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晋之际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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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礼法之士的“德行”观“德行”被誉为魏晋时期礼法之士最重要的价值观,它不仅反映了当时文人的思想和行为准则,更是当时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因此,理解魏晋时期礼法之士的“德行”观对于了解这一时期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魏晋时期的“德行”观,主要取材于先秦诸子的思想,尤其是《论语》和《孟子》,是中国古代伦理学中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想。
“德行”包括了古代诸子学说中的德、仁、义、礼等伦理思想,认为要做到礼仪之道,就必须承担“德行”。
“德行”包括慈善、礼义、恭敬、节俭、乐善、知足等内容,尤其强调仁义礼智四大美德,这四大美德与先秦思想中的“仁”、“义”、“礼”、“智”有着一致的思想内容。
魏晋时的文人礼法之士,追求的是以“取义以己”之道,在政治、文化、经济发展中获得“真德”,认为“真德”是礼法之士最重要的价值观。
他们认为,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上的“德行”,只能在道德原则的指引下获得,“德行”可以作为建设社会的重要动力。
在魏晋礼法之士的思想指导下,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也经常出现讲究“德行”的内容,这些文学作品既反映出文人对“德行”的重视,也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
例如,魏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陆机《贞观太宗传》中,如此传述两晋太宗时期的重要事件:“成礼乐、巡狩钓鱼、筵宾客,博德范行,能坚文明,乐陶宏。
”这里,描述的就是魏晋时期礼法之士认为德行观的思想内容,两晋太宗时期坚持德行,致力于文明行为和乐陶宏礼,以及维护安定。
魏晋时期礼法之士以其“德行”观作为其主要价值,他们认为社会道德的兴衰,是关乎政治统治的关键,因此他们怀抱希望,认为只要人们奉行仁、义、礼、智的德行之道,就可以改善当时腐败的社会道德,实现政治统治的完善和文明社会的建设。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魏晋时期礼法之士的“德行”观,是他们重要的价值观,是当时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与当时文人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他们认为只有坚持“仁、义、礼、智”的德行之道,才能改变腐败的社会道德,实现统治的完善和文明社会的建设。
古代中国的道德伦理观念与文化积淀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其深厚的道德和伦理传统。
从先秦时期到现代,中国文化一直强调道德伦理观念,而这种观念不仅体现在个人行为上,也深深嵌入到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中。
古代中国的道德伦理观念在古代中国,道德伦理观念始终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提倡以仁爱为中心的道德伦理,认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勇者乐天,仁者乐人。
他认为,要通过道德和自我修养来达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这种观念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并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在孟子的思想中,他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观点,强调个人责任和义务。
他信奉的是规范性的伦理体系,即天命得以实现,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对道德的高度重视。
道家思想认为自然界是有主宰的。
因此,其伦理观点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天地自然为主导。
他们提倡从自然中获取知识和智慧,通过"无为而治"的方式来实现混沌的秩序。
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但在中国,它得到了很多崇高的尊重。
在佛教中,人要摆脱人生痛苦的态度,在追求安度自己心灵的同时,尊重和爱护他人。
这使得佛教的伦理观点与儒家道德思想有许多共同点。
文化积淀古代中国强调道德伦理观念不仅体现在哲学和宗教思想上,也在文化传承中得到体现。
举例来说,从十三经、百家争鸣到唐诗宋词,从经典游戏中国象棋到民间服饰旗袍,这些都蕴含了中国的道德伦理观念,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例如,《论语》表现了中国文化里优秀的道德观念和思想。
无论是成长的道路,还是社会组织和政治构架,都强调诚信、正义和谦虚。
《孟子》里的"仁者爱人",就体现了中国人对善良、怜悯和同情的重视;《老子》里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则为宇宙的统一提供了一种深刻的理解。
中国文化里还有很多重要的史诗和故事,如《大禹治水》、《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这些作品强调了正义和勇气与决心的力量。
