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microRNA作为脓毒症早期诊断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李韶威;刘靖华【摘要】microRNA (miRNA)是一类长度约为22 nt的内源性非编码RNA,其表达异常可能导致炎性反应失衡.在脓毒症期间,miR-146a、miR-223和miR-150表达水平降低,而miR-15a和miR-16表达增高.脓毒症患者外周血中miRNA表达水平的异常与患者病情密切相关,因此,miRNA能否作为脓毒症早期诊断的生物标志物备受关注,并已初步取得可喜成果.【期刊名称】《基础医学与临床》【年(卷),期】2016(036)011【总页数】5页(P1591-1595)【关键词】microRNA;脓毒症;生物标志物【作者】李韶威;刘靖华【作者单位】南方医科大学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广东省蛋白质组学重点实验室,广东广州510515;南方医科大学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广东省蛋白质组学重点实验室,广东广州51051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R631脓毒症是由病原微生物感染引起的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主要病理生理机制包括机体失控的炎性反应、凝血抗凝血和免疫功能障碍，涉及细胞内多条信号传导通路的活化和分子机制[1]。
脓毒症的特征之一就是促炎因子，如白介素6(interleukin- 6，IL- 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的大量产生与随之引起的组织损伤[2]。
一旦病情进行性加重，常可导致患者多器官功能障碍(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甚至死亡。
为了能早期诊断脓毒症，人们已进行了大量生物标志物的相关研究，例如目前临床中最常用的脓毒症诊断标志物C反应蛋白(C reactive protein，CRP)、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和IL- 6等。
降钙素原、CD64、TOLL样受体4、白介素6在脓毒症诊断中的研究脓毒症是一种严重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其发病率高、病情进展迅速，对患者生命构成极大威胁。
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是降低脓毒症死亡率的关键。
近年来，降钙素原、CD64、TOLL样受体4和白介素6等生物标志物在脓毒症诊断中显示出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本文将对这些指标在脓毒症诊断中的研究进行探讨。
一、降钙素原在脓毒症诊断中的应用降钙素原（PCT）是一种无激素活性的降钙素前体蛋白，正常情况下在人体内含量极低。
在脓毒症等炎症状态下，PCT水平会显著升高。
研究发现，PCT在脓毒症早期即可出现明显升高，且与病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
因此，PCT可作为脓毒症早期诊断和病情评估的重要指标。
二、CD64在脓毒症诊断中的作用CD64是免疫球蛋白IgG的Fc受体，主要表达于单核巨噬细胞表面。
在脓毒症等炎症反应中，CD64的表达量会显著上调。
研究表明，CD64的表达水平与脓毒症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和预后密切相关。
因此，检测CD64的表达情况有助于脓毒症的诊断和病情评估。
三、TOLL样受体4在脓毒症诊断中的价值TOLL样受体4（TLR4）是一种模式识别受体，参与识别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s）并激活免疫应答。
在脓毒症过程中，TLR4的表达和活性会发生改变。
研究发现，TLR4在脓毒症患者体内的表达水平与病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可作为脓毒症诊断和病情评估的潜在指标。
四、白介素6在脓毒症诊断中的意义白介素6（IL6）是一种具有多种生物活性的细胞因子，参与炎症反应和免疫调节。
在脓毒症等炎症状态下，IL6水平会显著升高。
研究表明，IL6在脓毒症早期即可出现升高，且与病情严重程度和预后密切相关。
因此，IL6可作为脓毒症早期诊断和病情评估的重要指标。
降钙素原、CD64、TOLL样受体4和白介素6等生物标志物在脓毒症诊断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联合检测这些指标，有助于提高脓毒症早期诊断的准确性，为临床治疗提供有力依据。
