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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管窥中国濒危语言
生态语言学是一门以生态学为基础的语言学。
它认为语言和生态环境一样，也是一个
内外交互作用的系统。
语言和环境相互作用，互相影响着彼此的生态效应。
因此，我们在
保护语言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
一些濒危语言的保护尝试避免过度的文化同化，而应该将语言保护作为文化多样性的
体现。
作为保护濒危语言的一个重要思路，应该既要保护语言环境、语言的语音和文法，
又要重视社区、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
从语音和文法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制定相应的教材和规则，以传授和推广濒危语言。
同时，相关政策法规可以推出激励措施或者奖励机制，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语言保护工
作中来。
从社区、历史和文化等因素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更加了解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了解
其语言的起源和流传，以确保我们尊重其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
同时，我们可以通过民间
的文艺表演、故事讲述等方式，来推广和传承濒危语言的文化内涵。
总之，语言濒危不仅仅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还涉及到更广泛的社会、政治、文化、经
济和环境因素。
我们应该从多个角度出发，推出多种措施和方法来保护和传承濒危语言。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语言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传承，让世界上每一种语言都能在
生态系统中独立而有价值地存在。
介绍濒危语言及其语言保护情况世界上有很多语言，就像人们各自不同的口音一样，每种语言都有它独特的魅力和韵味。
可是，最近有一些语言，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失宠”了，慢慢地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成了那种“好久不见”的老朋友，越来越难以再听到它们的声音了。
你知道吗？这些语言被叫做“濒危语言”，意思就是它们可能会在未来消失，成为历史书上的一段遗憾。
所以啊，语言的保护这事儿，真得提上日程了。
比如说，你听说过“库尔图特语”吗？可能大多数人没有听说过，因为这种语言在全球的使用者已经少得可怜了。
库尔图特语是中国云南一个少数民族——库尔图特族的语言，讲这种话的人少到几乎可以数得过来。
哎呀，想想都觉得可惜，不是吗？有这么独特的语言，却因为说的人太少，传承起来就变得困难重重。
你想，这语言一旦消失，就再也找不回来了，真的就像一颗璀璨的星星忽然从天际消失。
而且你知道吗？这不只是库尔图特语，像世界上好多地方的语言，特别是一些小众民族的语言，都是这样濒临灭绝的状况。
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发布了一个“濒危语言名单”，这个名单上的语言，基本上就是“悬崖边上的舞者”，随时都有可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比如说，澳大利亚的土著语言、“贝尔努语”、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托雷贡语”等等，它们的使用者越来越少，语言就像断了线的珍珠，逐渐分散，最后丢失了光彩。
说起来，这种“失传”的悲剧真的挺让人心痛的。
每种语言背后都有独特的文化、历史和智慧，你要是仔细琢磨，会发现一门语言的消失，简直就像一部沉睡了几百年的古老诗篇突然没人读了，想传递的东西就永远消失在空气中。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失去了语言，等于失去了灵魂。
”可能你没怎么在意，但这话其实说得挺对的。
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它还是一个民族情感和思维方式的载体。
你说，不说了这门语言，谁来记录祖辈的智慧呢？谁来传承那些老祖宗留下的故事呢？不过呢，虽然这些语言在消失，可好消息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组织和专家开始关注这些濒危语言了。
濒危语言浅析摘要：本文简单介绍了濒危语言的概念及其现状，提到濒危语言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认为没有语言的应用就没有语言的传承。
弱势语言成为濒危语言并趋于消亡是客观趋势。
双语化作为延缓濒危语言消亡的一种途径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因此推行濒危语言使用者双语化，抓紧濒危语言资料的记录与保护势在必行。
关键词：濒危语言；应用；双语化一、濒危语言及其现状濒危语言即濒临消亡的语言，一般指少年儿童已不再使用，将在一两代人之内消失的语言（李锦芳，2005）。
近几十年来，濒危语言问题已经成为语言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调查、研究、拯救和保护濒危语言已经成为语言学家面临的一个日渐紧迫的问题。
一些弱势语言的陆续衰亡，并不是我国特有的现象，而是一种全球趋势。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快，随着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的日益普及，随着封闭，半封闭地区、族群日益开放与外界接触，随着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传播力度的加强，一些弱势语言的使用频率越来越低，功能将更加衰弱，最后濒临消亡。
