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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四大期间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的论争作者：潘秦保来源：《湘潮(理论版)》2013年第02期摘要：从五四运动到中共一大，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初步形成。
在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就已经认识到由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罗斯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陈独秀力主使得中共在国共合作中获得一定的政治空间，但是又想保持自身对国民党的独立性。
关键词：陈独秀；领导权；论争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3）-02-0004-02一、中共四大前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的论争（一）思想的萌芽：“劳工神圣”从五四运动到中共一大，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初步形成。
在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就已经认识到由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罗斯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1]五四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方面，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同情工农大众，赞同“劳工神圣”的口号，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地位和历史使命；另一方面陈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实践中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他认为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将工人阶级看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看成社会的“台柱子”[2]。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但是共产国际已经开始对中国革命产生影响。
早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来自旅俄华工联合会的负责人刘泽荣就在大会发言中说：“共产国际已宣布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斗争”。
“本国际是俄国共产党创立的。
这个党领导的政府，为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各国人民的自由而对世界帝国主义宣战。
因此，这个党获得了中国人民最真诚的感情”[3]。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首次来华，并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等人。
在会谈中，维经斯基向陈独秀介绍了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情况，并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了意见。
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教材上是这样回答的：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必须拥有一个新的救国阵营，有一场新的、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民主革命，这样，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以上这一些是引用教材上的资料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在哪里进行的回答。
但真的只是新在革命的领导阶级问题吗？不，作为当时同为无产阶级的陈独秀，对于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陈独秀提出“二次革命论”，而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而两者的本质区别在哪里？这就是革命的领导权的区别吗？不是。
两者的本质区别应该是在对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以及对整个社会历史进程的宏观分析上。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他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比较系统的思想，主要反映在1923年他写的《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的社会各阶级》两本小册子中。
当时，中共仅成立两年多时间。
人们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尚处于探索阶段。
尽管文章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有错误和不成熟之处，但终归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初步联系中国特殊国情，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以及革命问题的分析和探索，也是中共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认识的较早见解。
因此对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先导意义。
（一）、关于革命领导权问题（1）、对资产阶级力量与作用的夸大，并不等于承认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领导者（2）、承认国民党的领袖地位，并不等于承认资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
（3）、指出革命资产阶级拥有政权，并不等于承认民主革命的结果就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而陈独秀产生“二次革命论”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对马列主义教条式的理解（二）对特殊中国国情的茫然（三）、幼年时期中共党内的普遍认识（四）、共产国际及联共（布）的错误指导（二）、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与毛泽东的“两步走”的关系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第一次规定中国革命必须分两个阶段依次进行。
二次革命名词解释二次革命(又称癸丑之役或赣宁之役)最早出现在北洋政府文献中是1912年11月26日袁世凯发布的《严惩倡言二次革命党徒》通令，1913年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选举前后，孙中山亲信控制的江西、江苏、上海、广东等地爆发武装革命，意图推翻北洋政府。
中国国民党称二次革命的原因是善后大借款及宋教仁被刺案，这些说法遭到外界质疑。
二次革命最后以北洋政府击败国民党告终。
1912年2月，隆裕太后诏袁世凯组建临时共和政府，同盟会在南北和谈之际，早于隆裕太后的诏书成立临时政府。
南方独立各省最终选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
1913年2月，中国首次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进行国会选举。
由同盟会为骨干组成的国民党获得议席最多，预备由宋教仁出任内阁。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两天后去世。
凶手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获，陈其美势力称搜出与国务赵秉钧的通讯。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孙中山散布消息称袁世凯是暗杀背后的筹划者。
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在收到租界会审公堂移交的证据后，把罪犯应桂馨和国务兼内务总长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间来往的秘密电报和函件的要点以通电的形式向海内外公布，迫使赵秉钧不得不发出公开电报为自己辩白。
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赵秉钧。
赵氏拒绝到上海应讯，但迫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袁世凯批准他辞去，由段祺瑞代理。
孙中山于事发后即从日本返回中国，于上海开会，主张以武力讨伐袁世凯。
但国民党内意见不一，局部领导人(如黄兴)倾向使用和平手法，在不破坏临时约法之下以法律方法抗争。
二次革命造句欣赏1.高科技、新技术带来电影的第二次革命。
2.促成瓷砖印花技术第二次革命的是辊筒印花。
3.邓小平同志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4.超级市场的产生被称为零售商业的第二次革命。
5.次年，孙中山发动第二次革命失败，逃到日本。
6.这在当地，被称为第二次革命，比喻难度之大。
7.总设计师所指出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刍议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作者：考秀坤吕嘉成来源：《祖国》2017年第16期摘要：陈独秀思想理论中的“二次革命论”问题是陈独秀革命理论的热点问题。
本文旨在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理论渊源，发展脉络角度剖析陈独秀在中国革命中思想的变化发展，并以此为基石，运用实事求是和矛盾分析法对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在中国革命当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历史评价进行分析和认识。
关键词：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中国革命外敌入侵迫使中华民族重新思考国家未来之路。
在中国人的不断斗争和探索中，中国共产党扛起了这个重任，其中陈独秀所提出的“二次革命论”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一、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理论来源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分为两步走即是“二次革命论”的核心思想。
“二次革命论”是陈独秀在我国最早提出的，而这一思想核心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论”。
