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出生性别比影响的研究摘要自从上世纪8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推出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就逐步提高，最近几年，已经攀升到了120左右的高位(正常水平中值为105)，严重偏离正常水平的性别比。
本文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框架下，考虑社会、文化、政策以及技术选择等条件，对县域面板数据运用面板估计方法，从出生性别比的历史和现状入手，探讨我国特殊历史阶段下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
基于独生子女政策和传统社会文化对人口性别比的影响在农村的影响更为显著，文章主要以农村出生性别比为基础，剖析了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性别失衡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在过去30多年里人口出生率经历了世界上最快的转变。
许多学者的研究都指出，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降低，陶涛、杨凡(2011)的研究表明，在1972-2008年间，剔除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影响，完全在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下，中国生育人减少的数量为4.58亿；王丰、梅森(2006)研究指出计划生育政策是导致出生育率的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于城镇生育率下降的作用更为明显；王金营(2006)的研究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降低的贡献为57.88%，对人口自然增长率减低的贡献为61.21%。
与此同时，伴随着出生率的降低，还出现了另一类明显的人口转变趋势，即自19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的不断上升。
出生性别比的升高可以被看作是中国人口年龄性别结构转变的重要特征，同样引起了学术界的大量关注，许多学者针对不断上升的出生性别比和相关“女孩遗失”的问题，对其程度、模式、决定因素和后果进行了广泛研究(Banister，1987；Hull，1990；Hulland Wen，1992；Johansson and Nygren，1991；高凌，1995；顾宝昌、罗伊，1996；杨菊华，1996：《人口研究》编辑部，2003和2006)。
这些研究取得很多一致性的观点，但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分歧。
学者们普遍认为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是真实的，但是对于性别比持续升高的原因却各有说辞。
(一)国外性别比影响因素的研究关于各个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中，许多外国学者认为生活环境和生物学因素等是导致性别比持续上升的主要因素。
早在1967年，美国优生协会在其《优生季刊》上刊登印度孟买大学经济系PrainM.Visaria的“登记相对完整的国际及地区出生性别比”一文，文中初次对8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展开研究。
DonaklJ.Bogue于1969年在《人口统计原理》中阐述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值为105—106。
KennethC.WKammeyer(1971)认为出生性别比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正常值在102—105之间，只有在条件比较差的地方性别比才会低于102。
Shaw(1989)在分析英国人口出生性别比问题时发现，英格兰和威尔士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出生性别比较历史上的平均水平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并认为人口学和生物学因素是造成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
Parazzini和Franeeschi(1998)利用世界上29个国家和地区在1950—1994年间的出生性别比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其中大部分国家出生性别比维持在一个较为合适的稳定水平，而部分东欧、北欧国家以及葡萄牙的出生性别比偏低，南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出生性别比有上升趋势，并认为自然环境以及男婴存活率低于女婴可能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偏低的主要原因。
Mizuno(2000)研究发现日本出生性别比从上世纪70年代初的107降至90年代末期的105.3，胎儿死亡性别比上升是出生性别比下降的主要原因，但Mochizuki分析认为环境因素才是出生性别比下降最重要的原因。
GrechV、Vassallo AgiusP and SavonaVenturaC和 DavisDL、GottliebMB and StampnitzkyJR（2003）也都先后对20世纪后半期一些发达国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进行过统计分析，他们得出了出生性别比不断降低的结论。
前者认为是温度是影响生育率和出生性别比关键因素，后者则提出，在医疗、职业、环境和健康中男性的脆弱性可能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二）我国性别比影响因素的研究除了考虑到生活环境和生物学因素以外，对于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社会经济根源，许多学者还从我国文化制度和经济结构及其所决定的不平等的性别观念入手，研究了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对于我国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学者刘爽(1985)研究第三次普查数据，发现我国出生性别比水平普遍较高，且地区和民族间存在明显差异，分胎次出生性别比呈逐级上升趋势。
出生性别比的高低与人口密度、地形地势、民族以及城乡分布有着密切联系，且失衡具有较大的普遍性、持续性、波动性。
而学者(Neil，1983；Burgess Robin，2002)从经济因素入手研究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动趋势。
他们认为，伴随经济不断发展，政府保障功能增强，用于男性和女性的投资平等化，改变了传统女性地位低下的状况，缩减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差距，大大削弱生育男孩的偏好。
学者王梦涨（2005)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现状来分析经济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她认为经济发达地区，比较富有的大小个体私营企业主，希望有男性来继承财产，客观上刺激了生男偏好；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男性还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生男偏好也强烈。
另有学者陈俐（2004)从文化的角度提出传统的宗法观念对性别偏好有着直接的影响，认为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国家都普遍存在男孩偏好。
“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等传统观念仍根深蒂固，直接导致偏男心理追求的现象的。
同时学者王翠绒、易想和（2004)指出，儒家文化为了维持男性家庭利益和男子血统宗法系统的正统性纯洁性、连续性，一贯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早生贵子、多生贵子”思想使得偏男生育意愿强烈，或者对女子照顾水平不足，致使性别失衡。
其他很多学者(如顾宝昌、krishnaroy1996，潘兆文1997，马众2004，郭维明2006等)也都提出类似观点。
此外，也有不少学者(吕红平等2005)从社会因素分析性别比时，指出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异常偏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社会性别差异以及妇女地位低的问题。
学者蔡菲（2005)也持相同观点，认为我国女性在政治、经济、教育、就业等各方面都与男性有着明显差距，社会地位普遍低于男性，影响和刺激着人们的生男偏好，进而导致出生性别比的失衡。
胡耀岭、原新（2012）提出社会经济文化因素通过影响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进而引起出生性别比偏高。