Advances in Clinical Medicine 临床医学进展, 2023, 13(9), 15122-15127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3 in Hans. https:///journal/acm https:///10.12677/acm.2023.1392114脓毒症心肌损伤生物标志物最新进展阿卜力提普·阿卜杜瓦柯，刘 艳*新疆医科大学研究生院，新疆 乌鲁木齐收稿日期：2023年8月21日；录用日期：2023年9月15日；发布日期：2023年9月22日摘要 近几年在危重症病人当中因脓毒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逐渐上升对其早期诊断和治疗被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早期识别感染对脓毒症心肌损伤患者的临床病程和结局至关重要。
脓毒症的理想标志物应出现在病程早期，可快速、轻松地测量，具有预后意义，足够敏感，可以检测宿主反应最小的患者的感染，并且具有足够的特异性，可以区分感染与其他非感染性疾病，但既往根据患者临床表现、心脏超声心动图和部分传统标志物，对脓毒症患者心肌损伤的评估中没有呈现很好的特异度。
为了能更好的早期诊断及评估病情，近期陆续出现了一些同样可能与脓毒症心肌损伤相关的新型标志物。
本文主要讲述心肌损伤相关的传统与新型生物标志物优缺点与适用范围，以及生物标志物相互联合作用下对心功能状态的评估价值。
关键词脓毒血症，心肌损伤，生物标志物Recent Advances in Biomarkers of Myocardial Damage in SepsisAbulitipu Abuduwake, Yan Liu *Graduate Schoo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ug. 21st , 2023; accepted: Sep. 15th , 2023; published: Sep. 22nd , 2023Abstract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increasing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of sepsis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its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infection is crucial to the clinical course and outcome of patients with myocardial damage caused *通讯作者。
《血清淀粉样蛋白A、白细胞介素-6、降钙素原、C反应蛋白对脓毒症诊断及病情严重程度评估的预测价值》摘要脓毒症是一种常见的危及生命的临床疾病，病情变化复杂，诊断和病情严重程度评估是治疗的关键。
本文通过分析血清淀粉样蛋白A（SAA）、白细胞介素-6（IL-6）、降钙素原（PCT）和C反应蛋白（CRP）等指标在脓毒症诊断及病情严重程度评估中的预测价值，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一、引言脓毒症是由感染引起的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均较高。
早期诊断和病情严重程度评估对于脓毒症的治疗至关重要。
近年来，多种生物标志物被广泛应用于脓毒症的诊断和评估，如SAA、IL-6、PCT和CRP等。
本文旨在探讨这些生物标志物在脓毒症诊断及病情严重程度评估中的预测价值。
二、方法1. 研究对象选取某医院收治的脓毒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同时选取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
2. 检测指标检测所有受试者的SAA、IL-6、PCT和CRP等指标水平。
3. 统计分析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各指标在脓毒症患者中的变化规律，以及这些指标与病情严重程度的关系。
三、结果1. SAA、IL-6、PCT和CRP水平在脓毒症患者中显著升高，与健康体检者相比具有统计学差异。
2. SAA、IL-6、PCT和CRP水平与脓毒症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即病情越严重，这些指标的水平越高。
3. 在诊断脓毒症方面，SAA、IL-6、PCT和CRP均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其中PCT的敏感性最高，SAA的特异性较高。
4. 在病情严重程度评估方面，这些指标的综合应用可提高评估的准确性，有助于医生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四、讨论SAA、IL-6、PCT和CRP等生物标志物在脓毒症的诊断和病情严重程度评估中具有重要价值。
这些指标的变化规律与脓毒症的病理生理过程密切相关，可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其中，PCT在诊断脓毒症方面的敏感性较高，SAA的特异性较高，而综合应用这些指标可提高病情严重程度评估的准确性。
脓毒症早期预警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许程(综述);徐元宏(审校)【摘要】脓毒症是指由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临床上证实有细菌存在或有高度可疑感染灶。
近期关于脓毒症早期诊断的研究备受关注。