目前国际上多把濒危语言分为三个级别：一般濒危语言，严重濒危语言和极其严重濒危语言。
据联合国估计，史前约有15000种语言，目前世界上有6000多种，其中，有一半的语言只有不到10000名使用者，四分之一的语言只有不到1000名使用者，除非采取有效措施，否则在一个世纪之内这些语言都要灭亡。
有人预计在21世纪全世界将有70％－80％的语言陆续失去其交际功能而让位于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言。
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濒危语言这一全球性问题。
二、濒危语言与语言的应用传承我国的濒危语言问题也很突出。
我国有56个民族约12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其中有20多种语言使用人数不足1000人，已经濒临消亡。
有些语言使用人口虽然超过1000人，但是也属于弱势语言，若不加以保护，假以时日也有可能濒临消亡。
有的语言虽然使用人口不多，但仍有一定生命力，目前还不属于濒危语言。
如云南的独龙语。
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综述我国濒危语言研究是一门关于我国濒危语言（Endangered Languages）的学科，研究的对象是我国境内受到濒危程度不同威胁的语言。
这些语言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如全球化、现代化和文化冲击等原因，面临濒危、消亡的风险。
濒危语言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濒危语言进行调查和研究，了解这些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语音、文字和使用情况等方面的特点，以及其语言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等方面的情况。
通过对濒危语言的研究，可以帮助保护和传承濒危语言，促进各种文化、民族与语言的多样性，保护和传承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近年来，我国濒危语言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一方面，不少学界和民间团体开始重视起我国濒危语言的保护和研究工作，组织开展相关调查和研究活动。
有关方面也出台了相关政策和措施，加强对我国濒危语言的保护和传承。
目前，我国濒危语言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西北等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这些濒危语言包括土家语、藏语、朝鲜语、侗语、壮语、苗语等多种语言。
藏语、朝鲜语和侗语等语言受到的威胁较大，已经进入了危急阶段。
这些濒危语言的消亡不仅意味着语言本身的消亡，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文化、历史和思维方式的消失。
针对我国濒危语言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语言调查、语料搜集、语言记述和语言保存等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和保护。
语言调查是研究濒危语言的基础和起点，通过实地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该语言的使用情况、濒危程度等。
语料搜集是对濒危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进行记录和整理，以建立语言的语料库，为后续的语言研究提供基础数据。
语言记述则是对濒危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语音、文字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描述和深入分析。
语言保存则是通过保存语言数据库、语料录音、电子化典籍等方式，将濒危语言的信息永久保存下来，以便将来的研究和传承。
当前，我国濒危语言研究还面临一些挑战和困难。
首先是对濒危语言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仍然存在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对于那些语言使用者少、生活在偏远地区的语言。
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综述濒危语言是指目前存在世界上局部地区使用的语言，其使用者数量较少，生存环境面临威胁，易于消失的语言。
这些语言通常在语言学上具有独特的特征和价值，因此对于语言学界和社会学界来说，保护和研究濒危语言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濒危语言的现状我国的濒危语言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受到现代化、城市化和通用语言的冲击。
据统计，中国目前有56个民族，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许多民族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濒危语言受到压制和排挤，使用者数量逐渐减少，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许多濒危语言正在面临使用者数量减少的困境。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许多少数民族的年轻人逐渐迁往城市，融入了汉族的社会环境，逐渐失去了对传统语言的熟练运用。
与此一些老年人也在逐渐放弃传统语言的使用，导致濒危语言的使用者数量逐渐减少，生存环境面临威胁。
许多濒危语言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中面临着使用范围和功能的收缩。