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的道德》中，针对德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不断革命论”，即是无产阶级首先同资产阶级一起完成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马克思提出“当资产阶级和君主专制之间的决战还在后面，但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权以前就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那么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就得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权，以便随后能尽快地把它推翻。
因此，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同政府的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始终应当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但也应当随着他们。
共产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得到的好处只能是以下这些：1.得到各种让步，使共产主义者易于捍卫、讨论和传播自己的原则，从而使无产阶级易于联结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准备战斗的和有组织的阶级；2.使它们确信，从专制政府垮台的那一天起，就轮到资产者和无产者斗争了。
”这即是最早“不断革命”的核心内容。
此后，陈独秀将“二次革命论”思想带入中国，以期解决中国的复杂国情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问题。
他所提出的“二次革命论”即是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革命论”的观点在中国的最初运用。
《传承》２００８年第６期陈独秀是中共党史、思想文化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
有关他的生平、活动、思想的研究和评价既是一个政治问题，又是学术研究中的重大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史学界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陈独秀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３０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学术界在对于陈独秀晚年思想特别是其对社会主义认识这一领域的研究中还存在着缺陷，具体表现在：对以前的研究成果吸收不足，未能形成一些专门的著作；研究方法比较单一，主要采用传统的分析方法，对其思想进行简单罗列，孤立研究的多，对比研究的比较少；翻案研究的多，进行思想深层次系统研究的少，尤其缺乏把陈独秀早期思想与晚期思想进行对比研究，从而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研究思路还不够开阔，没有从陈独秀个人丰富的阅历、综合的知识结构、富含哲学思辩的思维方式以及独特的个性气质方面系统考察这种思想产生的深刻原因。
除此之外，对于晚年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思想与毛泽东、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思想关系的把握以及晚年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的评价的不确定性也是造成其研究薄弱的关键因素。
一、晚年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现状对于陈独秀的研究，由于各种原因起步较晚，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开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人们开始以新的眼光把陈独秀“晚年”开辟为一个独立的领域，着重研究他晚年的思想及评价问题。
与此同时也陆续出版了一些研究陈独秀的著作，虽然没有关于陈独秀晚年社会主义观的专门著作，但涉及其社会主义观的著作和研究专著却不少：（１）著作类主要有：张永通、刘传学编的《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版；《陈独秀文章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４年版；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的《独秀文存》；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版；胡明编《陈独秀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的《陈独秀著作选》，任建树等编。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研究摘要：本文结合内外因关系的观点，通过一些史实系统的论述了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产生的过程及其成因，并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方面研究成果进行分析，试图从另一些角度对“二次革命论”的产生及发展做一个粗浅的再探讨。
关键词：二次革命论；思想；再认识一．二次革命论的提出、发展在党史研究里，陈独秀与“二次革命论”这一主题素来是个研究热点，陈独秀是我们较为熟知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以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二次革命论”的概念还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二次革命论”是指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过一段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等各种条件成熟后，再来进行一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又称“万里长城论”。
其主要观点是认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要求无产阶级避免用“过分激烈的行动”吓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应有一个长久的停顿，反对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
这一理论实际上是源于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革命论”的片面理解所产生的。
学界中有的人认为陈独秀既是这种理论在中国的继承人。
大体上把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分为三个阶段。
1922年到1923年12月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发表是“二次革命论”的萌芽时期。
陈独秀在接受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会议精神的基础上，对中国当时的国情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于1922年的6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的文章。
他在文中明确的讲到：“中国这样的经济及政治状况，遂使中国的阶级争斗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阶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
”据此学界认为中国的“二次革命论”思想是由陈独秀最早提出的。
在1923年“二七大罢工”的影响下，陈独秀分别于当年4月及12月发表了题为《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正式使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观点浮出水面。
1924年1月到1926年9月《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的发表,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形成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陈独秀经历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阶级等势力对革命的猖狂反击，思想认识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提出了革命领导权的问题。
认为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将革命的领导权让给了国民党，他的“二次革命论”最终的确立和发展。
1926年到1929年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走向被批判时期。
由于他实际上否定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导致了右倾投降主义。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第七次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
这一结论实质上给陈独秀的观点加以否定，由此“二次革命论”随着陈独秀在领导中国革命中持续犯下右倾错误下走向了被批判的下场。
二．关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成因探析进一步研究相关方面的史料，我认为陈独秀二次革命论能够在当时的环境下提出并得以推行，不能简单的加以分析，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方面的原因，进行探究。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与中国革命密切相关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观点。
不可否认，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早期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和指导，对于尚处于萌芽时期的中国革命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现在仔细分析一下当时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就不难发现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分析判断和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之间存在着很重要的关联关系。
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社会革命的各阶级的分析以及中国革命前途的分析首先出现了失误。
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工人运动还很“年轻”，“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
至于中国农民，“他们虽然很穷，但差不多都有少量土地”，“象过去俄国农民中和现在印度农民中所发生的阶级斗争，在中国农民中是不存在的，也没有听说过象印度和朝鲜人民必须交付的那种高额租税。
所以，农民群众对于革命完全漠不关心，并且尚未表现出政治上的重要性”。