文章结合脓毒症的发病机制阐述细胞因子、降钙素原（PCT）、内毒素、高敏 C 反应蛋白（hs－CRP）、血清淀粉样蛋白A（SAA）、肝素结合蛋白（HBP）、（1，3）β－D 葡聚糖（BG）及半乳甘露聚糖（GM）等标志物诊断早期脓毒症、评估疾病严重程度及判断预后的研究进展，为脓毒症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Sepsis is a kind of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 (SIRS) induced by infection, which has been clinically confirmed the presence of bacteria or highly suspicious infections.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the early diagnosis of sepsis recently.This review has focused on the capabilities of cytokine, procalcitonin (PCT), endotoxin,high-sensitivity C reactive protein(hs-CRP), serum amyloid protein A( SAA), heparin-binding protein(HBP), (1,3)-beta-D-glucan(BG) and galactomannan(GM) to diagnose sepsis early and assess the severity and prognosis,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thoughts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sepsis.【期刊名称】《检验医学》【年(卷),期】2015(000)005【总页数】4页(P533-536)【关键词】脓毒症;细胞因子;降钙素原;内毒素;高敏 C 反应蛋白;血清淀粉样蛋白 A;肝素结合蛋白;(1,3)β-D 葡聚糖;半乳甘露聚糖【作者】许程(综述);徐元宏(审校)【作者单位】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安徽合肥 230022;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安徽合肥 23002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R446.5脓毒症是指由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临床上证实有细菌存在或有高度可疑感染灶。
脓毒症患者器官功能衰竭的机制和治疗方法脓毒症是宿主对感染的反应失调产生威胁生命的组织损伤和器官功能障碍。
事实上，当危重患者出现不明原因的器官功能障碍时就应该怀疑是否存在脓毒症并积极完善相关检查。
脓毒症是一种严重的疾病，相关死亡率为15-20％，并伴有相关的短期和长期发病率。
脓毒症的发生发展是宿主对感染的复杂反应失调导致的，其不仅表现为炎症增加，还表现为免疫抑制。
这种不适当的感染反应的影响导致细胞功能障碍，最终导致器官衰竭。
理解与脓毒症相关的器官衰竭的病理生理学可能有助于优化患者的管理，为新的治疗方法开发提供有价值的目标。
微循环在脓毒症性器官功能障碍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明显。
包括线粒体功能障碍在内的细胞功能受损和细胞死亡机制的改变（例如，细胞凋亡、细胞程序性死亡和细胞焦忘）对器官功能障碍发展的影响也开始被揭开，肠道功能障碍和肠道微生物在与之相关的器官功能障碍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受到认可。
1、脓毒症相关器官具体功能障碍尽管任何器官都可能在脓毒症中受到影响，但在临床中主要与器官功能的可评估性有关，6个器官系统通常在临床实践中得到评估，并且是广泛的研究对象：心血管、呼吸系统、肾脏、神经系统、血液和肝脏系统。
每个器官系统的改变可以从轻度功能障碍到完全器官衰竭。
重要的是，任何器官都可能衰竭，但使用“衰竭”一词并不意味着改变的功能是不可逆转的。
出于这个原因，关于使用术语“急性肾损伤”（AKI）作为“急性肾衰竭”的替代方案存在争议，许多临床医生倾向于在较轻的病例中使用术语“肾功能不全”，而在更严重的病例中使用术语“肾功能衰竭”。
重要的是，单一器官的功能障碍很少见，部分原因是存在'器官- 串扰'或器官间串扰，使得一个器官的衰竭导致另一个器官的功能障碍。
因此，几个器官系统的功能通常会同时中断。
器官衰竭的模式可以影响结果，受影响器官的数量越多，死亡率越高。
如果需要对器官功能障碍进行客观量化（例如，用于研究目的），则可以使用顺序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
•382•Modern Practical Medicine,March2021,Vol.33,No.3表3两组治疗前后炎性因子水平和血管内皮细胞功能比较分组时间TL-6(r)g/L)hs-CRP(mg/L)TNF-a(ng/L)ET-l(ng/L)对照组(11=44)治疗前1&75±1.62 4.37±0.41 1.81±0.1657.68±5.34治疗后10.41±0.93A 2.2牡0.19A 1.25±0.11A51.49±4.83a左西孟旦组(n=44)治疗前18.77±1.58 4.35±0.43 1.80±0.1457.72±5.38治疗后7.16±0.69" 1.28±0.10"0.86±0.07"41.37±3.92"注：与对照组比较,*&10.7914,均P V0.05；与治疗前比较，▲G5.702,均P<0.05左西孟旦具有Ca»增敏作用，可增强心肌收缩力，促进肌丝对Ca»的敏感性,而且不会增加细胞内Ca»浓度，更不会增加细胞内腺昔-3', 5,-环化一磷酸浓度,开放血管平滑肌细胞ATP敏感性K+通道,还可以扩张外周血管和冠状动脉,预防心肌缺血和重塑等叫急性心力衰竭患者血压、血容量不稳，根据患者自身临床特点和血压状态进行治疗显得至关重要。
