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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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一、中国未来十年的三大趋势1、全面深化改革和市场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两大看点:一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意味着要超越部门本位、打破利益集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二是紧抓社会重大关切,比如说行业准入、破除垄断、土地流转、户籍、简政放权、环境治理、对外开放等等。
两大看点清晰地展现出政府总体的施政逻辑:全面深化改革,通过改革来切实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发展与民生。
2、新技术、新经济、新商业新技术正在改造和重构经济与商业。
这股新技术浪潮包括移动互联网、大数据、O2O、工业4.0、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环保节能、航天、军工等等。
在新技术浪潮的冲击下,一系列传统行业和商业模式面临着全新竞争、彻底改造甚至全面颠覆。
比如说只要亚马逊这种商业模式成功了,沃尔玛就要衰败;如果淘宝和京东会成功,那么百货商场和传统的商业就会倒下;如果微信成功了,那么三大运营商就只能走向管道化;如果阿里和腾讯金融能成功,那么有些银行就没戏了;如果小米或者锤子成功了,那么诺基亚、摩托罗拉就会倒闭;如果余额宝能够成功,那么传统基金就会有大问题;移动支付出来了,传统信用卡就会被取消掉……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马斯克。
马斯克已经做了3个创业,首先是移动支付Paypal,这曾经是一个非常火爆的明星股。
接下来他做了第二个创业,就是特斯拉。
这个产品非常厉害,它已经超越汽车成为了移动终端。
他的第三个创业项目是SpaceX火箭,让发射卫星的火箭能够重复使用。
他的第四个创业项目叫时光隧道,马斯克要建一条从纽约到旧金山的真空隧道,没有任何阻力,这样从纽约发一趟列车,50分钟就能到旧金山,而现在飞机要飞五个半小时。
马斯克三十几岁做了四个创业,每个都是石破天惊。
我想说的不是他的传奇故事,而是想告诉你们:创新无所不在,人类社会会出现很多个马斯克,他们的创新能力会颠覆掉传统的一切。
所以在新技术浪潮的冲击下,商业社会正在狼烟四起、改朝换代。
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系统地分析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汇率、利率、外贸和外资的自由化,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的法制体系,强化预算硬约束、削减财政赤字等,贯彻“小政府、大市场”的思路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在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论文,在雷默看来,“北京共识”的灵魂是不断创新、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它已经取代了广为质疑的华盛顿共识。
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已经是问题丛生。
美元的持续走弱,华盛顿共识不断暴露出新的问题,但美国市场原教旨主义仍在强势坚守。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需要重构?在美元没有退出之前,如何保证外汇储备的策略?世界是否需要新的经济发展模式?3月18日下午,斯蒂格利茨应邀成为“站在巨人的肩上——CCER成立10周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演讲系列”第八位嘉宾,演讲过后,就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等问题,他与北京大学经济中心主任林毅夫、副主任李玲、教授陈平、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上海证券副总经理方星海、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共聚北大致福轩,进行讨论。
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41期。
弱势美元会否导致金融危机方星海:您能说说美元的问题吗?因为美元是实际上的国际货币,美国是唯一可以以自己的货币无限制地借钱(借美元贷款)的国家,所以就出现如您所说的情况,广大穷国借钱给最富裕的国家,这会减缓经济发展。
中国当然也不愿意因为巨额美元储备而遭受损害。
以您在美国政界的丰富经验,您认为美国内在的政治力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矫正美国的错误吗?毕竟美国现在的许多政策倾向是与其他国家的期望相左的,前些天保罗.沃尔夫维茨被提名为新任世行行长就是一个例子。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所谓“华盛顿共识”,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
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在20世纪90年代广为传播。
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
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华盛顿共识”作为一种智力型的教义,它的“成功”在于简单明了、重点突出、便于操作。
只要掌握了几个最主要的经济指标,例如通货膨胀率、货币增长率、利率、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便能做出一系列的政策建议。
但是“华盛顿共识”对经济转轨国家所产生的误导也有表现在理论误区、目标混乱、政策误导。
“华盛顿共识”虽然成为全球主流的发展理念,但仍不免遭遇其他思想的挑战。
主要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
“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
但是,近二十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型的资本主义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
怎样看待“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听京沪经济学家吴树青与程恩富的对话人民网记者田泓2005年06月16日07:28 【字号大中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华盛顿共识”是有意识有组织出台的。
“华盛顿共识”的参与者确实在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共识;而“北京共识”则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的条件下,由国际舆论自发提出的一种观点●两种模式、两种共识,产生两种结果,根本原因就在于对改革有不同的指导思想和不同的目标●简单地用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来区分苏联、东欧同中国的改革是十分肤浅的,因为这种区别没有涉及问题的本质吴树青教授,北京大学原校长,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程恩富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近日,这两位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在上海就“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进行了对话。
两个“共识”背景不同程恩富:去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中国问题顾问雷默先生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目前,社会上对“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议论较多,涉及如何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真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性问题,很值得分析。
