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 的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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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通志·校雠略》的文献学思想作者:张婧来源:《文教资料》2017年第08期摘要:郑樵的《通志·校雠略》是一部方法论著作,最能体现郑樵毕生治学功力,集中体现了郑氏的文献学思想,他提出的图书分类、著录及校雠学思想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文献学的发展。
关键词:郑樵《通志·校雠略》文献学郑樵(1104—1162),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人。
著名的文献学家、历史学家。
郑樵天资聪慧、敏而好学,其父亡后家道衰微,此后发奋读书。
一生注重实际,不满空谈之风,加上科举失意,遂隐居夹漈深山筑屋三间,苦读三十年,“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山林三十年,著书千卷”①,有“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夙愿。
其涉猎广泛,《通志》一书为集大成者。
一部著述的完成是经过常年积累、实地考察,最后才取得成功的。
《通志》最能体现郑樵毕生治学功力之所在,此书分纪、谱、略、传四门,其中成就甚高的是二十略。
“略”即大纲、概略之义。
郑氏对二十略较为满意,他在《通志·总序》中说:“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
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
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
”②并且对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之十五略做了解释说明。
其中对文献学影响深远、为人称道的便是二十略之一的《校雠略》。
一、《校雠略》中的文献学思想《校雠略》中郑樵详论求书、校书、分类、著录等理论。
叙而述之可分为目录学思想和校雠学思想。
(一)目录学思想中国古代目录学昉于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目录学发展到北宋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在编制体例和学术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和创新。
徽宗勤于搜访补辑,向民间征集书籍,一时藏书大盛,此时藏书家众多,著名的有叶梦得、魏了翁、尤袤、陈振孙、周密、王介卿等。
私家藏书数目非常可观,这为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目录二字连称,是从宋代开始的。
基于从刘向到《崇文总目》以来对书目发展过程的认识,郑樵对目录学有了深刻的认识与总结。
郑樵的“会通”思想及其体现的创新意识-历史学论文-历史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郑樵字渔仲,是我国宋代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南宋莆田人,《通志》是郑樵的代表作。
一生坚持不肯应试科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在经学、语言学、文献学、史学、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成就斐然。
郑樵一生著述颇丰,但是大部分已经佚亡,现在只存有《通志》、《尔雅注》、《夹漈遗稿》、《诗辨妄》及一些零散文章,《通志》是一部比较宏大的著作,一共200 卷,其内容和思想对后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郑樵会通思想的体现会通思想贯穿了郑樵一生的学术活动,在其最重要的著作《通志》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最完整、最集中。
关于会通思想,郑樵在《上宰相书》曾经说过,水不会于海,则为溢水,途不通于变,则为穷途;有认为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
史家据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
本书而修,不能会天下之书。
他进一步指出,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物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
郑樵所谓的会指的是对于史料能够综合起来研究,要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的思想方法,所谓的通指的是能够对史书进行整理,并通晓其中的大意,能够通为一家,通古今转变。
1.推崇司马迁的通史,班固的史。
郑樵在《通志》中对司马迁的工作有很高的评价,说司马迁工于制作,所以能够知晓孔子思想的内涵,研究了《诗经》、《左传》、《国语》、《战国策》、《春秋》等史书,所以能够知道上至黄帝、尧、舜下知道秦、汉之间的事情。
并且认为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本,六经之后,只有司马迁的《史记》这本著作,可见郑樵对司马迁的治学思想非常推崇,对司马迁的《史记》也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郑樵认为司马迁能够把复杂的历史和历史人物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对于各种社会变化和自然现象能够囊括在一起,成就非常高,认为司马迁是通史的鼻祖。
