟、堂兄弟都是绍兴人,我不能不说原籍是绍兴,否则就有企图摆脱这种关系的嫌疑。
”以上情况,无疑就是周恩来与绍兴历史渊源的确证。
而鲁迅的家族是否与周恩来有关?这可从《绍兴县志·姓氏编》中关于周氏的记载中一见端倪:“先世(鲁迅家族的祖先)与后马(周恩来族系的祖先)同为澳长子名德之后,此族支派有保佑桥、覆盆桥等处。
此称鱼化桥者系就其宗祠所在地而言。
”另据《濂溪故里周氏族谱》也证实鲁迅出生地系鱼化桥支的覆盆桥分支,而周恩来的族系则属鱼化桥支的保佑桥分支,故而周恩来与周树人当属周氏的本家。
据多年研究鲁迅的专家认定:“鲁迅的母亲鲁瑞,是周恩来的祖母鲁氏夫人的堂侄女。
周恩来与鲁迅不仅是同宗同族,而且还是远房亲戚。
”1938年,在武汉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的数千人的大会上,周恩来首次公开了他与鲁迅的关系。
他说:“我想,在今天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上,大家都是诚意的来纪念鲁迅先生的。
我自己不是文学作家,然而却参加了文艺协会,同时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在浙江绍兴城的周家。
鲁迅的生平、创作及对其评价1.生平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
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
七岁入私塾“三味书屋”,读诗书经传,但他更喜欢野史、杂记,同时又喜欢美术和民间文艺。
十三岁时,祖父因科场案被捕入狱,父亲又患了重病,家庭由小康而坠入困顿。
十六岁那年,父亲去世,家里“几乎什么也没有了”。
家庭经济地位的变化,使鲁迅饱尝了世态炎凉的况味,看到了封建社会的腐败和封建道德的虚伪。
鲁迅幼年及祖父下狱后常住外婆家,使他有机会接触农民的孩子,了解农民的痛苦生活和勤劳朴素的品质。
所有这些,对鲁迅后来的思想和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1898年5月鲁迅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后转入江南矿务铁路学堂。
在南京四年,鲁迅从维新派变法中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使他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相信“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
1901年12月鲁迅从矿路学堂毕业,怀着“救国救民”的信念决定去日本留学。
次年1月入东京弘文书院学习。
为了表示与满清统治斗争到底、献身祖国解放事业的决心,鲁迅毅然剪掉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并存照题诗,发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庄严誓言。
1904年鲁迅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以为“日本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想借此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但严酷的现实使他醒悟到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尤为重要。
于是弃医从文,立志以文艺来唤起民众。
1906年6月,鲁迅回到东京,积极参加反清爱国的革命活动,翻译与介绍了具有反抗精神的外国小说。
1907年,他写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文章,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以进化论为主要武器,对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进行猛烈的批判,提出改革中国社会的政治主张。
1909年夏,离日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教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鲁迅非常兴奋,热情地欢迎、支持这一革命。
鲁迅先生的爱国事迹【5篇】鲁迅先生的爱国事迹篇1鲁迅,我国近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想到他那方方的头与扁扁的鼻子便进入思考中:为什么鼻子那么扁?头那么方?……这许多关于他外貌的问题好像是无理由的,记得在一本书中看到,鲁迅曾说过:“你看见周围黑洞洞的吗就因为我经常碰壁,所以我的鼻子也扁了。
