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学派 地方公共物品与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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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论:公共选择与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学派是西方经济学中以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政治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主要流行于美国,近年来省事与影响日益扩大,已遍及西方各国经济学界。
它主要研究集体决策或政治决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构,其重点是研究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从中探索关于经济问题的深层原因。
公共选择学派与公共选择理论在概念上是同一的,又简称为公共选择(pubilc chioce)。
(一)公共选择学派的形成过程与思想渊源1.公共选择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公共选择学派发源于上世纪50年代,首开公共选择研究之先河的是邓肯.布莱克,他于1958年发表的《委员会与选举理论》,开创了对政治的公共选择研究方法。
但是,促使公共选择学派形成并不断扩大其影响的,却要首推布坎南与塔洛克。
60年代是公共选择学派逐渐成型的阶段。
70年代是公共选择学派扩大影响、独立出来并国际化的年代。
80年代和90年代,公共选择理论得到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受到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
2.公共选择学派星期的历史背景公共选择学派的产生与发展绝非偶然,而是具有特定历史背景。
这表现在,第一,政府经济理论的缺乏;第二,新福利经济学的影响;第三,国家干预的加强与失误。
在这种背景下,公共选择学派与其他新政治经济学一道,开始关注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政治决策过程,并从实证与规范两个基本点角度都用市场机智的特点去理解与塑造政治过程,从而促成公共选择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3.公共选择学派的思想渊源就像许多学科都能从以前的理论中找到其起源、发现其联系一样,公共选择理论也有其思想渊源,这主要体现在:第一,维客塞尔财政理论;第二,意大利的公共财政学派;第三,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第四,美国开国元勋们的联邦主义观点于宪法观点。
4.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代表及其著作公共选择学派可谓人才济济,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布坎南、戈登.塔洛克、邓肯.布莱克、安东尼.唐斯、威廉.尼斯坎南、约翰.罗尔斯、曼克.奥尔森、查尔斯.蒂鲍特和丹尼斯.缪勒等人。
公共物品与公共选择理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是指为整个社会或群体提供的,无法通过排除某些人或群体而被消费或使用的物品或服务。
公共物品的供给和消费具有特殊的性质和挑战,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
一、公共物品的定义与特点公共物品具有两个主要特点: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非竞争性意味着一个人的使用不会减少其他人的使用量,例如公园的草坪可以供多人同时享用;非排他性意味着无法将某些人排除在公共物品的使用之外,例如广播电视的节目可以被所有人收听。
基于上述特点,公共物品往往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有效供给。
由于公共物品不具备排他性,供应者无法向消费者收费,因此市场往往无法提供足够的激励来生产这些物品。
此外,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特征也导致了“免费骑车悖论”,即人们倾向于免费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导致过度拥挤。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公共选择理论是指通过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和公共行政中的决策过程和结果,其中包括对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决策制定的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政治决策者和公共行政机构的行为往往受到私人利益驱动,而非公共利益。
政治决策者追求权力和地位,公共行政机构追求预算和资源的增加,这导致了决策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和权力斗争。
因此,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决策制定往往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
