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权利和正义
摘要：本文从一句关于权力、权利和正义的经典对白出发，谈到了罗尔斯的和洛奇克他们对于正义和权利的看法。虽然说罗尔斯和洛奇克他们两人都在谈自由主义，但是在关于正义、平等、自由的看法却是是相对立的。正是他们的不同观点而促使我们去分析比对，去思考关于真正的正义，以及权力、权利和正义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
什么是权力？当一个人犯了罪，法官依法判他死刑。这不叫权力，这叫正义。而当一个人同样犯了罪，皇帝可判他死也可以不判他死。于是赦免了他。这就叫权力。这是1994年根据澳大利亚小说家托马斯·科内雅雷斯的著作所改编的奥斯卡最佳影片《辛德勒的名单》里的一句经典对白。这句对白正是辛德勒所说的，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护了1100余名犹太人免遭法西斯杀害。辛德勒的这番话不免会引起我们对权力、权利和正义之间的问题的思考。
一、正义的问题
何为正义？“正义”一词由来已久，在亚里士多德哪里，它主要用于人的行为。然而，在近现代的西方思想家那里，正义的概念被专门用作评价社会制度的一种道德标准，被看做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罗尔斯明确的规定正义的对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制度。他认为人们的不同生活前景受到政治体制和一般的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和影响，也受到人们出生伊始所具有的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自然天赋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然而这种不平等却是个人无
法自我选择的。而所谓的正义原则正是通过调节主要的社会制度来处理这种不平等，尽量排除社会历史和自然方面的偶然因素对于人们生活前景夫的影响。
罗尔斯的“正义”的核心概念是平等，他试图从理论上解决自由民主主义制度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罗尔斯主张，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正义总意味着平等。他提出了关于正义的一般观念：“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的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罗尔斯的这番论断反映了一种对最少受惠者的偏爱，一种尽力想通过某种补偿或再分配来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以解决不平等的问题。
为了将他的正义提升到“作为公平的正义”，罗尔斯概括了以洛克、卢梭、康德为代表的契约论，提出了订立契约的“原初状态”。这是一种不受偶然因素或社会力量的相对平衡所决定的状态，是一种纯粹的思维假设，可以通过不同的合理设置使得一个人任何时候都能进入这一状态。另外，罗尔斯还对此原初状态进行了三个条件约束：一是原初状态的人们处于“中等程度的匮乏”之中；二是原初状态的人们“相互冷淡”，即每个人对他人的利益不感兴趣；三是原初状态的人们位于“无知之幕”后面，即每个人对他本人和社会的特殊知识信息都一无所知。只有在满足这三个条件下的原初状态，人们才会必然选择正义原则，达成契约。而正义的原则是一种“词典式序列”排布的两个正义原则。一是平等自由的原则，即每个人对于所有人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二是机会的公正平等和差别原则，即社会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首先是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
最大利益，其次才是职务、地位（机会）向所有人平等开放。这两个原则暗示了正义的两层，一是政治层面，一是经济层面。
因此罗尔斯的“平等“又可分为两个层面：在政治层面，平等表现为平等的自由权利和民主政治；在经济层面，平等涉及到分配的正义。在他看来，政治层面的平等比较容易解决而且基本上已经解决了，所以，平等的核心问题就是经济领域中的分配正义。
因为有两个正义原则，所以他们之间就会有谁先谁后的问题，即优先性的问题，否则罗尔斯所谓的正义就有些“直观主义”，只能算是“半个正义观”。罗尔斯所说的“词典式”的排列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罗尔斯认为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第二原则中的公平机会又优先于差别原则，只有在充分满足了前一原则的情况下能考虑后一原则，于是就有了他的两个优先规则：一、两个正义原则应以词典式的次序排列，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自由的优先性）；
二、第二个正义原则以一种词典式次序优先于效率原则和最大限度追求利益总额原则，公平机会又优先于差别原则。
1978年法国大革命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提出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罗尔斯认为他的两个正义原则相应于这一口号：第一原则和自由优先性的规则相应于“自由”；机会公正平等的原则以及第一原则中强调的人人对自由的平等权相应于“平等”；照顾最少受惠者利益的差别原则相应于“博爱”。因此，罗尔斯的“正义”不仅表现出一种平等主义的倾向，而且也表现出一种自由主义的倾向。
二、权利的问题
我们知道自由与平等是最重要的两种政治价值，而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在当代自由主义中，罗尔斯靠近平等的一端，诺奇克靠近自由的一端。可以说诺奇克的权利理论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正相反对的。罗尔斯赋予“正义”以首要性，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现实中的不平等问题。而诺奇克强调“权利”的首要性，坚持权利是不可侵犯的。他认为由再分配所维持的平等将不可避免地侵犯个人权利，从而主张一种功能最少、权力最小的国家。
诺奇克所坚决捍卫的权利是指个人所拥有的各种具体权利，特别是指洛克所说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诺奇克主张每一个人都毫无疑问地拥有这些权利，而且这些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具体来讲时，人们拥有的生命权却仅仅是不受伤害和不被干涉的权利，一个人并没有要求其他人或政府为自己的生命权所给予帮助的权利。人们的权利之间存在着冲突，但是因为存在着一种对人的行为的道德约束，所以这些冲突不允许有对权利的侵犯。洛奇克把这种道德约束称为“边界约束“。他认为人们可以把权利当作所要采取的行动的边界约束，即其他人的权利构成了对你的行为的约束，你在任何行动中都不要违反这种约束。
对于洛奇克来讲，权利并不是目的，若把权利当成正面的目的，那么就会出现不侵犯较大权利而侵犯较小权利的“权利功利主义“。洛奇克反对这种“权利功利主义“，他坚持权利是不可侵犯的。至于为什么权利是不可侵犯的，他的解释是个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他们若非自愿，就不能被牺牲或者被用来达到其他的目的，于是个人是不可侵犯的，因而个人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所以"权利是不可侵犯的"归根结底是因为"个人是不可侵犯的"。
权利是不可侵犯的，并且当为了较大权利而去牺牲较小权利也是不允许的。因为
并不存在拥有善并为了自身的善而愿意承担某些牺牲的社会实体。存在的仅仅是个别的人，不同的具有他们自己个别生命的个别人。对洛奇克来讲，个人是惟一的实体，个人的生命和存在具有不可超越的价值，而社会或国家既不是实体，也没有生命。因此，要求为了国家或社会的利益而牺牲某些个人的利益，实质上这是为了一些人的利益而牺牲另一些人的利益。他认为一方面国家在所有公民面前应是中立的，不可偏袒任何人，另一方面个人是目的，不能被用作他人的手段，不同的个人，他们分享着不同的生命，从而没有任何人可以为了别人而被牺牲。因此，任何以社会利益的名义对个人权利的侵犯都是不道德的。
三、权力的问题
在谈到权力时，首先要明白权利和权力的关系和差别。权利与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法律上的概念，后者则属政治上的概念。两者存在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权力以法律上的权利为基础,以实现法律权利为目的，权利作为一种法律上的资格又制约着权力的形式、程序、内容及过程各个方面；另一方面，某些法律上权利的实现依赖一定的权力的行使。两者也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如都以追求一定的利益为目的，都有相应的法律上的规定和限制要求。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是为维护权利而产生的，而且权利优位于权力。权利的主体是不特定的，而权力的主体是特定的。但是就权力来说就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享有的，它有特定的主体限制。
