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民俗信仰的现代运用

  • 格式:doc
  • 大小:14.50 KB
  • 文档页数:2

传统民俗信仰的现代运用
作者:曾嘉
来源:《文存阅刊》2017年第17期
摘要:现代乡村面临着传统与现代巨大沟隔,特别是在开发型的乡村中,不仅面临新旧观念的差异,更有外来人与原住民习俗信仰的不同。

通过对西江县千户苗寨的长期观察,本文将描述千户苗寨面临的问题,介绍西江县千户苗寨如何运用传统的信仰资源——“议榔”化解矛盾,思考传统智力资源在现代乡村中的合理运用,最后提出将传统治理资源纳入国家法规的建议,以求让西江县千户苗寨的事例对现代乡村的治理有更大的启发作用。

关键词:民俗信仰;现代乡村;千户苗寨;传统资源
在国家福利政策和旅游市场发展的双重影响下,贵州诸多乡村开始从农业的、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变。

此过程中,乡村社会内部成员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大量外籍商人及外来务工人员涌入乡村。

由于外来者与本地人社会文化背景的显著差异,杂居生存必然导致矛盾冲突频繁。

如何化解主客日常纠纷?是当代转型中的开放乡村所面临的极为紧迫、艰巨而又十分棘手的难题。

西江千户苗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大量游客慕名而来。

游客数量激增带来的巨大商机,吸引外地商人纷至沓来,租房装修,开店兴业,短时间内便成为西江旅游产业的主力军。

外地商人的助力为千户苗寨带来了更为多元的旅游服务,但与之伴随也是导致日常冲突事件频发。

为了化解矛盾,西江县政府运用本地传统治理资源——“议榔”进行民间调解。

“议榔”是传统社会西江苗人用于议定民间习惯法规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是传统苗族地区、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维护民族村寨稳定的一种社会制定文化。

如今,西江已不再是传统社会,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传统治理方式是否依然具有实用价值能否化解主客矛盾?外来者是否认可信服传统治理方式?对于调解结果,当事人双方是否能够接受?最终是否能达到公道合理的效能?本文将通过一个案例介绍“议榔”在化解矛盾中发挥的作用。

“议榔”,意为大家共同来议定规约,由当地“方老”、“央理老”、“鼓社头”、“寨老”等有威望的老者为主持人,召集一个村寨或几个村寨或一个鼓社集中召开议榔。

“议榔”规约被称为“榔规民约”,类似于非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村规民约”。

“榔规民约”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涵盖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生产治安、经济利益、男女社交、婚姻缔结、财产保护、氏族团结等方面。

[1]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制定文化逐渐渗透到苗族群众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已经成为苗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千户苗寨议榔室自成立已成功调解了上百起地方性纠纷事件。

对纠纷存档材料进行了翻阅,其中“月山兰”酒店与村民生活纠纷一案,就是一例特别明显的原住民与外来者的矛盾。


此案中原住是西江土生土长的苗民,他于2017年3月11日向议榔室提交了申请书,申诉由外地商人经营的月山兰酒店。

主要是起诉酒店乱排污水导致原住民家的屋顶被污水浸洒,而在苗人的观念中“对我们苗人而言,污水是不吉利的象征,有污水排到自家屋顶,便觉得很晦气,总感觉会有不祥的事情发生,甚至预示来年也将不顺利,这个时候就需要请巫师进家门进行‘扫家’仪式,然后请家族的人一起吃一餐长桌宴,才能消除由此产生的不吉利。

[2]”
申请书递交后,议榔室便组织“方老”、“寨老”、“理老”等当地权威人士及当事人双方,参与议榔。

在“议榔会议”方老等人的主持下,调解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最终双方达成一致的调解意见:月山兰酒店停止对原住民的侵害,排除危险并且赔偿李宇成猪肉20斤,酒12斤,糯米20斤,鞭炮2圈。

由侵权方月山兰酒店花钱请巫师,在李宇成家里作法举行“扫家”仪式。

从该案例的完满解决,我们可以观察到,议榔室等民间调解机构及榔规民约等民间习惯法在基层社会仍然存在强大的控制力和生命力,它仍然主宰着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与法律秩序,地位和影响力依然不曾动摇,而国家执法及国家制定法此刻却仿佛退居幕后,失去了应有的位置。

案例中,双方当事人有意识地对国家法律进行规避。

当地苗族村民规避国家制定法而偏好适用榔规民约未必是一种不知法或不懂法的表现;外来侵权店主规避国家制定法而接受当地榔规民约的制约,也并不一定在内心之中认可榔规民约具有天然合理性。

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选择,从苗族村民角度分析,是因为榔规民约根植于传统苗族社会土壤,并在村民日常生产生活中实实在在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起着调控约束,并为苗族村民内心所接受;从外来侵权店主角度分析,如果按照国家制定法作为该案的裁判依据,那么酒店店主并不存在法律上的责任,但最后店主仍然选择依照当地榔规民约的规定承担“扫家”的义务,是因为外来侵权店主受到”入乡随俗“观念的影响,不想破坏与当地苗族村民之间的关系。

当事人双方之所以不选择适用国家制定法,是因为选择适用当地榔规民约对各方都有利,双方既是邻居,纠纷过后双方还要在同一空间中继续生活,不把关系弄僵对于各自以后建立利益联系奠定了基础。

以上种种行为深刻说明,无论是本村、本寨的村民抑或外来经商的商贾,传统民俗信仰在现代乡村中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周相卿. 黔东南雷山县三村苗族习惯法研究[J]. 民族研究,2005(3):65-69.
[2]李向玉. 民族习惯法的特殊规则对刑事案件的影响——以黔东南“扫家”、“看米”、“蛊”引发的司法个案为例[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3):49-58
作者简介:
曾嘉(1993—),男,汉族,山东烟台人,单位: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宗教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宗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