”这是对他侄女的一段话,他侄女也是这么问的。
细细品味,得知他在斥责国民党统治的社会的黑暗,也说明了他到处遭人迫害的处境。
我拜读过他的作品《彷徨》、《呐喊》、《狂人日记》,也确实像题目一样,开头是不知所措,对社会抱有奇怪的看法;中期是鼓舞人民,希望群众苏醒;后来是对社会的失望,觉得社会无可挽救。
不可否认,鲁迅激励过千百名胸怀大志的学生与无数愚昧的平民。
因为他的笔。
这笔可不一般,可让国民党都畏惧三分。
我苦笑,鲁迅的单枪匹马换来的是什么?至少我认为他还是含恨而终,我想到他用笔与枪抗正,稍感无奈,他似乎也只有笔了。
可是,笔胜过枪。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能得人心就是胜,无论是软的毛笔还是硬的钢笔。
鲁迅的思维蛮复杂的,我不太懂他想怎样才满意,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好像都看见他支持过。
不过,要是他只是看见“天暗了”,那么也不会这么有主见了,会这样批评这个社会。
小时侯,的他已经很懂事了,不知是为何,总是对他人抱有不满,像别人说的:鲁迅是个怪人。
不知是多愁善感了,还是感触太深,竟会无理由地设身处地地为他想想,有时觉得真荒唐!我想我这被子都不会像鲁迅一样了,他实在是太有思想了。
也许就是这些对世事的不满害了他,我宁愿让几个汉奸少活几年,加在鲁迅身上,让他多写写这些*,我也多看看这些*,好充实自己。
后来又想想,只有那个时代才有这种有深刻哲理的话诞生,否则也不会有“悲”与“乐”了……这只是我一家之谈,不经一提。
鲁迅先生的爱国事迹篇2他,我们大家敬爱的鲁迅先生,已经去世68年了(1881-1936)。
他是深沉、敏锐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思想充满了强烈的爱憎和情感色彩,还有活生生的现实气息。
我们来看看鲁迅的演说词那么,置身于公众场合的鲁迅,又是怎样的姿态,心境,将如何言说呢?——我们一起来看鲁迅的演说词。
一、在群众包围中我们还是先听一听曾经聆听鲁迅演说的人们的回忆,以多少获得一点现场感。
一部1936年11月出版的《鲁迅印象记》(作者王志之是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在“群众包围中的鲁迅”的标题下,这样描述了鲁迅1932年在北京演讲的情景——“人们涌着,挤着,抢着报告,说是教员休息室和一切办公室都上了锁。
嘈杂声中激起了一片呼喊:‘我们欢迎周先生来演讲,我们同学欢迎,不要学校当局招待!’‘我们到学生会!’——人们立刻把那间大屋塞满了,板凳上,窗台上,重重叠叠的堆起来,挤得一隙不剩。
‘请大家让个凳子出来给周先生坐!’无论你撕破喉管,仍然不发生丝毫的效力,人们不由自主地挤拢来,老头子的热情已经同这一批疯狂的群众融成一片了。
‘周先生’,嘈杂声中有人在喊,‘你那顶帽子戴了多少年了?’老头子没有回答,笑了,把那顶油晃晃的帽放在餐桌上,摸出那个美丽牌的纸烟盒,抽出一支烟燃了起来。
‘周先生,你一天要抽多少烟?’‘少抽几支呀!周先生!’群众中不断地在同他开玩笑。
人们的心头都充满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对于这位老头子表示敬意并不由于虚伪的客气而是制止不住的发狂的亲切。
”“风雨操场那间宽敞的屋已经挤得水泄不通,窗沿上坐满了人,还剩大批的群众涌塞在大门口。
‘让开!让开!’‘从窗子上进去吧!’无数的人声在喊,每个都不由自主地挤去挤来,我们几个同学用尽全力挣扎,死死的把老头子护着。
‘请大家让开呀!看把周先生挤坏了!’——好容易挤上了讲台,我的大氅挤掉了两个纽扣,出了一身大汗。
老头子站在讲台侧,一边揩汗一边喘。
——一片掌声随着又是一片呼喊:‘我们听不见!’窗外也在喊:‘我们听不见!’我站在讲台上,双手举起来招呼:‘请大家不要嚷!请大家维持秩序!’但呼喊的声音越来越激烈:‘我们听不见!’‘到外面去吧!露天演讲!’——屋里的群众实要爆动了,无数的激流往外冲,门和窗户霎时在这一阵剧烈的恶浪汹涌中摧毁了。
鲁迅《过客》中自我意识的困境及文化反思1. 引言1.1 作者介绍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樾,字豫才,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号悼亡者、笔名三毛、槐南、槐西、杏花。
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之鼻祖”,“无产阶级文学之鼻祖”。
其一生主要活动在近代中国的上海、北京等地。
鲁迅一生著述颇丰,涉及文学、历史、哲学等领域,代表作品有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散文《中国小说史略》、《中国无神论文选》等,文学理论著作《中国小说史略》、《文学改良概论》等。