洛奇克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里也提到了权利与权力。他认为权利是不可侵犯，他认为不应用过多的权力去干涉个人的权利。在他看来，首先，人们在没有国家的自然状态中会生活得更好；其次，任何国家都必然侵犯个人权利，
国家本质上是不道德的。洛奇克把国家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而且这只手不应过多地去侵犯人们的权利。因此，他提出了他自己对国家的看法，主张”最低限度的国家“。所谓"最低限度的国家"就是管事最少的国家，其基本功能是保护人们安全和强制履行契约。
洛奇克认为，人们在自然状态中，是处于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任何侵犯。如果有人侵犯了这些权利，受害者完全有权保护自己、惩罚犯罪和索取赔偿。这样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所谓的”委托人“组成的“支配的保护性社团“，他们给每个交过费用的人给予一定的保护。这种”支配的保护性社团“在洛奇克看来并不能称为国家，尽管他主张国家的职能越少越好，但他认为，一个国家最低限度应该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
国家具有对使用强力的垄断权，二是国家应该保护所有公民，而不仅仅为某些公民服务。比“支配的保护性社团“更高一阶的叫做"超低限度的国家"，但是它仍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超低限度的国家"是依靠强力来获得对使用强力的垄断权的。这种权力是事实上的，但不合法理的。比"超低限度的国家"更高一阶的就是所谓的”最低限度国家“，这个所谓的国家在洛奇克看来既有适当的权力，又能够保护每个人的安全。所以一个国家的诞生是从"自然状态"发展为"支配的保护性社团";然后，通过"禁止"，形成了"超低限度的国家";再通过"赔偿原则"，又达到了"最低限度的国家"。这一过程实质就是权力的调节过程。
四、两人观点的差别
罗尔斯和洛奇克他们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是共同的:他们的理论属于义务论，都坚决反对功利主义，而且都在与功利主义的对立中阐明自己的观点;两者的正
义理论都依赖于道德哲学，都主张正当优先于善;两者的正义理论都以个人为基础，都强调人的多样性和差别性;他们都承认自由的优先性，都对目前西方通行的自由民主制度给予肯定;两者的正义理论最终都求助于康德伦理学，都诉诸于"人是目的而不能被用作手段"。
但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与诺奇克的权利理论又是正相反对的。罗尔斯赋予“正义”以首要性，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现实中的不平等问题。诺奇克强调“权利”的首要性，坚持权利是不可侵犯的。
罗尔斯与诺奇克的分歧存在于政治哲学的各个方面，但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关于经济上的财产和收入问题，罗尔斯关心东西如何分配，诺奇克强调东西从何而来，罗尔斯重视导致平等的结果，而诺奇克更注意产生权利的过程。
在罗尔斯看来，解决不平等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税收进行收入的再分配，这意味着平等要求一种具有更多职能的国家。在诺奇克看来，任何再分配都代表着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最好的国家应是管事最少的国家，即”最低限度国家“。
罗尔斯支持“分配的正义”，在他的《正义论》里，他多次强调通过再分配来补偿现实中的不平等，以达到尽可能多的平等。而洛奇克却反对”分配正义“，诺奇克批评这种理论不是中立的，认为分配正义只考虑接受者的利益，而没有考虑给予者的利益; 他坚持他的”持有正义“，认为每个人对其所持有的是有权利的，而且如果每个人的持有都是正义的，那么持有的总体就是正义的。
五、结论
诺奇克的权利理论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看起来是正相反对的，然而实质上它们是新自由主义的两种版本，它们共同证明着同一种政治制度。
正义是指公共制度和政策维护社会秩序的合理程度, 而公共制度和政策是联
系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利的纽带, 因此, 正义是一个描述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状态的政治哲学范畴, 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对立统一即为正义。
参考文献：
1．约翰 . 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版。
2．罗伯特 . 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
3．姚大志，超越正义与权利——评美国新自由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05期。
权利、权力的区别和联系 一、概念 权力是一个政治概念，一般是指有权支配他人的强制之力，它总是和服从联结在一起。任何社会都是一定的权力和一定的服从的统一。 权力是一定社会中的公共机关或居于管理和统治地位的人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合法地行使的强制性控制和支配力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维系力量。 权力包括非国家形态的公共权力和国家权力两种形态。通常所谓的权力，是指国家权力，即以阶级压迫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力量。 权力有两层含义：一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如国家权力，就是国家的强制力量，像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二是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它同一定的职务相联系，即有了一定职务就有了相应的某种权力，如行使大会主席的权力。 权利，指法律上的权利，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享有的某种权益。这种权益，可以表现为权利享有者有权自己作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财产所有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占有、使用和处分自己的财产；也可以表现为权利享有者有权要求他人作出一定的行为或抑止一定的行为。前者如买卖合同中，买方有权要求卖方音乐会商品，卖方有权要求买方支付价款，后者财产所有人有权要求他人不得作出妨碍其先例所有权的行为。权利是在社会中产生并以社会的一定承认为前提的，由其享有者自主享有的权能或利益。 权利的行使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即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正当的权利。权利和义务相对应而存在。 二、两者的区别 1.包含内容不同：权利的内容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生活的，而权力的内容则主要 是政治的； 2.行使主体不同：权力的主体限于国家机关和组织，公民不可以成为权力主体。而权利的 主体除了国家机关和组织外，还可以是自然人。实施权力的行为属于国家行为，享受权利的行为不属于国家行为。权利一般与机构和职位无关，而权力则与机构和职位相联系； 3.意志关系不同：权利强调权利人自身的意志相对自由，而权力则强调意志的服从性； 4.实现方式不同：权力的实现取决于主体自身的权力行为，不以相对人的态度和行为为转
浅谈法与正义的关系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 件决定的统治阶级（或人民）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 展统治阶级（或人民）所期望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目标为目的的 行为关系体系。正义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正义，通常又可称公平、公正、正直、合理等。仅从字面上看，正义一词泛指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观点、行为以至事业、关系、制度等。从实质上看，正义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一定经 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一.从法的词源看法与正义的联系 据我国历史上东汉时期许慎著《说文解字》记载，“法”的古体字是“灋”。“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 “法” 以 水作偏旁，比喻“平之如水”，代表公平，是衡量人们行为是否符合“公平” 这个准绳。法字中的“廌”，传说是一种头长独角，秉性公正的奇兽，故而 “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这反应了上古时代相信法是正直、正义的准则。