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盐商“困守支”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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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纲盐制度
明朝的纲盐制度是一种盐业管理制度,将盐商分为10个纲,每纲盐引为20万引,每引折盐300斤或银六钱四厘,称为“窝本”,另税银三两,公使(运输)银三两。
这一制度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其目的是通过垄断盐业来增加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
在纲盐制度下,商人需要先向政府申请盐引,凭盐引到盐场支盐,再到指定的销盐区卖盐。
明朝政府对盐业实行了严格的管控,只有拥有盐引的商人才能合法经营盐业。
纲盐制度的实施对明朝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纲盐制度为明朝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
其次,纲盐制度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纲盐制度下,商人需要向政府购买盐引才能合法经营盐业,这一过程推动了商品市场的繁荣。
此外,纲盐制度还促进了物流业的发展。
为了将盐运往各地销售,商人需要雇佣大量人力、物力进行运输,这一过程推动了物流行业的发展。
然而,纲盐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由于政府对盐业进行了严格的管控,商人在经营盐业时需要面临较高的风险。
其次,纲盐制度导致了官商勾结、腐败滋生的问题。
一些官员利用职权之便,私自将盐引卖给商人,从中谋取私利。
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纲盐制度的实施效果。
总的来说,明朝的纲盐制度是一种独特的盐业管理制度,其建立为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由于存在一些问题,纲盐制度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明清时期的私盐贩卖行为
明清时期的私盐贩卖行为是指以非法手段或私下交易等非正规方式进行的盐贩卖行为。
由于明清时期官盐价格高昂,对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因此私盐贩卖行为得到了
广泛的发展。
下面就介绍一下明清时期的私盐贩卖行为。
一、私盐贩卖的背景
明清时期盐业归国家垄断经营,严重限制了盐的流通,使得盐价居高不下,使得很多
人民连温饱都难以维持。
而贪官污吏则利用盐业垄断来大发其财。
因此,私盐贩卖行业就
应运而生了。
私盐贩卖的特点主要是卖盐人员数量多、流通地域广、价格低廉、数量大等特点。
贩
卖者大多是一些草根小商人,他们从官府购买盐后,把盐卖给沿海渔民、山区居民等户外
劳动者。
从而,可以避免官盐过份垄断市场所带来的价格飙升。
1. 对社会的影响
私盐贩卖为社会提供了一种避免垄断影响的生活保障途径。
同时,官庄囤积粮盐的行
为也引起了许多贫民的反感和不满。
私盐贩卖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官盐的价格,增加了百姓的获得盐的渠道,缓解了官庄
垄断的压力,对促进国家盐业、调控盐价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私盐贩卖的大量出现,增加了一部分草根商人的收入来源。
同时,由于私盐贩卖可以
避免官庄的过份垄断,从而形成了一部分独立的市场经济。
为了保护国家盐业权益,明清时期政府分别颁布了禁盐令,要求盐只能由官方出售,
民间私盐贩卖会遭受惩罚。
禁令一开始纪律严明,但是由于官府审查不力,盐商经济发展
迅速,导致官方盐商的盐价过高,很多百姓只能求助于私盐商,私盐贸易也愈发繁荣。
明代盐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作者:常文相来源:《求是学刊》2016年第02期摘要:明代盐法是由政府主导,通过官商合作来运行的,其目的是调配物资,巩固边防,完成财政周转。
这种合作建立在国家对商人财力有所需要的基础上,官、商之间结成了一种共生关系。
为使合作顺利进行,明政府针对盐法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做出各种调整,注意商众和政府双方利益。