所以郑樵非常推崇通史的写作方法,并且把司马迁的思想方法运用到了自己编纂的书中,《通志》就综合了各种不同的书籍而写成,所以成为了不朽的著作,其内容能够前后相连,贯通古今,而且其内容也非常丰富,包含了经学、史学、文学、文字训诂、音韵、天文、动物、地理、植物等学科,涵盖了文学、史学、自然科学等学科,对于后代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校雠略》看郑樵的治学方法郑樵对我国学术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是与他独特的治学方法与治学态度密不可分,这在《校雠略》中有充分的体现。
标签:郑樵;校雠略;治学方法中圖分类号:I10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30-0184-02《通志》是郑樵晚年综合历代史料编撰而成的一部通史。
其中“略”共二十,记载了上古至唐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是全书精华之所在。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通志》“全帙之菁华,惟在《二十略》而已[1]1367。
《校雠略》是其中一略,精辟地论述了求书、校书、编次、类例等问题,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目录学理论著作。
虽然仅数千言,内容却很丰富,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创新之处,对我国后代学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郑樵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这与他独特的治学方法与治学态度密不可分。
通过研读《校雠略》,郑樵在有关治学方法与治学态度上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核实的方法郑樵在长期的治学实践中,是十分讲究科学的治学方法的。
他在长期的治学实践中,比较注重“核实”之法的重要性。
他说,“无核实之法,何以得书之情”[2]1828?“核实”二字,便是郑樵的治学要法之一。
“核实”之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注重在对文献的考订、辨伪、纠正字句篇章的讹误。
“核实”这种方法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开端与诀窍,也是他在史学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
为求得书籍的本来面目,郑樵对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错误进行了考订和校正,这与狭义“校勘学”的治学方法基本是相通的。
他认为,“《唐志》以人于书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
如‘管辰作《管辂传》三卷’,唐省文例去‘作’字,则当曰‘管辰管辂传’,是二人共传也。
如李邕作《狄人杰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邕狄人杰传’,是二人共传也。
又如李翰作《张巡姚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翰张巡姚传’,是三人共传也”[3]1820。
《唐志》将作者名字置于传主名字之前,又省去“作”字,于是作者名字与传主名字混合在一起,容易使人误将作者当成传主。
试论郑樵《通志》的史学思想及历史作用摘要郑樵是我国宋代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他编著的《通志》与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三通”,在我国古代历史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通志》中阐述了郑樵的历史观点和方法,对后世的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此,了解郑樵《通志》的史学价值,对于今天研究史学历史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史学思想史学价值《通志》全书共200卷,其中本纪18卷,年谱4卷,略52卷,世家3卷,列传115卷,载记8卷。
体例仿《史记》,但改表为谱,易志为略,成“纪”,“传”,“谱”,“略”,“载记”五体史书。
记事上自三皇,下至隋,但二十略中典章制至唐,是宋代继《资治通鉴》后又一重要成果。
这部书继承了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通史体例,编纂上起三皇,下迄隋唐,包容了天文地理,虫鱼草木,礼乐刑政,氏族都邑,文字音韵,金石图谱等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
《通志》的价值,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史学思想首先,郑樵在《通志》总序中,很是强调史学的“会通”思想,他强调:“‘会通’之义大矣哉,仲尼之为书也,凡典、谟、训、诰、誓命之书,散在天下,仲尼会其书而为一,举而推之,上通于尧舜,旁通于秦鲁,使天下无逸书,世代无绝绪,然后为成书”。
因此,郑樵极力推崇司马迁上自黄帝,下至汉武,贯穿三千年的通史——《史记》,说是“司马氏司典籍,工于制作。
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秦汉之世,勒为一书。
……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
”可见,郑樵的“会通”思想与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是相似的,故而《通志》成为一部有价值的通史。
第二,郑樵在著史方面极力主张实学,反对空言。
主张“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事事褒贬”。
郑樵提出实学治史的主张,反对任意褒贬。
郑樵研读各类书籍,认为《史记》会通古今,为人们提供了治国安邦的事实参考,是一部使“百代之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的重要著作;《论语》则是一部“空言著书”的著作,对后世学风产生了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