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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家杨乐的故事1981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400名委员中，有一位最年轻的委员，他就是数学家杨乐．杨乐，江苏省南通市人，1940年出生，1956年毕业于江苏省南通中学．他从小爱好数学，在小学和初中读书时，就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课堂上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解，课后认真及时做好复习、预习．在学习中，他摸索了一套好的学习方法，对课本上重要的结论不是简单地看一遍，而是亲自推导，总是在弄清了结论的来龙去脉以后，才去演算习题．在高中读书时，他于课外挤出近1 000个小时的时间，阅读了许多中外数学书籍，演算了很多习题．据他自己回忆，当时演算的数学习题，在10 000题以上．杨乐从小立下大志，决心攀登科学高峰．在阅读中外数学书籍时，他发现书上的结论几乎全都是用外国数学家的名字命名的，他当时就想：难道我们中国人就不能为数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吗？于是他下决心，一定要把用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结论，写到未来的数学书上去，为祖国争光．1956年，杨乐高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从此，在我国的这所最高学府内，他用更加顽强的拼搏精神在数学的海洋里遨游．对于自己学生时代的生活，杨乐是深有体会的．正如有一次他在回忆自己的成长道路时所说的那样，“学习就好像万米赛跑一样，每一个暂时领先的人，都不能自满松劲，而比较落后的也不必气馁，只要经过长年累月始终如一的努力，就能获得胜利．”1962年他被录取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生．1978年，他晋升为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他谈到自己从“红领巾”到数学家的体会时说，困难是很多的，在每一个困难面前，我们决不能退缩，而是要千方百计去克服它；对于每一个可能克服困难的思路，我们都不要轻易放弃，而要坚持到底．事实上，确有一些困难初看起来似乎无法克服，经过一番研究和尝试之后，仍然到处碰壁，但这往往是关键时刻，如果就此罢休，则基本上一无所获．要有盯住不放的精神，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最后就可能绝处逢生．在这种时候，常常一连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有点如痴如醉，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香．在从事研究工作的过程中，就要有这种不畏艰辛、废寝忘食的精神和入迷的程度．几十年来，杨乐在数学王国里辛勤地探索着，终于在数学科学的发展中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为祖国、为人民争得。
[]2013.彩G焦点名人成才1在外界眼中，而今已经72岁的杨乐“年轻得不可想象”。
他成名太早了。
他的一生似乎被传奇与幸运之神所笼罩。
初中立志一定要把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定理写在未来的数学书上，二十多年后，他和同事张广厚的成果被国际上称为“杨-张定理”。
高中时，他在书皮上写下“中科”二字，而今与中国科学院已携手走过半个世纪，他曾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年龄最小的学部委员（院士），出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的掌门。
然而，杨乐更愿意将此解读为理想与坚持的历程———“我把我的一生献给了数学研究事业。
”杨乐有一句名言：“永远不要放弃你的理想，不要为一时的得失所迷惑，这样才会不负此生。
”在这背后，很多场合，杨乐则会和年轻人分享和强调华罗庚的名言：“聪明在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
”一、中学阶段做了上万道数学题杨乐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中学就读于江苏省南通中学。