吴树青: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滞胀”,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新自由主义逐步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参加者来自拉美国家、美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
会议提出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条政策主张,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就是新自由主义,以“华盛顿共识”为基本依据的“休克疗法”,后来成为苏东国家改革的指导方针。
从“华盛顿共识”走向“北京共识”的猜想王明夫/文和君咨询集团董事长目前美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大家知道一开始是次贷危机,接着演变成金融危机,再往下演变就是经济危机了。
我们希望金融危机到此止步,但问题是谁知道能不能就此打住呢?最坏的演变进程是: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美国危机——世界局势危机——人类命运危机。
这个世界正面临着“大格局的历史剧变”,而所有商业(企业和商人)的命运都与这场演变的进程息息相关。
当前的这场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局势和人类命运的影响,将不亚于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已经习惯了的观念、思维、经验、能力、职业追求和生活理想,恐怕都将在一场历史巨变中全面失灵。
如何看待美国目前的形势?美国究竟会不会从此走向国家衰落?我的基本结论是这样的:很多人只把这次危机当作一个周期,我认为美国的衰退是一个趋势,未来金融危机还将继续传导下去。
几年前我就说过,就是美国的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它意味着美国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登峰造极的代表在走向衰落,未来三十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衰落,而且这个衰落一定是以华尔街的金融崩溃为契机,一旦金融崩溃要来,一定传导到实体经济,这也是它们在劫难逃的宿命。
所以,此次金融危机将会继续传递下去,金融业会不断去杠杆化,将会影响实体经济,一些公司帝国也会解体。
我们要做好长期作战、长期煎熬的准备。
如果美国金融帝国陨落,下一步,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经济秩序将会瓦解,世界经济将会重新整合,未来全球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将进入多极化时代,亚洲基本市场和金融体系会在全球提高比重和影响力,并会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市场。
让我们更大胆的去猜想:随着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将瓦解,世界经济秩序和经济版图将全面重构,世界将从“华盛顿共识”向“北京共识”艰难过渡!统治了世界经济半个世纪的“美元霸权”将告结束,上海+香港市场有机会成为“新世纪的华尔街”,人民币有机会成为全球硬通货。
或许,有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会讲,从中国微观层面看,中国的产业、竞争力,无论是质量还是品牌,哪一个层面都比不上美国?我们政治、文明、制度比人家差远了,此时你就想中国能够替代美国?根本不可能!让历史来解答历史。
《世行报告》是从“北京共识”转变到“华盛顿共识”的路线图曾飞2012年2月29日现代快报:《世行发布研究报告为中国未来发展开6味药》:“昨天,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在京发布了一份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
报告认为,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中国也可能将在2030年前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报告同时指出,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的战略转变。
”它还给未中国的改革者开了6味药,号称专治中国经济的顽疾。
2012年2月27日中国网络电视台《世行报告建议中国缩减国企称不改革可能面临经济危机》:从《华尔街日报》披露的内容看,报告最热辣的建议是“敦促北京方面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使之在运营模式上更接近商业公司”。
世界银行不是学术机构,它的头头是美国政客,而不是学术专家。
中国由吴敬琏之类“专家”把持的“国研”也是政府机构,它仅仅对上头的指示作“注释”,也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机构。
因而两者合谋抛出的所谓《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下称《世行报告》)显然不是学术研究报告,而是提供给中国的改革者的锦囊妙计、改革路线图和经济刺客的匕首。
因此,对《世行报告》评论就只能是政治批判,而不应当是学术评论。
著名的经济学季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担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师,接触过世行大量机密文件)的《不变的是掠夺本质,转变的是掠夺方式》:指出,“与19世纪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
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
”《货币战争》一书中对此有着更为详尽的阐述:“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国家都有同一类药方等着他们:第一副药:私有化。
更准确地说是贿赂化”。
阅读材料9-1:“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1.华盛顿共识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通货膨胀暴跌、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时期。
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南亚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
斯蒂格利茨也对“华盛顿共识”作出界定,他认为其是指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及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并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
事实上,“华盛顿共识”基本上也构成了俄罗斯和东欧激进式改革的主要理论根据。
“华盛顿共识”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
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
随着全球化的畅行,“华盛顿共识”曾一度深入人心,对经济转轨形成广泛的影响。
2.后华盛顿共识由于“华盛顿共识”本身是在经济转轨早期形成的,这种理论必然会伴随着转轨实践进程来修正和完善自己。
尤其是激进式的转轨在转轨初期出现了经济衰退和社会秩序的混乱,这种理论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各方的质疑。
主要的挑战来自两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
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
但是,近20年来,欧洲社会福利型的资本主义在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
