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功知识

气功的价值--------严新医生与第二届加拿大严新气功节开幕式上的讲话下面我想应大会主持者乐先生、杨小齐等人士的邀请，利用短暂时间与在座的贵宾和其它朋友们简短的探讨有关中国气功在有关方面的一些价值问题，或者说它的一些效应和意义前面，国际严新气功科学学会主要负责人泰德?摩门先生以及吴叙怡教授等人士，已经代表了国际严新气功科学学会对加拿大严新气功节的这次盛会的祝愿和对在北美开展气功活动的一些回顾性的提示，大会主持人乐先生等人士也对这次大会的举办和安排做了讲话。

我想，通过第二届加拿大严新气功节活动的顺利举行，通过去年的气功节盛会的总结，以及今年再次在加拿大首都举行这么一个盛会，大家可以初步对这么一个局部的气功活动的形式、现象，乃至于它可能和已经涉及到的某些效应、意义等气功价值问题有所感知，或者感悟。

正如刚才我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王参赞在讲话中给大家提示或肯定的那样，至少它在文化这方面具有瑰宝性质，具有瑰宝价值。

自1979年3月11日，中国原四川省委书记杨超优先支持唐雨小朋友耳朵认字的气功功能现象的文章在当时的《四川日报》发表后，紧接着，原中国科学家协会主席、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自始至终支持气功，尤其是倡导中医、针灸、气功三结合，使之科学化，并倡导将气功活动和气功事业作为敲开人体科学大门的一块敲门砖来对待，要将气功活动纳入到现代科学的领域和范围来进行探索和研究，倡导气功要为现代社会人类生活，特别是为现代社会的文化和艺术服务；尤其是要像前中国国家领导人邓**主席曾经讲到的那样：她要在逐渐与现代科学（科技是生产力）相结合的过程中为生产力服务；要使它逐渐在被人们接受的同时，通过现代科学手段的探索研究而上升成为现代科学气功；从功理功法到与现代科学相结合以后的科学气功的理论、技术以及运用，为日常生活的文化，乃至于像刚才吴教授讲话中所提到的那样为现代工农业等生产领域服务。

科协主席钱学森教授始终倡导中国气功一定要走科学的道路。

在前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张震寰将军对中国气功热潮十多年的具体领导、组织、引导下，一大批气功爱好者，尤其是像他本人一样的离退休长辈，运用离退休以后有一定的时间这一有利条件，把离退休以后的部分时间用在对中国气功的功理功法的探讨和实践上。

（张将军）通过对一大批离退休长辈的指导、引导、关心和支持，乃至于直接通过中国气功研究会以及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用民间的形式把需要气功帮助的一大批老前辈，尤其是需要气功帮助的病员以及需要气功手段帮助开发智慧、提高学习成绩、提高对问题的反映和综合能力的一大批青少年学生、大学生、研究生；乃至于其它从事脑力工作又需要增强记忆、恢复记忆、提高智商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对这一些人士乃至更多的人士介绍气功。

并有效的通过气功的科研活动，使大家认识到中国气功不仅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不仅具有3500年到5000年左右的文字数据记载的历史和7000年以上的图像数据记载的历史。

具考古以及对多方面的地方民族文化的研究和有关史料来看，它甚至具有若干万年历史的可能。

更主要的是，杨超书记1978年就支持气功中间的功能现象，并派出专业人士、行政人士和新闻界的有心人士去考察和研究（尤其是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79年3月11日正式支持《四川日报》发表唐雨耳朵认字的气功功能现象的文章。

自那时以来，在钱老和张老这一些离退休的老前辈、老领导和学者；尤其是一大批病员和需要开发智慧的少年儿童、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乃至教授、研究员、专家等各个知识阶层的人士们的优先投入下，中国优先掀起了史无前例，声势浩大、层次多方面的当代中国气功热潮。

在当代中国热潮与兴起以来的近二十年之中，中国气功不仅仅是一般所谓的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已；更主要的是它具有时代性，历史性，社会性，普遍性，大众性，它特别具有可以于现代社会接受和被现代科学手段所重新认识的特点——那就是：它可以被人们承前启后地纳如现代社会不同层次的不同层面，优先为气功正名，优先证实气功这一事实。

证实它在历史上的作用，证实它在现实社会中间的效应和意义。

特别是，最初的一大批离退休长辈们通过对气功的真修实练，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正如坐在前面第一排的曹院长一样。

曹先生是美籍华裔，在美国定居多年。

我这里讲的是中国气功热潮在中国内地的一些情况，一些朋友可能不太清楚中国气功热潮在中国内地的宏观和微观的某些情况，那么我在这里举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可以直接面对面交谈的像曹先生这样的长辈的例子。

在北美，不止曹先生，还有不少像曹先生一样的长辈，就是刚才主持会议和叶太太。

这次见面我发现她比我去年来这里参观气功节活动的时精神好多了，而且刚才有朋友说她还年轻了。

曹先生曾经多次在国际严新气功科学学会的多种活动中，于大家分享了他自己多次参加我应邀访问北美以来的几年期间，由国际严新气功科学学会举办的多届气功训练班和多项气功活动，特别是群体修炼活动后，他本人、家人和亲戚朋友以及当地广大的气功爱好者们整个身心的影响。

很多朋友都知道曹先生的有关讲话内容，他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甚至可以说是巨大的。

曹先生曾经用了一句比较形象的话来表达他对气功的感受。

1992年，作为国际严新气功科学学会代表团的成员，曹先生随国际严新气功科学学会所派的，以吴教授为负责人的一个代表团回中国内地，到我的家乡中国四川绵阳市去参加全国性的严新气功现象学术研讨会。