【1】其次在中国革命前途的认识上，共产国际认为“无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间题，还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在中国都没有提上日程。
遗憾的是，在中国甚至连全国统一和建立全国统一的共和国问题，都还没有提上历史的日程”【2】。
共产国际的代表越飞甚至和孙中山发表联合宣言，完全赞成孙中山提出的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观点。
从而否认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实际上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观点鸣锣开道。
中国共产党不断接收到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和错误观点，并且被强迫执行，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自然不能不受其影响。
其次，让我们分析一下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
（一）各种救国理论缤纷繁杂当时的中国思想界，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封建专制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当然还有包括资产阶级革命的三民主义，这些理论在除了封建专制主义之外，都具有对社会进行改良的愿望，因此都具有一定的社会进步意义，而且在当时的中国，由于工人阶级发育尚不成熟，马克思主义没有完全占据思想界的领导地位，对其他的各种思想没有形成彻底批判的影响，因此各种社会改良思想对陈独秀的认识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史料的记载，对陈独秀影响最深的就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和三民主义理论。
基尔特社会主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育不健全，产业工人队伍不成熟，因此中国发展的首先是完善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形成完整的产业工人队伍。
基尔特社会主义当时的代言者是梁启超和孙东荪，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除了少数的交通码头以及工业发达地区存在少量工人阶级之外，其他地方的工人简直就没有，并且这仅存少数的工人阶级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有效的工人意识，当他们的阶级意识没有完全被发掘出来之前，不可能形成强有力的阶级力量，因此当时的中国只有通过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法才能实现国民素质的迅速增强，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基尔特社会主义认为只有提倡并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注释【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161、159页（二）中国当时的情况以及工人阶级的特殊情况对于当时情况下的中国现状以及工人阶级的特殊情况，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却是都很幼稚，在革命中的作用很微弱，中国农民虽然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但农民居住散漫不易集中，文化程度低而且趋于保守，很难被组织起来参加革命。
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也很幼稚，但力量较农民而言易于集中，比较工人而言力量也来得雄厚。
而且当时中国经济以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十分薄弱，到1920年不及日本的百分之六十，不及美国的百分之五，中国工人数量只有二百万左右，不及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力量的确薄弱，情况特殊。
（三）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水平不高，革命经验不足中国共产党虽然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短短两年之内就成立了，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严重不足，而且党成立后立刻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去了，没有坐下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否符合中国国际没有弄清楚，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比较低，党的一大党纲中，只是确定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以及领导权问题和同盟军问题都没有确定下来，更谈不上制定相关正确的方针路线。
二大通过的宣言中是这样说的，我们无产阶级有我们自己的阶级利益，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无产阶级不过得到一些自由和权利，但还不是完全解放，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幼稚的资产阶级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状态，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困农民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
党的三大认为中国的工人阶级不够强大，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中国现在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党，很难造就一个比国民党更强大更革命的党，这些都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三、关于二次革命论的重新认识笔者认为任何一种观点的产生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二次革命论也不例外，现在有很多观点认为大革命的失败归根是由陈独秀的以二次革命论为理论基础的右倾投降主义所导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尽然，把所有的责任推给陈独秀一人承担有失偏颇。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共关系十分密切，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可以用中间差，两头好来形容。
过去有些人认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指导没有错误，只是由于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且他们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但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共产国际是当时各国共产党的总部，它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严格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路线方针和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所犯的错误，共产国际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认识集中在首先，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量，对无产阶级和中共的作用认识不足。
只讲联合，不讲斗争，极力扶持国民党右派掌握第一次大革命的领导权，是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一贯的指导思想，认为国民党是执政党，把共产党摆在在野党的地位。
其次，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消灭封建所有制，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在这方面，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原则上时赞成开展土地革命的，并为此作出过多次指示。
但是，在实行土地革命的方法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是企图通过国民政府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们既想开展土地革命，又要维护统一战线，并把后者摆到了首位，从而使土地革命成为一句空话。
最后，在军事问题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过高的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作用，忽视由共产党人掌握军队的领导权和建立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重要性。
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在中国革命的几个重大问题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均有错误，虽然陈独秀有时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某些指示，但其最终跳不出其囿于的圈子。
最后，笔者认为，关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虽然在现在看来，其认为中国革命两步走，大革命初期过度依赖国共合作并且对国民党认识不清国民党对共产党举起屠刀最终导致大革命失败，但其对中国革命当时的情况分析以及中国工人阶级当时的情况分析却是属实，站在现在的角度看待二次革命论却是有不妥之处，但在当时革命前途极端不明朗的情况下，二次革命路确实代表着早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而认识也是在不断发展中不断进步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不能静止的看待问题，任何实践的成功最终都需要经验的积累和代价的付出，因此，笔者认为二次革命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由于斗争经验严重不足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国情况的不了解而做的盲目干预这两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产生和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不能将其笼统的归于一个人的责任，这不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事件的研判标准，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需要辩证的看待二次革命论，树立正确的唯物历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