西汉时期的道德观念与文化传承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西汉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诸多思想文化得到了积极传承与发展。
其中,道德观念是这一时期所关注的重点,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西汉时期的道德观念道德观念是人们对于道德行为与美德品质的理念和看法。
在西汉时期,道德观念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与完善,并且被大家所重视。
1. 仁爱思想在西汉时期,孔子的思想被广泛传承,其中神圣而且弥足珍贵的“仁爱”思想开始浓厚起来。
在人倫道德观上,益发强调亲情、友爱以及尊重师长长辈等基本道德。
此外,仁爱之心的提倡也让贵族阶层慢慢产生了宽容之情。
2. 勤俭节约思想在西汉时期,经济逐渐得到发展,但是勤俭节约的思想却始终被提倡。
勤劳、俭省成了一种美德,大家都采取简朴的生活方式。
同时,西汉时期的征战和国力劳动需要促人们勤奋劳作、珍惜物资。
3. 君臣关系的尊重西汉时期,对君主尊重反而成了一个重要的道德准则。
贵族阶层的尊敬和服从皇帝成了一种传统观念。
尊重皇权、慎重处理与皇帝的关系,同时康惠诸王、金枝玉叶等可见皇权与贵族间的默契,这也体现了尊重君臣关系在文化传承过程中传承的深度。
二、文化传承西汉时期不仅仅是文化思想的创造与发展,而且也是文化的传承和继承。
文化传承是人类文明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整个时代的精华得以延续与发扬。
1. 地方官僚体系的建立在西汉时期,地方官僚体系得到了重视与建立。
通过推举来确定官员的身份,推广选拔制度等,使得地方官员素质得到提高、官员责任明确、人才辈出,这也有助于文化与道德的传承和发扬。
2. 音乐艺术的传承在西汉时期,音乐艺术得到了重视和发展。
不仅是宫廷范畴,民间也广泛流传着美妙的音乐。
例如《琵琶记》、《乐府诗集》等作品的创造和流传,使得音乐艺术得到了积极传承和发扬。
3. 经学的传承对于经学的传承,在西汉时期得到了非常重视。
儒家经典一直被奉为圣典,大量注本和书籍出现。
同时,考试制度的推行也带动了经学的发展。
浅析汉初思想家群体德治思想归属【摘要】汉初思想家群体在总结秦灭亡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思想和治国方略。
所以,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理顺,不仅有益于加深我们对汉初思想的了解,而且对于学习研究我国当今的政治政策、研究现代社会的德治与法治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德治汉初思想家贾谊陆贾汉初时,刚刚结束一场浩劫,人民生活贫困,社会格局动荡不安,这时需要有一种政策来安抚民众,而儒家学说的仁爱方面恰好可以填补这样的空白。
在儒家思想中,每一位代表都认为民为君本,认为君主应该推行仁政,应该爱民如子,这样一种理论在当时是有很好的安抚民心的作用的。
刘邦出身草莽,他亲自见证秦的灭亡,所以他对人民的处境有深刻体会。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陆贾以秦灭、周兴等历史经验来向他说明儒学仁政的重要性时,他才会欣然接受,并摒弃了对儒生的厌恶。
儒家两位代表人物孟子、荀子都提出富民的主张,他们认为只有让人民远离疾苦,吃饱穿暖,社会才会稳定。
针对这一点,他们提出了很多具体措施,在汉初,有利于恢复经济发展。
他们都提倡轻徭薄赋,减轻人民的压力,但是并不是要求统治者一点都不收取,只是控制在人民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在汉初动荡的社会环境里这样既可以使民心向上,又可以恢复经济发展,增强国力。
另外,他们还提出了不耽误农时的主张,让人民可以安心劳作,发展农业。
儒家学说的这种爱民富民的说法,直接带来的结果就是农业发展、国库充裕、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长治久安。
所以说,汉初思想家群体提出以德治国,休养生息,将儒家的德治经济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是有绝对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
曾经不可一世的秦王朝,经历了两代后被“瓮牖绳枢”的陈胜、吴广起义而很快被推翻。
这一事实使西汉初年的思想家们受到极大的震动,因此他们对早期儒家所持的“民本”观也就有了更切实的感受。
这在思想理论的构建上的表现,就是反复强调在统治中以民为本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贾谊在《新书·大政》篇中明确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
汉晋性情思想发展与士人人格理想之转变汉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性情思想发展和士人人格理想的转变非常明显。
在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致中国文化和社会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巨变。
这篇文章就来探讨一下汉晋性情思想发展与士人人格理想之转变的主要内容,同时给出5个例子来证明这个观点。
一、汉晋性情思想发展的主要特点1、儒家思想的影响:汉晋时期,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了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被正式立为官方学说,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性情思想。
2、佛教的传入:汉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以自我反省和内心修炼为核心的佛教思想对中国的性情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万物有灵论的兴起:汉晋时期,万物有灵的思想开始流行,这种思想导致人们对自然界和生态环境有了更加敬畏和崇拜的态度。