鲁迅对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思想和作品引领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鲁迅致力于揭露社会黑暗、启迪民智,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文化界的良心”、“精神的领袖”。
1.2 作品简介《过客》是鲁迅创作的一篇小说,描写了一个因遗传病而被社会排斥的男子的故事。
主人公季桂生因为遗传了一种不治之症,被视为“不能继续的残本”,在社会上备受歧视和辱骂。
他内心痛苦和绝望,面对这种自我意识的困境,终于选择了轻生。
通过对季桂生这一形象的刻画,鲁迅揭示了现代社会中自我意识的困境。
在这个以功利考量为主导的社会里,人们往往被定义和限制于外部标签,失去了真正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
对于像季桂生这样的边缘人物来说,更是面临着无法摆脱的困境和无法承受的压力。
通过《过客》,鲁迅让我们反思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思考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
他也提醒我们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以及文学作品的反思功能。
在这个快节奏、功利主义的社会中,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和理解,以及对自我意识的深刻反思和认识。
2. 正文2.1 人物自我意识的困境鲁迅的小说《过客》中,主人公欧阳经是一个典型的自我意识困境的代表。
他身处封建社会的压迫环境中,既受制于家族传统和社会规范,又对自身的理想和才华充满自信与追求。
在小说中,欧阳经对自我存在的困惑和挣扎体现得淋漓尽致。
1936:鲁迅的左翼身份与言说困境葛 飞 1936年,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答徐懋庸并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等文中,向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先生们”、斯大林表达了敬意。
此情日后又得到了冯雪峰、许广平等人撰写的回忆文章的加强。
然因社会思潮和评价体系迭变,回忆鲁迅的内容逐渐发生了变化。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36年鲁迅在二三人间所说的一言半语方被公之于众。
热点主要集中在他对革命成功后自身命运不祥的拟测、对苏联肃反的疑虑、对冯雪峰代其攻击托派的不满。
原来鲁迅私下谈话与公开姿态颇为不同。
鲁迅并非追求体系严密、首尾一贯的思想家,而是择定阵营、坚持社会介入的反抗者。
职是之故,某种情绪、姿态或观点,入文还是见诸书信,抑或仅与友人谈及,他颇有讲究。
在特定历史情境中与党的文化工作者结盟,必然会体现在言论场合这个微观情境,场合也就成为我们考察鲁迅的选择与时代政治关系的切入口。
私议越是敏感,亲闻与传闻者就越少。
书信中既有率性之语,也颇多政治性酬答。
杂文写作本身,也展现出一个复杂的政治网络:有应人之请而作的序记,有答政治组织和刊物的提问。
有的出自瞿秋白之手而署鲁迅笔名。
有些是冯雪峰命题作文且指出“可以这样这样的做”、鲁迅犯难却每每让步的产物①。
有一两句话是冯添上的,答托派信通篇皆为冯代笔,答徐懋庸信由冯草拟、鲁迅作了增补修改。
在研究范式上,考察作为社会人的鲁迅及其“渐次展开的”历史影响,应与剖析作为主体的鲁迅的思想情感有别。
晚年数则谈话乃新出史料,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鲁迅心境。
相应的几个问题,鲁迅本人选择了在公共空间保持沉默,闻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秘而不宣,倒能说明双方皆深明政治利害的行事风格。
这就决定了鲁迅言辞必将历时性地展示于公共空间。
1930年代主要是公开发表的文章建构鲁迅形象、发挥社会功能;书信至40年代末方结集出版,后又陆续增补;不愿笔之于书的感触,政治情境发生变化后方被披露,转成当代文化事件。
回忆鲁迅有着自身的动力,同样具有高度的选择性:无论所忆近真,还是传闻异辞,乃至年久失忆,皆与政治变迁、舆情变幻、忆者自身看待问题的方式密切相关。
历史悖论在于,前辈不愿明言的东西,后人不得不费力说出。
年代久远,往往成为孤证,有所讹误亦未可知。