研究证实，左室功能障碍与血清脑钠肽含量密切相关叫本研究显示，两组治疗后血清BNP水平均有降低,但左西孟旦组降低更为明显，这提示左西孟旦可明显降低BNP水平,改善心功能。
观察组治疗后各项HRV指标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这提示左西孟旦不仅可增强心肌收缩力，而且可显著改善心率变异和自主神经紊乱。
这可能是因为左西孟旦可减少体内兴奋性神经递质含量，减少儿茶酚胺类释放的缘故。
脓毒症相关的microRNA的研究进展阮正上【摘要】微RNA(microRNA)是一系列单链非编码RNA,可以使mRNA降解或抑制其翻译,来最终达到调控基因表达.Toll样受体介导的信号通路被认为与脓毒性休克的发生发展有重要的关系.一些microRNA(miR-223、miR-146、miR-150、miR-4772家族等)能够区分脓毒症患者与正常患者.microRNA存在于血液和尿中,容易获得,并且可以快速测定,这些与细菌学培养相比有很大的优势.这些优势使得microRNA可以作为潜在的判断脓毒症预后的指标.许多研究显示部分mircoRNA(miR-200家族、miR-149、miR-146家族等)作用于TLR-NF-κB信号通路,从而在脓毒症的发病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部分microRNA体现出可能干预脓毒症发展的应用前景.因此,积极研究microRNA在脓毒症中的作用机制不仅可以加深对脓毒症了解,同时对于可能产生的新的治疗方法有相当重要意义.【期刊名称】《医学综述》【年(卷),期】2016(022)001【总页数】4页(P41-44)【关键词】脓毒症;微RNA;炎症反应【作者】阮正上【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麻醉与重症医学科,上海20009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R631.3脓毒症是指由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是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重要原因。
脓毒症的发病机制中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是炎症“瀑布”反应学说：当致病原侵入或损伤组织后可迅速激活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系统，导致释放大量糖皮质激素、儿茶酚胺以及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肿瘤坏死因子α等促炎细胞因子，并且导致特异性免疫功能障碍，即免疫麻痹。
虽然针对Toll样受体-核因子κB(Toll-like receptor/nuclear factor-κB,TLR-NF-κB)信号通路参与脓毒症发展过程研究颇多,但根据此理论使用抗炎药物如皮质类固醇激素、抗内毒素抗体、白细胞介素1受体拮抗剂以及肿瘤坏死因子拮抗剂使用的效果并没有想像的那么有效[1]。
脓毒症与生物标志物脓毒症（sepsis），即脓毒血症，是由致病菌感染引起的系统性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
此病发病急，死亡率高。
多数患者在入院时表现不具备特异性，据以往的一般检测指标（如T、R、HB及白细胞计数等）结果和细菌培养加药敏实验以判断病情及指导治疗，因所需的时间较长，只能经验性使用抗生素、入住ICU等治疗措施，即使采用这样的方法，死亡率仍较高。
为此便开始了更好的标志物研究。
直到目前，用于评估脓毒症潜在用途的生物标志物多达170多种[1]。
脓毒症标志物如此繁多，来源范围广，从宏观到微观，预计今后研究的发展趋势为微观领域。
现就近几年来对脓毒症的诊断和预后有一定价值的主要标志物及其应用作一综述。
1 氧化-抗氧化与炎症因子标志物脓毒症发生有多种机制，其中一种称之为炎症-抗炎因子平衡学说，在机体受到有害刺激时，会释放促炎细胞因子，同时抗炎系统也被启动，释放内源性抗炎因子对炎症反应进行牵制和调节，但在脓毒血症时，平衡受到破坏，炎症反应失控，炎性因子大量释放导致全身炎症反应，进而导致多器官衰竭，或者表现为抗炎反应过度亢进，拮抗炎症细胞因子生成及作用，影响免疫细胞功能，导致机体处于失衡状态[2]。
此过程离不开炎症因子的作用，如肿瘤坏死因子（TNF-α）、白介素类（IL）等。
但是，炎症反应并不能完全解释脓毒症的病理生理，因此另一种学说-脂质氧化应激与抗氧化认为脂多糖（LPS）起了重要作用，核因子-KB （NF-KB）与其蛋白抑制物IKB平时以一种无活性的形式存在于胞浆中，被活化后，能诱导许多氧化物的转录，如一氧化氮合酶（NOS）、超氧化物歧化酶（SOD）、选择性环氧酶（COX-2）等[3]，这些转录产物的失衡进一步加重脓毒症的病理损害，导致微循环障碍甚至脓毒症休克。