随着通用语言的普及和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许多濒危语言的使用范围越来越窄，功能越来越弱。
一些濒危语言只在家庭、村庄或特定的宗教仪式中使用，在社会生活和文化传承中的地位逐渐边缘化。
许多濒危语言在文化传承和保护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
濒危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历史和价值，是一种民族和地域的独特资源，但随着使用者数量的减少，这些文化资源也面临着丧失和消失的危险。
对于我国濒危语言的保护和研究，需要引起政府、学者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注。
针对我国濒危语言的研究方法可以从语言学和人类学两个角度来进行。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对濒危语言的研究主要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调查和记录。
通过对濒危语言的调查研究，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这些语言的基本特征和规律，为语言的保护和传承提供理论支持。
在这方面，需要借鉴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利用录音、文字材料和田野调查等手段，对濒危语言进行系统记录和整理，以保留这些语言的基本信息和历史价值。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对濒危语言的研究也包括文化传承、社会习俗和民族故事等方面的调查和记录。
濒危语言的保护与传承语言是人类文明的载体，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
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许多传统语言正面临着濒危的威胁。
本文将探讨濒危语言的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性，分析当前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一、濒危语言及其影响濒危语言是指由于种种原因，如人口迁移、教育普及、语言同化等，逐渐被主流语言替代，甚至消失的语言。
这种语言的消失不仅意味着文化的断裂，更可能导致历史、文学、宗教等领域的损失。
同时，濒危语言也会对当地人的身份认同、社会凝聚力产生负面影响。
二、保护与传承濒危语言的重要性1.维护文化多样性：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濒危语言就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这种多样性有助于维护人类文明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2.促进社会和谐：濒危语言往往代表着一种特定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保护它们有助于增进不同群体之间的理解和包容，促进社会和谐。
3.传承历史与知识：濒危语言往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学、宗教等知识，保护它们有助于将这些知识传承下去，避免历史被遗忘。
三、面临的挑战1.人口迁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许多濒危语言的使用者纷纷迁移到城市，导致语言环境的缺失，加速了语言的消亡。
2.教育普及：现代教育体系通常以主流语言为主，忽视了其他语言的存在，导致濒危语言的学习和传承被忽视。
3.语言同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各种语言相互融合，主流语言的强势地位使得濒危语言逐渐被边缘化。
四、解决方案1.加强政策支持：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濒危语言的研究、传承和保护工作。
可以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提供培训资源等方式，支持濒危语言的使用者和研究者。
2.推广濒危语言教育：在学校教育中，应该加强濒危语言的教育，让学生了解和尊重不同语言和文化。
同时，可以设立专门的语言课程，提高濒危语言的使用频率，促进其传承。
3.推动跨界合作：濒危语言的研究和传承需要跨界合作，包括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等。
通过合作，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濒危语言的内涵和价值，为其保护和传承提供更多可能性。
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教学初探作者：王晋梅周晓梅来源：《电子世界》2013年第06期【摘要】为了提高少数民族群体的双语技能，实现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保护欲复兴。
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教育除了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扶持，还需要学校和家庭的共同努力，从早期就对儿童进行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给学生创造好的语言环境。
本文论述了语言政策对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影响及实施，考察了国外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教育的教学实践以及课程设置和教材开发，指出应以社区为单位，开展儿童早期的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并与政府资助的双语项目联合起来，就能增强少数民族族群的家庭凝聚力，提高少数民族群体的双语技能，从而实现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保护与复兴。