因此，“法”就词义而言，是“公平”地判断行为的是非、制裁违法行为的依据。“律”据《说文解字》解释：“律，均布也。”意指是要求人们普遍遵守的行 为规范，以使行为协调一致。法和律皆因有公平、正义、统一的行为准则这个 含义，所以法本身就包含有正义的意思。 二.法的本质与正义 在探讨法的本质中，西方一些学者持正义论的观点，对法的本质的解释往往与 抽象的正义一词相联系，特别在自然法学说中，更强调法代表道德、正义。罗 马法学家凯尔苏斯对法的定义是：“善和公正的艺术”。自18世纪末、19世 纪初开始，这些思想家在讲法的正义性时，往往仅强调抽象的自由。如康德对 法所下的定义：“根据自由的一般法则，一个人的任意可以和其他人的任意相 共存的条件的总合”其大意为：法是为个人有可能享受最大限度自由所提供的 条件。在进入20世纪后，西方法学中的正义观又有所改变，正义内容以不限于 自由和平等，而且更包含社会福利，正义要求个人自由、权利应服从社会利益。 我们认为单纯将法的本质归结于抽象的正义观念是一种唯心史观，正义总是在 一定社会中各阶级、阶层或集团关于社会制度及由此确立的各方面关系是否公正、合理的观念和行为要求，正义是具体的、历史的，其主要内容最终决定于 物质生活条件。 我国法学理论界通常从以下三个层次来分析阶级对立社会的法 的本质。 1. 阶级对立社会的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这里所讲的统治阶级意志是指代表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根本利益的意志，并不是统治者个别人的意志或任性，或各个人意志的机械的总和。 2. 统治阶级意志的最终决定因素——物质生活条件 法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意志的内容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物质 生活条件指生产方式，尤其指同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即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法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一个上层建筑。 3.经济以外的因素对法的影响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 摘要:正义是法律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对正义之分以及其相互关系也是法学界历来所探究的热点问题。程序定义与实体正义具有必然因果联系,就是说，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体正义，程序正义是维护并验证实体正义的必要条件。笔者认为不管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何者为先，法律建立的目标是为了达到整个社会的正义，那么为了达到社会正义有时应牺牲个体正义。 关键词:正义程序;实体正义；平衡 刑事诉讼是严重社会冲突的制度化解决方式，与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一样，正义同样是刑事诉讼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反过来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忍受一种不正义，唯一的正当理由是需要用它来避免另一种更大的不正义。①可见，正义理念是指导刑事诉讼制度建设的完美的观念形态。正义可以笼统地区分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但这种区分只具有的意义②，多数人对实体和程序的理解往往带有一种经验的意味。实体正义主要关注于如何最后地分配和保护社会的实体性价值的问题。这些价值包括权力、财富、地位、秩序、和平以及一个社会所珍视的其他任何一种善。程序正义主要关注于为实现实体正义所采用的方法和程序是否有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以及这些方法和程序本身是否符合一定的正义标准。 一、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概念 (一)实体正义的含义 实体正义从广义上来看分为社会正义，与抽象正义相对应的具体正义上的实体正义以及与程序正义相对应的实体法上的实体正义。而实体正义从狭义上来讲一般指的是第三种概念。实体正义由于具有与程序正义的相对应性，他的概念也是与“程序正义”伴随产生的。程序正义的概念的产生是在对程序工具主义的批判基础之上，由于最初程序工具主义认为程序不具有独立性，他是附随于结果，只要结果具备善的属性也就认为程序具备正义性。故批判者认为程序正义是独立于实体正义之外的一种独立的正义，它不具有附随性和工具性。 (二)程序正义的含义 通行理论将程序正义解释为“标志着法律程序本身内在优秀品质的价值“。程序正义具有法的程序性规范的正义的属性，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形成于法的形成和实施过程的正义：二是程序法中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应符合的正义标准。一般来说，法的形成和实施过程是按照程序法的规定来进行规制的，据此可以将程序正义界定为：依法产生并且设有权利和义务，在运行中体现其内在的品质，并且目标是指向并达到结果符合实体法正义目的的过程、步骤。程序正义是通过法律程序的本身而不是其所要产生的结果得到实现的价值目标。但英美学者有关程序正义的理论以及英美人长期以来形成的程序正义观念似乎把程序正义强调得过于绝对化了，因为程序正义被视为一种可以完全决定裁判结果的绝对因素：只要遵循了公平、合理的程序，法院的裁判结果就被视为是正当的，不论这种裁判是否建立在正确、可靠的案件事实基础上。 二、对中国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分析 ①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第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②陈卫东：《刑事诉讼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第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摘要]：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法律也随之不断完善，人们对法律价值的认识更为深入。正义作为法律价值子系统中的一部分，越来越受到法理学界的关注，对正义与法有了广泛的研究。本文主要探讨法的本质、价值和法与正义的相互作用。 [关键词]：正义法的本质法的价值正义对法的作用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所期望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目标为目的的行为关系体系。正义是具体的、历史的，其主要内容最终决定于物质生活条件。 一、正义与法的本质 我们认为单纯将法的本质归结于抽象的正义观念是一种唯心史观，正义总是在一定社会中各阶级、阶层或集团关于社会制度及由此确立的各方面关系是否公正、合理的观念和行为要求，又可称公平、公正、正直、合理等。仅从字面上看，正义一词泛指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观点、行为以至事业、关系、制度等。从实质上看，正义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而我国法学理论界通常从以下三个层次来分析阶级对立社会的法的本质。 1.阶级对立社会的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这里所讲的统治阶级意志是指代表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根本利益的意志，并不是统治者个别人的意志或任性，或各个人意志的机械的总和。 2.统治阶级意志的最终决定因素——物质生活条件 法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意志的内容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指生产方式，尤其指同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即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法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一个上层建筑。 3.经济以外的因素对法的影响 经济以外的各种因素，其范围是很广泛的，主要包括政治、思想、道德、文化、历史传统、民族、宗教、习惯等。 二、法的价值与正义 古今中外思想家、法学家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法所促进的价值，但归纳起来，主要是正义和利益两大类价值。由于社会合作，存在着一种利益的一致，它使所有人有可能过一种比他