记忆中，那里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独立设置的理化实验室，这样的条件当时即使在大城市也不多见。
网络上广泛流传着杨乐的一段传奇———中学阶段做了两三万道数学题，杨乐坦承，自己没有专门统计过，“但肯定过万了。
”勤奋的学习精神给他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基础。
他曾深有体会地说：“杂技演员走钢丝的本领，是长年勤学苦练的结果。
要想靠小聪明侥幸获得成功，那只能从钢丝上摔下来。
”高一时，发了新的教科书，杨乐用漂亮的画报纸包上书皮，悄悄地在书皮上写下了“中科”两个字，憧憬今后进入中国科学院专门从事数学研究。
多年后回顾这段往事，杨乐笑言，之所以当时没有直接写上“中科院”，是怕同学看到后笑话，其含义成了隐藏在那个14岁少年心中的秘密。
杨乐高中的后期，“向科学进军”风靡全国，在中学校园里，“课外小组”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
杨乐选择了数学小组，并很快成了小组里的“小先生”。
每周一次，这个班上年纪最小的中学生走上讲台，面对四十多名同学，连续开讲十多次，内容还都是课堂的延伸。
半个世纪后回眸，杨乐笑言当年是“强出头”，但更充满回味，“讲出来让别人听懂比单会做要求高得多，而这也让自己受益终生。
将名字写到教科书上作者：邵红能来源：《科学24小时》2013年第05期年少时杨乐经常感叹：“我做了很多习题，接触了许多定理，发现数学中的很多定理都是以外国数学家的名字命名的，难道中国人就不能为现代数学发展做出贡献吗？”1978年，外国学者以“杨-张定理”形式将杨乐的名字写进了数学书，杨乐终于实现了自己少年时的梦想，成为数学圈内家喻户晓的人物曾经被华罗庚、陈省身亲切地称为“师弟”，少年时就立志把自己的名字变成定理名的他，就是数学圈内家喻户晓的杨乐，30多年来一直是国际函数值分布论领域的权威。
梦想成真，将名字写到教科书上1939年11月10日，杨乐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从小勤奋好学、刻苦努力、博览群书，更是熟读数学史话。
年少时杨乐经常感叹：“我做了很多习题，接触了许多定理，发现数学中的很多定理都是以外国数学家的名字命名的，难道中国人就不能为现代数学发展做出贡献吗？”还在南通中学读初中时，有一天，杨乐求教数学老师：“颜老师，书本上定理的名称都是外国人的名字，是不是我国的数学很落后？”颜老师回答道：“也不能一概而论，在古代，我国的数学还是领先于世界的。
”早在殷代的甲骨文和周朝的钟鼎文上，我国就有了十进位值制记数法的记载。
南北朝祖冲之计算的圆周率准确到了小数点后七位，这项纪录直到15世纪才被阿拉伯人阿尔·卡西打破；祖冲之的儿子祖暅创立的“祖暅原理”，直到17世纪才被欧洲人卡瓦利里提出；南宋秦九韶创立的“大衍求一术”奠定了“中国剩余定理”，是世界数学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
可以说，13世纪上半叶，我国的数学水平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但是，到明代以后”，颜老师感叹道，“我国的数学水平渐渐落后，近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当局的无能，就更加落后了。
落后的根本原因，我一时也跟你说不明白，你大了以后会知道的。
现在我们解放了，要追赶上去，这是历史交给你们的重任啊！”从此，杨乐心里暗暗立志：“一定要让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定理出现在未来的数学书上！”1956年，杨乐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
杨乐院士寄语青年学子：树远大理想育浓厚专业兴趣稿件来源：《科学时报》2009年5月4日作者：王丹红“今年的五四青年节有特殊意义，因为这是对五四运动90周年的纪念。
我认为，五四运动最主要的是青年的爱国主义运动，其旗帜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这对当前的中国依然十分重要。
对社会来讲，青年都是最热情、最有朝气、最上进以及代表社会希望和未来的一支生力军，从今天青年的状况和动向可以看到社会的状况和未来的发展。
”在五四运动90周年来临之际，数学家杨乐院士在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办公室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的专访，谈了五四精神和对青年学子的希望。