【关键词】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教育；研究一、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政策及其实施如费什曼指出，[1]少数民族语言之所以濒危，是因为它们缺乏两代间的非正式传输和非正式的日常生活支持，而并不是因为没有在学校里教授这些语言或者这些语言缺乏官方地位。
不过，由于官方政策禁止或限制某些语言的使用，已经被看作语言同化的代理人，所以有些人，如斯库特纳布·坎加斯，[2]把禁止或限制某些语言的使用看作是对语言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行为。
然而，如果不是完全曲解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话，这里有个就语言和政策两者关系而得出的草率和简单化的例子。
正如本顿指出：“在允许讲民族语言和实际能讲民族语言之间是有区别的”。
[3]在西班牙的巴斯克自治区，巴斯克语使用者一直不愿用巴斯克语进行行政管理，不是他们不被允许这么做，而是他们操作起来有困难。
由于历史上长期使用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而疏漏了巴斯克语的教育，很多民众已经对在这一区域使用的新的生造术语感到陌生了。
[4]所以，少数民族语言教育迫切需要发展一套完整的计划，并获得大范围内群体的支持，也包括当地的学校。
为了协助这一需要全面统筹的工作，勃兰特和阿陽门提出了一套极为详尽也能为当地所接受的“语言规划细则”并将其附在语言保护复兴实用手册附录上。
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管窥中国濒危语言语言作为人类最为重要的交流工具之一，在社会和文化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上许多语言正在面临濒危甚至消失的命运。
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濒危语言问题更加突出。
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来看待中国濒危语言问题，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还能为濒危语言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生态语言学是一门探讨语言与环境、社会、文化之间关系的学科，它关注语言使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语言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强调语言对环境适应的动态性和灵活性。
在生态语言学的视角下，语言不再是一种与人分离的存在，而是与人类社会、自然环境密切相连的整体。
意识到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是生态语言学的一个核心理念。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民族众多的国家，中国的语言资源非常丰富。
但中国也是全球濒危语言最为集中的国家之一，约有三分之一的濒危语言分布在中国。
濒危语言的消失不仅意味着语言多样性的减少，更意味着文化和知识的丧失。
许多濒危语言所包含的传统知识、文化内涵以及对自然环境的认知都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
保护和传承濒危语言不仅仅是为了语言本身，更是为了保护人类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
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来看待中国濒危语言问题，需要分析濒危语言是如何与本土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相联系的。
濒危语言所处的地域往往具有独特的自然环境，例如丰富的植被、特有的动植物物种等。
这些自然环境为濒危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语言生态环境。
濒危语言所包含的丰富的自然知识、文化传承和生活方式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是对本土自然生态环境的历史性积累和反映。
保护和传承濒危语言不仅仅是保护一种语言，更是保护一种文化、一种传统生活方式和一种对自然环境的认知。
生态语言学也注重语言使用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
濒危语言往往承载着民族的历史、宗教、价值观等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是民族认同和文化传承的载体。
一、社会语言学与濒危语言语言学中一门新的学科———社会语言学，也可称作语言学的支系学科，是一个较新的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学者们研究交流人们是如何使用语言的，人们如何从语言上和其他人区别开来，人们与使用另外语言的人交流时如何适应一种语言或者如何学习另外一种语言等。
国外社会语言学中一个周而复始的议题就是，除了能详尽记录濒危语言之外，确保这门语言能够继续使用也尤为重要。
一个叫做“语言死亡”的比喻用来形容某族群或个体语言的消亡。
但是，国外的语言学家认为这种比喻是不成立的，他们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６－０３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资助（陕教科ＳＡ１０－０２１）；西安外国语大学出版基金资助；西安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重点项目资助项目“英国２０世纪经典小说空间叙述模式、叙述媒介和叙述功能研究”（编号：１０ＸＷＡ０１）。