另外,公共选择理论还提出了收益递减效应。
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参与决策和供给的人数越多,个人对公共物品的边际效益越小,因此个人的投入和参与意愿也会减弱。
这导致了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面临困境。
三、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决策制定为了解决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政府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政府通过税收、公共预算和政策干预等手段来提供公共物品,并进行决策制定。
然而,正如公共选择理论所指出的,政府行为也往往受到利益驱动。
政府决策往往受到选举周期、利益集团的影响,而非完全基于公共利益。
因此,政策制定的过程需要通过制衡和监督机制来保证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公共选择学派地方公共物品与俱乐部——俱乐部理论(一)俱乐部与非纯公共品 1.公共物品、非纯公共物品与俱乐部在现代经济中,政府作为经济中的一个部门,主要提供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由私人部门提供。
不过,介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还有一种商品,称作非纯公共物品或混合商品,多数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私人联合提供。
非纯公共物品类似于俱乐部提供的物品,研究非纯公共品的供给、需求与均衡数量的理论,叫俱乐部理论。
2.俱乐部理论俱乐部经济理论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A.C.庇古与F.奈特有关对拥挤的道路征收通行费的论述。
现代俱乐部经济理论的真正奠基人是布坎南与蒂鲍特。
俱乐部经济理论的基本目的是研究非纯公共品的配置效率问题。
(二)布坎南模型——“内俱乐部理论” 1.俱乐部均衡的布坎南模型布坎南的创始性研究解释的是俱乐部的自身问题,不考虑俱乐部与外部的联系,因而叫内俱乐部理论。
在俱乐部研究上,布坎南既是创始人,又最具有代表性与影响力,其后的很多研究与之紧密相关。
俱乐部规模包括提供的物品数与容纳的成员数两方面。
如果只从俱乐部成员的角度考虑,那么按照微观经济理论,俱乐部欲实现均衡,就必须满足如下两个条件:(P92 第二自然段的后半部) 2.最优俱乐部规模的决定简言之,布坎南的理论表明,俱乐部成员的效用同时取决与俱乐部物品与成员数量。
若俱乐部物品太多,则用私人物品消费量少,故效用不高;若俱乐部物品太少,则效用同样较低;若俱乐部成员太多,就会因拥挤而减少效用;若俱乐部成员太少,则每人分摊成本较高,也会减少效用。
所以俱乐部中的物品与成员数适度,并且应同时决定。
3.布坎南模型的推论布坎南的俱乐部理论解释了非纯公共物品的配置,但这一理论同样可适用于纯公共物品与纯私人物品两个基本点极端例子。
(三)联系俱乐部内外的一般理论 1.俱乐部内外均衡的一般理关于俱乐部的一般理论有很多人进行了研究,其中W.奥克兰的模型较完整较有代表性。
以下便以奥克兰模型为主介绍一般俱乐部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在英文文献里通常称作“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又称新政治经济学或政治学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politics),是一门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它以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和刻画政治市场上的主体的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
[1]公共选择,是指人们提供什么样的公共物品,怎样提供和分配公共物品以及设立相应匹配规则的行为与过程。
公共选择理论则期望研究并把研究结果影响人们的公共选择过程,从而实现其社会效用的最大化。
[发展历程起源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盛行,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经济运行,导致巨额政府赤字及持续的通货膨胀.然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无法完美的解决赤字和通胀问题。
这为公共选择理论创造出了客观的经济环境,加之布坎南的开创性工作,最终使公共选择理论展现在世人面前。
[3]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并于五六十年代形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60年代末以来,其学术影响迅速扩大.关于该理论的渊源。
学者张健(1991)认为,芝加哥学派的思想渊源主要有:斯密的经济理论、维克赛尔的经济思想、意大利公共财政学派的理论。
[4]这些仅是布坎南个人思想的由来,其他学者有不同的见解。
陈招顺、汪翔(1990)认为,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论渊源有斯密的经济理论和休谟的政治哲学、意大利公共财政学派的经济思想、瑞典学派奠基人维克赛尔的经济思想。
[5]发展公共选择理论是以1938年伯格森的一篇探讨福利函数性质的文章《福利经济学可能前景的重述》( A Reformul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WelfareEconomics)作为起点,在阿罗1951年的著作《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推动下发展起来的。
