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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所谓“华盛顿共识”，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
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在20世纪90年代广为传播。
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
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华盛顿共识”作为一种智力型的教义，它的“成功”在于简单明了、重点突出、便于操作。
只要掌握了几个最主要的经济指标，例如通货膨胀率、货币增长率、利率、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便能做出一系列的政策建议。
但是“华盛顿共识”对经济转轨国家所产生的误导也有表现在理论误区、目标混乱、政策误导。
“华盛顿共识”虽然成为全球主流的发展理念，但仍不免遭遇其他思想的挑战。
主要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
“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
但是，近二十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型的资本主义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
布热津斯基与基辛格的"G2模式"--美中联盟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模式对中国非常适用。
但仔细分析，显然北京的目标关不在于此层面。
就目前形式来看，与美国的关系保持在"不对抗、不妥协、不主动、不积极"对中国是恰当的。
而北京的深层意图，是向世界输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而非认同"华盛顿共识"--民主政体。
事实上，民主自由体制下失去监控的金融危机恰恰暴露了所谓民主政体的片面性，即掌握金融决定权的阶层决定了国家体制走向与最终结局。
而在此情况下，经济形式多样化，但国有资本占有绝对地位的国家模式，以及严格管制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定价权国有体制，虽然不及西方模式灵活，但在风险控制上，却有借鉴意义。
从宏观领域来看，只要中国能保持稳定的增长，增加就业机会，保持社会稳定，与美国及西方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就会快速缩小。
这只是有利的一面。
问题在于，中国正处在一个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并不会因为中国的努力而减少对中国的打击。
相反，危机之下，原来潜在矛盾却渐趋显露出来--钓鱼岛危机、南海危机等，无一不让人产生靖康耻、犹未雪的感觉。
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对于中国来讲，台湾才是重中之重的问题！只要保持两岸关系正常发展，两岸快速靠近，则对方的意图就不可能实现！为什么要这样说？难道说没有看到马英九的三心二意吗？没有看到宿敌日本侵占我钓鱼岛屿吗？就连小小的南海国家也骑到中国头上拉屎，是可忍，殊不可忍！但冷静下来看，假设中国对外用兵，打台湾心疼，还是打其他这些地方心疼？可以肯定的说，只要不骨肉相残，兄弟刀兵相向，估计打那一个，中国都不会手软！随着民进党的衰落，台湾走向危险边缘的可能性在大大降低。
作为中国来讲，没必要在这微妙的时期主动破局。
在前面我们说过，目前中国要做的，是给世界带来信心、安全与秩序。
阅读材料9-1：“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1．华盛顿共识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通货膨胀暴跌、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时期。
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南亚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
斯蒂格利茨也对“华盛顿共识”作出界定，他认为其是指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及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并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
事实上，“华盛顿共识”基本上也构成了俄罗斯和东欧激进式改革的主要理论根据。
“华盛顿共识”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
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
随着全球化的畅行，“华盛顿共识”曾一度深入人心，对经济转轨形成广泛的影响。
2．后华盛顿共识由于“华盛顿共识”本身是在经济转轨早期形成的，这种理论必然会伴随着转轨实践进程来修正和完善自己。
尤其是激进式的转轨在转轨初期出现了经济衰退和社会秩序的混乱，这种理论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各方的质疑。
主要的挑战来自两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
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
但是，近20年来，欧洲社会福利型的资本主义在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
近年来，对“华盛顿共识”的更加有力的挑战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
“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
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文献综述摘要：“华盛顿共识”是拉美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国家发展战略。
“北京共识”是中国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
本文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各自的内涵与比较分析两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归纳与梳理，并进行简要评述，指出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综述研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模式”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但是美国依然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价值理念影响深远。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各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一个严肃的课题，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发展本国经济。
这也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
（淮建军，2007）实践证明，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及前苏东国家的巨大挫折和中国实践的成功都表明“北京共识”是更适合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并逐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
本文从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各自的内涵、特性与发展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归纳与梳理，初步的分析对比，以期对“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更为理性的认识。
一、“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含义（一）“华盛顿共识”的含义所谓“华盛顿”通常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针对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自由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所提出并形成的一套政策主张1989年美国学者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aznson) 将它归结为“华盛顿共识”共包括10条改革建议，其核心思想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加上财政政策稳定化。
（张如一，2012）这十条改革建议：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比较—一种中国模式与拉美模式的视角“华盛顿共识”是拉美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国家发展战略，被实践证明是不完善的。
“北京共识”是中国2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
我们试图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别，找出发展中的共性和特异性，寻求一种科学的发展观。
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乔舒亚·库拍·拉莫( J o s h u a ·C o o p e r ·R a m o )的文章，题为《北京共识》。
这篇文章全面总结了中国2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对其中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成就作了认真细致的理性思考与分析。
拉莫的论文主要分北京共识、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益原理、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以及与中国打交道四个部分。
在这篇文章里，拉莫第一次在国际上提出一个新概念“北京共识”，与此相伴的是“中国模式”。
基于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巨大成绩，拉莫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求、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并把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试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时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
”拉莫说:中国的变化之快，令人眩晕。
中国人成功地驾驭了这种变化，创建了新的规则。
其一，把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
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由此给一些部门所带来的超J 决速变化，使中国发展速度足以解决改革中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创新带来的变化之快，以至于这种变化造成的问题还没来得及出现，新的变化又发生了。