“回顾五四运动90年的历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科学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教育的历程。
现在是中国近百年来青年人成长的最好时机，国家和社会对年轻人的成长给予了多么大的关注和支持，他们的处境比老一辈，如我的导师熊庆来先生和我们这一代人的情况要好得多。
我衷心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要有远大理想，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要有浓厚的兴趣，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高层次人才，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贡献，这是我们对五四运动90周年最好的纪念。
”杨乐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数学家熊庆来教授，从1966年毕业至今一直从事数学研究工作，其间曾担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院院长、中国数学会理事长等职务。
1979年～1990年，他先后当选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
采访中，杨乐讲述了导师熊庆来在20世纪初留学欧洲、学成报效祖国的故事，以及自己从20世纪50年代对数学产生浓厚兴趣的经历。
“光阴易逝，努力读书为要”五四运动发生之际，也是中国现代数学的教学与研究起步之时，熊庆来是先驱者之一。
熊庆来1893年出生于云南省的一个偏僻小乡村，20世纪初留学欧洲，学成归来，创办了三所大学的数学系，招收了中国第一位数学研究生，参与了中国数学学会和《数学学报》的创建；他的博士论文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熊氏无穷级”，他的学生包括数学家华罗庚、陈省身、许宝禄、庄圻泰、徐贤修、杨乐、张广厚等，还包括物理学家严济慈、钱三强、赵九章、彭桓武、赵忠尧、林家翘等，是推动中国现代数学教育和数学研究的先驱之一。
文史春秋●邵红能曾经被华罗庚、陈省身亲切地称为“师弟”，少年时就立志使自己名字成为某一数学定理的命名，他，就是数学圈内家喻户晓的人物——杨乐。
早在20世纪70年代，杨乐就在函数论领域取得了国际领先、与陈景润的工作一起被美国数学代表团认为是当时中国两项最主要、国际一流的数学成就。
杨乐（1939—2023），江苏南通人，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首任院长、数学所研究员及博士生导师，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复分析。
他在“整函数、亚纯函数的值分布理论”上有着突出的贡献，特别在函数模分布论、辐角分布论、正规族等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被国内外同行、学者广泛引用。
凭借突出的学术成果，杨乐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华罗庚数学奖、陈嘉庚数理科学奖、何梁何利奖等众多大奖。
刻苦努力研究函数论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杨乐从小勤奋好学、刻苦努力。
1950年，他考入江苏省南通中学。
初二时，杨乐对代数和几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初三时，他立志要考上北京大学并准备一生从事数学研究。
中学6年，2000余天，杨乐几乎每天都会完成一二十道题目，此外，还阅读了大量课外参考书籍，尝试解决经典难题。
杨乐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1962年考取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师从著名数学家熊庆来。
熊庆来是中国现代数学的先驱，带过许多优秀的学生，比如钱三强、华罗庚、严济慈、赵九章等。
20世纪60年代，70多岁的熊庆来抱病指导杨乐和张广厚从事函数值分布研究。
在熊庆来的指导下，读研的头3个月，杨乐就完成论文《亚纯函数及函数组合的重值》，后发表在《数学学报》上。
1966年，杨乐从事数学研究工作。