公共选择学派(Public Choice)公共选择学派概述公共选择学派是以经济学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问题的一个重要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詹姆士·布坎南、戈登·塔洛克。
公共选择学派由经济学家创立。
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阿罗(Kenneth J.Arrow,1921)1951年发表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
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内容与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和政治学重迭。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行政学愿将公共选择学派囊括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塔罗克(Gordon Tullock,1922)和布坎南(James Buchanan,1919-)于1965年成立了公共选择学会(Public Choice Society),他们认为公共选择理论是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习惯上由政治理论家研究的问题。
现在的公共选择年会大约有16个国家的300名学者参加。
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及作品除阿诺外有:布坎南与塔洛克合著《赞同的计算:宪法民主的逻辑基础》(1962);科斯(Ronald Harry Course,1910-)《社会成本问题》(1960);荡斯(Anthony Downs,1930-)《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布坎南(William Niskanen,1933-)《官僚政府与代议政府》(1971);奥圣(Mancur Olson,1932-1998)《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商品与团体理论》(1965)。
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可以根据公共服务的类型选择适当的社会组织进行生产,即将公共服务类型与社会组织类型进行理性组合。
因为,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可证明在私人企业、非营利机构、半独立性的政府公司以及政府机构等各种类型的组织,都可以提供公共服务,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对特定的服务来说,某一类组织会比其它组织干的更好。
过去的错误是在对政府组织过分的依赖,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它在效率和服务质量方面比其它组织更胜一筹。
公共选择学派主张,以市场机制来选择。
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学派概述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线索现代公共选择理论(social choice或者collective choice)发端于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Arrom)的经典著作《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 alue, K.A.Arrow,1951)。
阿罗证明,简单加法不足以在个人偏好中间排出一个一致的共同次序。
假如大家没有对自己的偏好进行分门别类地设定共同的标准,又假如有两个以上的投票人和两个以上的选择,则人们就不可能制定出达到一致的集体选择的投票程序。
在这种情况下,一项合理的共同的决定只能来自一个可以胜任的公共权力。
这时,政府就不单是负责代表个人潜在的共同偏好的估价人了,因为所谓共同偏好是非常含糊不清的,有时又极不协调一致,所以,政府在集中和协调它们时拥有很大的主动行动余地。
以上就是称为“阿罗悖论”的思想。
这个结果证明:真正的民主政体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阿罗不可能定律之所以被引入公共财政学,就是由于它促使人们对于国家干预的合理性进行思考:国家干预是否可能产生更有效或更好的结果?而所谓“更有效”和“更好”,究竟指什么?后一个问题属于对国家干预的规范的考察,前一个问题属于对国家干预的实证的考察。
因此,后人在两条不同的路线上继续阿罗纳工作,其中一条路线偏重于逻辑的、数字的分析,属于规范的、形式的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家森(Sen);另一条路线侧重于对国家干预的实证的、行为的分析,这就是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所做的工作。
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主要有两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是“政治市场”学说,把国家的预算决策过程看成是类似市场的由公共品的供求双方相互决定的过程。
这个学说的中心是对投票制度的分析,其中特别是对“中间投票人”等定理作了论述。
