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裁量与行政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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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与实现个案公平正义的关系作者:董双蕾来源:《农家科技中旬刊》2016年第11期(临沂市委办公室山东临沂 276000)摘要: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手段,实现个案公平正义是目的,正确运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确保实现个案公平正义的关键。
在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中实现个案公平正义需要从完善法律法规、借鉴案例指导制度、规范执法程序以及提高执法主体素质等方面着手。
关键词:行政自由裁量权;个案;正义1.正确认识行政自由裁量权由于立法资源的稀缺,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变动性,使得现行的法律规范客观上不可能全面地、准确地、具体地、及时地规制其对象。
这样,就为自由裁量权的存在留下了合法的行使空间。
正如马克思所设问的:“有没有一种法律,由于本身具有必然性,在应用于每一个别情况时都必定符合立法者的旨意,同时又绝对排除一切任性呢?”。
马克思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其中所谓“任性”就包括自由裁量权的意义在内。
[1]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案件的单一性与法律的普遍性之间的矛盾是无法消除的,在这种状态下就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合理地运用判断力,以对案件的事实与法律的适用作出最恰当的判断。
但是,“法治的精义就在于使执掌强制权力的机构的行动自由减少到最低限度。
”[2]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运用才是行政权的生命力所在。
那何为自由裁量权呢?学界通说认为,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对某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或实施要求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虽有明确规定,但留有一定自由行使职权的幅度,由行政主体依照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结合具体情形自行判断并做出处理的权力,是行政主体的一种自行决定权,即对行为的方式、范围、种类、幅度等的选择权。
[3]这个定义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行政机关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条件下自主处理行政事务的权力。
二是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由法律授予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三是行政机关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条件下可以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对具体情况的判断做出自认为适当的决定,这是行政自由裁量权最本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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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第一篇(一)行政法执由自裁权量的念概行执政法自由量权是裁指政执行主法根体据法规范律规定,的依据职其,自权选择行为方式、主内、程序、容时间等要作素出政决行的权力。
定般地一,行讲主政在依法体查处行政法违案件时其,执、适用行一某律规法为范定一政行行的过为,程常通依要包次括明查件案实事对照、关相法律、适法用律条文、作行出政行四为个段阶严格。
地,讲律应当法案在当件事违法人实(事事要件实与)政机行所作关行行政为法律(后果)之建间一立固定种的式,不模许允属于有政行关自身的机判断空间以,切实护保政行对人的合相法益。
权而然毕竟是这一种理状态想行的政运模式行事。
实,行上政机关必须实以社会全现体成员的益利公即益其追求为面对瞬,息万变的会发展,行政社管理须及必时速地迅虑考出种种具合理的对策,调体和律法后滞现与需实、要遍正义与个案普公正多等对盾矛。
因此在,一定的授限权度之内,许行允机政关法在律适用的过中程有个选多择,予行赋政权定的可以一据自根的身判断进活行动的地,从余而保行政证行权的必要使合的理,是世界性各国政行法律系体普遍同认存并在运行模的式。
二)(政执法自由裁量行的权特征1、遍性普。
行执政法由裁自权普遍量在存于行政机关行履行政法执职的各项具体实践之能中,行是政机作关具出体行政决定主的依要据。
学肖金者提供明研的究果成明:表“政行执权法力90有余都%于自属由量裁权力性以致于,由裁量行为几自占乎据了行政法执的有领所域”据。
不完统全,我计国现有效法律、行政法规1行002多部现,行效的地方有法性规地、方章规部门规章及约2010件左右。
在0这个大庞的系体,涉中及行处政罚款条的占9%以5,授予行上政机处罚裁量条款关有9的0%以上。
2、选择性。
行执法自政由裁权系量法授律权但法律对,应相理管为行的具内容体范、围、式形实、方施法甚至为的条件行时间、都等加具体确定,行政未关享有根机据己自判的断择选决定作和为不或作以及如何作为为广的泛间空。
现代行政中的自由裁量权问题,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实践证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与扩大确实对法治政府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因为自由裁量权存在着行使不当或被滥用的可能性,对行政主体而言,既要有所授权,又要有相应的控权,而要真正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深刻地认识和分析。