［作者］秦银国（1973-），男，甘肃张掖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在读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基础教学部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研究；郭秀娟（1972-），女，甘肃通渭人，甘肃河西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语言学及语言教学。
国外社会语言学理论对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保护的批判性探讨秦银国1、2郭秀娟2（１．西安外国语大学基础部，陕西·西安７１０１２８；２．河西学院外国语学院，甘肃·张掖７３４０００）摘要：综述了国外社会学理论对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批判性探讨，指出少数民族群体要融入主流社会，就必须放弃自己的民族语言，而从个人的角度讲，融入主流社会才有发展的可能。
但从长远来看，放弃少数民族语言是一种集体的损失。
这种两难的处境，是语言学家、社会学家或任何人都没法解决的，同时也为社会语言学研究濒于消亡的语言提供了合理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国外；社会语言学；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探讨中图分类号：ＨＯ－０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６９５９（２０１３）０４－０２０３－０４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ｂｙＡｂｒｏａｄＳｏｃｉ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ＱＩＮＹｉｎ－ｇｕｏ１、２ＧＵＯＸｉｕ－ｊｕａｎ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ＬＳ，ＸＩＳＵ，Ｘｉ’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７１０１２８，Ｃｈｉｎａ；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Ｈｅｘ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ａｎｇｙｅ，Ｇａｎｓｕ７３４０００，Ｃｈｉｎ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ｓｓｏｃｉ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Ｉｔｉｓｐｏｉｎｔｅｄｏｕｔｔｈａｔｉｆ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ｎｔｔ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ｉｎｔｏ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ｔｏｇｉｖｅｕｐｔｈｅｉｒｅｔｈｎｉｃ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ａｎｄｆｒｏｍ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ｐｏｉｎｔｏｆｖｉｅｗ，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ｉｎｔｏ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ｓｏｃｉｅｔｙ．Ｂｕｔｉ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ｒｕｎ，ｇｉｖｉｎｇｕｐｔｈｅｉｒｅｔｈｎｉｃ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ｉｓ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ｏｓｓ．Ｔｈｉｓｉｓａｄｉｌｅｍｍａａｎｄ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ｏｒａｎｙｏｎｅｃａｎ＇ｔｓｏｌｖｅ，ａｎ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ｉｔａｌｓ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ｓｏｃｉ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ｂｒｏａｄ，Ｓｏｃｉ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第３４卷总第１５２期）ＧｕｉｚｈｏｕＥｔｈｎ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４．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５２）２０１３年第４期贵州民族研究Ｎｏ．４，２０１３２０１３年第４期贵州民族研究［双月刊］２０１３年８月版认为即便语言使用者不再使用这门语言而选择另外一种使用更为广泛的语言，语言也并不会死亡。
［１］随着濒危语言研究的兴起，语言学家发现了自己新的使命：不再规定正确的语言，而是保护濒于消亡的语言。
［２］如何界定一门语言濒于消亡、正在消亡或已经消亡？简单说来就是说这门语言的人越来越少、开始忽略这门语言的精妙之处、逐渐使用别的语言、出现竞争对手、停止使用和教授这门语言，到最后完全忘记这门语言。
语言只有在交流中使用才能存在，国外的社会语言学家们认为，语言最终不是死亡，而是被谋杀。
人们不再使用某种语言不能称之为语言的死亡，而是人们对语言的遗弃。
［３］艾布拉姆认为，遗弃一门语言的原因有很多，有的让人欣喜有的则不然。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遗弃一门语言不只是简单地从一种语言转向另一种语言，当中包含有很多因素。