同年5月，因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研究工作完全中断，杨乐虽已完成博士论文，却未能正常毕业。
在此后四五年的时间里，杨乐没有机会再碰数学书本，只能抽象地思考一些数学问题。
著名数学家的名人故事有哪些7篇著名数学家的名人故事有哪些（篇1）蜚声国际数坛的老辈数学家苏步青教授，在百岁时还精神矍铄，思维清晰。
苏老九十岁高龄时，还着书立说，带研究生、每天工作约十小时左右，精力何等充沛!那么，当有人问他健康长寿之道，他总笑呵呵地回答说：“我不懂什么养生之道，只是平素生活有规律，并注意体育锻炼而已……”苏老的生活习惯，大致是这样的：清晨五点起床，晚上十一点睡觉，每晚睡眠六小时，白天午睡一小时。
早晨起身后，先在门前院子里，做一遍健身操———练功十八法，约一刻钟;然后学习一小时，就进早膳。
下午工作完毕，坚持步行二至三公里———雨天以上下楼梯替代。
数十年如一日，天天如此。
苏步青是浙江平阳人，出身农家，由于家境清寒，从小少吃缺穿，少年时代的苏步青，又瘦又小，身体并不怎么健康。
小学毕业后，读了二年中学，十七岁东渡日本，进帝国大学专攻数学。
在异国他乡，苏步青一住十二年。
在这期间，他逐渐爱上了体育，兴趣广泛，划船、溜冰、网球、骑自行车、开摩托车，样样都能漂亮地玩上几手。
当时，苏步青还是帝国大学网球队和划船队的主力队员之一。
数十年来，由于坚持体育锻炼，苏步青身体素质极好。
就是到了耄耋之年，上五、六层楼梯，依然不甚气喘，嘴里的牙齿，也与壮年时相仿。
九十岁那年的夏秋之际，他还蛮轻松地登上安徽黄山，游览休养。
一路足力之健，令人羡慕与钦佩。
人，总希望自己能健康长寿的。
但是，如何才能达到此目的呢?苏老认为，除上述体育锻炼外，精神保健也是至关重要的。
苏老性格开朗，说话幽默，不管是与人谈话还是作报告，常常可以听到他的笑声，他经常讲：“少积忧虑的人，才能健康长寿。
”他还讲：为人在世，应该豁达大度，胸怀坦荡，凡事想得开，放得下。
再者，人要多动，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要多找事情做。
如果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或者一味贪图安逸、享受，对健康也绝无好处。
一九八五年，苏步青退居二线，相对而言，时间比以前多了些。
他马上觉察到，人闲着很容易懒散，精神空虚对身体健康不利，于是，便主动找事情做———连续办了三届中学教师(数学)培训班。
今年不仅是恢复高考30周年，同时也是恢复职称评定30周年。
此中意义，结合当时学界状况乃至社会背景，方能进行较准确的评估。
本刊特发表学者邢小群对数学家杨乐的专访，以资读者诸君思考.当时也就这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搞研究邢小群(以下简称“邢”)：1977年，中央决定将陈景润从助理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您和张广厚从研究实习员提为副研究员。
这意味着恢复职称评定制度，是当时中国进入“科学的春天”的举措之一。
此事到现在已经成为历史。
当时的三人只有您一人在世了。
今天，请您谈谈这件事的背景情况。
杨乐(以下简称“杨”)：先谈谈我们的学历背景吧。
我和张广厚1956年到1962年在北京大学学习。
那时较多大学学习苏联，实行五年制。
我们本来的学制是五年，应该在1961年夏天毕业，但到了1960年，学校宣布我们再延长一年。
理由是因为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苏联专家都撤走，中国要自己培养有更高水准的人才。
这就决定让北大、清华的学制从五年延长到六年。
而北大呢，只让理科延长一年，文科不动。
那时对社会科学还不够重视。
这样，我们就延长到1962年毕业了。
1962年毕业也有好处，那时正在“右倾回潮”。
1949年以后，大学本科学制一般为四年，稍后延长为五年，没有招收研究生。
1956年要向科学进军，招过一批研究生，数量非常少。
1958年大跃进，研究生制度被破除。
到了1962年，才又开始招研究生，直到“文革”前。
那时的研究生没有学位的概念，学历也不统一。
在大学，研究生学三年；在科学院，研究生要学四年。
研究生数量也很少。
我和张广厚是1962年通过考试，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66年毕业。
1966年春天，我们已经把毕业论文作好，装订好，送到各处去审查，准备论文答辩时，“文革”开始了。
我和张广厚还是幸运的，“文革”前受到了大学和研究生的完整教育和培养，学术训练也较完整。
但从另一方面看，刚刚学到一点本领，准备发挥作用了，“文革”开始了。
当然，我们在大学时，也参加反右、大跃进、教育革命等各项运动，读研究生时参加“四清”。