一、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合理性从法学意义上说,自由裁量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则和范围内有选择余地的处置权力。
从政治学意义上说,它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客观存在的,由法律、法规授予的职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权的核心,是行政合理性原则的体现。
其存在的合理性具体表现在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可以弥补成文法的不足由于社会的剧变性与法律的稳定性之间存在冲突,立法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任何一部法律,无论如何周密,都不可能穷尽规范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更不能规范未来的变化。
同时,从立法技术看,由于立法机关受认识能力的限制,很难预见未来的发展变化,这就使法律规则不可能事无巨细、完备无遗。
因此,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恰恰可以弥补立法之缺陷。
二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可以发挥权力行使者的主观能动性现代行政涉及的问题不但面广量大,而且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专业性、技术性极强,而法律、法规是一般的、静态的规则,加之法律语言具有抽象性、概括性特征,因此,法律只好规定一些原则、弹性条款,可供选择的措施以及上下活动的幅度等,以便于行政机关适用法律于具体事实的过程中,凭借自己对法的目的和立法精神的理解,以及根据客观事实选择相应法律条款,在此适用过程中必然需要自由裁量权的存在。
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现代行政管理的范围非常广泛,行政事务繁杂,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能对复杂多变的行政事务做出及时有效的决断,以保持各种社会关系的连续性和社会活动的正常开展。
因此,法律、法规必须赋予行政机关在规定的原则和范围内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正如美国学者古德诺所言,现代社会管理中许多事情必须留给行政人员去酌情处理,使行政机关审时度势,权衡轻重,从而灵活果断地解决问题,提高行政效率。
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
1.合法性原则:所有行政行为均应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
2.公正性原则: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时,要本着公平、公正、诚信原则,不得歧视、排斥、压制任何一方的利益。
3.程序正义原则:行政机关在处理事务时,要坚持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确保程序的公正合理。
4.公开透明原则:所有行政管理工作均应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解除信息的不对称,向公众公开信息。
5.自由裁量原则:行政机关在处理事务时,应该依照法律规定和公共利益的需要自由裁量。
6.效率原则:行政管理工作应确保以最少的资源,最短的时间,最大限度地实现政府的各项目标。
7.创新和改善原则:行政机关应在不断创新和改善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和质量。
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及其限制行政处罚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违法行为人作出的一种强制措施,用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正常进行。
在行政处罚中,行政机关行使着自由裁量权,这是一项重要的权限,但也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本文将就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及其限制进行探讨。
一、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机关在处罚过程中的决策权与裁量权。
行政机关依法对违法行为人处罚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自主选择适用的处罚种类、处罚数额和审理程序等,以维护法律权威和社会公平。
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体现了行政机关在处罚过程中的灵活性和效率。
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的基础是法律的授权。
法律对行政处罚的种类、幅度和程序做出了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这个范围内行使自由裁量权,确保了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此外,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还受到行政法律原则以及相关规章制度的约束。
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限制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虽然重要,但也需要受到一定限制,以防止滥用权力和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主要受到以下方面的限制:1. 法律约束: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必须依法进行,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
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行政机关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处罚种类、处罚幅度、处罚程序等要求,确保处罚合法有效。
