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15页PPT

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系统地分析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汇率、利率、外贸和外资的自由化,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的法制体系，强化预算硬约束、削减财政赤字等，贯彻“小政府、大市场”的思路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在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论文，在雷默看来,“北京共识”的灵魂是不断创新、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它已经取代了广为质疑的华盛顿共识。

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已经是问题丛生。

美元的持续走弱，华盛顿共识不断暴露出新的问题，但美国市场原教旨主义仍在强势坚守。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需要重构？在美元没有退出之前,如何保证外汇储备的策略？世界是否需要新的经济发展模式？3月18日下午，斯蒂格利茨应邀成为“站在巨人的肩上——CCER成立10周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演讲系列”第八位嘉宾，演讲过后,就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等问题，他与北京大学经济中心主任林毅夫、副主任李玲、教授陈平、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上海证券副总经理方星海、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共聚北大致福轩，进行讨论。

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41期。

弱势美元会否导致金融危机方星海：您能说说美元的问题吗？因为美元是实际上的国际货币，美国是唯一可以以自己的货币无限制地借钱（借美元贷款）的国家，所以就出现如您所说的情况，广大穷国借钱给最富裕的国家，这会减缓经济发展。

中国当然也不愿意因为巨额美元储备而遭受损害。

以您在美国政界的丰富经验，您认为美国内在的政治力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矫正美国的错误吗？毕竟美国现在的许多政策倾向是与其他国家的期望相左的，前些天保罗．沃尔夫维茨被提名为新任世行行长就是一个例子。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所谓“华盛顿共识”，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

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在20世纪90年代广为传播。

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

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华盛顿共识”作为一种智力型的教义，它的“成功”在于简单明了、重点突出、便于操作。

只要掌握了几个最主要的经济指标，例如通货膨胀率、货币增长率、利率、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便能做出一系列的政策建议。

但是“华盛顿共识”对经济转轨国家所产生的误导也有表现在理论误区、目标混乱、政策误导。

“华盛顿共识”虽然成为全球主流的发展理念，但仍不免遭遇其他思想的挑战。

主要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

“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

但是，近二十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型的资本主义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

阅读材料9-1：“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1．华盛顿共识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通货膨胀暴跌、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时期。

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南亚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

斯蒂格利茨也对“华盛顿共识”作出界定，他认为其是指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及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并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

事实上，“华盛顿共识”基本上也构成了俄罗斯和东欧激进式改革的主要理论根据。

“华盛顿共识”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

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

随着全球化的畅行，“华盛顿共识”曾一度深入人心，对经济转轨形成广泛的影响。

2．后华盛顿共识由于“华盛顿共识”本身是在经济转轨早期形成的，这种理论必然会伴随着转轨实践进程来修正和完善自己。

尤其是激进式的转轨在转轨初期出现了经济衰退和社会秩序的混乱，这种理论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各方的质疑。

主要的挑战来自两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

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

但是，近20年来，欧洲社会福利型的资本主义在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

近年来，对“华盛顿共识”的更加有力的挑战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

“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比较—一种中国模式与拉美模式的视角“华盛顿共识”是拉美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国家发展战略，被实践证明是不完善的。

“北京共识”是中国2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

我们试图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别，找出发展中的共性和特异性，寻求一种科学的发展观。

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乔舒亚·库拍·拉莫( J o s h u a ·C o o p e r ·R a m o )的文章，题为《北京共识》。

这篇文章全面总结了中国2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对其中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成就作了认真细致的理性思考与分析。

拉莫的论文主要分北京共识、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益原理、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以及与中国打交道四个部分。

在这篇文章里，拉莫第一次在国际上提出一个新概念“北京共识”，与此相伴的是“中国模式”。

基于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巨大成绩，拉莫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求、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并把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试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时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

”拉莫说:中国的变化之快，令人眩晕。

中国人成功地驾驭了这种变化，创建了新的规则。

其一，把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

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由此给一些部门所带来的超J 决速变化，使中国发展速度足以解决改革中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创新带来的变化之快，以至于这种变化造成的问题还没来得及出现，新的变化又发生了。

用物理学术语表达就是，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耗。

创新成为增加中国社会密度的途径，它是人们关系更加密切，缩短改革实践，交流更加便捷快速，创新越多，密度越大，速度越快。

解决变化中出现问题的唯一途径是靠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

3社会观察　2005年第3期“华盛顿共识”：不是普世主义的济世良方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模式尽管激进程度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由以杰弗里・萨克斯为代表的哈佛经济学家所设计的。

这种方案最初是用来拯救拉美国家的经济危机的。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１０余年的通货膨胀、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美国一批经济学“北京共识”ｖｓ“华盛顿共识”挥作用就可以达到经济的均衡发展。

然而，新自由主义支持下的市场均衡也是有条件的：即市场机制的成熟性和增加生产的可能性。

但过去这些国家不仅没有成熟的市场机制，而且都是短缺型经济，基本上没有增加生产的可能性。

二是经济政策与经济目标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

一般而言，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在于四个方面：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平衡国际收支，但这四个方面不可能同时兼顾。

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中把稳定物价、保持货币稳定作为宏观经济的首选目标。

但稳定物价的措施推行之后，引起了一系列的政策矛盾，致使转型措施在执行过程中进退维谷。

因此，“休克疗法”在推行的过程中就受到这些国家内部的指责和怀疑，外部也受到多方面的挑战。

这种指责从形式上是要否定“休克疗法”的方案，实质则是对“华盛顿共识”的不满。

社会转型期本就是一个社会思潮附势竞上的时期，于是，各种社会思潮开始对“华盛顿共识”提出挑战，这其中就包括“欧洲价值观”和“后华盛顿共识”。

“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

“后华盛顿共识”　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的经济主张。

它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

因此，“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

它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

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文献综述摘要：“华盛顿共识”是拉美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国家发展战略。

“北京共识”是中国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

本文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各自的内涵与比较分析两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归纳与梳理，并进行简要评述，指出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综述研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模式”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但是美国依然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价值理念影响深远。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各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一个严肃的课题，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发展本国经济。

这也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

（淮建军，2007）实践证明，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及前苏东国家的巨大挫折和中国实践的成功都表明“北京共识”是更适合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并逐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

本文从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各自的内涵、特性与发展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归纳与梳理，初步的分析对比，以期对“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更为理性的认识。

一、“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含义（一）“华盛顿共识”的含义所谓“华盛顿”通常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针对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自由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所提出并形成的一套政策主张1989年美国学者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aznson) 将它归结为“华盛顿共识”共包括10条改革建议，其核心思想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加上财政政策稳定化。

（张如一，2012）这十条改革建议：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引发的几点思考　吴树青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关键词］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改革；经济效率；产权［摘 要］“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拉美国家改革特别是前苏东国家的经济改革，与正在形成“北京共识”的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二者对改革的性质和目的的不同理解。

“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所主张的“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经济效率”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是站不住的；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也证明了并非只有实行私有化才能实现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 F04；D6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528（2004）11-0018-05一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滞胀”，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新自由主义逐步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并且由理论、学说而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范式化，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牵头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

这个会议的参加者中既有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和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又有美国财政部等部门的官员以及金融界和企业界的人士，还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面向拉美的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代表。

会议提出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十条政策主张，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就是新自由主义。

后来，以“华盛顿共识”为基本依据的“休克疗法”的改革思路和措施，又成为前苏东国家改革的指导方针。

新世纪初期，国际上又产生了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讨论。

不同的是，“华盛顿共识”是有意识有组织出台的，“华盛顿共识”的参与者确实在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共识；而“北京共识”则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的条件下，由国际舆论自发地提出的一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