“中间投票人”定理的发现者邓肯·布莱克(D.Black)在1948年指出,多数选举制度最终会使人们选择的政策成为符合“中间”选民偏好的政策。
公共物品与公共选择理论公共物品是指任何可以供公众使用或享受的物品或服务,其特点是无法排除非付费者的使用,并且一人使用不会减少其他人使用的机会。
公共选择理论是指通过对参与机制和决策过程的研究,分析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分配问题。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公共物品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关系,并讨论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首先,公共物品的特点决定了其供给和分配必然涉及到公共选择问题。
由于公共物品无法排除非付费者的使用,存在着“免费骑车潮”和“懒人学霸”等现象。
例如,一座公园无法限制人们的进入,既有对公共物品的享受,也有对公共物品的滥用。
此时,公共选择理论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通过对参与机制的设计和决策过程的优化,可以更好地管理和分配公共物品。
其次,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应用于政府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需要在供给公共物品和服务方面做出决策。
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等问题,政府的决策往往存在着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的风险。
公共选择理论提供了对政府决策进行分析和评估的框架,帮助政府更好地权衡公众利益,并在决策过程中引入竞争和市场机制。
此外,公共选择理论还可以应用于公共部门的治理和改革。
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内部组织和运行效率低下的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通过对公共机构内部参与机制和决策过程的优化,可以提高公共部门的运行效率和绩效。
例如,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激励公共部门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物品和服务。
此外,公共选择理论还可以应用于社会组织和社会公正的研究。
社会组织是一种促进公共物品供给和分配的一种机制。
通过对社会组织的参与机制和决策过程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组织对公共物品的影响。
公共选择理论还可以用于研究社会公正问题,通过对公共物品的分配公平性进行研究,为社会公正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持。
综上所述,公共物品和公共选择理论密切相关。
公共选择理论为解决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分配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方法。
公共选择学派由于7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陷入了困境,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一股强大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而公共选择学派便是这股思潮中别具一格的一派。
公共选择学派的基本特征: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拓展到以往被经济学家视为外部因素而由政治学研究的传统领域;把人类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作为统一的研究对象,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以经济人为基本假定和前提,运用微观经济学的费用——收益分析方法,分析政府这一生产公共产品的“机器”是如何组织和构成的,并分析其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等;分析国防、法律、税制以及社会福利等公共产品是怎样生产和分配的。
具体地讲,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人行为、政党的政治学、官僚主义等等。
简言之,公共选择学派试图回答现代西方民主政体实际上是如何运行(不是应当如何运行),以及与个人选择(通过货币在商品劳务市场上进行)不同的公共选择(通过政治选票在政治市场上进行)实际上是怎样作出的,其后果又如何。
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渊源可以上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和埃里克·林达尔,以及20世纪初以马左拉·庞塔雷奥尼、萨克斯和德·维蒂·马尔科为代表的意大利财政学派。
他们都试图用边际价值分析来说明公共行动结构的决定。
但他们在这方面的论著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当时在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把政府的行为视为—种“非生产”的活动,要求政府尽量减少经济干预,让十全十美的市场自发地去运行。