2. 公平原则: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必须遵守公平原则,不能片面地对待当事人。
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考虑到各方利益,平衡处罚的严厉程度和社会效果,确保处罚公正合理。
3. 适度原则:自由裁量权行使应当适度,不能过轻或过重。
行政机关在决定处罚数额时,应根据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社会危害程度、当事人的主观情况等因素进行权衡,确保处罚与违法行为相当,不陷入过度扩大处罚的情况。
4. 限期原则: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遵循限期原则,即要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作出裁决。
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尽快作出裁决,避免耽误当事人正当权益。
5. 裁量权的复核和救济机制: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行使后,当事人有权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合法途径进行救济。
关于我国行政执法自由裁量的若干思考1. 引言1.1 研究背景行政执法是国家权力机关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施行政管理措施的过程,是维护国家法律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权益的重要手段。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执法人员常常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和法律规定自行决定采取何种行动,这种自由裁量权被称为行政执法自由裁量。
近年来,我国各地频频发生因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被滥用而引发的群众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有些行政执法人员滥用自由裁量权,以违法违规手段对待当事人,严重影响了行政执法的公正性和效率性。
对我国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规范与监督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探讨我国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本文将从定义和特点、存在的问题、减少自由裁量权的建议、加强监督机制的重要性和借鉴国际经验等方面展开讨论,旨在为加强行政执法自由裁量的规范化、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和提高行政执法效能提供参考。
1.2 研究意义行政执法自由裁量作为现代行政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于构建法治政府、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深入研究我国行政执法自由裁量的意义在于增强公民对行政执法的信任和依法治国理念的认同,推动政府行政执法的规范化、合法化。
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能够有效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减少滥用权力和不当干预的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加强对行政执法自由裁量的研究可以促进政府机构内部的职能分工与监督机制的完善,提升政府行政效率和公信力。
研究我国行政执法自由裁量的意义不仅在于理论上的拓展和深化,更在于对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正文2.1 我国行政执法自由裁量的定义和特点我国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是指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根据法律规定以及具体情况自行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的权力。
其特点主要包括:1. 灵活性:行政执法自由裁量能够根据不同情况灵活地调整执法措施,更好地适应实际情况。
2. 快速性:行政执法自由裁量能够提高执法效率,快速处理案件,保障社会秩序。
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包括:
1. 合法性原则: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合法有效。
2. 公正性原则:行政行为必须公正,不得违背公平正义原则。
3. 透明性原则:行政行为必须公开透明,不得有任何不必要的秘密。
4. 自由裁量原则: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可以自由裁量,但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和公正原则行使职权。
5. 公共利益原则: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公共利益,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
6. 效率原则:行政行为必须高效,不得浪费资源。
7. 保障人权原则:行政行为必须保障和促进公民的基本人权,尊重并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
8. 风险预防原则: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必须预防可能造成的危险和损害。
9. 权责相对原则:行政机关的权力来源于法律,行使行政权力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0. 诚信原则: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讲诚信,遵守守法道德规范,不得欺诈、误导公众。
