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学简史

中国语言学简史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路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历史；第二个因素是汉族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

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是为了实用的目的的。

这与经济基础不是直接的关系，而是间接的关系。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过程中，“先王之道”被认为是巩固封建统治的法宝。

即使是提倡变法的王安石，也主张“当法其意”(《上仁宗皇帝书》)。

要法其意，也就必须通《经》。

通《经》必先识字；识字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但是非通过这个手段不能达到通《经》的目的，也就无从确知“先王之道”。

张之洞说：“治经，贵通大义，然求通义理，必自音韵始；欲通音训，必自《说文》始。

”这种指导思想贯穿着近两千年的中国语言学。

语言学(linguistics)的前身是语文学(philology)。

语文学与语言学是有分别的。

前者是文字或书面语言的研究，特别着重在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这种研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又叫文献学、语史学、传统语言学)；后者的研究对象则是语言本身，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出科学的、系统的、细致的、全面的语言理论。

中国在“五四”以前所作的语言研究，大致是属于语文学范围的。

语文学在中国古代称为小学。

小学这个名称最初跟小学校有关系。

根据班固《汉书•艺文志》，我们知道古人八岁入小学，老师教他六书。

识字是小学里的事，所以把识字的学问叫做小学。

到了后来，小学的范围扩大了。

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小学类分为训诂之属、字书之属、韵书之属。

训诂是研究字义的，字书是研究字形的，韵书是研究字音的。

但是，研究字形的时候不能不讲字形与字音、字义的关系，三者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楚的。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小学是有关文字的学问。

古人治小学不是以语言为对象，而是以文字为对象的。

第一章训诂为主的时期第一节语言研究的萌芽一、语文学的萌芽语文学在先秦还没有产生。

因为春秋战国时代去古未远，而且书籍很少，人们还不感觉到有语文学的需要，即还没有产生语言研究动因。

但是零星的语文学知识已经萌芽。

首先是作者借字义的解释来阐明一种哲理或政治主张。

《论语•颜渊》叙述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政者，正也。

子帅而正，孰敢不正？”《孟子•滕文公上》叙述夏、商、周三代田赋名称不同，夏叫贡，商叫助，周叫彻。

孟子解释说：“彻者，彻也；助者，藉也。

”孟子以“彻”解“彻”，是以本字为训的办法。

这种办法是用一个常用的字义解释一个不很常用的字义。

“彻”的常用意义是“通”，孟子大意是说“彻”是天下通法，不因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助”是凭藉的意思，公家凭借人民的力量来耕种公有的土地。

在同一篇中，孟子又叙述夏、商、周三代的学校名称不同：夏叫校，商叫序，周叫庠。

孟子解释说：“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古人教养不分，《周礼•地官•保氏》：“而养国子以道”，可见养就是教；射是六艺之一，这里代表学校里传授的一切知识和技能。

上面所举的有关字义的训诂解释，发展到后代就是声训。

声训就是采取同音字或双声叠韵字来解释字义的一种办法。

“政者，正也”是同音为训，“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是叠韵为训，声母也相近。

当然，孔子、孟子如此解释字义，主要是为了表达他们的政治思想，即并不是为了语文学的目的，但也反映了古代有关语言、字义研究的萌芽。

其次，作者也可以借字形的解释来阐明一种哲理或政治主张。

《左传》宣公十二年叙述“邲之战”，楚国打了胜仗，潘党劝楚庄王建筑军营，积尸封土，来显耀自己的武功。

楚庄王不肯。

在他的长篇谈话中特别提到“武”的字形是“从止从戈”，只有停止干戈才够得上称为“武”。

根据《韩非子•五蠹》的说法，仓颉造字时把“厶”字(即“私”字)写成环绕自己的样子，表示为自己打算；“公”是“厶”字上面加“八”字，“八”等于说“背”，“背私”当然是“公”。

《左传》和《韩非子》对“武”“厶”等字的解释虽然都被《说文》引用了，但也不一定就是正确地说明了古人造字的原意，很可能还是牵强附会。

这也说明了，作者在讲字形的时候，也并不是为了语文学的目的，而是为了政治的目的。

最合于语文学性质的，则是对古书字义的解释。

《左传》文公七年，荀林父劝先蔑不要出使秦国，他说他和先蔑同寮，所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先蔑不理他，他就朗诵了《诗•大雅•板》的第三章“我虽异事，及尔同寮。

”荀林父解释了“同官为寮”，实际上解释了《诗经》的字义。

荀林父当然不是语文学家，零碎的解释与语文学著作是有差别的。

但作为语文学萌芽的材料则是毫不过分的。

二、关于文字起源问题春秋战国时期，我国许多哲学家、思想家对语言、文字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比较科学的认识。

关于文字的起源问题，最古的记载见于《易经•系辞传》：“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理，以类万物之情。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据《史记•周本记》记载，《周易》这部书起源于商周之际，伏羲作八卦之说未必可信，但文王演为六十四卦是西汉以前学术界公认的说法。

这段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文字不是突然产生，创造文字需要经历一定的过程。

语言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因此，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产生了文字。