Raspé C[4]通过实验发现，用选择性NF-KB抑制剂预先处理脓毒症小鼠，发现诸如TNF-α，IL-1β，IL-6，IFN-γ之类的促炎因子释放有显著性的下降，说明在机体组织很有可能是转录因子NF-KB通过减少促炎因子的释放来调节炎症反应的过程。
TNF-α是在炎症过程中通过不断放大的级联反应所产生的一种炎症介质，能激活吞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和刺激其他细胞分泌炎症因子如IL-1、IL-6、IL-7等，陈氏等[5]发现TNF-α、NF-KB在脓毒症大鼠肝脏中浓度较高，而SOD浓度却明显较低，经给予抗感染、抗氧化治疗后，NF-KB和TNF-α浓度均有所降低，而SOD的浓度却升高了，或许脓毒症正是炎症反应与氧化应激的双重作用，那么对这些炎症因子或氧化-过氧化产物进行检测，就有可能对脓毒症病情的发展有所掌握。
如血浆SOD活性就能够成为脓毒症的一项检测指标，指导病情和预后[6]。
降钙素原（PCT）是一种多肽，其化学结构上有几种阳离子氨基酸，能直接中和细菌的LPS，从而减少主要炎症介质的产生，由LPS诱导的Th1，调节性T 细胞及单核细胞的级联激活所产生的主要炎症因子，PCT对其有显著的抑制作用[7]。
因此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脓毒症较好的标志物，在重症感染发生时其浓度迅速升高，其浓度与病情呈正相关性。
Sakra[8]等证实了脓毒症时PCT浓度就要比非炎症SIRS要高得多，同时该研究还发现，PCT对死亡率的预测有着一个截点值，超过该值时，死亡率显著增加。
C-反应蛋白（CRP）是一种急性期反应蛋白，能激活补体，促进吞噬，参与急慢性炎症反应，尤其是在细菌性感染时会明显升高，在临床上被作为较好的标志物使用，能对病情进行预测[9]，但有研究发现单独的CRP指标并不能区别脓毒症和SIRS，在二者中其浓度均会升高[10]，因此Klau[11]提出在脓毒症发生后的第7d将PCT的下降比例基线和CRP的下降比例基线结合起来的预测价值能够监测危重患者治疗的有效率及治疗时间。
骨髓细胞表达的可溶性触发受体1（STREM1）是新近发现的一种炎症因子，它是激发炎症级联放大效应的关键因子，增强炎症反应对机体的影响，在微生物或其他诱导物的刺激下导致促炎因子、髓过氧化物酶、炎症趋化因子（MCP-1，MCP-3和IL-8 等）释放，以IL-8 升高为甚[12]。
STREM1在炎症发生时显著升高，尤其是在脓毒症中，其升高与病情预后有明显关系，同PCT、CRP一起，在脓毒症的早期诊断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3]。
单核/巨噬细胞活化后分泌的IL-1β在体内以前体形式存在，然后在caspase-1（IL-1β转化酶）作用下裂解产生在细胞外有活性的IL-1，同时，IL-1β转化酶还能生成IL-18，其结构与功能与IL-1β相似，也可能是参与炎症反应的一种强有力的促炎因子[14]。
2 血液系统标志物感染时炎症因子经常伴随着凝血和抗凝机制的失调，病情发展到严重阶段，往往会导致各个系统、器官和细胞的损伤，其中器官组织功能的异常可能就与凝血系统的异常有关。
感染时的网状凝血狀态是受蛋白质C系统中的抗凝机制的功能受损而进一步产生的，炎症引起凝血异常，反之亦然[15]，随着病情的发展，凝血功能异常加重，血液处于高凝状态，促进了微血管内微血栓的形成，最终导致微循环障碍、DIC，病情恶化。
在凝血过程中，来源于巨核细胞的血小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血小板生成素（TPO）为一种体液生长因子，能刺激巨核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影响血栓的形成，TPO不直接诱导血小板的聚集，但可通过对不同激动剂（启动效应）的反应来增强这种聚集作用[16]，在炎症因子刺激下，TPO生成增加，通过对不同效应使血液凝固，血栓形成，影响病情的发展和预后。
病情发展到严重阶段，体内凝血-抗凝血系统出现异常，微循环内逐步有了血栓的形成。
D-二聚体是纤维蛋白单体一种特异性降解产物，来源于纤溶酶溶解的交联纤维蛋白凝块，只要机体血管内有活化的血栓形成及纤维溶解活动，D-二聚体就会升高。
感染本身就会导致D-二聚体上升，入院当天D-二聚体明显升高可以说明患者疾病的严重程度，但是不能说明患者的预后。
因为，患者的预后不仅取决于原发疾病的严重程度，还取决于后续的治疗措施及患者对于治疗的反应情况，因此可以选择连续三天的D-二聚体平均值来作为评估患者预后[17]。
3免疫細胞类标志物脓毒症发生后，体内除产生大量的炎症介质外，晚期还伴随着免疫系统的抑制，免疫功能的失调也是导致病情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炎症刺激物作用下，活化的T细胞亚群明显增加，以CD4T和CD8T细胞亚群最为明显，这些活化的细胞能产生一些炎细胞因子如TNF、IL-2和一些抗炎因子如IL-4和IL-10，CD4T的增殖与IL-2的分泌有关，然而炎症亦能使免疫细胞发生凋亡，CD4T的凋亡则与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的表达有关[18]，在脓毒症患者体内免疫细胞发生增殖和凋亡，若这种平衡受损，则出现免疫功能的异常，最终使病情发展到了严重阶段，死亡率增加。