4、性别观念的变化:汉晋时期,性别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女性开始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而男性则对家庭和职业等方面的期待也发生变化。
5、绘画艺术的发展:汉晋时期,绘画艺术得到了发展,独具特色的山水画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艺术形式,反映了当时的自然山水观念。
二、士人人格理想的转变1、贵族和平民的融合:在秦制被推翻后,社会地位高低的界限逐渐消失,家族和阶级制度逐渐瓦解,因此,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人们开始更加注重个人的素质和能力。
2、文化趋于多元化:在汉晋时期,文学、艺术、哲学等不同类型的文化开始融合,文化形态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也使得人们对不同领域的人才产生了需求。
3、社会问题的关注: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社会问题,比如政治腐败、贫富差距、民生问题等,这些问题成为了人们争论的焦点和士人关注的重点。
4、“人伦道德”和“个人忠诚”:在汉晋时期,儒家思想再次出现,强调“人伦道德”和“个人忠诚”等重要概念,儒家成为了当时士人的主要思想倾向。
5、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汉晋时期,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越来越强烈,对爱情、亲情、友情等人际关系的追求成为了人们的理想。
古代中国的道德观念及其演变古代中国一直以来都是道德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尤其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道德观念在整个东亚地区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本文将从古代中国的道德观念出发,分析其演变和影响。
1. 古代中国道德观念的基础古代中国的道德观念基本上根植于儒家思想,儒家注重的是人类的道德和伦理问题,认为人类应该有自律、自我反思和自我修正的能力,以达到和谐、稳定和社会进步的目标。
在儒家思想中,人类的道德和伦理规范被定为了五个基本原则:仁、义、礼、智、信。
其中,“仁”是指对他人怀有爱心和同情,对他人负责,包容别人的缺点,帮助弱者;“义”是指遵守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原则,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礼”是指遵守社会规范和礼仪,表现出合适的行为和言语;“智”是指具有合理的思维和判断力,避免盲从和愚昧;“信”是指信守承诺和诚实,不撒谎,不欺骗。
这五个原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成为了古代中国道德观念的重要基础。
2. 古代中国的道德演变古代中国的道德观念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和历史的变迁,它也在不断演变。
封建时期,古代中国的道德观念主要是由君主或皇帝来决定的,他们通过法令和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在这个时期,儒家思想仍然是主流,但道家和墨家等思想也开始兴起。
在这些思想中,道家提倡自由和自然、反对繁琐的礼仪和规范;墨家则主张利他主义,认为人类应该互相爱护,不欺骗别人,反对动辄使用武力进行战争。
到了汉代,儒家思想再次成为了主流,儒家经典《大学》和《中庸》两书被定为了儒家的核心论著。
其中,《中庸》主张“尽心竭力,治理身心”,强调人类应该不断自我修养,做一个自律、有道德、有自我意识的人,从而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
到了唐代,佛教在中国传播开来,佛教的思想和道德观念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向西方文明的接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西方哲学、科学、文艺等思想也开始在中国产生影响,中国的道德观念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汉晋时期的道家和隐士文化汉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道家和隐士文化最为繁盛的时期之一。
在此期间,道家和隐士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传承,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汉晋时期的道家文化道家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千余年前的汉晋时期,道家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传承。
(一)道家思想的演变在汉代初期,道家的思想主要体现在《道德经》中,主要强调顺应自然,去除欲望和人为的规定,寻求自由和自在。
而在晋代时期,道家思想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和提高,形成了以庄子《南华经》为代表的庄家学派和以葛洪《抱朴子》为代表的抱朴学派,以及以李卓吾、王弼为代表的新庄学派。
(二)道家文化的繁荣在汉晋时期,道家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宣扬,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
同时,道家文化也逐渐发展成铸造出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如《青囊经》、《道德真经》、《庄子》等。