权力是一个政治概念，一般是指有权支配他人的强制之力，它总是和服从联结在一起。任何社会都是一定的权力和一定的服从的统一。权力有两层含义：一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如国家权力，就是国家的强制力量，像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二是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它同一定的职务相联系，即有了一定职务就有了相应的某种权力，如行使大会主席的权力。 权利是一个法律概念，一般指了赋予人们的权力和利益，即自身拥有的维护利益之权。它表现为享有权利的公民有权作出一定的行为和要求他人作出相应的行为。例如，我国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权利的行使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即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正当的权利。权利和义务相对应而存在。 一、行使主体不同。权利的行使是一般主体，而权力主要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二、处分方式不同。权利一般可以放弃和转让，而权力必须依法行使，不得放弃和转让。 三、推定规则不同。权利的推定规则为“法无明文禁止及可为。”而权力只以明文规定为限，否则为越权。 四、社会功能不同。权利一般体现私人利益，权力一般体现公共利益。 权利与权力的区别: 权利与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法律上的概念，后者则属政治上的概念。两者存在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权力以法律上的权利为基础,以实现法律权利为目的，权利作为一种法律上的资格又制约着权力的形式、程序、内容及过程各个方面；另一方
面，某些法律上权利的实现依赖一定的权力的行使。两者也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如都以追求一定的利益为目的；都有相应的法律上的规定和限制要求。 1.权利的基本含义 权力与权利，在英文中被称为power 和right.权利是指在社会中产生，并以一定社会承认作为前提的，由其享有者自主享有的权能和利益。这个定义告诉我们，权利是在人与人的相对存在的社会状态之中存在的。孤立的个人，无所谓权利。权利也总是以一定的社会承认作为前提。这种承认可能是习惯的、道德的、宗教的和法律的。根据其承认方式的不同或者被称为习惯权利、道德权利、宗教权利和法律权利。这一定义还表明，权利包含权能和利益的两个方面。权能是指权利能够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它并不要求权利的绝对实现，只是表明权利具有实现的现实可能，即“非不能为也，而实不愿为也。”利益则是权利的另一主要表现形式，是权能现实化的结果。将二者相比较，权能具有可能性，利益具有现实性。也可以说权能是可以实现但未实现的利益；利益是被实现了的权能。如继承权，在被继承人尚未死亡时，继承人所享有的继承权实际上是一种以权能状态存在的权利。一旦被继承人死亡，继承产生，继承权就由一种权能转化成为了利益。 2.权力与权利的联系 第一，权力来源于权利。在权力与权利谁来源于谁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误解。其实早在权力产生之前，权利就已经有了。在原始时代，人们已经有了原始的权利。这些遍及氏族内部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只是那时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可分别，也
论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摘要：权利与义务是相对于法律范畴而言的。它们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不可分离，相互依存。权利与义务是相对应而存在的，世界上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权利可以放弃，义务不可放弃，二者功能上互补。 关键词：法律权利义务关系 一、权利与义务问题的提出 首先，我们应当知道权利与义务是相对于法律上而提出的。每一项法律都有其适用范围，适用的对象、群体，那么适用者本身就拥有的权利和义务，二者是相对的。 在讨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应当明确什么是法律：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与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从法律的定义我们也可看到明显的“权利”与“义务”的字眼，这充分说明在法律中权利与义务的重要性。本文所要讨论的正是关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如何正确的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我们如何去看待。当今时代是一个法制的社会，我们处处强调依法治国，无论对于社会、某一社会组织，尤其是个体公民，权利与义务是绝对离不开的。因此说“在一定意义上说，法律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无论进行日常生活还是从事经济交往，缔结契约都不可避免”。我们以一种不太恰当的方式来打比方，将法律比作是契约或是一纸合同，那么签约双方都应本着“互惠互利”的
原则，你既要给对方应有的权利，给其实惠，但对方又必须去履行相应的义务，这样基础上的一份“契约”才会显现其公平。 其次，我们简单的说说权利与义务。当今社会，我们崇尚法律，并且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法律，但纵观每一种法律，都脱离不了权利与义务，这再一次说明了法律中权利与义务的重要性。从字面上看，法律中的权利与义务很抽象，即使你肯查字典，找到有关“权利”与“义务”的概念，我想也未必能完完全全把它理解，还是会很抽象。“权利”与“权力”不同，“权利”的“利”显然要代表利益，与人本身息息相关。而义务本身却是要我们履行的。至于权利与义务接下来我们会详细论述。 再次，我们一直在强调依法治国，强调公民意识，公民要维权。但不得不承认一些社会现象，当今在我国有许多公民往往只强调自己享有哪些权利，往往忽视自己应当去尽哪些义务，甚至专门躲避相应的义务。在当代这样一个开放、文明的时代，这种做法不利于我国的进步，也无益于我国依法治国的推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还有待于提高。我国的公民只有“权利意识”而没有“义务意识”。 因为对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认识的本身也反映了一个公民的法律素质高低，也反映一国的法制化水平。那么，我们应当讨论一下权利与义务二者的关系以及涉及到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 二、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论述 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权利与义务这对矛盾的双方是既有区别又
浅论正义与法律的关系 一、正义的内涵 在中文里，正义即公平、公正、公道。人们在经验上，或者在直觉上，可能很容易体会到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特别是当一个人受到歧视性对待时，当人们为他讨回公道时，什么是公道、公平、正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我们虽然在感觉上，内心道德评价中能给自己所认为的正义观念下定义。但是很难说出大众普遍接受正义到底为何物，就象我们天天生活在时间中，却难以给时间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西方学者认为，正义意味着各得其所。这是一种平等的正义观。平等的正义观的思想最早来源于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此提出了非常经典的一种看法：他在平等的意义上分析正义问题，认为正义就是平等的人应该配给相等的事物[1]。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平等，不是一种普遍的人人平等。比利时法学家佩雷尔曼也提出过一种平等的正义观。他强调形式上的平等，提出不管人们出于何种目的，在何种场合使用正义的概念，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平等。在受同一法律规范指导的一系列案件中坚持同样情况同样对待的正义原则，这是佩雷尔曼所主张的。他的这一思想在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制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形式上的平等，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官先入为主而形成的偏见，致使给当事人所造成的损害。他的理论给司法者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法律和正义的关系
