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第6期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6，2013（总第183期）Journal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General ，No.183清代求雨禳灾叙事的伦理意蕴与民俗信仰刘卫英（大连外国语大学文化传播学院，辽宁大连116044）摘要：遇旱求雨，是明清一个重要的民俗事象。
而清代求雨禳灾的社会政治伦理整合倾向，首先是皇帝一如既往地成为求雨的正统力量。
上行下效，地方官员往往也是求雨责任人，求雨成功，效应远大于勤恳敬业保民的多年辛劳。
求雨禳灾叙事中往往充满疑问和不确定性，求雨失败均将责任归结操作者法师。
有的法师运用含有某种神秘崇拜内蕴的巫术仪式求雨，有时会有生命代价。
文学想象艺术化地丰富了文学伦理复杂的整合特征。
特定地区的灵物崇拜与求雨神物有关。
佛教思维影响下的咒龙求雨，谩骂乃至鞭打龙神是巫术求雨的变形。
旱魃崇拜则较为复杂，在明代就已有了驱除的替代方式———兽与女性。
而清代则出现人面鸟类旱魃，甚至变形旱魃。
暗示着异形现身与旱灾降临的某种神秘对应关系。
关键词：清代;求雨禳灾叙事;社会政治伦理;文学想象;民俗信仰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85(2013)06－0134－07收稿日期：2013－01－06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清代灾荒叙事与御灾民俗想象研究》（20100480227）；2009年度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清代灾荒叙事与民俗想象研究》（L09DZW007）。
作者简介：刘卫英（1965—），女，山东威海人，大连外国语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后。
①［美］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Ｒeal Chinaman )，鞠方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7页。
②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4页。
遇旱求雨，是明清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民俗事象。
从跨文化的眼光，可能对古代中国的求雨仪式看得更清楚一些：“每当干旱缺雨时，就连朝廷所采取的做法也往往十分荒谬可笑。
因此，以上所述平民百姓们在狐狸洞口祷告求雨的举动便不足为怪。
在遭受旱灾时，皇帝的第一个行动便是降旨禁止宰牛。
……如果采取了这一招后没有祈得雨水，那么皇帝本人便亲自走上天坛的祭坛，在那里既代表他本人又代表整个国家，向苍天献祭以求甘霖。
如果及时雨还没有下来，皇帝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以上的祭祀活动。
”①在人类学家看来，百姓与帝王的求雨方式虽然有别，但禳灾目的却是一致的。
类似的载录还有，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九载康熙六十年辛丑山右大旱，阳曲令沈某祈雨不应：“沈率绅士步行百二十里，至五台山神祠祷焉。
是夜即雨，连三日夜大雨，阳曲之四隅，莫不沾足，而邻境旱如故。
沈归，中丞率大小属吏郊迎，万民拥道欢呼忭庆。
”说明在明清靠天吃饭的时代，以种种方式求雨解旱对全社会是多么重要。
但同样令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有清一代求雨禳灾叙事文本中所融合的更为复杂的社会政治伦理意蕴、更为丰富多彩的民间宗教信仰，以及进而形成的某些有迹可循富有特色的叙事模式。