近年来,对“华盛顿共识”的更加有力的挑战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
“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
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文献综述摘要:“华盛顿共识”是拉美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国家发展战略。
“北京共识”是中国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
本文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各自的内涵与比较分析两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归纳与梳理,并进行简要评述,指出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综述研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模式”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但是美国依然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价值理念影响深远。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各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一个严肃的课题,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发展本国经济。
这也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
(淮建军,2007)实践证明,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及前苏东国家的巨大挫折和中国实践的成功都表明“北京共识”是更适合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并逐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
本文从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各自的内涵、特性与发展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归纳与梳理,初步的分析对比,以期对“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更为理性的认识。
一、“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含义(一)“华盛顿共识”的含义所谓“华盛顿”通常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针对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自由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所提出并形成的一套政策主张1989年美国学者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aznson) 将它归结为“华盛顿共识”共包括10条改革建议,其核心思想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加上财政政策稳定化。
(张如一,2012)这十条改革建议: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比较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乔舒亚·库珀·拉莫的文章,题为《北京共识》。
这篇文章全面总结了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对其中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成就作了认真细致的理性思考与分析。
在这篇文章里,拉莫第一次在国际上提出一个新概念“北京共识”,与此相伴的是“中国模式” 。
基于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巨大成绩,拉莫认为: “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求、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并把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试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时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
”拉莫说:中国的变化之快,令人眩晕。
中国人成功地驾驭了这种变化,创建了新的规则。
“华盛顿共识”是1990年美国人约翰·威廉森提出来的。
他当时在一份很有名的杂志上就经济改革制度,尤其是拉美的经济政策作了一番评点,据他说,坐镇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已经就一些事情达成了共识,包括:1财政管制;2利用公共开支促进增长以及收入再分配;3国有企业私有化;4利率、汇率自由化,贸易、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5拆除壁垒,自由竞争;6保护产权。
上述是广为传播的“华盛顿共识”的六项原则。
但是,作为一种发展模式,拉美模式更多的是暴露出其许多局限性:1、经济增长缓慢。
改革前(1950---1980年),拉美地区的经济年增长率为5.3%,80年代为1.2%,90年代为3.2%,近三年则急剧下降,2002年甚至下降到了0.5%,而且经济增长的质量相对下滑。
2、社会形势继续恶化,贫富差距拉大。
失业率从1982年的6.6%上升到了2002年的9.1%,赤贫人口从1987年到1998年增加了1450万。
3、金融危机的阴影迟迟消除不掉,财政风险加大。
3社会观察 2005年第3期“华盛顿共识”:不是普世主义的济世良方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模式尽管激进程度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由以杰弗里・萨克斯为代表的哈佛经济学家所设计的。
这种方案最初是用来拯救拉美国家的经济危机的。
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美国一批经济学“北京共识”vs“华盛顿共识”挥作用就可以达到经济的均衡发展。
然而,新自由主义支持下的市场均衡也是有条件的:即市场机制的成熟性和增加生产的可能性。
但过去这些国家不仅没有成熟的市场机制,而且都是短缺型经济,基本上没有增加生产的可能性。
二是经济政策与经济目标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
一般而言,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在于四个方面: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平衡国际收支,但这四个方面不可能同时兼顾。
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中把稳定物价、保持货币稳定作为宏观经济的首选目标。
但稳定物价的措施推行之后,引起了一系列的政策矛盾,致使转型措施在执行过程中进退维谷。
因此,“休克疗法”在推行的过程中就受到这些国家内部的指责和怀疑,外部也受到多方面的挑战。
这种指责从形式上是要否定“休克疗法”的方案,实质则是对“华盛顿共识”的不满。
社会转型期本就是一个社会思潮附势竞上的时期,于是,各种社会思潮开始对“华盛顿共识”提出挑战,这其中就包括“欧洲价值观”和“后华盛顿共识”。
“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
“后华盛顿共识” 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的经济主张。
它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
因此,“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
它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