正义是法律的精神与理论依据。法律不能违背正义的精神，背离正义的法不配成为法律。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应符合正义的精神。正义作为法律的核心思想起着指导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作用。 法律是保障和实现正义的一种方式和工具。没有法律强制和威慑力，仅靠道德力量和人们自发的约束行为，维护正义之权威是不可能的。（一）正义观对法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正义是法律的精神。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但作为统治阶级，他们不能背离大众的，普遍的正义观念去制定法律。背离正义的法律，有法律之名，无法律之实。无正义之精神的法律，社会成员对之失去信心，无人尊敬它，服从它。没有正义的精神蕴含在其中，法律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古至今，正义观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从原始的正义观，发展到现代成熟的正义观，社会进化的表现之一就是法律精神的发展。正义观的进化带动法律的进化。法律与正义观的矛盾是法律改革的契机。当社会正义观变化时人们就用一种崭新的主观思想来看待旧时的法律制度，发现诸多不合正义理念的因素，要求废止旧法，制定公正、合理的法律。这种要求推动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2．正义是衡量法律优劣的重要尺度和标准。 衡量法律优劣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法律是否符合正义的要求是评价法律优劣的重要标准。如果一项法律在社会多数人看来是不正义的，不论立法者认为它多么有用，都必然受到多数人的反对。因此，一项不正义的法律，虽然从实证主义的标准看，仍然是一项有效力，
权利的来源及正确使用 ——李超平 1、法定性权力 在企业管理中，你处于什么位置，高层、中层、还是低层，由此获得的这种权力就是法定性的权力，一旦有了正式的任命，你就具有了法定性的权力。法定性的权力比后两种权力覆盖面更广，它会影响到人们对于职位权力的接收和认可，没有这法定作为基础，前面的强制性权力和奖赏性权力往往都不能够证实。例如没有给你任命，虽然告诉你要负责这个部门，但是你的这种奖赏性的权力和强制性的权力就会大打折扣，为什么呢？所谓名不正、言不顺，没有正式任命，那么你就是临时的。 2、奖赏性权力 与强制性权力正好相反，领导可以奖赏员工，让员工来重视自己。奖赏性的权力是让人们愿意服从领导者的指挥，通过奖励的方式来吸引下属，这种奖励包括金钱、晋升、学习的机会等。安排员工去做自己更感兴趣的工作，或者给员工更好的工作环境等等，这些都属于奖赏性权力的范围。 强制性权力和奖赏性权力是一对相对的概念，如果你能够剥夺和侵害他人的实际利益，那么你就具有强制性的权力；如果你能够给别人带来积极的利益和免受消极因素的影响，那么你就具有奖赏性权力。跟强制性权力不一样，奖赏性权力不一定要成为领导者才具有，有时作为一个普通的员工，也可以表扬另外一个员工，也可以在会上强调别人所做出的贡献，这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和影响力。所以权力并不一定在领导和下属之间才会出现，有时候平级之间，甚至下属对于上司都可能存在。 3、强制性权力 这种权力是建立在惧怕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作为下属如果不服从领导，领导就可以惩罚、处分、批评下属。因为你是领导，你是长官，你要有好的执行力，你有这个权力，那么这种权力就叫强制性权力。在企业中领导可以解雇一个员会非常在乎你，尤其是这份工作是他所希望的工作时。所以在这个时候，上司对于下属就有这种强制性的权力。
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权利是人类文明社会所具有的一种实质性要素，它既是人的基本价值追求，也是社会文明演化进取的不可少的力量。在历史上，人类对权利的探求也可谓是一个艰苦而富有成效的过程，在这种艰苦的探寻过程中，我们不能不提到三位启蒙思想家，即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他们对人类认识自己的权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通过对上述几位启蒙思想家关于权利论述的了解，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启蒙思想家也不得不承认，所谓的自然权利也是需要国家权利支持的。诚然，在权利的问题上，它所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权利与国家权力的问题，因为个人权利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撑和保障就无法实现，但是，国家权力在支撑和保障个人权利的过程中，又不能没有边界，不能没有任何限制，否则，国家权力又会对个人权利的践踏和侵犯。因此，这又需要对国家权力加以约束和限制。但是，对国家权力机关加以约束和限制如何进行呢？或者说对国家权力进行约束和限制以何为准呢？是仅以现行的法律规定（实在法）为准呢？还是在除了实在法的规定之外另有其它的东西呢？这里就涉及到实在法与应然法的问题了。具体说，涉及到“法定权利”和“应有权利”的问题了。法定权利来源于国家权力，没有国家的授权一切合理的要求都不会成为权利，它说明了权利的尺度，是为主体从强化法律的实效方面实现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应有权利是来源于人的道德性质，国家权力的授权只是对这种基于道德性质合理要求的一种认可而矣，它说明了权利的性质，是社会主体评价法定权利的依据。因此，对上述问题的不同理解，便会得出法的本位的不同结论。义务本位法是以实在法对考察基点，而权利本位法是以应然法为考察基点。在与国家权力关系问题上也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关于“义务本位”的理解 为了更好的理解“权利本位”，我们有必要对“义务本位”作简要的理解。张文显教授认为“义务本位法”存在于前资本主义法中，并有其深刻的经济基础，政治背景和伦理支撑。前资本主义是一种自然经济的社会，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之中，在这样的社会中，皇帝握有无限的权力，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口含天宪，言出法随，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必定道德化或宗教化，重伦理轻法理，大量的道德规范或宗教规范被统治阶级的国家化为法律规范，道德原则和宗教信条亦被奉为法的精神。因此，在“义务本位”法的社会中，法的主要作用是社会控制，强调的是一种服从，臣民服从皇帝，奴隶服从奴隶主，农民服从地主，被统治阶级服从统治阶级。少数人享有特权，而大多数只享有少部分权利，甚至根本无权。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平等、不自由是其显著的特征，法律也根本不以平等、自由、民主等作为其价值取向，而仅仅是作为一种统治的工具，是一种镇压人民反抗的工具。所以，这样的法律当然是以人的义务为其首要任务。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宣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解放，这种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必将被历史所淘汰而寿终正寝。 关于“权利本位”的理解 “权利本位”是“法以（应当以）权利为其起点、轴心或重点”的简明说法。在整个社会中，社会成员皆为权利主体，都平等地享有各种权利，在权利和义务
浅论正义与法律的关系 一、正义的内涵在中文里，正义即公平、公正、公道。人们在经验上，或者在直觉上，可 能很容易体会到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特别是当一个人受到歧视性对待时，当人们 为他讨回公道时，什么是公道、公平、正义， 自然 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旁观者清、当 局者迷。我们虽然在感觉上，内心道德评价中能给自己所认为的正义观念下定义。但是很 难说出大众普遍接受正义到底为何物，就象我们天天生活在时间中，却难以给时间下一个 准确的定义。西方学者认为，正义意味着各得其所。这是一种平等的正义观。平等的正义 观的思想最早来源于古希腊。古希腊 哲学 家亚里士多德对此提出了非常经典的一种看法：他在平等的意义上 分析 正义 问题 ，认为正义就是平等的人应该配给相等的事物[1]。 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平等，不是一种普遍的人人平等。比利时法学家佩雷尔曼也提出过一 种平等的正义观。他强调形式上的平等，提出不管人们出于何种目的，在何种场合使用正 义的概念，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平等。在受同一 法律 规范指导的一系列案件中坚持同样 情况同样对待的正义原则，这是佩雷尔曼所主张的。他的这一思想在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制 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形式上的平等，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官先入为主而形成的偏见，致使给当事人所造成的损害。他的 理论 给司法者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法律和正义的 关系 正义是法律的精神与理论依据。