本文将在已有成果上作进一步考证,梳理晚年鲁迅数则颇为敏感的谈话的公开过程,对勘他“公”31“私”两种场合中的不同表达;并以此为个案,考察左翼文化人时时面临两难选择的政治困境。
一20世纪上半叶,同情革命者遭遇言与不言的困境,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普列汉诺夫在政治遗嘱中指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内在问题,表现出惊人的预见性,可新俄政权果真失败,工人群众必遭报复,他宁可封存遗嘱以待后世。
罗曼・罗兰也决定50年后再公开《莫斯科日记》,且批评纪德不顾利害发表《从苏联归来》。
左翼十年,鲁迅发表了不少表彰苏联的文章,苏方也屡次邀之访问,阅其书简可知,鲁迅也答应过萧三转致的邀请。
50-70年代产生了一些解释鲁迅为何未能“如愿”的回忆,经朱正辨正,我们才发现它们多不可信。
冯雪峰且云“据我回忆”,鲁迅从无“赴苏的打算或意思”。
②答萧三信原来是应酬之语。
1934年,萧又邀之出席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
胡风晚年称,鲁迅说“吃了白面包回来,还能不完全听话么?”③可胡风并未提供谈话场景细节,故未得到学界认真对待。
2006年修订《鲁迅回忆录正误》,朱正补充了胡愈之透露的鲁迅不愿访苏的特殊原因: “苏联国内情况怎么样,我也有些担心,是不是也是自己人发生问题?”鲁迅是指当时斯大林扩大肃反,西方报刊大事宣传,他有些不放心。
(严家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页。
)……此乃1972年胡愈之在鲁迅博物馆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76年公开发表时被删除。
朱正当年也见过原始记录,未加引用,大概有孤证难立的顾虑。
关于鲁迅的此则谈话,我们还可理出另一条流传路径。
裘沙在70年代曾问冯雪峰,鲁迅是否觉察到了苏联肃反?冯“毫不思索”地答道:鲁“很忧虑,问我:‘党内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反革命?他们这样干,行吗?!’”为帮助裘沙更好地了解鲁迅晚年,冯还主动把他介绍给胡愈之。
然在当时,裘并未意识到问题之重要,故未追问下去。
(《冯雪峰同志谈鲁迅补遗》,《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0期)胡愈之于1936年5月中下旬抵沪,主要任务是邀冯赴港与潘汉年会谈④,拜访鲁迅,冯理应陪同。
胡、冯—裘转述的很可能是鲁迅的同一句话,所闻、所传闻导致了异词。
裘沙从鲁迅藏书中查到了刊有“莫斯科第一次大审判”报道的《东方杂志》,以说明鲁迅的消息来源;胡愈之则归咎于西方报刊的大事宣传。
不过,此次审判发生于1936年8月。
胡要务在身,逗留上海时间不会太长, 8月返沪后又没有再与鲁迅会面,二人相见只能在5月中下旬。
鲁迅所谓苏联“自己人出了问题”,只能是1934年年底基洛夫被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遭到指控、流放。
《申报》,《东方杂志》,以及胡愈之参与策划的《新生》皆有报道,援引的多为塔斯社和旅苏者发来的通讯(又皆无评论)。
两次审判乃时人之常识,我们无须到鲁迅藏书中查索资料。
1990年,楼适夷向王元化透露:抗战胜利后冯雪峰曾谈及,鲁迅读了《从苏联归来》说,如去苏联也会说纪德那样的话。
(《致王元化信十封》,《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8期)其实,《从苏联归来》出版之际鲁迅已故。
37年,此书由戴望舒、托派郑超麟分别译成中文,却无甚反响。
我们都知道,33年纪德尚称苏、德“虽是同一手段,而他却因目的之不同而分为赞成或反抗”,鲁迅随手引来批评“第三种人”并无这样的态度(《又论“第三种人”》)。
戴译《从苏联归来》,也是对鲁迅批评的迟到的回应。
楼适夷回忆虽有误,却能说明当年左翼文化人虽对《从苏联归来》保持沉默,窃窃“私”语还是有的。
推测起来,楼向冯雪峰言及此书,冯又告诉他鲁迅对苏联肃反的疑41虑,在“假如鲁迅还活着”的心理作用下,往事在楼氏记忆中发生了变形嫁接。
20世纪30-60年代,苏联乃中国左翼政治文化的乌托邦,有关人等自然不愿公开他们的私下交谈。
中苏断交,尤其是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思想界状况和政治氛围皆有所变化,胡愈之才会在座谈会中予以披露。
恰如裘沙所言,“问题真正提到人们的议事日程上来,还是东欧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的事”。
待社会动荡平复,公开回忆和学术考证方获得了空间。
这已是21世纪的事了,人们转而希望鲁迅做纪德式知识分子。