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谈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摘要]世界各国在发展的道路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都必须根据各国具体的国情,走自己的路。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后提出的,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我们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关键词]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发展模式国情“华盛顿共识”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在1990年概括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处理金融危机及经济改革时,向各国政府推荐甚至强迫推行的一整套经济政策。
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华盛顿共识”是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的升华。
从“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政策主张可以看出,它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轻视国家干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私有化,宣扬“私有产权神话”的永恒作用,反对公有制;主张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际上就是要实现全球自由化。
这些主张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如出一辙。
把“华盛顿共识”付诸实施的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是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华盛顿共识”精神的指导下,很多拉美国家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但“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却使拉美国家发生了一连串的经济金融危机,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八十年代下降了一半。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实验场,墨西哥、智利和阿根廷等国在改革后曾一度被西方国家称为该模式的“典型样板”。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txt28生活是一位睿智的长者,生活是一位博学的老师,它常常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为我们指点迷津,给我们人生的启迪。
不要吝惜自己的爱,敞开自己的胸怀,多多给予,你会发现,你也已经沐浴在了爱河里。
北京共识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
乔舒亚·库珀指出,“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循序渐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累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特点。
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同样注重社会变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
在乔舒亚·库珀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
当华盛顿共识逐渐走向失败,宏观经济理论界提出了与此相对的北京共识。
来源
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
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
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
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赵晓: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所谓“北京共识”,相对应的是“华盛顿共识”。
那么,什么是“华盛顿共识”呢?
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暴涨、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
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
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
在威廉姆森看来,由于这些思想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
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
随着全球化的畅行,“华盛顿共识”日益深入人心,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
“华盛顿共识”虽然成为全球主流的发展理念,但仍不免遭遇其他思想的挑战。
主要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
“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
但是,近二十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型的资本主义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
近年来,更加有力地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
“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
因此,“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它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
然而,无论是“欧洲价值观”还是“后华盛顿共识”,他们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还都远远不够。
比较起来,因为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作后盾,“北京共识”才最有可能对“华盛顿共识”形成新的强有力的挑战。
“北京共识”从何而来呢?曾任《时代》周刊外国报导编辑,目前大部分时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拉莫先生不久前发表了《北京共识》的论文,“北京共识”一词由此不胫而走。
在拉莫那里,对“北京共识”的定义是: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如中国经济特区);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如台湾问题);以及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
其目标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
在拉莫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拉莫对于“中国经验”的概括未必准确,其“北京共识”也未必能够得到人们共识,在今后的探讨中存在着极大的被替换或补充的可能。
但是,拉莫所创立的“北京共识”一词却有很大的可能存续下来,并被不断地热烈讨论,日益成熟和完善,成为全球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一面思想旗帜。
(作者为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