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略加阐发。
一、皇帝、官员亲自求雨与罪己自祷的伦理整合首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假借祭祀求祷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正是一国之君的天职。
而相关文本中对帝王的求雨祭祀常常格外关注其成功的范例，并大加弘扬，上行下效。
自洪武三年六月朱元璋就带头率领皇后嫔妃求得好雨：“太祖以天久不雨，素服草履徒步出，诣山川坛，设藁席露坐，昼曝于日，顷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带。
令皇后与妃亲执爨，为昔日农家之食，令皇子捧榼，杂麻麦菽粟以进，凡三日始还宫。
仍斋宿于西庑，出内帑纱綵一万四千匹赐将校，于常例外给军士薪米。
令法司决狱，复命有司访求天下儒术深明治道者。
遂大雨，四郊霑足。
”②以皇帝神权、王权一体的特殊身份，亲自求雨自第6期刘卫英：清代求雨禳灾叙事的伦理意蕴与民俗信仰此已朝野轰闻，何况又碰巧成功，更被大书特书。
清代一仍其旧，而有所增强，如昭梿《啸亭杂录》续录卷一《亲祷》又写康熙中孟夏久旱：“上虔诚祈祷，由乾清门步祷南郊，诸王大臣皆雨缨素服以从。
南未至天桥，四野浓云骤合，甘霖立降。
乾隆己卯，上因旱，屡祷于三坛、社稷，雨不时降。
乃步祷于南郊，次夕，澍雨普被，岁仍大稔，上咏《喜雨诗》以志之。
二圣轸念农食惟艰，甘屈万乘之尊为民请命，其于桑林之责，千古若合符节也。
”帝王们“虔诚祈祷”亲自求雨，上天“澍雨普被”，结果“岁仍大稔”，乾隆帝甚至作“《喜雨诗》以志之”，叙事者的评论是“千古若合符节也”，康熙、乾隆二圣的“求雨”被称为完成了商汤祷雨以降君王的共同事业。
至于地方官，对上作为朝廷命官，对下则为民之父母，其既为神秘力量的现实印证与投影，又以其责任义务而成为与民做主的权威———成为民众现实期盼的神化了的寄托。
求雨亦顺理成章为他们职能所系，而一旦求雨成功则个人威望提高效应，远大于勤恳敬业多年辛劳。
因此当旱灾严重时，高官都会亲自求雨。
《清稗类钞》载光绪丁丑曾国荃祈雨，逾月不应：三月乙丑，下令城中，官自知县以上，绅自廪生以上，皆集玉皇阁祈雨。
旦日众至，则阖门积薪草火药于庭，忠襄为文告天曰：“天地生人，使其立极，无人则天地亦虚。
今山西之民将尽，而天不赦，诚吏不良，所由致谴。
更三日不雨，事无可为，请皆自焚，以塞殃咎，庶回天怒，苏此残黎。
”祝已，与众跪薪上，两日夜不食饮不眠。
戊辰旦初，日将出，油云敷舒。
众方瞻候，见云际神龙蜿蜒，鳞鬣隐现，灼若电光，龙尾黑云如帯。
方共惊愕，云渐合，日渐暗。
雷隐远空，须臾大雨滂沱，至己巳乃止。
①这显然是“祈祷—罪己”的求雨叙事模式。
这一叙事模式的哲学前提是“神”无往不在，明察一切。
鉴于“天不赦，诚吏不良，所由致谴”的灾害伦理观念，因此通过惩罚自己以求免灾避灾减灾，往往为地方官吏治政绩中不能回避的重要环节。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更三日不雨，事无可为，请皆自焚，以塞殃咎，庶回天怒，苏此残黎”，结果是“须臾大雨滂沱，至己巳乃止”。
与帝王的祈祷不同的是，地方官有时甚至会“请皆自焚”，这其中蕴含着多重意义：一者，从民俗集体无意识留存角度看，罪己自虐为远古焚巫“杀巫”、惩罚不作为祭司等习俗的现世折光，只不过“巫”的角色在此置换成了地方官，无非是在人神共鉴的公共场合下表态式展演，虔诚而含蓄地向上帝表明，地方官不敢推卸灾害发生时“天谴”应负责任的，有一种自我牺牲、为民请愿的悲壮。
二者，从天人关系看，世人普遍认为“贤王”之治会带来“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当灾害出现之时，皇帝或地方官就难逃罪责，往往试图通过人为努力，构成一种不公平、委屈的现状，激发上苍出面采取有效措施平不平，开脱无辜众生。
三者，从臣民心态作为行为方式的来源看，这也是人世间君臣关系中常见的“臣罪该万死”的一个曲折体现。