自从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建立了福利经济学、凯恩斯建立了宏观经济学之后,市场完美无缺的信念开始崩溃,在经济学界引起了一场揭露市场自发力量局限性的运动,强调自发的市场必然会导致外部非经济效果、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和就业的不充分等问题。
对此,人们要求政府干预经济,以弥补市场所造成的缺陷。
这实际上蕴含了一个不真实的假定前提,即政府能够代表社会,并能够按照社会的利益去纠正市场所带来的过错、而同时政府纠正市场的活动措施又不会造成新的恶果。
公共选择学派名词解释公共选择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提出的一种经济理论。
它指出在若干社会消费者采取自发行为,按照自己的偏好选择所建立的服务体系公共服务体系,社会总体效益最大化。
它吸取了传统的经济学的相关经验和理论,同时强调了新的经济理论,该理论能够帮助政府制定更有效的政策,以提高公众利益,实现公共政策的最优结果。
公共选择学派是一种宏观经济学理论,它研究了公共支出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设计了公共政策以改善社会福利。
与传统经济学中的供求关系不同,公共选择学派侧重于分析社会是如何应对发展中的社会问题,以及政府可以通过政府支出,政府监管,政策优化等措施来改善社会福利,并实现最优的社会效益。
公共选择学派一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政策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
政策经济学主要讨论政府如何采取政策,并分析社会中个体对政策的反应,进而构建社会福利最优化模型,从而指导社会最优发展方向。
公共经济学则侧重于研究社会中公共服务体系的定价,支出,分配政策等问题,以及政府经济政策的设计,实施和运行效果的评估,进而构建一个可以实现社会最优状态的公共服务体系。
公共选择学派的发展和应用,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使社会可以更有效地管理公共资源,开发政策以改善社会福利,制定完善的竞争政策,改善市场结构,促进生产技术发展,有助于改善全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因此,公共选择学派正在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正在采取公共选择学派的思想,在实践中把这些思想付诸实践,以改善社会福利,促进经济发展,进而实现公众的利益最大化。
未来,公共选择学派将会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综上所述,公共选择学派是一种涉及政策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它为政府制定有效的政策,提高社会福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未来,这种理论将会得到更多的应用,完善社会福利,促进可持续经济发展,实现公众的利益最大化。
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流派与主要理论观点公共选择理论有三个学派,他们是罗切斯特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
罗切斯特学派:赖客是该学派的领袖人物。
该学派有两个特点:一是坚持用数理方法来研究政治学,在投票、互投赞成票、利益集团和官员研究中使用数学推理;二是坚持把实证的政治理论与伦理学区分开来。
其更多的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和政治行为的博弈理论。
赖客认为,政治活动是一个博弈过程,政党竞争是一个零和博弈,一方所得是另一方所失,每个政党的最优策略是让对手规模尽可能大,而自己只需保持略有优势(有时甚至是一票之差)就可以战胜对手。
因此,在多数票选举制度下,最终将会形成在规模上略有差异,但仍然是势均力敌的两个政党。
因而,冲突和冲突和解是公共选择理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该学派始终一贯地把实证的政治理论用来研究选举、政党策略、投票程序控制、政党联盟形成、立法机构和政府官员。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该学派论著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理论性的和抽象的,基本上不涉及制度内容。
这一派的成员大多对西方传统的政治学偏好制度主义持反感态度,而注重空间投票模型的研究。
同时,该学派的大多数论著不讨论规范问题,他们试图站在中性立场上来研究民主选举中的多数票循环、互投赞成票所造成的缺乏效率、利益集团政治学、官员斟酌权等公共选择论题。
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有贝克尔、佩茨曼等。
芝加哥学派的自由主义色彩尤其是“反历史”的色彩最为明显。
该学派认为,经济学家可以观察、解释和描述历史过程,但是不能影响历史过程;改变这个世界的努力总的来说是枉费心机的,是对本来就稀缺的资源的一种浪费。
根据这个基本思想,该学派排除了经济学家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以及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芝加哥政治经济学建立在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强假设前途上,它从价格理论和实证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政府,把政府主要看作是受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的个人所利用的、在社会范围内对财富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机制。