自然杀伤（NK）细胞，是人体的一种重要的免疫细胞，在感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多种途径可诱导NK细胞活化，感染时产生的炎症因子对其活化和分化具有正调节作用，NK细胞出现在能够导致炎症反应的许多组织，在感染过程中可能起到了保护作用，但是在无菌性或感染性SIRS过程中却是有害的[19]，因此，在严重脓毒症的早期阶段，NK细胞在促进系统性炎症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随着病情的进展，NK细胞活性有所不同。
4 核酸类标志物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不断创新，对脓毒症标志物的研究步入了更微观领域。
蛋白质类炎症刺激物都是通过基因转录而来的，因此标志物延伸到了核酸水平，感染过程开始后，必定有蛋白质类的转录和翻译，在此，离不开信使RNA，因此，随着病情的发展，RNA水平也会呈现不同变化，如微小RNA-15a和16（miR15a和R16）在系统性炎症反应发生后均显著升高，而二者在血浆中的水平均与白细胞计数无关，但是miR15a在鉴别脓毒症和SIRS方面显得较有优势，可能成为未来的一种标志物[20]。
作为脓毒症生物标志物，不仅能给诊断提供帮助，还要能判断病情和预后，血浆总RNA浓度在脓毒症时亦明显升高，而且与病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对其诊断的灵敏度高，特异性较低[21]，若与其他标志物联合监测，或许能够为脓毒症的诊断和判断预后带来新的希望。
5 结论脓毒症的发生、发展体系及其复杂，全身各个系统、组织等都参与其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因素之间又相互交错，互相影响。
从脓毒症发生的最初，就有了多种促炎因子的参与，到了后期出现了抗炎因子，促炎和抗炎因子的水平不是不变的，而是出于一种动态变化的过程，它们之间有一个平衡点，若这种平衡被打破，病情就会恶化，对机体的损伤就会进一步加重，最终导致多个脏器衰竭。
脓毒症发展到最后，免疫系统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自然也就阻止不了病情的恶化。
当脓毒症发展到严重阶段即多脏器功能衰竭（MODS）或休克时，体内器官坏死是否一致以及与临床观察到的征象是否相同，若不一致，其发生机制又如何，尚需深入研究。
不管机体何种组织、器官或系统，脓毒症发生时凡是能影响到的，都有可能成为标志物，对诊断及其预后均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诊断或判断病情预后，都应该从整体出发，将宏观生命体征变化和微观的核糖核酸表达联系起来，才能全面的进行监控。
就目前来看，单一的标志物已不能满足临床需要，估计在将来有可能是将宏观指标与微观指标联系起来，以及各个指标的动态变化研究。
然而，对目前的研究结论，尚需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来佐证，使结果更具科学性和普遍性，才能为脓毒症的诊断及预后指明新的道路，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
参考文献：[1]Charalampos Pierrakos，Jean-Louis Vincent. Sepsis biomarkers：a review[J].Pierrakos and Vincent Critical Care 2010，14（1）.[2]韩涛，邓勇，樊海宁.脓毒血症与细胞因子研究进展[J].中国现代医药杂志，2011，13（7）：116-119.[3]余海放，聂虎.百草枯中毒后NF-κB及其下游产物变化的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2010，41（2）：276-279.[4]Raspé C，Hcherl K，Rath S，et al. NF-κB-mediated inverse regulation of fractalkine and CX3CR1 during CLP-induced sepsis[J].Cytokine，2012，28（12）.[5]Chen H，Zhu W，Feng J，et al. Protective effect of diallyl trisulfide on liver in rats with sepsis and the mechanism[J].J Huazhong Univ Sci Technolog Med Sci，2012，32（5）.[6]Guerreiro MO，Petronilho F，Andrades M，et al. Plasma superoxide dismutase activity and mortality in septic patients [J].J Trauma，2010，69（6）.[7]Giovanni Matera，Angela Quirino，Aida Giancotti et al. Procalcitonin neutralizes bacterial LPS and reduces LPS-induced cytokine release in huma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J].BMC Microbiology，2012，12（1）.[8]Sakran，Michetti，Sheridan，et al. The utility of procalcitonin in critically ill trauma patients[J].J Trauma Acute Care Surg，2012，73（2）.