自虐自焚表演，不过是以主动承责认罚，来以退为进的一个“免疫机制”，在朝廷可能降临的追责寻因面前，先行主动低调认罪，以求免究减罪。
此外，这还透露出一个求雨官员的身份级别问题。
一般来说，多数求雨官员是直接接触下层社会的县官（县宰），而州府官员为表功治绩，上奏朝廷，朝廷以此改善吏治，劝导关心民瘼。
“县官（最为贴近受灾群体）———州府———朝廷”的链条中，还不能忽视当地乡绅市民的舆论功能。
虽然农民是最为直接的旱灾受害群体，但他们往往并不掌握舆论，乡镇之中话语权在地方乡绅和市民群体，后者是灾害的间接承负者，以其才识他们才具有沟通官僚链条的能量。
其次，不灵验的求雨仪式叙事。
求雨叙事中往往也是充满疑问性和不确定性的。
求雨仪式的本质属应然性，难免有不成功，而此类叙事几乎无一例外地将责任归结为直接的操作者法师。
如清代董含《三冈识略》卷十《奇旱》写江浙二省五月至六月终亢旱：“一黄冠自言能祈雨，先受聘仪，登台作法，久而不效，乘夜遁去。
”既然接受了“聘仪”，求雨就要最终成功，否则法师只能“乘夜遁去”，谴责与批判意味蕴含其中。
而在另外的一些叙事中，地方官员的行政权力在求雨仪式中凌驾于巫师法士之上，这一作用531①徐珂:《清稗类钞》(第一〇册《迷信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679－4680页。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的发挥，又主要是在求雨不顺利情形下体现出来。
如《小豆棚》写浙江巡抚朱轼虽否定迎请佛道求雨旧俗，但架不住郡人恳求，亲引车驾后道士更加傲慢，到期雨仍不降；道士又借口旱灾因抚军罪神所致，再请七日又不雨，于是怒杖道士，“血流臀股，并置俎上，曝烈日中”。
当人们担心时，巡抚虔祷求雨，称不降雨就要“率众而绝汝神之血食”，祝毕竟甘霖大霈①。
用事实证明“道士”即法师的无用，并对其进行肉体处罚。
表明对神灵也要恩威并举，叙事者突出了地方父母官的智慧与果断。
当然此种祈求与威吓并行的祈雨仪式，在世界各地的古代史普遍存在的求雨模式，对此弗雷泽也早有论述②。
我们不得不关注的问题是，地方官可以对求雨失败的法师大加挞伐，且以“绝汝神之血食”之咒使天降大雨。
按照黑格尔的论断：“除掉皇帝的尊严以外，中国臣民可以说没有特殊阶级，没有贵族；……其余都是人人一律平等，只有才能胜任的人做得行政官吏。
”③因此，地方官惩罚法师的胆量当源自于“求雨才能”的现实印证，“甘霖大霈”就是官员的“神性”高于“道士“法术”的现实折射，也是求雨叙事的政治伦理化之文本表现。
但在有清一代往往又有一些特殊性，求雨不成功的法师常常成为能吏贤臣的陪衬人；而能求得甘霖的巫师又往往被妖魔化：傲慢无礼，贪婪成性，甚至借灾要挟百姓。
也有一些被神奇化的相关载录，而成功求雨的法师常常要付出某些代价，有时甚至是生命。
特别是当法师运用某种蕴含神秘崇拜的巫术仪式来求雨。
这样的巫术求雨，常被描述为求雨者即使自己不付出，也有亲属为此付出代价。
如袁枚《子不语》载山东济宁王廷贞有求雨术，因醉酒傲上受到责罚，但大旱降临还是求他：“乃与童子斋戒三日，登坛持咒。
自辰至午，云果从东起，重迭如铺绵。
王以绳掷空中，似上有持之者，竟不坠落。
待绳掷尽，呼八童子曰：‘速拉！速拉！’……已而大雨滂沱，水深一尺，乃牵绳而下。
每雷击其首，辄以羽扇摭拦，雷亦远去。
嗣后邻县苦旱，必来相延。
王但索饮，不受币，且曰：‘一丝之受，法便不灵。
’每求雨一次，则家中亲丁必有损伤，故亦不乐为也。
”④有的法师甚至身殉求雨。
董含《三冈识略》卷六《祷雨自沉》载某年六七月间，亢阳为灾：“细林山道士曹耕云，向以术自诩，筑台高数丈，步罡画诀，每日上奏三次。
又用黑犬磔血，杂降檀焚之。
扰扰半月，日色愈炽。
时有僧明愿者，东昌人，俗姓田，披剃马□寺，合掌跪赤日中，不饮不食，望空拜恳，誓愿以身殉。
至期，跃入跨塘桥河，自沉死。
”苍天下雨与否，本是自然运行规律，民俗想象中此事当由上帝掌管，当下不当下是神的意愿，法师运用神秘巫术逆天行事，有违天命，以“亲丁”或“术士”的性命为代价，获得大众的“安泰”，是一件损“小我”利“全民”划得来的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