法律不能违背正义的精神，背离正义的法不配成为 法律。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应符合正义的精神。正义作为法律的核心思想起着指导法律的 制定和实施的作用。法律是保障和实现正义的一种方式和工具。没有法律强制和威慑力， 仅靠道德力量和人们自发的约束行为，维护正义之权威是不可能的。（一） 正义观对法 律的 影响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正义是法律的精神。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但作为统治阶级，他们不能背离大众的，普遍的正义观念去制定法律。背离正义的法律，有法律之名，无法律之实。无正义之精神的法律， 社会 成员对之失去信心，无人尊 敬它，服从它。没有正义的精神蕴含在其中，法律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古至今，正 义观随着社会的进步而 发展 。从原始的正义观，发展到 现代 成熟的正义观，社会进化 的表现之一就是法律精神的发展。正义观的进化带动法律的进化。法律与正义观的矛盾是 法律改革的契机。当社会正义观变化时人们就用一种崭新的主观思想来看待旧时的法律制度，发现诸多不合正义理念的因素，要求废止旧法，制定公正、合理的法律。这种要求推 动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发展。2．正义是衡量法律优劣的重要尺度和标准。衡量法律优劣的 标准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法律是否符合正义的要求是评价法律优劣的重要标准。如果一项 法律在社会多数人看来是不正义的，不论立法者认为它多么有用，都必然受到多数人的反对。因此，一项不正义的法律，虽然从实证主义的标准看，仍然是一项有效力，但却不配 称为法律，也不可能真正发挥一般法律所具有的效果和作用。[2] （二） 法律 对正义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法律保障分配正义。每个 社会 都 存在大量的 自然 资源和社会资源。因而，要有一套体现大多数人的正义要求的原则来指 导社会成员适当的分配资源、利益和负担，以保证资源的利用，利益的共享，负担的承担 有序化，这套原则就是社会的分配正义。[3]法为了保障和实现分配正义，需要合理公正 的对权利、义务进行分配。人们在分配利益的时候，都愿意拿更多的利益，为了抑制出现
权利与权力概念及其关系之重构 田杰1 “权利和权力是法学和政治学中的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也是社会主义法律生活和政治生活运转所围绕的两个轴心”。然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众说纷纭，没有人给出足以让他人承认的观点。各种学说林林总总，蔚为壮观。笔者试图对这一对关系暧昧的双方给予重新界定，并力图廓清彼此界限和联系。 首先从权力开始。 什么是权力？ 一、权力之传统解释 首先来看看历史上的各家定义及中国学者的研究情况。以下转引自吕世伦、文正邦先生合著《法哲学论》。 德国的学者马科斯.韦伯在其《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一书中说：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中的某一行动者能处在某个尽管有反抗也要贯彻他自己的意志的地位上的概率。R.H.陶奈在《平等》一书中说：权力可以被定义为一个人（或一群人）按照他所愿意的方式去改变其他人或群体的行为以及防止他自己的行为按照一种他所不愿意的方式被改变的能力。美国的彼得。布劳说：“权力它是个人或群体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人的能力，尽管有反抗，这些个人或群体也可以通过威慑这样做，威慑的形式是：撤销有规律地被提供的报酬或惩罚，因为事实上前者和后者都构成了一种消极的制裁。”T.帕森斯则认为：权力的概念用来指一个人或群体反复地把它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能力，而不是指影响他们的一项决定的单个例子。B.罗素也认为：权力可以定义为有意努力的产物。 再从一些词典上看。英国 A.布洛克等编的《枫丹娜现代思潮词典》说：权力是指它的保持者在任何基础上强势其他个人屈从或服从与自己的意愿的能力。《不列颠百科全书》说：权力就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一个人或者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牛津法律大辞典》则说权力是有权做具有法律效力或作用的事情的法律概念，如，立遗嘱；如果不还借款，债权人有权出卖抵押物……通常认为权力只是更广泛的“权利”概念的含义之一。 据以上材料，吕先生和文先生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权力的概念中，意志和行为也是必要的要素，只不过这种意志具有支配行或强迫性，即可以支配他人改变其行为，或使他人的行为服从与自己。 （2）他们在分析“权力的变化和演进”中说道：权利之上升为法，实际上就把人们分散的权利集中化成了国家权力，从而使权利具有了普遍性。所以，权力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不过是权利的集中化表现而已，即权力者有支配和强迫他人的行为服从于自己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也可视为一种权利，即在特定地位上的权利。 1田杰，现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本文系作者于2005年硕士毕业准备论文的时候写成的文字。此前一直没有公开，主要是认为考虑不成熟。但工作之后囿于时间关系，也未曾再认真修改和完善过。最近（2017年2月）偶然翻到这篇文章，略加格式调整，即将之发布在网络平台。欢迎探讨！
一、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法律与道德同属于上层建筑，其性质与作用方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法律与道德也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同时两者之间又相互依存、相互交叉、相互影响。据此，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主要可作如下表述： 生成形态并列。法律与道德都是社会的重要行为规范，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但是，两者属于不同的社会规范体系。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一论断不仅深刻地概括了道德的本质特征，而且指明了道德与法律的根本区别。从性质上看，道德体现的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它包括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形态，也包括与这些观念相对应的伦理行为规范。道德的规范作用来自于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精神力量，实际上是通过社会成员的自觉性来发挥作用的。而法律表现的是“国家意志’’的他律，具体而言，它是由国家机关根据占社会领导地位或主导地位的阶级意志而采用规范形式制定的，同时又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即法庭、警察、监狱等来保证施行的。所谓法制即是上述法律规范体系及有关的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一系列环节的制度。以上说明，在社会规范系统中，法律与道德是两个并列存在的对立面的统一。就其生成形态来说，法律主要是一种制度形态的上层建筑，道德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它们在基本内涵、表现形式、调控方法等方面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调控范围交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不仅表现为对立面的排斥，而且存在着对立面的过撞与转化。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法律与道德的交叉与渗透，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法律意识与道德观念具有同一属性而相互联系，二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调控范围有所重叠而相互包容。一般来说，凡是法律所禁止和制裁的行为，也是道德所禁止和谴责的行为；凡是法律所要求和鼓励的行为，也是道德所培养和倡导的行为。反言之，许多道德观念也体现在法律之中，许多道德问题也是可以诉求法律解决的问题。不过，从规范作用的范围来看，法律与道德对人们行为有着不同层次的要求。前者一般只能规定最起码的行为要求，而后者可以解决人们精神生活和社会行为中更高层次的问题。例如，道德可以要求