其否认政府是为公众谋利益的,它认为,政治市场只不过是满足起决定性作用的利益集团成员再分配偏好的技术上有效率的机制。
公共选择学派地方公共物品与俱乐部——俱乐部理论(一)俱乐部与非纯公共品 1.公共物品、非纯公共物品与俱乐部在现代经济中,政府作为经济中的一个部门,主要提供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由私人部门提供。
不过,介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还有一种商品,称作非纯公共物品或混合商品,多数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私人联合提供。
非纯公共物品类似于俱乐部提供的物品,研究非纯公共品的供给、需求与均衡数量的理论,叫俱乐部理论。
2.俱乐部理论俱乐部经济理论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A.C.庇古与F.奈特有关对拥挤的道路征收通行费的论述。
现代俱乐部经济理论的真正奠基人是布坎南与蒂鲍特。
俱乐部经济理论的基本目的是研究非纯公共品的配置效率问题。
(二)布坎南模型——“内俱乐部理论” 1.俱乐部均衡的布坎南模型布坎南的创始性研究解释的是俱乐部的自身问题,不考虑俱乐部与外部的联系,因而叫内俱乐部理论。
在俱乐部研究上,布坎南既是创始人,又最具有代表性与影响力,其后的很多研究与之紧密相关。
俱乐部规模包括提供的物品数与容纳的成员数两方面。
如果只从俱乐部成员的角度考虑,那么按照微观经济理论,俱乐部欲实现均衡,就必须满足如下两个条件:(P92 第二自然段的后半部) 2.最优俱乐部规模的决定简言之,布坎南的理论表明,俱乐部成员的效用同时取决与俱乐部物品与成员数量。
若俱乐部物品太多,则用私人物品消费量少,故效用不高;若俱乐部物品太少,则效用同样较低;若俱乐部成员太多,就会因拥挤而减少效用;若俱乐部成员太少,则每人分摊成本较高,也会减少效用。
所以俱乐部中的物品与成员数适度,并且应同时决定。
3.布坎南模型的推论布坎南的俱乐部理论解释了非纯公共物品的配置,但这一理论同样可适用于纯公共物品与纯私人物品两个基本点极端例子。
(三)联系俱乐部内外的一般理论 1.俱乐部内外均衡的一般理关于俱乐部的一般理论有很多人进行了研究,其中W.奥克兰的模型较完整较有代表性。
以下便以奥克兰模型为主介绍一般俱乐部理论。
一般俱乐部理论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分析俱乐部均衡,分析时既考虑俱乐部也考虑非成员,把两者联系在一起。
在一个社会中,俱乐部成员的效用受到三个因素影响:私人物品消费量,俱乐部物品消费量,俱乐部的拥挤程度。
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力求个人效用最大,为此他首先得决定是否加入俱乐部。
而一旦假如俱乐部后,他还得决定对俱乐部的利用率。
如何理应俱乐部又取决于俱乐部物品数量、成员人数和会费。
这些都是俱乐部一般理论要解决的问题。
当每个社会成员实现最大个人效用时,我们就说实现了俱乐部内外同时均衡。
2.一般俱乐部理论的推论从关于俱乐部的一般模型中,可以看到其种种具体经济含义。
(1)成员特性的作用。
成员是否同质,对俱乐部特性的影响是不同的。
(2)排斥成本问题。
排斥成本指的是建立与维护一种机智,以限制俱乐部利用率与成员数的成本,前面的一般模型中未考虑到这一成本,引入这一成本后,一些结论也许要修改。
(3)关于不同组织结构的效率问题。
私人经营不管是由成员合作经营还是由企业经营,都可能实现配置效率。
这说明非纯公共物品并不必然意味着市场失灵,并不意味着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四)以足投票与地方公共物品资源配置 1.蒂鲍特假说——以足投票理论蒂鲍特的观点表明,分权决策可以自动实现地方公共物品配置上的帕累托效率。
然而,要指出的是,蒂鲍特假说压迫以来几个比较极端而不太实现的假设,这就影响到蒂鲍特理论的说服力。
2.蒂鲍特假说的意义、缺陷与发展(1)意义蒂鲍特假说说,在地方公共物品生产或社会规划方面,自由资源的个人分权行动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
蒂鲍特假说推倒巧妙,结构新颖,富有启发性。
(2)缺陷蒂鲍特理论的第一个缺陷表现在(a)地方公共物品的生产存在着规模经济,而不是始终规模收益不变。
(b)很难有足够数量的社区。
(c)社回成员的流动性是不完全的,迁移是有代价的。
此外,个人收入显然要受到他所处社区的限制,人们不可能拥有完全的信心,各社区之间存在外在效应。
蒂鲍特模型的第二个缺陷是未能具体考虑地方公共物品的筹资问题,只是泛泛而谈高支出与高税收相伴。
社会公共物品组合的确定也存在问题,这是蒂鲍特理论的第三个缺陷。
(3)发展与此同时,蒂鲍特以足投票理论也有发展。
艾拉德与希尔曼考虑了移民政策对最优社区规模的影响。
伯格拉斯指出:个人的技术差异影响着边际产品,从而决定着社区类型与居民定居选择。
赫尔普曼、潘斯和费什也在蒂鲍特以足理论上有了发展。
3.蒂鲍特以足投票与布坎南俱乐部和萨缪尔森公共物品的比较蒂鲍特以足投票与布坎南俱乐部的关键区别在于:蒂鲍特以足投票显示的是对地方公共物品的偏好,这一地方性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更接近于纯公共物品;布坎南的俱乐部显示了对非公共品的偏好,这里的非纯公共品具有排他性。
与此同时,两者也有共同之处:(a)蒂鲍特以足投票与布坎南俱乐部都假定同质的成员同等分摊成本;(b)社区与俱乐部是否最优取决于其成员的观点。
萨缪尔森较早地分析了公共物品的配置问题,但结论令人沮丧。
蒂鲍特首先注意到并区分了全国性公共物品与地方性公共物品,提出以足投票概念,从而使公共物品的配置效率问题的解决呈现转机。