影响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各因素存在空间相互作用，传统文化、公共政策、城镇化水平以及社会法制环境都将抑制出生性别比升高；经济发展水平、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医疗发展水平将促使出生性别比升高。
(三)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性别比影响的研究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经历了重大的社会经济转型和变革，制度、文化、经济和政策体系不断改革的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对出生性别的影响作用也不断凸现，计划生育政策通过限制生育子女的数量，对性别比影响颇重，富有争议的问题是生育政策如何影响出生性别比的。
许多学者(Zengetal，1993；陈卫、翟振武，2007；徐岚、崔红艳，2008)认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女婴漏报是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一个重要原因。
Hull(1990)利用1987年1%人口调查数据研究我国的性别比失衡问题，认为溺杀女婴的传统是性别比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Aird认为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溺杀女婴导致性别比失衡的根源。
Johansson和Naygren统计1988年千分之二生育节育调查数据，认为现实中溺杀女婴的比例没有数据反映的那么高，为躲避计划生育政策而将女婴赠给他人并且不对官方申报才是性别比偏高的原因。
A.Coale(1994)研究近50年中国“女孩遗失”问题时，发现中国“遗失”女孩比例由六、七十年代的2%上升为八十年代的3%，而与之伴随的出生性别比，尤其是高孩次出生性别比的急剧上升。
Huang和Wang(1998)还实地调研了湖南、河北以及安徽等省市的出生性别比、女婴的非正式收养以及女婴遗弃等方面的情况，认为在我国实行生育控制以后，弃婴现象急剧增加，女婴占到弃婴比重的90%以上，且多为来自贫困家庭的健康婴儿。
另外，不少学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会促使偏好男孩的家庭通过性别选择的手段来实现生男愿望，进而导致了出生性别比的失衡。
康明村(1982)利用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对新疆石河子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展开调查，发现在该地区存在新出生的男婴数量多于女婴数量，并且这一趋势有着明显增强的态势。
A.Coale(1994)研究也提出除在计划生育政策下，一部分想继续生男孩的家庭瞒报漏报以外，选择性流产是导致性别比上升的直接原因。
穆光宗(1995)认在在计划生育控制政策下，生育的选择空间过于狭小，导致人们通过选择性流产满足对子女的性别偏好，而随着B超的普及，这种人为选择出生婴儿性别的行为导致了性别比的失调。
很多学者(如顾宝昌，krishnaroy、l996，潘兆文、1997，王翠绒，易想和、2004,马众、2004,陈俐、2004,王燕、黄玫、2004,李全棉，2005等)都作了阐述，认为性别选择技术的误用和滥用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直接原因。
石人炳（2009）认为，生育控制政策通过“选择途径”作用于人们强烈的性别偏好和有选择性生育技术两个前提条件影响性别比。
同时，生育控制政策即“一孩半政策”能通过“统计途径”（概率效应和浓缩效应）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但这种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在没有性别选择性生育的情况下不会导致出生性别比偏离正常值范围。
在研究性别比的影响作用时，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地区、城乡、性别比失衡问题存在明显不同。
王元璋(1985)在开展全国范围内性别比调研时发现，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广泛存在于全国各个地区，包括农村和城市，农村性别比失衡较城市更为严重，家庭在第一个孩子为女孩时更倾向生二胎，导致二胎性别比更高。
另外宋健（2007）、李建新（2009)认为我国现行的城乡有别、一孩男女有别的生育政策是造成农村和全国整体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
本文在研究不同阶段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性别比的影响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综合考虑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技术选择等多个因素，对我国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同时突破以往国家、省域数据来源限制，从多个县域数据着手，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分阶段对比分析出生性别比的变化趋势，探究计划生育政策对性别比失衡的影响。
二、参考文献[1]刘爽.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差别问题初探[J].人口研究,1985(2)[2]李伯华,段纪宪.对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的估计[J].人口与经济,1986(4)[3]刘爽.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分析[J].人口研究,1988(3)[4]ShawC. The sex ratio at birth in England and Wales[J].Population trends 57,1989 Autumn,26-29[5]顾宝昌,彭希哲.伴随生育率下降的人口态度[J].人口学刊,1993(l)[6]曾毅,顾宝昌.我国近年来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及其后果分析[J].人口与经济,1993(l)[7]Hull,TereneeH.Reeent trends in sex ratios at birth in China[J].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94,16(l):70一83[8]穆光宗.近年来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的理论解释[J].人口与经济,1995(l)[9]高凌.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社会科学,1995(l)[10]李南.高出生性别比及其婚姻后果[J].中国人口科学,1995(l)[11]MizunoR.The male/female ratio of fetal deaths and births in Japan [J].Lancet, 2000,26,356(9231):738-739[12]GrechV,Vassallo-AgiusP and Savona-VenturaC.Declining male births with increasing geographical latitude in Europe[J].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Health.2000,54(4):244-246[13]解振明.引起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三要素[J].人口研究,2002,26(5)[14]蔡菲,陈胜利.限制生育的政策是不是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5(3)[15]胡联合.贫富差距对违法犯罪活动影响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5(6)[16]刘爽.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与性别偏好—现象、原因及后果[D].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17]李妍妍,刘娟.1980一2005:中国出生性别比问题研究回顾与评述[N].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2(3)[18]陈友华.关于出生性别比的几个问题[J].中国人口科学,2006(l)[19]Lena Edlund,HongbinLi,Junjian Yi,Junsen Zhang.Sex Ratios and Crime:Evidence from China’One—Child Policy[N].IZA Discussion Paper,2007,3214[20]汤兆云.我国出生性别比问题研究[M].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21]石人炳.生育控制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