从明代盐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商人、商业同国家既有体制具有很大的契合空间,帝制体系与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繁荣可以互洽并行。
关键词:明代;盐法运行;官商合作;相适互利;利益平衡作者简介:常文相,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明清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十五至十九世纪世界变迁中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研究”,项目编号:09BZS004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2-0153-09引言盐政是明代国家经济管理的重要环节,也是关涉民生的重要领域。
商人在明代盐法运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政府形成互动与合作关系,构成理解明代国家与商人、商业基本关系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
前人对明代盐法运行中官商关系的研究,大致可归纳为“统制—瓦解”、“剥削—勾结”两种模式,且二者又互有联系。
如薛宗正认为,明代前期盐业“置于封建官府的全面统制之下”,然中叶以后的盐法变革“导致封建官府盐业统制的进一步松弛”[1](P29,36),“明代盐商政治、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不但兆示着封建官营盐业已开始全面衰微,而且反映了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根本国策的重农抑商方针已发生了原则性的重大改变”[2](P37)。
李珂表示:“明初,统治者严格地控制了食盐的生产与消费,并利用食盐的买卖作为调动商人积极性的诱饵……这又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给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促动的契机,因为商品经济的自然属性总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终要冲破‘重农抑商’的限制而时时顽强地发挥其作用。
明代盐商“困守支”的制度根源——基于Kydland & Prescott模型的分析一、引言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也是最重要、最复杂的组织形式。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常常假设政府是一个按照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标准行事的“黑箱”,从而“抽象”掉了针对政府行为的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掉”对国家和政治的分析,使经济理论不但在适用范围上受到严重局限(只适合研究在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活动),而且招致人们对新古典理论解释能力的质疑。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正确地指出1,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
目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同意诺斯这一观点。
将国家视为一种社会组织,通过探讨国家的组织形式、职能、性质以及组织内成员之间谈判、讨价还价等行为与经济现象的关系来解释现实中复杂的经济问题越来越成为经济学家常使用的分析路径。
实际上这些思想就是政治学、社会学中由来已久的“国家的契约论观点”的“翻版”。
经济学家对其核心思想进行吸收和重新挖掘,原因在于它能够使产权分析、交易成本分析以及契约理论等新的经济学分析工具与国家、社会、组织等(原来属于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很好的“契合”。
与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不同,经济学家主要兴趣在于探讨不同的国家组织结构、政治体制等对经济绩效产生的影响,从而加深对现实中经济问题的理解和对规律的把握,进而为社会经济效率改进给出尽可能客观的政策建议。
社会学家早就指出国家是一个内部存在着多层委托代理关系的科层组织,在集权制的国家里,统治者居于这个组织的顶端,统治者下面是一个由官员组成的官僚体系。