他就是在那次用了一句形象的话来表达他对气功的感受。

具曹先生自己介绍说，他随代表团回到了绵阳，到了内蒙，北京，湖南等中国多个地方，到了我国内地气功热潮的浪潮之中。

像曹先生这样的朋友还有很多，包括今天在座而且去年也参加了这次活动的来自温哥华的蒋大夫夫妇，他们曾经也讲过很多次话，也讲的很激动。

这些长辈和其它年龄的朋友多次到过中国内地去亲身感受和了解中国气功热潮的现状。

具曹先生自己介绍说，他到了内蒙，受到了由十五个少数民族构成的我国内蒙少数民族自治区广大气功爱好者的热情欢迎，上自自治区的行政长官（在我国内地叫领导，海外很多人称长官），下至气功学会的负责人和多个方面的气功爱好者，对吴叙怡教授和曹长欢院长等代表团一行人的欢迎的热烈的程度，曹先生曾经说过，那怕让他当总统他也不想当，因为他已经感受到了中国气功热潮的特别的场面和特别的效果；甚至他还形容他在接触气功活动以后的心身变化，比人生的所有的最美妙的感受，最舒畅的感受，最舒服的感受都还要美妙的多，舒服的多，舒畅的多。

他形容的非常幽默，我这里旧不重复他那句话了。

在中国气功热潮中，像曹先生这样的长辈确实很多。

在张震寰理事长的带领下，他们在十多年前优先投入了中国气功的热潮的群体修炼活动。

自1984年离开重庆中医研究所后，我应北京多个部门的邀请来到了北京，对多方面的病员进行了一些正规和气功结合的医疗服务，同时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多个研究所以及其它一些高等学府和高级研究单位合作从事一些气功学术的科学实验研究。

十二年前，经当时中国科学家协会主席钱学森教授亲自对最初约六组气功科学实验的六组论文进行了审查，组织了有关评审活动，最后在清华大学最权威的工字厅会议室，被审定为可以在国家一级学术刊物和学报上正式公布六组实验约六组论文。

自那以后，中国气功热潮正式以更大范围，更大浪潮，更高的科学层次，面向广大的气功爱好者。

在张震寰将军离退休以后担任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已及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理事长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在中国气功热潮兴起，乃至于世界气功热潮和萌发和兴起约二十年中，中国气功对老人的效应应该是优先的。

就以张震寰将军本人而论，具他的保健医生和有关方面人士透露，在他离退休以前，由于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又是将军，又是重要部门的高级领导人，工作十分繁忙，在年事以高的情况下，像很多长辈一样，身体有这样或那样的老年疾病。

但是在离退休以后，他愉快的接受了广大气功爱好者的邀请，接受了中国当时国务院体改委官方的正式批准的任务，在当时中国气功热潮作为民间学术活动的团体的情况下，出任中国气功研究会第一负责人理事长的职务。

在夫人赵阿姨和全家的支持下，他愉快的接受了广大气功爱好者甚至亿万气功爱好者的邀请，承担了十年左右的理事长职务。

在担任中国气功研究会和人体科学研究会理事长的十年中，据他身边的人介绍说，其工作量远远超过他在原单位工作量的三倍以上。

由于中国内地的气功爱好者远不止海外气功爱好者的数量，很多朋友都比较清楚，我在中国内地没有像在北美和欧洲那样举行系列性的正规的高级气功训练班。

中国内地的一部分气功爱好者对此很有一些想法；不少气功爱好者建议说：“严新同志，你出国以后怎么只在海外举行气功训练班。

而不在中国内地举行呢？”我有一些难言之苦，因为众所周知，中国地大物博，是当今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聚集的地方，有十二亿多人口，不像北美，加拿大两千多万的人口，美国也只是中国六分之一的人口。

由于中国人太多，中国气功热潮兴起以后，热别是我跟清华大学等多个高等学府，科教单位初步做成功了一系列气功外气在近距离，远距离，超远距离上影响多种物质的分子形状乃至于影响原子核的衰变计数率以后，在这十多年中，要求听气功讲座的人士远不止今天的听众这么多，也不止“九七”大会在纽约两千五百人那么多。

我在1990年6月第一次应邀访问北美到1994年4月近四年的时间内，曾买了几次飞机票准备回国，但国内有关气功界的人士一再告诉说，还不能回去，一回去高潮又热起来了。

没法维持秩序等等原因，数次退掉飞机票。

1994年4月，我赶回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活动，紧接着在北京讲了多场大报告，又在中国内地八、九个省的省会和特别直辖市的一些重要单位举行了多场带功报告。

其中，1994年5月7日下午2点，山东济南卖出去的几万张票，远隔数千里以外的西安也买出去几万张票，同一个时候，不同的省会所在地的大城市都卖出去几万张票，要求我在同一时候讲座，那个时候还没想到通过电话来讲，只好让西安的组织者放我其它带功报告的录音带，去安顿那几万人，山东济南讲完以后，山东的淄博又买出去几万张票，又第二次让西安的几万名朋友凭原票再次听录音，等淄博讲完以后，山东滨洲市又买出几万张票，推辞不下，又请西安的朋友再度延期，再度请他们放录音。

事后，才赶到西安做带功报告。

在西安讲了以后，又赶到西安附近的咸阳去讲，有数万人听讲。

讲完以后，主席台下的人不能离开会场，因为人太多，露天的大广场内外拥满了人，最后只好经有关方面把主席台后面的墙壁打个洞，让主席台的一行人和我本人从洞里钻出去，不然会场的人都不离开，那就没办法离开会场。

后来到了我的家乡四川绵阳市（现在是四川第二大城市），本来安排讲一场，后来不得不连续增加了两场，体育馆里面加号已经超过了好几倍，站都没法站了，体育馆外面牵上了喇叭，不要票，人数多少就没法统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