浅议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摘要】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执法活动中的重要一环。
本文首先对自由裁量权的界定进行了简要介绍,然后探讨了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范围和限制条件。
文章还分析了自由裁量权的监督与保障机制,并阐述了自由裁量权应遵循的合理性原则。
文章强调了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权的合理平衡,即在确保行政执法效果的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需要在法制框架内,遵循法律法规和程序,以保证其合法性和公正性。
只有在合理平衡的基础上,行政执法机关才能更好地履行职责,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利益。
【关键词】自由裁量权、行政执法、界定、适用范围、限制、监督、保障、合理性原则、合理平衡1. 引言1.1 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的重要性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的重要性在于其能够提高行政效率、增强行政适用性和灵活性,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自由裁量权能够在保证公正与公平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各方利益,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也有助于提高行政执法的效果,加强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和规范,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在实践中,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可以促进行政与市民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建立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
充分发挥自由裁量权在行政执法中的作用,不仅有利于提高行政执法的效率和质量,还有利于营造一个公正、透明和法治的社会环境。
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2. 正文2.1 自由裁量权的界定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执法中执法人员根据法律规定或者行政法规授权,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自主选择执法方式和措施的权力。
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执法人员在执行执法任务时的一种灵活处理问题的能力,是对事实情况和执法对象特点进行合理判断和决策的权利。
自由裁量权的核心在于执法人员的自主性和判断力,其具体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对案件信息的收集和分析、证据的审查和判断、处罚的类型和程度的选择等。
自由裁量权不是绝对的,也不是随意的。
如何正确行使海关行政自由裁量权海关自由裁量权是海关行政权力中的重要部分,其行使贯穿于海关对进出口管理的全过程。
海关如何通过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规制和正确运用,体现公平、公正,实现行政正义,最大限度地维持与法律原则及规则的平衡,最终体现“执法为民”的理念,这是海关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本文就此问题做一下初步的探讨。
一、海关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概念行政法学原理基于行政主体主观意志参与的程度将具体行政行为划分为羁束行政行为与自由裁量行政行为。
羁束行政行为是指在法律对行为适用条件有明确而详细规定的条件下,行政主体必须严格按照法律作出的行政行为,而没有自由裁量的余地。
与此相对,行政主体基于法律规定有一定自由裁量余地而作出的行政行为,为自由裁量行政行为。
行政自由裁量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自由裁量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法律规定行为模式部分。
有不确定的内容,如规定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实施“何种行为”,而对“某种情况”的规定却由于不能或不便而没有列明,以此赋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权力。
(二)是法律规定法律后果部分存在裁量余地,如上例中“何种行为”的实施幅度较为宽泛。
从行政行为本质上分析,前者一般存在抽象行政行为中,后者一般存在具体行政行为中。
而狭义的自由裁量仅指第二种情况。
在我国现行法律条件下行政自由裁量权主要指狭义的自由裁量。
海关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在法律、行政法规赋予海关权力的范围和幅度内,对涉及行政征收、行政处罚及其他行政事宜所采取的自行判断、选择和决定,最后作出合法、公正、合理、适当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
二、海关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要求及基本原则法官弗兰克福特说过:“自由裁量权,如果不设定行使这种权力的标准,即是对专制的认可。
”为避免滥用权力给国家及相对人造成损害,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就必须符合严格的要求及标准。
同样,海关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必须符合以下两个要求:(一)是海关不得超越法律、法规赋予的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外部界定);(二)是在自由裁量范围内必须处置适当、合理(内部界定)。