我说的完整的学习和训练是相对于大学没读完就被迫参加“文革”的人。
邢：“文革”开始以后呢？杨：“文革”开始时，我们还都住集体宿舍。
我没有结婚，张广厚结了婚，也住集体宿舍。
大家要么政治学习、写大字报，要么到北大、清华等周围院校看大字报，了解所谓的运动情况。
那时候，办公室是完全不能看专业书做研究了。
图书馆还开门——我们数学所有自己的图书馆，科学院也有图书馆——但没有人敢去看书。
我们住集体宿舍，6人一个房间，本来条件就很差，更可怕的是，一旦被人发现你还在看书，就会受到批判，说你走白专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当时和反革命也差不多了。
如果有自己的住房，有点空，可以看书，别人不知道，也管不了你。
陈景润就有这么点优越条件。
他的情况非常特殊，身体太差，内脏和很多器官都有毛病，所以运动一来，他到医院，能开出全病休的假条。
陈景润这个人也非常怪，与他人根本不能同住在一起，习惯和常人不一样。
他上世纪80年代才结婚。
我们1962年刚到数学所当研究生时，没有正规的集体宿舍，就把单元房子当做集体宿舍，陈景润把一处单元房其中没有用过的卫生间当做了他的住房。
到了1964年，我们搬到集体宿舍楼里，这座楼的楼下有个锅炉房，三层与锅炉房相同地方有一个很小的房间，他就一人住进去了。
如果有人偶然去敲他的门，他就把门开那么一点点缝儿，说完了两三句话后赶紧把门关上。
他可以全休，这样一来，就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了。
我和张广厚从1966年到1968年就处在这么一种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中。
那时，1966年和1967年的大学毕业生都分配不出去，只好先到部队农场劳动，包括研究生在内。
我和张广厚从1968年的8月到1970年的1月在解放军农场劳动。
去的时候没有告诉要多长时间，已经做了永久性的打算。
而且部队的管理，完全把我们当做十几岁刚入伍的兵一样。
1970年初回来以后，还不正常。
陈伯达还在台上管着科学院。
陈伯达提出科学院要三面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中小学。
所以从部队农场回来后，我还到石景山的北京九中教了几个月的书，又到北京东南郊的有机化工厂工作了几个月，经过了批判极“左”思潮与清查“5·16”运动，直到林彪垮台。
“文革”初期，科学院的运动，周恩来总理一直是过问的。
周总理差不多一两个星期到科学院来一趟，主持大辩论，辩论科学院党委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修正主义路线。
林彪事件以后，周总理发挥的作用又大了一些，科学院可以恢复研究工作了。
科学院在“文革”期间已经变成连排编制，1971年底恢复科室编制。
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1年国内所有的学术期刊都停止出版了，科学院与大学的研究工作全部停止，大学生、研究生也停止招生，直到1972年，一些大学才可以招工农兵学员。
但是，即使科学院可以恢复研究工作，我想，依当时的条件，也只有数学所的极少数人个人可以搞些研究。
其他研究所，特别是要依靠试验室搞研究的，还是不能开展工作。
因为那里的课题组还是要组织一些人，立项目。
而当时大的背景，仍在指责搞研究就是留恋过去的路线，回到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
在这种气氛下，除了数学所个别人有可能做些研究工作，绝大多数人，是不做的。
有些人可以去做家具、装收音机，也不愿意恢复研究。
多数人认为可能永远就是这个样子了，批判起搞研究的人，还是和批判反革命一样。
这时，我和张广厚开始恢复研究工作有些主客观原因。
从主观讲，觉得林彪垮台以后，周总理在过问科学院的工作，研究环境开始好转了。
“文革”前我们一直处在学习阶段，学到了一些数学方面的知识，具有了一定的水平，到这时还没有用上，有点不甘心。
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觉这个国家总不能这个样子，科学还是要发挥作用吧？客观原因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像陈省身、杨振宁这样的科学家开始回国访问，他们看到中国的状况，曾婉转地表示基础理论研究还是有意义的。
这时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的就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有了这个背景，我和张广厚就从1971年底1972年初开始比较努力地做研究工作了。