谈论语言遗弃不能总是沉痛的论调，有时候会是一种安慰，解放和丰富。
他认为语言的消亡是一种社会进步，是非正误都应该放到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区评判。
［１］显然，任何一种濒于消亡的语言都应该尽可能地重振旗鼓，这就是语言学家的历史任务。
１９９２年乌轮贝克等人启动了一项有关濒于消亡语言的项目，其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记录语言，进而达到保护语言的目的。
［４］对于语言学者来说，他们从专业角度有自己的发言权，语言消亡的过程中任何建议都显得十分冒失。
拉迪福吉德也有不同的观点。
他认为语言的消亡不会影响文化的多样性：“一种文化的消失必然伴随另一种文化的兴起。
人们普遍认为世界越来越趋于相同，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新兴的不同。
就拿布什曼研究的两个少数民族Ｚｈｕ＿ｏａ￣ｓｉ和Ｘｏ＇ｏ来说，他们属于科瓦桑语族的不同支系，使用完全不相同的语言交流，但他们的行为举止却惊人地相似。
有哪个群体的亚文化能比阿巴拉契亚山的矿工、爱荷华的农民和贝弗利山庄的律师所表现的多样呢？”［５］布卢默对一篇有关南非语言权利的阿斯马拉公告的文章做了一个重要的讨论：在他看来，权利的不平衡、收入的差距和社会地位的悬殊等原因才是出现不同语言社区的原因。
每种语言内部都存在极大的差异，语言权利并不能真正改善少数民族群体的劣势地位：“允许少数民族群体在公共场合说自己的语言并不能使他们真正有权利。
”［６］布卢默说，语言学家不能沉溺于此而陷入语言唯我论。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基于以下的前提：语言存在于语言群体的共同使用之中，语言的功能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不断改变它的形式和内容。
［６］这意味着，语言权利的运动就是反对语言帝国主义，反对“语言主义和语言消失主义”，但这些都和社会语言学并没有关系。
布卢默认为把语言的消失和濒危的动植物种相提并论是基于意象而非理论的说法，这是一个错误的比喻，称之为“谬论”，即无意无效的言论。
对消亡语言的如此比喻出现在《语言》一书的首页：“语言的消失与动植物物种的消失是紧密相关的”。
［６］然而这个谬论引发了一场运动。
布卢默驳斥了“生物多样性维护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复原性，语言之于文化也有同样的作用”这一观点。
拉迪福吉德也说，语言多样性的衰落并不一定导致文化多样性的衰落。
语言和物种之间还有另一个根本的不同：要保护物种，我们只要不打扰它的栖息地就可以。
但是保护一门语言需要更多的努力：在任何变化的情况下，无论愿意与否，人们要一直使用这门语言。
语言是人类所创造的。
［６］二、濒危语言与语言情感主义艾布拉姆提出了语言情感主义理论。
他认为在濒危语言方面如果缺乏理论，留给我们的就是感性的情感：熊猫，这种惹人怜爱的动物已濒于灭绝；布里多尼语，这种美妙的语言也濒于消亡；尽管有濒危语言保护组织的支持，索布语也几乎消失了，弗里斯兰人已经为此感到不安。
所有这些被称他为情感主—语言情感主义：一种熟悉事物的夸张情感，目的在于唤起对传统的怜悯。
［１］义——在《阿斯马拉非洲语言公告》中，［７］第一条说道：“非洲语言应该为这片土地承担起义务、责任和挑战”。
但是这种说法遭到了社会语言学家的质疑：语言有义务和责任吗？听起来语言像有感知能力的生物，被赋予了超人类的能力让整个大陆来使用。
熟悉这个领域的人都知道这个说法来自菲利普生等人秦银国郭秀娟：国外社会语言学理论对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保护的批判性探讨的研究，［８］他们是语言群落的热衷者，他们的观点和想法很少被认真对待，也很少有人驳斥。
这个言论在非洲还话音未落就传到了欧洲荷兰的一个小镇———乌赫斯特海斯特。
《乌赫斯特海斯特公告》就提到了这种说法，［９］拉迪福吉德已经驳斥了这个说法的错误性：“欧洲多元文化和多语言的内在联系，已经在地域、族群和移民语言的生命力中得到了诠释。
”但是这种联系并不是内在联系，也不是真正的外在联系。
简单地说，这种联系根本不存在。
有关这个引言讨论的另一个蹊跷之处在于，欧洲的少数族群和地区语言已经开始慢慢复兴，与此同时又宣称这些语言还在沉睡。
对此语言学家们应该如何看待呢？［１］《乌赫斯特海斯特公告》呼吁加强劣势语言的地位，特别是在教育和媒体领域。
而西方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这些都是没有实际经验和理论依据的，这个公告引发的一系列指示、协议和宣言，对社会语言学来说毫无意义。
《乌赫斯特海斯特公告》第七条规定，学校教的语言应该考虑当地人口构成和家长学生的喜好。
［９］这有悖于拉迪福吉德的观点，他认为移民家庭和少数民族家庭的孩子学习自己的母语要受到测评，这只是课程表上增加或减少一门课程的小事情而已。
有些语言学家仍然认为孩子和家长将会更积极学习国际语言，而不是沉溺在自己的母语中。
三、语言多样性与语言霸权主义有的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越多越好”仍是最高的呼声，但实际上语言的多样性会被颠覆：参与竞争的语言越多，英语越能占据主导。
因为没有一种语言能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英语就自动地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地位。
印度、南非、尼日利亚和欧盟就是例证。
欧委会提倡多语言却更加稳固了英语的霸权地位。
［１］有人认为英语是无法满足的语言吞噬者，这使得英语的传播成为一种“语言帝国主义”。
然而，也有的语言学家认为，与英语或与任何一种语言的对峙都不是少数语言消失的主要原因。
使用弱势语言的人大都是被别人统治的族群。
这样不公平，但他们只能放弃自己的语言而使用统治者的语言。
他们甚至不可能学习英语、阿拉伯语或法语。
对于学术界来说，整个对语言的讨论只是一次情感的诉讼。
［１］南非的后种族隔离时期语言政策规划小组主席内维尔亚力山大试图把班图语划分成两个群：Ｎｇｕｎｉ和Ｓｕｔｕ．［１］很多学者支持这个举措，还建议把两个群的语言合成一种单一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