二、汉晋时期的隐士文化隐士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独特分支,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先秦时期。
而汉晋时期正是隐士文化的黄金时期,也是隐士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时期。
(一)隐士文学的发展隐士文学是汉晋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作品多数是描写隐士生活、思想及隐士观念等方面的文学作品。
这些作品反映了隐士文化的繁荣,传达了隐士文化的理念和精神。
(二)隐士的人生观隐士的人生观是隐士文化的核心,其内容包括人生价值、人生信仰、人生态度等方面。
隐士的人生观强调诸多精神层面的追求,诸如道、性、德、美、良知等等,而这些观念,则在隐士文化中得到了精细的阐释和表现。
三、结语汉晋时期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时期,道家文化和隐士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使其成为西汉时期后的中国文化的最高峰之一。
今天的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和了解汉晋时期的道家文化和隐士文化,以期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国时期汉晋文化的特点与传承在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可以说是一个充满战乱的时期。
然而,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尤其是汉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
一、汉晋文化的特点1.文艺复兴:在战乱之中,人们对于精神上的寄托和升华更加渴求。
这种趋势在三国时期表现得十分明显。
同时,此时期的文艺也成了社会上重要的一部分。
很多文艺作品问世,包括《红楼梦》和《西游记》等经典文学作品。
2.文化交流:三国时期,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也逐渐增多。
秦汉以来,中原地区就已经成为了官方文化的中心,但是在三国时期,南方地区的文化也开始崭露头角,例如吴中的文学艺术得到了长足发展。
3.品味升华:在这个时期,人们追求的不再是物质上的追求,而是内心情感和思想的升华。
由此,文化上的品味也得以大大提高,人们开始追求高雅的品味。
这也催生了《石头记》等许多文学名著的诞生。
二、汉晋文化的传承1.近代文化:近代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汉晋文化的传承。
例如诗词、书画、乐器等文化遗产都是在汉晋时期得到了发展和养育,并得以延续至今。
例如现代的京剧就是由古代音乐的流传发展而来的。
2.地方文化:在很多地方,三国历史仍是当地的重要文化符号。
例如,湖南的诸葛亮和南昌的赣江之战等等,都成了当地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文化底蕴:三国时期的文化底蕴,不仅对当代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也为中国历史、文化和思想的传承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无论是培养爱国情怀,还是人类智慧的积累,都区域汉晋文化中寻找答案。
总之,在中国历史中,三国时期汉晋文化的特点和传承都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三国时期文化的特点为我们培育了新的文化品味和激发了人们思想和创作的热情,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长久以来的思考对象。
三国时期的文化传承,则迸发出了近代文化、地方文化和文化底蕴等方面的重要影响,为我们的文化和历史传承也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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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春秋战国之时,于孔子、孟子、韩非子等思想家的理论之中,三纲五常的思想己经有所显现。
但是,作为一种完整的道德体系,则是形成于西汉中叶的董仲舒之手。
董仲舒在其椿秋繁露.基义》中说道:“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
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
天为君而复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妇为阴。
”在这里,董仲舒将天的权威与人间秩序的建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凸显出来的是以‘住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
而为了维系“三纲”在伦理道德中的核心地位,董仲舒又以五行为基础,将自然道德化,由此建构出仁义礼智信这一所谓“五常”的道德内容,与“三纲”相辅而存,构成一个完整的与封建专制政权体制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体系。
武帝以降,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下,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伦理道德观念逐渐被社会所接纳和认同,成为维护大一统专制政权的重要保障。
但时至东汉末年,随着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崩溃和人的觉醒,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伦理道德观念陷入危机,开始走上逐渐崩溃的道路。