司法考试法理学中法与正义的关系问题 司法考试法理学中法与正义的关系问题： 正义是法律的精神与理论依据。法律不能违背正义的精神，背离正义的法不配成为法律。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应符合正义的精神。正义作为法律的核心思想起着指导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作用。 法律是保障和实现正义的一种方式和工具。没有法律强制和威慑力，仅靠道德力量和人们自发的约束行为，维护正义之权威是不可能的。 （一）正义观对法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正义是法律的精神。 2.正义是衡量法律优劣的重要尺度和标准。 （二）法律对正义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法律保障分配正义。 每个社会都存在大量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因而，要有一套体现大多数人的正义要求的原则来指导社会成员适当的分配资源、利益和负担，以保证资源的利用，利益的共享，负担的承担有序化，这套原则就是社会的分配正义。法为了保障和实现分配正义，需要合理公正的对权利、义务进行分配。人们在分配利益的时候，都愿意拿更多的利益，为了抑制出现这种不公正的现象，法作为分配正义的保障工具而发挥其作用。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把正义原则制度化、法律化，把正义原则纳入到法律制度中，并以这一原则为指导分配权利、义务，体现同样情况同样对待，这一正义精神和法的核心思想。 2. 分配的正义没有实现的时候，矫正的正义发挥其作用。 矫正的正义指当分配的正义遭到破坏时，按照均等的原则予以重建或恢复。如果一个人侵犯另一个人的权利或财产，矫正的正义则要求侵害者赔偿受害者的损失，或对侵害者施与其行为相对称的刑罚。矫正的正义在法律上以第二性的权利、义务表现。当社会成员违反法律所确认的分
比较分析权力和权利的区别 权力和权益的关系和比较是一个基础性的命题，通过理论学习结合自身工作的体会，我对两者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所以我就从概念、对比和联系三方面谈一下我的认识。 一、从概念上对比权力与权利。 从字面意思我个人的理解是：“力”在于力量，在于执行方面，是赋予一定的行使能力，“利”代表的利益，是国家、集体、个人等所拥有的承担和权益。详细而言：权力是属于一个政治概念，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意志影响和支配他人行为的能力和力量，它总是和服从联结在一起。任何社会都是一定的权力和一定的服从的统一。权力是一定社会中的公共机关或居于管理和统治地位的人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合法地行使的强制性控制和支配力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维系力量。权力包括非国家形态的公共权力和国家权力两种形态。通常所谓的权力，是指国家权力，即以阶级压迫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力量。权力有两层含义：一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如国家权力，就是国家的强制力量，像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二是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它同一定的职务相联系，即有了一定职务就有了相应的某种权力，如行使大会主席的权力。权利在广义上是指国家法律和组织的规章赋予人们的一种权益和资格，表现为享有权利的人可以
做某种行为或要求他人做或者不做某种行为。狭义的权利则专指法律赋予人们的一种权益和资格。这种权益，可以表现为权利享有者有权自己作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财产所有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占有、使用和处分自己的财产；也可以表现为权利享有者有权要求他人作出一定的行为或抑止一定的行为。前者如买卖合同中，买方有权要求卖方音乐会商品，卖方有权要求买方支付价款，后者财产所有人有权要求他人不得作出妨碍其先例所有权的行为。权利是在社会中产生并以社会的一定承认为前提的，由其享有者自主享有的权能或利益。 二、从多方面对比权力与权利。 第一、是否具有强制力不同。权力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一种强制力，即对违背权力主体意志的行为，权力主体可凭借自身的能力和力量对其实行惩罚。因此，“权力”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强力”。而权利则是权利主体决定自身行为的自主性或要求他人作出某种行为的可能性。权利对他人来说是一种请求资格，而非强制力。例如，债权人有请求债务人偿还债务的权利，但债权人不能因债务人拒不偿还债务而对其采取拘禁、殴打等强制手段，而只能请求国家行使权力予以保护或救济。 第二，是否需要一定的相对人不同。权力都是在一定的主体之间形成的，发出意志的一方，只是在拥有一定的作用对象（个人或组织）时才能形成和实现权力，单独的主体无法行使其权力。而权利则不然，它有时可以脱离相对人而独立存在。如公民的人
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发表时间：2012-06-07T17:37:38.793Z 来源：《时代报告（学术版）》2012年1月（下）供稿作者：葛瑶 [导读] 权利与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法律上的概念，后者则属政治上的概念。 葛瑶（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河北保定 071000） 中图分类号：DF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1-0187-02 摘要：权利与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法律上的概念，后者则属政治上的概念。两者存在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权力以法律上的权利为基础,以实现法律权利为目的，权利作为一种法律上的资格又制约着权力的形式、程序、内容及过程各个方面；另一方面，某些法律上权利的实现依赖一定的权力的行使。两者也存在一定的一致性。 关键词：权利；权力；法律关系 一、权利的基本含义 权力与权利，在英文中被称为power 和right.权利是指在社会中产生，并以一定社会承认作为前提的，由其享有者自主享有的权能和利益。这个定义告诉我们，权利是在人与人的相对存在的社会状态之中存在的。权利也总是以一定的社会承认作为前提。这一定义还表明，权利包含权能和利益的两个方面。权能是指权利能够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它并不要求权利的绝对实现，只是表明权利具有实现的现实可能。利益则是权利的另一主要表现形式，是权能现实化的结果。也可以说权能是可以实现但未实现的利益；利益是被实现了的权能。 二、权力的基本含义 权力（这里仅指公权力），作为一种能动力量，它不过是担当一定公共职务的人。权力作用和影响之大小，首先是随权力拥有者所占居的职位不同而异。权力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权力是一种能动的支配的力量。就某一具体权力而言，行使者可以依据其所分掌的权力，就权力所及范围内的事情发号施令，行使管理权。其次，权力是一种公职行为（即公权力并不具有私属性）。这也就是说，行使国家某项行政管理权的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只是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授权或委托，代表国家行使某一具体的行政管理权。权力是一种与公职息息相关的能力或者潜力，如若无公职，则无权力。第三，权力具有双重性，即权力既有其组织性、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一面，又有其破坏性、侵犯性和腐蚀性的一面。权力的双重性是由权力行使者具有双重身份所决定的。 三、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权利与权力的对立统一关系表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其一，权利是权力的本源，即无权利便无权力。大家都晓得，国家的产生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必须产物。而法律也是同国家相伴而生的。无论是国家的产生，还是法律的出现，都是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阶级为了巩固和扞卫自己的利益（即权利）而设立国家机器、制定并颁布法律，把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意志，以国家的强制力保障其本阶级的既得利益（即本阶级所享有的权利）。 其二，权力是权利的后盾，即无权力的保障便无从享受权利。权利主体对权利的享有的最实际的表现，就是依照法律规定对某一项具体权利的行使。那么，权利的行使，必须是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之间的一个协调的互动过程，而该过程实质上是权利主体某一特定利益的取得，和义务主体某一特定利益的抑制或让渡。