(五)财政联邦制 1.财政联邦制财政体制与政治体制是密切相关的。
就各级政府的关系而言,政府体制基本上分为单一国家、联邦和邦联三种形式。
联邦体制决定了财政结构是财政联邦制。
但是,公共选择学派指出,现实中的财政体制并不理想,理想的财政体制应是经济考虑建立的财政联邦制。
财政联邦制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充分地实现个人自由,提高经济效率。
财政联邦制与以足投票还促成了各级地方政府之间或各行政社区之间的竞争。
2.最优财政结构的确定理想的财政联邦制是指一种最优财政结构,它设计到各级辖区规模的确定和地方公共物品的提供应分归哪级辖区。
布坎南与弗劳尔斯指出,财政权力和责任的分配,应综合考虑下面一些因素:(1)地方公共物品的作用范围,及其外部经济的影响范围;(2)地方公共物品的生产成本;(3)集体决策成本。
3.联邦职能理查德.马斯格雷夫与帕吉马斯格雷夫把联邦应参与完成的只能归纳总结为配置、分配与稳定三个方面。
五户官僚机构与公共物品生产——官僚经济理论(一)官僚机构、官僚经济理论 1.官僚机构与公共物品供给在政治过程中,立法决策过程确定的是公共物品的需求,至于公共物品的供给,那时政府的各级行政机构提供的。
公共选择学派将各行政机关统称为官僚机构。
2.传统的官僚理论传统的官僚政治理论是与公共选择观点截然不同的。
关于官僚机构的较早而有最有影响的分析当数马克斯.韦伯的理论。
在他看来,官僚机构是服务于当选政府所认为的那种公共利益的,它们提供的服务是不偏不倚的,有效率的,它们是一个有效的组织机构。
韦伯的理论更多的是规范成分而少实证成分,实际上,他描述的官僚是一个理想的官僚模型。
3.公共选择的官僚主义经济论官僚经济理论的共同特点是把官僚机构作为生产者纳入公共选择理论的供给模型之中进行分析,把官僚看成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
官僚机构与官僚行为遵循着制度约束下的刺激反应模式。
官僚经济理论基本上是用微观经济学的均衡范例来分析的。
(二)尼斯坎南垄断官僚主义经济理论尼斯坎南是在综合塔洛克与唐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理论的。
他关注的中心是效率问题,他研究官僚机构是为了分析官僚机构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和比较官僚组织与其他市场经济组织的相对效益。
1.官僚的目标函数:最大预算尼斯坎南看来,官僚的目的不是公共效益,也不是最大效率,而是个人效用最大化。
为了使个人效用最大,官僚又要追求薪水等各种因素,而这些因素除易于更迭易于管理外,又都可归结为使预算最大。
2.官僚机构的外在环境官僚是在一系列约束下活动的。
这里的约束来自外界。
官僚机构的外在环境表现为向它提供资金购买产品的机构,如政府或者立法机构。
官僚机构与政府或立法机构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边垄断关系。
但在这种双边垄断关系中,双方的权力是不对等的,其原因在于信息的昂贵致使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官僚机构相对于国会占有优势。
3.官僚机构运行约束官僚机构在生产公共物品、提供公共服务的运行中,要受到需求与预算两种约束。
需求约束主要来自作为选民代理人的国会,也可能来自上级行政机关。
预算约束来自官僚机构内部,是一种成本约束。
4.最优产量的确定与官僚机构均衡官僚总是谋求预算最大,预算最大时的产出即为均衡产出,但此时预算资金必须大于或等于最低成本开支。
这表明,局的最产出除取决于预算拨款与成本开支两个因素。
确定了最优产出,就以为着实现产出均衡或局均衡(即官僚机构均衡)。
显然,局均衡的必要条件是,预算拨款大于或等于成本。
5.预算最大化垄断官僚主义的生产效率由于官僚机构要从扩大预算规模中获取效用,在官僚机构与上级拨款单位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双边垄断关系,因而官僚机构具有更大的自主权与垄断力。
结果是:第一,生产产量相对社会最优需要过剩,故无论哪种均衡都缺乏配置效率;第二,在需求约束的均衡下,产出是以高于最低可能成本的成本供给出来的,缺乏配置效率;第三,官僚机构倾向于过量使用资本以提高预算的现值。
6.米格与布朗热对尼斯坎南垄断官僚模型的发展可以说,尼斯坎南模型是公共选择文献中关于官僚机构理论的最重要罪最有价值的模型之一,因而影响也最大,受很多学者重视与发展。
其中以米格与布朗热具有代表性。
米格与布朗热在保留尼斯坎南基本模型的垄断假设的前提下,首先对其预算最大化假设提出挑战,认为它关于官僚的目的的假设未能区分产出和所有其他通过财政支配权而获得的特权。
米格与布朗热还指出,官僚追求最大财政节余的行为,与尼斯坎南模型中追求最大预算拨款的行为正好是两个基本点极端,官僚的实际选择也处于两者之间。
另外,从比较静态分析的角度来看,米格与布朗热和尼斯坎南关于公共物品需求增加的结果也是各不相同的。
7.对尼斯坎南模型的批评作为一个重要理论,尼斯坎南的垄断官僚行为模型,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很多批评。
关于预算最大化假设,P.M.杰克逊等人指出,增加官僚效用的因素有很多,有些因素与预算规模正相反,有些因素则负相反。
尼斯坎南关于作为资人的主管机构(立法机构)与作为供给者的官僚机构这一双边垄断中权利不对等的问题,也成为批评的焦点。
尼斯坎南模型同其他公共选择文献一样,还包含着一个隐含的保守结论:市场比官僚机构更有效率。
这以结论在尼斯坎南模型中表现为产量过度,甚至是效率降低。
这一自由放任结论受到I.麦克林的批评。
再者,尼斯坎南模型的基础之一——垄断假设也同样受到挑战。
除此之外,尼斯坎南模型是一个经济理论,它不仅受到经济学家的批评,同时也受到一些政治家尤其是有英国文化背景的政治学家的批评。
(三)竞争官僚主义经济理论 1.尼斯坎南的理论尼斯坎南也专辟一章分析了官僚机构在竞争环境中的行为,只不过影响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