传统道德观念于汉魏之际由两方面出现危机:一是自董卓乱京之后政治局面的混乱使至高无上的皇权遭到猛烈的冲击,导致了“君为臣纲”观念的破产。
二是巨大的死亡造成了人的觉醒,个体意识的增强和新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导致了传统观念的衰落和瓦解。
公元189年,东汉灵帝病逝,宫廷陷入政治搏斗。
西凉军阀董卓趁机率兵入京,凭借武力获取了对朝廷的支配权,在其篡政擅权的过程中,皇帝则成了他予以迫害的对象《后汉书·董卓传》云:董卓“将兵入洛阳,陵虐朝廷,遂废少帝为弘农王而立协,是为献帝。
扶弘农王下殿,北面称凰”‘明年,山东义兵大起,讨董卓之乱。
卓乃置弘农王于阁上,使郎中令李儒进酞,曰:‘服此药,可以辟恶。
’王曰:‘我无疾,是欲杀我耳!’不肯饮。
强饮之,不得己,乃与妻唐姬及宫人饮宴别。
……(王)遂饮药而死,时年十八。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虽说董卓被诛杀,但皇帝的命运并没有得到改变。
汉献帝先是被董卓的部将李催、郭祀等人争来夺去,成了挥舞于他们手中的猎物。
后来又被曹操所挟持,成为他打击对手的工具。
一旦发现献帝有反抗之举,便毫不留情地进行迫氰《后汉书.献帝伏皇后纪》记载说,自建安元年献帝被曹操挟持至许后,即被监禁起来了。
董贵人因其父反曹操,操便求贵人杀志‘帝以贵人有妊,累为请,不能得,。
‘状皇后见状恐惧不安,与书其父完令密图曹操,完不敢发。
”建安十九年,此事泄漏。
曹操大怒,‘遂逼帝废后’。
《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曰:‘公遣华欲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
欲坏户发壁,牵后出。
帝时与御史大夫都虑坐,后被发徒跌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
”帝谓虑曰烯肠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
综上所述可知,董卓之乱以降,皇权政治开始崩溃,至高无上的皇帝被一群具有军事实力的悍将武夫肆意玩弄于股掌之中,或废或立,或囚或杀,或劫以作猎物,或挟以令诸侯“君为臣纲”的道德观念在残酷的现实中土崩瓦解。
东汉末年是一个死神悠虐横行的年代,天灾、战乱、瘟疫、杀戮,数不清的灾难将人们投掷在生死线上挣扎、煎熬。
正是这一空前庞大的死亡,将人们从陶醉于献身朝廷、建功立业的追求之中震醒,面对狰狞的自然和恐怖的社会,他们蓦然发现了生命的脆弱和人生的短侃“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腌尘”。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
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
“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年不再来,百年忽我遒。
汉魏之际的人们用诗的语言叙说着对生命的凄苦悲哀与无可奈何。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钦美酒,被服纵与素。
既然生命无常,人生短促,那么,为什么还要用传统的道德节操、功名业绩来束缚自己?为何不抓住有限的人生去及时行乐,尽情地享受《后汉书·马融传》曰:“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
居宇器服,多存侈饰。
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
”身为硕学大儒,口诵圣人经典,却不愿为儒节所拘,离经叛道,举止放荡,奢乐性。
这正是一种摆脱束缚,尽情享受人生的表现,同时也是对传统道德规范的突破和否定。
在追求人生享乐和冲破传统道德规范束缚方面,作为文人领袖的曹氏父子更是不遗余九《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曰:曹操“为人桃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
被服轻峭,身自佩小肇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蛤帽以见宾客。
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怀案中,肴膳皆沾汗巾愤,其轻易如止匕”《世说新语.伤逝》曰:‘生仲宣好驴鸣。
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
’赴客皆一作驴鸣。
”比其父兄来,曹植的放达洒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三国志·魏书·曹植传》曰:‘牲简易,不治威傀”‘任性而行,不自雕砺,饮酒不节。
”有一次,邯郸淳去见曹植“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
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徘优小说数千言”。
“当斯之时,愿举泰山以为囱,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泅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厄。
曹植用诗的语言述说着他们对新生活的愿望和追求。
而在实际生活中,一大批文人学士在三曹的带领下则将这一愿望追求变为行魂“高会君子堂,并作荫华核。
佳肴充圆方,旨酒盈金晏。
管弦发徽音,曲度清且悲。
合坐同所乐,但想杯行迟。
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
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
” “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
遗思在玄夜,相与复翱翔。
撵车飞素盖,从者盈路旁。