自由裁量与行政正义------阅读戴维斯《自由裁量的正义》[1]王锡锌【学科分类】行政法学【写作年份】2002年【正文】一、引论自从亚里斯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明确提出“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2]这一法治理念以来,法治已经成为西方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信念和制度基础。
人们已经相信或乐于相信有关公共生活的一个“事实”,即在一个法治社会中,个体受且只受事先公布的法律规则和原则的支配,而公共权力必须受到事先制定和公布的法律规则的约束,只有这样才有个人自由。
[3]难怪座落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宾西法尼亚大道上的司法部大理石门墙上镶刻着这样一句格言:“法律终止之处,即暴政发轫之地。
” [4]但是,任何一个走进司法部大楼的人都将很快发现,在这座大楼中行使公共权力的人们——上至司法部长,下至普通办事员——并非仅受法律的统治。
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涉及到法律的适用,更涉及到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虽然人们不能断定法律终止之处必为暴政发轫之地,但理想化的法治主义者却不得不接受一个虽然令人失望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法律终止之处,乃是自由裁量权发轫之地。
由于法律规则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整的局限性,我们甚至可以说,法律的统治不可避免地蕴含了自由裁量权的存在。
事实上,在现代行政国家中,人们已经认识到,严格意义上的“依法行政”不仅不可求,而且不欲求。
行政自由裁量权广泛存在并且渗透于行政过程的各个环节。
为什么行政过程中会存在如此众多的自由裁量权?这些自由裁量权的存在都是可以得到正当化的吗?自由裁量权的广泛存在是否可能导致“行政国”的法治困境?现代法治系统应当如何有效并富有理性地回应自由裁量权广泛存在的事实?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已涉及到“行政国”时代法治之实现的核心要素。
但是长期以来,不论是法理学还是行政法学对这些问题都缺乏系统化的研究。
[5]确实,自由裁量权可能导致暴政,但也可能有助于不同情况下所要求的“个别正义”(individualized justice)和“创造性行政”(creative administration)的实现,如果这种权力能够以一种理性化方式行使的话。
对自由裁量权问题进行研究的核心目的,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确保法律终止之处并不是暴政发轫之地?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二十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公法学者之一戴维斯(Kenneth Culp Davis)教授在其《自由裁量的正义》一书中对行政过程中广泛存在的自由裁量权问题及其与行政公正的内在关联性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二、作为一种事实而广泛存在的自由裁量权行政过程中的自由裁量因素一般认为,行政过程中自由裁量因素最为明显的表现,乃是由于某种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则的缺乏,致使行政机关及其官员合法地获得某种根据其判断与斟酌而作出决定的权力。
这种对自由裁量权范围的描述,显然遵循“规则——自由裁量”的两分法。
法律规则和原则的缺位,就意味着自由裁量权的存在。
但是,行政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实际上要远远大于这个范围。
从任何一个行政决定的制作过程来看,行政决定的制作都涉及到三个要素:(1)发现与认定事实;(2)适用法律;(3)作出相应的决定。
如果相关法律规则对上述要素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是否就意味着执法者完全不具有自由裁量权呢?回答是否定的。
因为:(1)执法者在发现与认定事实的过程中对事实的性质、准确性程度、与法律规则适用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和取舍相互冲突的事实等问题仍然具有作出自由判断的权力。
(2)执法者在适用原则或规则之时,首先需要对该原则或规则的内容进行理解,也必须对这些原则或规则相对于特定事实的可适用性进行判断。
因此,法律的适用过程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将规则适用于特定事实从而自动产出某个具体决定的机械过程。
执法过程不是一条决定之制作的“自动流水线”。
(3)在事实和法律基础上的决定之作出,不仅仅受到事实和法律的影响,而且也受到执法者个人的价值判断、个性以及个人情感等因素的影响。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行政决定制作的过程中,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活动本身就包含着自由裁量的因素。
[6]在这个意义上,法律规则并不能完全消灭自由裁量。
只受到法律统治的政府在历史上并不存在,在将来也同样不会存在。
“历史上所有的政府和法律制度,无一不是法律规则与自由裁量共存。
从自由裁量权广泛存在的意义上讲,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做到‘只受法律的统治’而不受‘人的统治’。
所有法治政府都是法律统治和人的统治的结合。
” [7]因此,不论有无法律规则的明确规定,只要执法者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作出决定的过程中拥有判断和选择的可能性,就存在着自由裁量权。
从这样一个非常现实的角度出发,戴维斯将自由裁量权理解为“只要对公共权力的有效限制不足以排除权力行使者进行判断和自由作出选择的可能性,就存在着自由裁量权。
” [8]根据这种理解,当法律规则没有作出具体规定,而是要求执法者依据具体情形作出“适当”处理时,执法者无疑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这是行政过程中自由裁量权最明显、最典型的表现形式。
但是,自由裁量权存在的情形并不仅限于此:(1)虽然存在着具体的法律规则,但如果行政机关在该规则的“有效限制”之内仍然有选择权,自由裁量就依然存在;(2)行政自由裁量既包括行政机关在多种作为行为之间进行选择,也包括不作为,而且从实际中看,基于自由裁量权而进行的不作为之情形比作为情形更为普遍;(3)自由裁量不仅存在于实体性行政过程中,而且也存在于行政程序之中。