经济学家常用企业与市场来隐喻“有形的”和“无形的”两大类制度安排。
在他们看来,国家这个“有形的”制度安排如同一个“政治企业”,统治者是这个企业的所有者,而官员就是代理者。
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官员,他们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
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由于各自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差异必然产生一定的利益冲突,造成一定的效率损失。
明代盐政经济的剥削机制及其形式上的演变李 珂 明代盐政经济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从洪武初年盐业产销体系的建立到弘治五年(1492年)叶淇的盐法变制为前期;从弘治五年到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纲运法的产生为中期;万历四十五年以后至明亡为晚期。
本文着力探讨前中期开中盐法的剥削机制和表现形式的运作与变化,而晚期的纲运法下启清代盐政之先,另成体系,不在此探讨。
一 明代盐政经济剥削的前提条件明代盐政经济剥削机制得以建立并且运作的物质前提和组织前提,是盐业生产系统和盐货运销系统的建立。
(1)盐业生产系统的建立。
明代盐业的生产系统草创于洪武前后。
“太祖初起,即立盐法,置局设官” 。
“都转运盐使司丙午年(1366年)初置于两淮,吴元年(1367年)置于两浙,洪武二年(1369年)置于河东、陕西、河间长芦、福建,五年置于四川纳溪、白渡二盐马司及四川茶盐都转运司,……盐课提举司亦始国初,亦渐增设” 。
“洪武二年置山东都转运盐使司” 。
“国初盐法设转运司者六、提举司者七、盐课司以百计” 。
盐业生产系统的内部管理结构是一种纵向隶属关系。
都转运盐使司的长官为都转运使,盐课提举司的长官为提举。
“都转运使掌鹾事以听于户部,……凡分司、盐课司、盐仓、批验所各以僚属分任其事,而都转运使总领之。
”“提举掌盐课之事以听于户部,其职掌如都转运使,僚属亦如之” 。
所以,行政系统分为三层:第一层为户部,是盐政经济的中央领导机构;第二层为都转运盐使司和盐课提举司,为各地区盐业经济的总领,直接受户部领导;第三层为盐课司(盐场)、盐仓、批验所等等,这是盐业经济的基层单位,直接控制和监督着灶户的盐课生产与征收,是政府进行盐利剥削的生产基地。
各司的盐课产量都有严格的规定。
“凡天下办盐去处,每岁盐课各有定额。
年终各该运司并盐课提举司将周岁办过盐课出给印信通关,具本入递奏缴” 。
从生产能力上看,“天下盐课以两淮为多,浙次之,长芦次之……”,洪武时,全国总计“岁办旧额一百一十七万六千五百二十五引” 。
关于徽州盐商性质的两个问题汪崇?中文提要:明清时徽州盐商是晚期封建社会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变革的产物。
他们在淮浙盐的运销中始终是重要的角色。
但明清朝廷仅为了完成从专制销售到专制收税的变革,而调动民间商人资本和劳力的积极因素。
朝廷并未给盐商以专制的权利。
故徽州盐商不是垄断者。
明清时盐商销售淮盐的商业利润率为 10%或更高。
故徽州盐商仅获取应由他们获取的利润。
关键词:徽州盐商;垄断;牟取暴利;盐政变革明清时的徽州盐商,不但在浙盐经营中始终占主要位置,而且与当时的另一大商业劲旅(西北商)一起,始终构成全国第一大盐种??淮盐的经营主体,并形成中国封建晚期昀具实力的商业资本集团??淮商集团。
但徽州盐商是垄断性商人吗?他们是否牟取了暴利?这是两个关于明清徽州盐商性质的重要问题。
笔者于 1998 年时,曾在原《徽州社会科学》主编刘伯山先生的扶持下,发表过粗浅的意见。
后又在《盐业史研究》副主编林建宇及其他各位编辑先生的扶持下,以淮盐为主,对明清盐业史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
现几年已过,先后刊发的拙稿约有20 万字。
故笔者试就上述两个问题作一小结,以向方家汇报。
一、徽州盐商不是垄断性商人明清时的盐商,是中国封建晚期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变革起步阶段的产物。
因依据盐法,只有持盐引的人才能经营盐货,故有人认为,明清时的盐商是垄断性商人,盐引就是其垄断的凭证。
后在明万历四十五年时,两淮盐业发生一次“纲运化”变革。
即凡被纳入名册的商人,可将其持有的盐引“永永百年”地据为窝本。
故有人又认为,这是盐商垄断的深化。
即由原来的一次性垄断,演变为世袭化垄断。
再到清道光十二年时,陶澍在淮北改纲为票,一时间北盐销量超过原有的定额。
故有人说,这是一次打破盐商垄断的变革。
现本文则要指出,明清时朝廷从未把对盐资源及其商品经营的垄断权,放弃给商人(或与商人分享)。