[9]Klaus Tschaikowsky，Monika Hedwig-Geissing，Giovanni，et al. Predictive value of procalcitonin，interleukin-6，and C-reactive protein for survival in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ith severe sepsis[J].Journal of Critical Care，2011，26（1）.[10]Celik IH，Yilmaz Y，Erdeve O，et al. The acute-phase response in differentiating sepsis from inflammation in neonates who require abdominal surgery[J].Acta Chir Belg，2012，112（4）.[11]Mamani M，Hashemi SH，Hajilooi M，et al. Evaluation of fibronectin andC-reactive protein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sepsis：a case-control study[J].Acta Med Iran，2012，50（6）.[12]Rolli J，Loukili N，Levrand S，et al. Bacterial flagellin elicits widespread innate immune defense mechanisms，apoptotic signaling，and a sepsis-like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mice[J].Critical Care，2010，14（4）.[13]Longxiang Su，Bingchao Han，Changting Liu，et al. Value of soluble TREM-1，procalcitonin，and C-reactive protein serum levels as biomarkers for detecting bacteremia among sepsis patients with new fever in intensive care units：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J].BMC Infectious Diseases，2012，12：157.[14]Sekiyama A，Ueda H，Kashiwamura S，et al. A stress-induced.superoxide-mediated caspase -l activation pathway causes plasma IL-18 upregulation[J].Immunity，2005，22（6）.[15]van der Poll T，de Boer JD，Levi M. The effect of inflammation on coagulation and vice versa[J].Curr Opin Infect Dis，2011，24（3）.[16]Enrico Lupia，Alberto Goffi，Ornella Bosco，et al. Thrombopoietin as Biomarker andMediator of Cardiovascular Damage in Critical Diseases[J].Mediators of Inflammation，2012：pages 1-12.[17]李政霖，曹勇，付文良，等.D-二聚體评估脓毒血症患者预后的研究[J].中国医药指南，2012，10（7）：39-40.[18]Roger PM，Hyvernat H，Ticchioni M，et al. The early phase of human sepsis is characterized by a combination of apoptosis and proliferation of T cells[J].J Crit Care，2012，27（4）.[19]Souza-Fonseca-Guimaraes F，Parlato M，Fitting C，et al. NK cell tolerance to TLR agonists mediated by regulatory T cells after polymicrobial sepsis[J].J Immunol，2012，188（12）.[20]Wang H，Zhang P，Chen W，et al. Evidence for serum miR-15a and miR-16 levels as biomarkers that distinguish sepsis from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in human subjects[J].Clin Chem Lab Med，2012，50（8）.[21]Wang HJ，Xie LX.qThe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values of serum total RNA concentration in patients with sepsis[J].Zhongguo Wei Zhong Bing Ji Jiu Yi Xue，2012，24（5）：269-2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