用物理学术语表达就是，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耗。
创新成为增加中国社会密度的途径，它是人们关系更加密切，缩短改革实践，交流更加便捷快速，创新越多，密度越大，速度越快。
解决变化中出现问题的唯一途径是靠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题库名词解释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我们党对当代中国国情的科学判断。
它表明了两层含义：一是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具备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生产力不发达的阶段。
这样，既坚定了社会主义方向，又使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2．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在同一经济组织中，不同的产权主体多元投资、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融合而形成的新的产权配置结构和经济形式。
它是针对传统所有制结构的弊端和转轨中存在的问题，适应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提出来的。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3．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和调节经济运行的经济。
在这个意义上，它与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性质无关，不表明社会的经济性质和特征。
4．市场机制所谓市场机制，是指通过市场价格和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调节供给与需求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与分配，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一套有机系统，其核心是市场价格和竞争机制。
5．渐进式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特殊性质在于，它是以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宪法制度的逐步改革结合在一起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6．制度是指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
7．所有权能所有权是确定物的最终归属、表明主体对确定物的独占和垄断的财产权利，是同一物上不依赖于其他权利而独立存在的财产权利。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8．占有权能占有权系指行为人对财产直接加以控制的可能性，是所有者与他人之间因对财产进行实际控制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
占有权作为所有权的一项权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与所有权是重合的。
因为所有权只有从占有开始，才能从客观权利变为主观权利，而且只有当占有权回复到所有者手中，所有权才最终恢复其圆满状态。
怎样看待“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听京沪经济学家吴树青与程恩富的对话
人民网记者田泓
2005年06月16日07:28 【字号大中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华盛顿共识”是有意识有组织出台的。
“华盛顿共识”的参与者确实在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共识；而“北京共识”则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的条件下，由国际舆论自发提出的一种观点
●两种模式、两种共识，产生两种结果，根本原因就在于对改革有不同的指导思想和不同的目标
●简单地用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来区分苏联、东欧同中国的改革是十分肤浅的，因为这种区别没有涉及问题的本质
吴树青教授，北京大学原校长，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程恩富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近日，这两位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在上海就“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进行了对话。
两个“共识”背景不同
程恩富：去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中国问题顾问雷默先生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目前，社会上对“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议论较多，涉及如何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真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性问题，很值得分析。
吴树青：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滞胀”，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新自由主义逐步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参加者来自拉美国家、美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
构。
会议提出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条政策主张，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就是新自由主义，以“华盛顿共识”为基本依据的“休克疗法”，后来成为苏东国家改革的指导方针。
程恩富：所以，中央领导提出要研究和批评新自由主义是正确的。
我在今年《求是》第3期发表的文章中，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概括如下：第一，主张非调控化，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国家干预。
第二，主张私有化，宣扬“私有产权神话”的永恒作用，反对公有制。
第三，主张全球自由化，维护美国主导下的自由经济，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第四，主张福利个人化，强调保障的责任由国家向个人转移，反对福利国家。
吴树青：新世纪初期，国际上又产生了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讨论。
不同的是，“华盛顿共识”是有意识有组织出台的，“华盛顿共识”的参与者确实在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共识；而“北京共识”则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的条件下，由国际舆论自发提出的一种观点。
它既没有任何被公认的文件，内容也还正在探讨之中，并且提出者和参与讨论者不一定都接受这种“共识”的理论基础。
因此，确切地说，它还不是一种已经形成的“共识”。
但另一方面，因为“北京共识”的理论科学性和实践优越性，它将成为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的、是对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具有重要影响的“共识”。
关键在于改革的性质
程恩富：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双重标准，其目标是建立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新秩序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
实行新保守主义的结果，一方面拓展了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新的矛盾，特别是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从而引发国家层面的反对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的斗争。
综观近10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苏东是倒退的10年，拉美是失去的10年，日本是爬行的10年，美欧是缓升的10年。
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也称第四世界），没有通过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
全球经济迫切需要在反思和超越新自由主义的保守经济理念中振兴和健康发展。
吴树青：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里，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9.5％以上，比发达国家
高7.3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高4.8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198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尚不到5000亿元，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6694亿元，排在世界第6位。
以中俄两国经济作比较，1989年，苏联GDP是中国的两倍多，而10年后是中国的1 3。
被认为社会主义无法解决的“短缺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而消除了，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总体进入小康水平，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人民生活明显提高。
尽管这样，国内外还是有不少人认为，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的改革才是彻底的改革，认为实行新自由主义的苏东国家的衰退只是改革进程中的阵痛，中国的改革最终还是要走向他们的模式。
我认为，简单地用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来区分苏联、东欧同中国的改革是十分肤浅的，因为这种区别没有涉及问题的本质。
对中国来说，始终肯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优越性的制度，问题是需要通过改革使它固有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
因此，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优越性能够始终一贯、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
显然，这里指导改革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邓小平理论。
两种模式、两种共识，产生两种结果，根本原因就在于对改革有不同的指导思想和不同的目标。
《华东新闻》 (2005年06月16日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