由于利益得失上的这种本质区别，必然要求这种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之间的协调互动过程，必须依赖于另外一种力量国家公权力的作用力。 其三，权力与权利共寓于法律之中，即权力与权利是法律的主要内容。法律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就要以确认权利、保障权利为目的，公然申明每一法律主体所依法应当享有的种种权利。没有了法律对权利的规定、确认和保障，权利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同样，法律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就以授予权力、规范权力和限制权力为己任。 四、法律活动中的权力与权利问题分析 在法律活动的全过程，现实的各种权力都扮演着积极而活跃的角色。不仅法律规范的内容本身就是权力斗争的产物，法律的实施也往往会受到现实权力关系的渗透、干扰甚至操纵。“法律的自主性只能是一种部分的自主性。试图把法律同外部的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不断冲击着法律力图保护其内部结构所依凭的防护层——完全分隔开来的企图，必然而且注定是要失败的。”[1]然而，应当承认的是，不仅现实的权力关系会引导法律活动发生变化，而且法律活动也会反过来改变权力的面貌。经过一定的权力博弈与立法者的价值选择，有一些权力得到了法律制度的认可与支持，这部分权力就转化为一种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的权力——法律权利。这种转变为社会生活带来了两项深远的后果：其一，当权力转化为法律权利时，权力主体可以通过法律制度的力量使利益“自动地流向自己”；[2]其二，在法律权利中的权力因素虽然并没有消失，但是，它却受到了一定控制。法律是统治阶级用以缓和各种权力主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把权力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的工具。“为了防止为数众多的意志相互抵触的无政府状态，法律限制了私人的权力。为了防止一个专制政府的暴政，法律控制了统治当局的权力。”[3] 笔者认为，即使在一国国内，国家依法拥有的权力本身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法律权利。将刑罚权看作是法律权利，还意味着在刑事法律关系中，国家与犯罪人同样都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具有对等的位置。[4]而在行政活动中，国家行政权同样是一种既具有合法性，又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权利。无论是在外部行政关系中，还是在内部行政关系中，相应的法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也都可以界定为相互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5] 其实，只有在法治社会的条件下，国家才可能被看作是一种法律主体而享受一定的法律权利、承担一定的法律义务。英国分析法学家奥斯丁曾认为，国家作为主权者不受法律约束，不承担任何义务，自然也不可能成为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6]然而，随着法治观念与宪政理论的丰富，人们逐渐认识到，在一国国内，主权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对于自己的行为也要承担法律的后果。主权国家尽管是一国国内的一个重要法律主体，但它也仅仅是各种法律主体之一。[7] 把国家权力看作是一种法律权利，意味着国家在行使其权力时也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控制自己的活动范围；在法律关系中，国家只是其中的一个权利主体，它还应当承认和尊重法律关系中的其他权利主体的主体性地位。“这不仅使权力的获得和行使有了合理、合法的根据，也为权力的行使指明了方向，划定了界限，从而使国家权力的行使正当化、合理化、合法化，并能有效地防止权力的滥用。”[8] “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它包括着体现于市场和政治体制之中的人际过程和群体过程——公民对国家、公民对群体和群体对国家的过程。”[9]不过，无论法律活动如何复杂，权利和义务却始终存在于法律关系中；相应地，将法律关系界定为权利义务关
法律与矫正正义 亚里士多德把守法作为正义的规定性之一，同时他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对法治的必要性都作了不少说明。他之所以对法律如此重视，是因为在他的意识里，法律没有过多地涉入人的情感因素，而是更多地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尼各马可伦理学》对矫正正义论述较多，但主要是以法律作为基点来进行论述，而没有对矫正正义做出概念性的界定。有人认为：“我们可以视亚里士多德把道德问题与法律问题关联在一起并进行转换的第一人，其历史贡献不容忽视。”②因此，对矫正正义的论述必须从法律的视角切入。亚里士多德说：“可以说崇尚法律的人，是只相信神和理性的，因那些崇尚人治的人则在其中添了几分兽性，因为欲望就是兽性，激情会扭曲统治者的灵魂，即使他是最好的人。法律是摒弃了欲望的理性。”③法律不受容易变化的人的情感的影响，它只在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判断，这是亚里士多德对人性的弱点有了深刻的认识后得出的结论，西方的法治主义传统无不受到亚里士多德这一论段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不论好人加害于坏人，还是坏人加害与好人，并无区别。不论是好人犯了通奸罪，还是坏人犯了通奸罪并无区别。法律则一视同仁，所注意的只是造成损害的大小，到底谁做了不公正的事情，谁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谁害了人，谁受了害，由于这类不公正是不均等，所以裁判者尽量让它均等。法律是一种工具，它的实施者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裁判者”。在人们争论不休的时候寻找“裁判者”，裁判者手持法律这柄尺进行裁决，裁决就是去寻找正义，“裁判者”被当作正义的化身。在裁判者的裁决下，侵害者就会受到惩罚，而受侵害者则会获得补偿，由此在侵害和受侵害之间就出现一种平衡局面，从表面上看，这种平衡局面是法律所造就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平衡实际上是矫正正义在法律领域内的体现。美国当代法理学家波纳斯对亚里士多德矫正正义的根本要素作了如下的归纳：（1）为不公正行为所伤害的人应当有启动由法官管理的矫正机器的权力；（2）法官不考虑受害人和伤害者的特点和社会地位；（3）对不公正伤害的救济。④从波纳斯的归纳中我们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矫正正义所发挥的社会效用与法律所产生的社会效用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其实，这只是一个问题的表和里的关系，矫正正义可以说是更为内在和更为根本的具有导向性的社会价值取向，而法律则可以说是矫正正义外化出来的产物，它以矫正正义为出发点，同时又以矫正正义为归宿。以法律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固然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矫正正义观，但是他还认为矫正正义与人的主观动机也有密切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说过，法律是没有涉入人的情感的理性，因此可以防止容易发生变化的情感对事实的扭曲。但是社会现象纷繁复杂，对于复杂的事情来说，如果光看结果来进行判断则未免会失之简单和草率。因此，当事人的动机也必须加以考察。亚里士多德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说：“至于说做正义的事和做不正义的事，不管做事正义还是不正义，都要有意地来做。如若是无意的，那就不是做不正义的事，也不是正义行为，而是凭着机遇。”⑤ 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误伤不一定是不正义，只要当事人不违反理性，并且没有恶意，虽然他造成了伤害，但并不是不正义。在现代法理学中，行为人的主观动机虽然没有过错，但是对于所造成的客观后果却需要负一定的责任。 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对当事人动机的论述想要说明的是当事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正义，而现代法理学对因误伤所造成的后果需要当事人负责的理论也并没有将当事人主观上的善一起否定掉。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对法律匡正社会秩序的功能大加赞赏，他实际上是主张将当事人的主观动机与事件的客观后果结合起来考虑，这样才会有公正的裁决，才能更加符合矫正正义的原则。 在这样一个务实的立场上，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以及《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