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

一颗罪恶的子弹，在民国二年三月突然结束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年轻的生命，民国议会政党政治也在本年胎死腹中，军阀混乱，强权至上的北洋时代随之来临，共和在共和二年夭亡，但其夭亡的真相，却迄今未能反思通透。

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错度历史教训的人们，历史的教训必然再度降临在他们头上。

当革命神圣的光环褪却，百年后的今天，否定二次革命已经成了思想界媒体界乃至一般历史思索着们的一种潮流，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对二次革命的否定尤其流行，甚至出现了谁毁了辛亥革命的质问，其答案则直指主持发起二次革命的孙中山。

提出这样的质问和答案，是一件相当可悲的事情。

因为二次革命并不是民国二年政治生态的全部，甚至并不是民国二年政治生态的关键，二次革命也绝没有严重到毁了辛亥革命的程度，因为希望告别革命，而无意识的过分夸大革命的负面影响力，是时下的一种通病。

民国二年政治生态的主体，其实是国人对议会政党政治这种新事物的首次尝试，这一尝试是失败的，因为参与尝试的各方势力，包括袁世凯和他的北洋系，梁启超和他的进步党，孙中山和他的革命派，都不约而同的对议会政治，做出了否定，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开明专制，彼此间的分歧，不过是由谁来执行这个开明专制而已。

所以毁掉辛亥革命的不仅仅是二次革命，更不仅仅是孙中山，共和在共和二年迅速陨落，有着更宏大的历史背景，执着于批评孙中山和二次革命毁了辛亥革命，进而得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结论，只能说是一叶障目，并不符合民国二年的基本史实。

革命神圣的年代里，袁世凯一直是窃国大盗，革命褪色之后，袁氏摇身一变成了民国元勋，辛亥百年更有不少类似不能忘记袁世凯的言论在思想界媒体界泛滥，此种变化固然源自史料的重新发掘和史观的正本清源，但最大的因素恐怕仍然是关照当下的心理在作怪，考之史实，袁世凯固然没有十恶不赦，但也决不是什么值得肯定值得纪念的人物。

辛亥革命以前，袁氏为清廷之臣，长期以来不过是一投机政客，并无什么宪政、民主信仰。

1904年6月，张謇致信袁氏，苦口婆心劝他支持立宪，袁氏却选择了迎合慈禧旨意，拒绝了张謇‘1905年6月，当立宪因日俄战争的缘故成为大势所趋时，袁氏反联合江都周馥与鄂督张之洞联名电奏朝廷请求立宪，到了10月，袁氏的政见又随着慈禧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成了可有立宪之实，不可有立宪之名，如果连名义上的立宪也不能保证，立宪的实际内容自然更保证不了，袁氏显然对立宪毫无诚意，以致于张謇说他出尔反尔，是在觇候风色不决。

这种墙头草随风倒的政治性格，固然使得袁世凯在清末政治乱局中游刃有余，在辛亥年更成为众望所归，但这种游刃有余背后没有政治信仰为依撑，这份众望所归也只是一种现实功利。

这已经预示着，进入民国之后，袁氏的政治思路，与共和，宪政不可能同步在一个频率上。

民国三年的史实也确实如此，这年10月6日，国会选举大总统，袁世凯竟组织上千名北洋军警，换上便装化身为公民团，在国会外面呼叫呐喊，要求必须选举他们心目中的大总统袁世凯，这一幕出了生动说明袁氏毫不尊重国会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内涵，这些在国会会场外面呐喊的北洋军警，其实恰恰正是北洋系完全不能理解议会政治政党为何物的标志—作为民国初年最大的政治集团，北洋系竟然没有主动积极地参加到国会议员选举中去，以致于国会议员绝大部分由国民党和立宪派瓜分，最终，北洋系没有自己的代表可以在国会里发出声音，只得选择在会场外面大呼小叫。

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显然主要是北洋系领袖袁世凯的责任。

从登上临时大总统的第一刻开始，袁氏就没有想到过自己与自己的北洋系也要参与到新时代的议会政党政治中去，而是用各种各样的手段，竭力消解掉政党政治，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以大笔送钱，大作承诺的传统政治手腕，笼络国民党党魁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当孙，黄诸人明确声明拥护袁氏
之后，袁世凯似乎觉得天下依然太平无事，全然不懂得孙，黄的拥护并不意味这议会政党政治的消亡，随后宋教仁领导国民党唉议会中取得优势并准备组阁，袁氏恼羞成怒的责备议长吴景濂，你说宋教仁拥护中央，何反复乃尔！袁氏仍然没搞清楚，拥护中央与搞议会政党政治，是并行不悖的两码事。

袁氏搞不清楚这些区别，恰恰因为其自始至终没有共和宪政的理念，不懂得议会政党政治为何物。

民国2年两项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是制定正式宪法和选举正式大总统，以取代临时约法和临时大总统。

袁氏对临时约法限制总统权力的种种规定极度不满，在新宪法制定过程中，采取了各式各样的手段，试图夺取宪法起草全，为防止总统权力被宪法限制，袁氏竭力要求先选总统，后定宪法，国会则竭力抵制，要求先定宪法确定总统权限，再选总统。

袁氏最后竟联络十八省都督联名职责声讨国会，压迫国会服从自己的旨意，先选举总统，而一旦当选为总统，袁氏即对国会弃若敝履，当选总统后，一再背信弃义，既不到国会就职，又不出席国会发表政见。

在保和殿就任时，把议员们排在朝房内，让议员们看不到他，也听不到他的誓词，显然藐视国会（王葆真，民国初年国会斗争的回忆）
当选总统前，袁氏为了避免引起国会反感，一度压抑住了自己干涉宪法起草的欲望，当选之后，这种干涉立即汹涌喷薄而出，10月10日就任大总统，16日袁氏就公开对临时约法中限制总统权力的规定展开猛烈的批判，不但在措辞上可谓肆无忌惮，而且上纲上线，将民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所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临时约法对总统和政府权力的束缚驰骤，袁氏龚睿那大放厥词本大总统之愚，以为临时约法第四章关于大总统职权各规定，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大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身命财产之重，同受缚于约法。

按照袁世凯的意思，临时约法因为限制了大总统的权力，简直就等于是拿四万万国人的身家性命财产开玩笑，简直是罪大恶极，是一份亡国法约。

袁氏一心想将所有一切军政外交大权独揽，如此才觉得安心和有信心带领民国走向富强。

但他似乎忘了共和是怎么来的，辛亥年的革命恰恰源自国人对皇权专制的不信任和否决，革命是为民主分权，绝不是为了专制集权，袁氏似乎没有意识到，一个不愿意权力受到宪法制约的大总统和一个专制皇帝有什么区别。

梁启超：在共和的壳里，造一个开明专制的核
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之外，民国二年政治舞台上不可忽略的第二股政治势力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势力，进步党在民国初年是一支足以与国民党相抗衡，一度被寄予早就两党政治的厚望的势力，与民国初年的国民党一样，进步党的构成也相当芜杂，是多个党团的联合体，不断经历着离合与重组，但总体上进步党基本囊括了辛亥年的立宪派力量，也有部分革命党力量，譬如遭到国民党排挤的武汉首义的革命党民社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