故无论该时期徽州盐商在浙盐或淮盐经营中,占据多么重要的位置,他们都未获得经营的垄断权(含与朝廷分享垄断的权利)。
明代的盐引和明清牙行明代的盐引和牙行盐引专卖与盐引制度盐业,在中国千年帝制中,长期以来都属宫府专卖的范围,这保证了盐的生产与盐的运销都被置于古代官府的严密控制之下。
正是盐业这种特殊的宫府官僚垄断经营,也使得“盐引制度”应运而生。
盐业专卖制度,在我国由来已久。
这种做法始于春秋齐国,始作俑者当属管仲,到秦汉时期,盐业专卖被废除。
隋唐时期,唐肃宗宝应六年,盐铁使刘晏改革,把盐的生产和零售都交给商人,官府只控制批发环节,即官府收购成品盐后加价批发给商人送到各地零售。
直到宋代之后,才逐渐形成了盐引制,也就是商人花钱购买盐引,然后到指定盐场取盐,并运到指定地区零售。
在古代,如果想要合法贩盐,商人必须提前从官府取得“盐引”,又称“盐钞”,是取盐凭证。
在这里“引”可以说是有价证券,有时候还可以作为“代币”流通。
据《宋史·食货志》所悉,一般每张盐引,可领盐一百一十六斤半,价格为六贯钱。
通常盐引都有编号,每引一号,分为前后两卷,盖印后从中间一分为二,后卷交给商人,称之“引纸”,也就是“盐引”;前卷留在官府存根,称之“引根”。
商人凭盐引即可到盐场支盐,然后到指定销盐区卖盐,这就是古代的“盐引制度”。
弘治三年,明朝政府宣布盐引有效期以三十五年为限,逾期作废,不作补偿。
这种期限的设定本身就是盐引迈向成熟公债的重要一步。
正统五年,明朝盐政又分别设立了“常股”与“存积”两种不同的盐引,其中“存积”盐引是指政府为应紧开支而临时发行的债券,其价值由两淮每年食盐供应量的百分之二十保障,其余的是在非紧急情况下发行的两淮盐引,被称为“常股”盐引,其价值由两淮每年食盐供应量的百分之八十保障,其实这种保障就是抵押品性质。
此外,“常股”与“存积”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则在于商人认中“存积”需要付出更多的粮食,但优点则在于能够优先支取食盐,而商人凭借认“常股”取盐速度比以前更慢,原因在于“存积”盐引的持有者具有抢先插队的权力。
自然发展到这一地步也是盐引制度的又一次进步,就像如今有不同类型的公债一样。
明清时期盐业经济和税收体系中国历史上的盐业经济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但真正形成规模化的盐业经济是在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盐业成为了国家经济和政治的重要支柱,同时也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丰厚的税收。
一、明清时期的盐业经济明清时期中国的盐业是由国家垄断的。
盐业采取盐务官承辖制度,由盐务官负责管理各地盐务,并且在盐业上有相当大的权力。
明朝时期,盐务官的职位往往是非常高的,而且一般只有富裕的大户人家才有机会担任盐务官。
而到了清朝时期,盐务官已成为军衔、衙门管辖下的中级官员。
盐业的管理包括了盐的制作、运输、销售等方面。
因为官府垄断了盐业,所以制盐的工人是官府的雇员,而采用的方法也是由官府制定的。
同时,为了防止私人贩卖盐,各地还设有海关和关市,用于检验盐的质量。
盐的销售政策也非常严格。
到了清朝时期,盐只能在固定地点销售,并且在这些地点,盐的价格由官府定价。
因此,各地的盐价并不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而是由官方规定的。
这也是明清时期盐业受到非议的原因之一,许多人认为盐价过高,限制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二、明清时期的盐税盐业管理不仅仅对于政府来说是一项利润丰厚的产业,也是一项重要的税收来源。
盐税的征收同样也是由官府统一收取。
盐税分为两种:一种是盐税,即对制盐的原材料产生的税收,这个税收对于盐务官来说是一项重要来源,因为一但盐价升高,他们可以拿到更多的税收;另一种是盐引税,即对于盐商进货的税收,这个税收则是由地方官员来征收的,对于地方官来说,可以通过这个税收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收入。
盐税在明朝时期就已经成为了国家的重要税收项,到了清朝时期则更是如此。
大约在清朝时期,盐税的占比已经达到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三、明清盐政变革尽管明清时期的盐业政策受到非议,但管理困难和政府财政收入的需求使得官府很难放弃这个利润丰厚的产业。
然而,在清朝晚期,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西方列强的入侵最终迫使中国政府对盐业政策进行了改革。
1904年,光绪皇帝颁布了人口、地租、盐税歧别由此在全国实行的“清世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