”美酒佳肴、丝竹歌舞、诗赋文章、高谈阔论,传统的道德规范在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中被逐渐抛弃、瓦解。
在“夫为妻纲”的道德规范之下,人们的择偶标准当以德为先,夫妻之间的关系则犹如君臣,于是才有了产生于东汉时期的“举案齐眉”的故事。
但时至魏晋,随着对人生的重新审视和对新的生活方式的追逐,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则发生了颠覆性变化,而“始作俑者”仍是那个“乱世之奸雄”曹操。
曹操是一个情感丰富且又放荡不羁、不愿受约束之人,在择偶和夫妻关系上也是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
他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所以,在择偶问题上他一反传统,不问出身,不问德行,只要对方年轻貌美即可。
卞夫人出身‘唱家”,尹夫人则为丧夫之妇,至于杜氏夫人,更是从吕布的部将秦宜禄手中硬抢过来的美九《三国志·后妃传注》引慨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刘夫人生子惰及清河长公主。
刘早终,丁养子惰,子惰亡于攘,丁常言:‘将我儿杀之,都不复念!’遂哭泣无节。
太祖忿之,遣归家,欲其意折。
后太祖就见之,夫人方织,外人传曰:‘公至’,夫人踞机如故。
太祖到,抚其背曰:‘顾我共载归乎!’夫人不顾,又不应。
太祖却行,立于户外,复云:‘得无尚可邪!’遂不应,太祖曰:‘真诀矣。
’遂与绝,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
”无论是抢夺他人之妻,还是让体弃的夫人另嫁他人,都是不合传统礼法规范的,但曹操则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我行我素,无所顾忌。
荀粟乃荀或之子,而颖川荀氏则是东汉后期著名的儒学世家,但身处变革时代的荀粟与出生于宦官家庭的曹操一样,在观念上同样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引比说新语.惑溺》注引《粟别传》曰:荀粟“常以妇人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
镖骑将军曹洪女有色,粟于是聘焉。
容服帷帐甚丽,专房燕婉。
历年后,妇病亡。
未殡,傅暇往粟,粟不哭而神伤。
古段问曰:怕人才色并茂为难。
子之聘也,遗才存色,何哀之甚?’粟曰:‘佳人难再得。
顾逝者不能有倾城之异,然未可易遇也。
’岁余亦亡,亡时年二十九。
”择偶“以色为主”,婚后“专房燕婉”,最终为情丧生,荀粟用自己的生命拆去了传统礼法在夫妻关系上的篱笆,将“夫为妻纲”的道德规范打碎一地《世说新语·惑溺》曰:‘生安丰妇常卿安丰。
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
’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可见到魏晋之际“夫为妻纲”的传统观念己被突破,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全新的夫妻关系。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曹魏末年的政治可以说是最为黑暗、残暴的年代之一。
公元249年,即曹魏嘉平元年正月,太傅司马郎父子趁大将军曹爽等奉齐王曹芳渴高平陵之机发动兵变,残酷地杀曹爽、曹曦以及何晏、丁谧、邓肠、毕轨、李胜、桓范等大批名七“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
致使天下“名士减半”。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司马氏父子又一次次地将屠刀举起,杀夏侯玄、杀李丰,杀大臣、杀皇帝,将社会演变成了一个人头滚动、鲜血四溢的大屠场。
如果说在曹操等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年代,皇帝多少在名义上还有那么一点点尊严的话,那么,此时的司马氏则用屠刀将皇帝的威严和君为臣纲的观念削砍得干干净净。
“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
‘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陆筋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惨枪怀酸辛。
这是生活于竹林时代的士人对残酷现实和险恶生存环境的强烈感受《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名士传》曰:刘伶“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
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镭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
’土木形骸,遨游一世。
”同书《任诞》曰:‘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
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同书《逸》注引《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拗哭而反。
”由此可见,在残暴的社会现实面前,竹林士人也曾经痛苦地徘徊过、消沉过、绝望过。
但是,最终他们并没有逃避社会现实,没有失去生存的勇气,也没有倒向宗教的怀抱去追求“美好幸福”的彼岸世界,而是立足于现实,在弥漫着血腥味的“人间世”里艰难地跋涉前行。
并勇敢地面对着残酷和险恶,深入到事件的背后探究将社会变成刀光剑影、鲜血四溢的屠场的罪魁祸首。
竹林士人经过深思之后认为,儒家学说是残贼天下的鬼招妖术,君王之制是制造罪恶的罪魁祸首。
阮籍在状人先生传》里揭露说“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
欺愚逛拙,藏智自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