文字产生以前，人们有过用实物帮助记事协助交际的事实。

第二，谈到汉字起源问题，我国古代传说是“仓颉造字”。

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初造书契。

”《易经》的时代比许慎要早得多，《易经》中只是泛指“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那么许慎又如何知道是仓颉造字呢？其实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在《解蔽篇》中就指出：“好书者众矣，仓颉独传者壹也。

”文字由人民群众创造，文字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需要有人加以研究整理，进行规范化工作。

仓颉有可能是古代参加整理文字的人荀子的看法比较科学。

三、关于名、实问题的争论与古代希腊一样，中国最早的关于语言问题的争论也是同哲学联系在一起的。

春秋战国时期，旧的奴隶制度逐渐崩溃了，新的封建社会秩序又处在不断建立的过程中。

在这样一个激烈的变革时代，好些事物旧有的“名”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内容“实”了，而各种新起的名又还没有得到社会上的公认。

这在意识形态上便形成了名实之争。

先秦时期的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几乎都提出了所谓“正名”问题。

他们为了在思想斗争中获胜，因而使名实之争逐渐发展到关于认识论和逻辑学的探讨，并逐渐成为当时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到了战国时期，形成了名辩思潮。

孔子(前551-前479)对“名”、“实”的看法：孔子提出正名的产张，其政治含义是以周礼为尺度来正名分。

他的正名主要从政治上讲名分。

他对齐景公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认为政治的混乱是由于名的不正而引起的。

他把名看成是第一性的，认为现实世界的“实”违反了周公制定的名才引起许多反常现象，这就把名和实的关系倒置了。

但从对政治的看法中也透露出他对客观事物(实)与概念(名)之间关系的看法。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孔子的正名不仅限于名分，已经有了名辩思想。

老子(约前580-约前500)对“名”、“实”的看法：《道德经》中说：“名可名，非常名。

”(可以说得出来的名，并不是经常不变的名。

)“常名”是指与客观事物有本质联系的概念，“可名”则指名称，即语言中的词。

老子认为可名与客观事物没有本质联系，它只是表达概念的符号。

“无名，天地之始。

”语言一开始时，天为什么叫天，地为什么叫地，名称与客观事物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

但是，老子并没有否定“名”的意义和作用，他指出“有名，万物之母”(有名的东西，是万物的母体。

)，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个比较科学地指出名称和客观事物之间关系的人。

后来鲁国的墨子、魏国的杨朱都接受了老子的看法。

到了赵国的公孙龙子(前325-前250)对名实的看法又进了一步。

他在《名实论》中说：“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

谓彼而彼，不唯乎彼则谓彼不行。

谓此而此，不唯乎此，则此谓不行。

”意思是说，客观事物的名称是人们定出来的，某一事物在名称未定之前，可以以此称彼。

但是，事物既定名称之后，就不可以以此称彼了。

名与实的问题，反映在语言学上，就是词与客观事物的关系，实质上是语言的本质问题。

从古代起就有许多哲学家、思想家注意这一问题。

例如古希腊的一些思想家哲学家曾讨论词与事物的关系是必然的还是人为的。

比较科学的是荀子《正名篇》阐述的观点。

可以说，先秦的语言研究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但荀子的《正名篇》却放出很大的光辉。

《正名篇》叙述的第一个语言学原理是：语言是社会的产物。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

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

名无固实，约之以命。

约定俗成谓之实名。

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

”(事物的命名，无所谓合理不合理，只要人们共同约定就行了。

约定俗成就是合理的，不合于约定的名称就是不合理的。

名称并非天然地要跟某一实物相当，只要人们约定某一名称跟某一实物相当就行了。

约定俗成以后，也就是名实相符了。

但是，名称也有好坏之分，如果说出名称来，人们很容易知道它的意义，那就是好的名称。

)《正名篇》叙述的第二个语言学原理是：语言具有民族的特点，而思维则具有人类的共性。

唯其具有民族的特点，所以各个具体语言的形式和结构是不相同的；唯其具有人类的共性，所以通过语言的翻译，不同的民族是可以互相交流思想的。

“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

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

”(人类既然同类，而又具有同样的感觉，人们的五官接触万物所抽象出的特征自然也无不同，以物比物，特征相似的也都相通，于是相约形成共同的概念，人类的概念都可以对应。

)“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

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

”(万物都加上了名称，这是依照汉族(诸夏)的习惯，其他不同的民族，应该依照这些名称，委曲地找出它们对应的名称来，这样就可以交流思想了。

)《正名篇》叙述的第三个语言学原理是：语言是具有稳固性的，同时又是发展的。

“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

”先秦的的逻辑学派(名家)有不少理论是和语言有关的。

例如第一，墨辩学派把概念分为达、类、私。

“达”是范畴，“类”是种概念和属概念，“私”是单独概念，在语言中表现为专名。

第二，墨辩学派把概念分为“以形貌命者”和“不可以形貌命者”两类，前者相当于具体概念，在语言中表现为具体名词；后者等于抽象概念在语言中表现为抽象名词。

第三，墨辩学派不但谈概念，而且谈判断和推理。

《墨子•小取》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

”“以名举实”是形成概念，“实”是客观事物，“举”是概括。

“以辞抒意”是构成判断，“辞”是命题，“意”是判断，这是一件事的两面。

“以说出故”就是组成推理。

由此看来，逻辑和语言的关系是讲清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