自由裁量与个体正义行政决定过程中广泛存在的自由裁量权对个体(individual parties)的权利具有重要影响。
虽然在行政过程中,行政立法作为一种规则制定过程具有更广泛的自由裁量因素,而且行政立法最终也会对个人权利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
行政立法所具有的确定行政政策(policy-making)的特征,直接涉及到的是一种“群体正义”或社会正义。
例如,有关福利发放的标准、价格与费率的确定等等,都直接与社会正义相关。
与此相反,行政决定所影响的是特定的个体。
在这个过程中,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将直接影响个体权利,从而提出“个体正义”(individualized justice)的问题。
如同其他公共权力的行使将涉及正义问题一样,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也不例外。
戴维斯将基于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而产生的正义问题称为“自由裁量的正义”(discretionary justice)。
例如,对于两个存在违法行为的个体当事人,行政机关决定对其中之一进行调查或予以制裁,而对另外一个个体不采取任何行为;或者对于具备类似条件的申请人,行政机关批准某个人的请求但驳回另外一个人的请求,等等。
在这些情形中,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对于这些特定当事人来说都可能引至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权力的行使是否公正,是否符合正义的要求?当然,自由裁量的正义不仅仅存在于行政决定的制作过程中,而且广泛存在于司法过程中,例如法官和陪审团对案件的裁决过程就包含着大量的自由裁量因素。
[9]但是,戴维斯对自由裁量的正义的考察,主要以行政决定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为对象。
在他看来,行政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不仅在范围上远远大于司法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而且在权力行使过程中更缺乏“富有意义的”原则的指导和制约。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普遍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说明:第一,从行政权行使的方式看,90%以上的行政行为是通过非正式方式而进行的。
在非正式行政行为中,行政权受到的原则和规则的制约很少,因而具有很强的自由裁量特征;第二,行政机关对特定当事人作出直接影响其权利义务的最终行为(final decision)之前,需要作出一系列“初步决定”(interim decision)。
例如,某个行政机关得到举报,称X公司有违法行为。
此时,该行政机关面临着一系列选择:是否对X公司展开调查?以何种方式进行调查?何时进行调查?在获取有关X 公司违法事实后,是否给X公司自我纠正的机会,或者将X公司作为一个“典型”加以处理?这些初步决定行为具有很强的自由裁量性,但是它们对X公司将产生重要影响,即便调查表明X公司根本没有违法行为,行政机关的调查行为也可能使X公司付出几百万美元的代价。
第三,行政机关对于某种违法行为是否进行追究,属于“检控自由裁量权”(prosecutory discretion),基于这种权力,行政机关的不作为(inaction)基本上属于行政自由裁量之范围,不受法院的司法审查。
与司法自由裁量权相比,行政裁量权的行使往往更少受到原则和规则的指导,在许多情况下也不受司法审查,从而也就缺乏“富有意义的”制约,更容易导致针对特定个体来说“非正义”的结果。
即便存在着指导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原则和规则,个人情感、价值观、政治压力、直觉、职业伦理以及行政机关执法资源的有限性等因素都可能左右权力的行使。
从这个意义上讲,关注自由裁量的正义对于个体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具有无法否认的重要性,而自由裁量的非正义也就意味着个体权利的灾难。
三、法治与行政自由裁量权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广泛存在及其可能导致的非正义,对法治的理念和制度而言无疑是一种威胁。
正是基于对公共权力恣意行使的担忧,法治主义强调政府权力必须受到法律规则的明确制约,从而实现“法律之下的政府”。
因此,对行政过程(也包括立法和司法过程)中自由裁量权的深入研究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以下问题:法治主义是否必然排斥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在一个法治政府中,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的广泛存在是否意味着法治主义的失败?以法治主义为基础的现代行政法应当如何处理法律规则与自由裁量的关系?严格法治主义与自由裁量权严格法治主义强调通过事先制定并明确公布的法律规则对政府权力进行控制。
其基本思想可以被概括为:通过一个由明确、合理法律原则和规则组成的“模范法律”(mo del of law)而实现“模范政府”。
严格法治主义在强调法律规则之重要性的同时,对自由裁量权怀有一种深深的敌意,甚至将自由裁量权与“恣意”(arbitrariness)相等同。
例如,早在1885年,严格法治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戴雪(A.V.Diecy)赋予法治主义三个基本要素,其中之一乃是法治意味着“绝对的法律至上或法律统治,而排除恣意的权力、特权或政府所拥有的广泛自由裁量权。
” [10]在欧洲大陆,法治主义的这一思想通过宪法和行政法上的“合法性原则”而得到阐述。
狄骥对这一原则的理解是“任何国家机关所作出的特定决定都不得与事先公布的一般法律规则相抵触。
” [11]在当代,最有影响的严格法治主义的推崇者可能非哈耶克莫属。
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哈耶克认为法治“意味着政府在所有活动中都受到事先确定并公布的规则的约束——这些规则使人们有可能明确预见政府在某种给定情况下将如何行使其强制性权力,从而依据这种知识而安排个人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