其实,罗兰赴苏主要目的,就是要求斯大林解释基洛夫被刺后的大规模乱杀,以澄清欧洲同路人思想情感上的混乱。
鲁迅则缺乏前往探明真相的动力。
鲁迅就是鲁迅,既非罗兰亦非纪德。
二检阅鲁迅杂文,可知其谈论苏联的调子一直没有变化。
《记苏联版画展览会》(1936年2月17日作,后又并入《〈苏联版画集〉序》)且批评前几年国内刊物少有苏联报道,“有些可敬的作家和学者们”连苏联文艺都避之唯恐不及,“近一两年可不同了”: 更多的是真心的绍介着建设的成绩,令人抬起头来,看见飞机,水闸,工人住宅,集体农场,不再专门两眼看地,惦记着破皮鞋摇头叹气了。
这些绍介者,都并非有所谓可怕的政治倾向的人,但决不幸灾乐祸,因此看得邻人的平和的繁荣,也就非常高兴,并且将这高兴来分给中国人。
我以为为中国和苏联两国起见,这现象是极好的,一面是真相为我们所知道,得到了解,一面是不再误解……“决不幸灾乐祸”数语颇显突兀,既曰“平和的繁荣”,灾祸又何从说起?鲁迅隐约其辞地表达了对苏联政坛变故的态度:“决不幸灾乐祸”。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中苏文化协会、中国文艺社、文学社、中国画社五团体⑤主持的版画展在沪开幕之前,茅盾即向鲁迅求文。
鲁复函云:“新八股已经做好,奉呈。
那一段‘附记’,专为中国读者而说,翻译起来是应该删去的”。
如此说来,《记苏联版画展览会》是要译成俄文反馈回去的,故有向苏联介绍中国舆情变化的调子。
赵家璧又请鲁迅出面编选《苏联版画集》。
赵回忆道:除了文学作品插图,鲁迅特别喜爱描绘第聂伯水电站的木刻,“十月革命的历史画和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一副都不删”;选“《文盲的消灭》和《基洛夫像》作彩色版,今天看来,也是含有深意的”。
⑥鲁迅强调《基洛夫像》深意何在?赵家璧没说,鲁迅在序言中也未作说明。
行文至此,我们得到了1936年鲁迅对待苏联的三种态度,场合不同态度亦复有异。
首先,在公开场合鲁迅始终是苏联形象的捍卫者。
他与赵家璧的交往出于公谊,后者所见、所忆自然与鲁的“社会形象”一致。
其次,在私人信件中鲁迅自我调侃:《记苏联版画展览会》不过是“新八股”。
类似事例我们还可举出《答国际文学社问》,它最初发表于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真理报》转载。
文称早年因“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
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
不过,29年前后,鲁迅仍从其翻译的苏俄同路人小说中,看到了十月革命“混乱,黑暗”的一面,包括肃反滥及无辜、强征粮食等等“血和污秽”,可革命毕竟有着“新生”⑦。
比较之下,应苏方之请作文,他更倾向于提供标准答案。
他如《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等等,也该是应人之请而作。
最后是私人谈话。
鲁迅只对一二共产党人稍稍提及对苏联并不平和的担忧。
表达方式即说明,他不希望自己的疑虑广为传播,否则就不会出现数十年后方才公开的现象了。
从文化身份、社会角色的角度考察问题,51我们可以说:肯定苏联成就、避而不谈敏感问题,是包括鲁迅、罗兰在内的同路人的共同特征。
党员则会在疑窦丛生的情况下即谴责基洛夫案乃托派所为。
既谈成就又不避问题,那就近于自由主义了。
蒋廷黻访苏归来,对五年计划不吝赞美之辞,同时也述及基氏被刺后,“未经法庭审判而被处死刑者已过百人”,英国工党向苏联提出了人道抗议;斯大林崇拜盛行,“我们中国人听起来,免不了要觉得肉麻”⑧。
中国左翼知识界也绝无崇拜政治家的习惯。
不过,横向比较诸家姿态,我们仍可以说,不批评苏联乃彼时左翼文人的本质特征之一,越界必被视为他者,鲁迅自不能例外。
三对于鲁迅而言,重要的是与统治者作决不妥协的斗争。
然在党的文艺工作者看来,支持斯大林与打击托派,也应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
只因与瞿秋白、冯雪峰的关系非同一般,事涉托派,鲁迅的态度颇为复杂。
同盟、同路关系建立之前,鲁迅曾言及深解文艺的“托洛茨基,拉狄克都已放逐,沃隆斯基大约也退职,状况也许又很不同了罢”(1928年《奔流》编校后记);左联成立不久, 30年4月12日作《〈文艺政策〉后记》,乃连缀旧文而成,也包含了这句话。
此后鲁迅就不大提及托氏了。
问题还在于文艺政策的变化。
32年,鲁迅译介了上田进作《苏联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现状》,从中可知斯大林对党性原则的高度强调,译者则未加任何按语。
32年12月12日,鲁迅致信身在苏联的曹靖华,告知别德内依的《没工夫唾骂》已由瞿秋白翻译发表,望曹寄一插图本,以供出单行本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