《中国科学》和《数学学报》1973年正式复刊。
《中国科学》是综合性的季刊，一期发表两篇左右的数学文章，一年大约发表8篇数学方面的论文。
《数学学报》也是季刊，当时很薄，八九十页，还登一些批判内容，一本一般发表七八篇文章。
我和张广厚计算过，那时全国每年能发表的数学文章仅三四十篇。
那几年，我们的研究工作比较顺利，但我们不希望锋芒毕露。
我们私下说，我们俩一年发表两篇文章就不错了，占的份额也不少了。
比如，有一期发表我和张广厚文章的《中国科学》，上面的另一篇数学论文是华罗庚、王元搞的多重积分的近似计算。
可以看到当时也就这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搞研究。
这样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
那天引用的毛泽东语录是“又红又专”邢：您还能回忆起对您和张广厚大力宣传的情况吗？杨：我想，粉碎“四人帮”以后，多数人已经明白，“文革”期间这样对待教育、对待科研、对待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问题太大了，就要拨乱反正。
拨乱反正比较好做的是，先从正面树立典型吧。
但是真正要树立典型时，困难也不少，因为这个典型总得要做出一些成绩来。
我们那时与世界隔绝，怎么证明这个典型具有世界性水平与意义呢？怎么能得到世界的承认呢？1976年5月有一个美国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代表团到中国访问。
数学除了应用部分，我们国内叫基础数学，国外叫纯粹数学。
这个代表团包括理论与应用两方面的学者。
我们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团，一方面表明尼克松访问后，两国有所接触，而数学领域能回避敏感问题。
中国科学院外事局事前给我们打招呼说，人家是来摸底的，想深入地考察一下我们的研究水平到底怎么样。
“文革”十年，包括“文革”前，我们与世隔绝，使人家对中国的情况根本不了解。
对于这个美国数学代表团，中国方面是很认真接待的，想通过他们向外界表明，我们的“文革”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大成就。
所以，中方非常重视，在科学院、北大、复旦等重点大学组织了60多个报告。
意思是，拿出点东西给人家看看。
还是盲目自大，认为我们自己的水平很不错，其实根本不了解外面的情况。
这个美国数学代表团来的时间比较长。
代表团一共10个人，除了一位工作人员外，其他9位都是水平很高的数学家，5位是搞纯粹数学的，4位搞应用数学，都是有声望、有判断力的专家。
他们单在我们数学所就听了十多个演讲。
又去了北大，去了上海、东北的一些院校，听了很多报告。
他们做事很认真，最后出了一本100多页的访问中国的书，书中最主要的几页还在美国数学会的一个学术期刊上发表。
那本书也寄给了我们。
该书与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认为，中国的数学研究是与外界隔绝的。
他们对中国数学的总体评价相当一般，但指出纯粹数学有的领域，确实是第一流的。
其中几次特别提到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与杨乐、张广厚研究的“函数值的分布理论”，用了相当高的形容词来描述我们的工作和成果水准。
1976年7月，中国科学院出了一份内部的简报，介绍了美国数学代表团在国外对我国数学研究的介绍。
但是很快，就是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内部简报也就搁置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张广厚受到了重视。
到了1977年2月，开始了对我和张广厚的宣传。
我们也没有想到宣传的态势那么大。
新华社国内部记者周长年，采访了我们好多次，我们原以为也许是在内参上有那么一小块报道罢了。
没想到1977年2月26日几个大报都在头版第二条位置上，报道了杨乐、张广厚在函数领域做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贡献。
那天引用的毛泽东语录是“又红又专”。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所有成员都画了圈邢：您当时的研究是否还得依赖国际间的信息交流？杨：实际上现代的数学基础研究还是要依赖信息交流。
但是过去我们做不到这些。
早在1964年我和张广厚就有一个合作研究。
1965年1月投稿，在当年9月份的《中国科学》上发表。
1964年英国皇家学院的W.K.Hayman在伦敦举办过一个函数论会议，他提出与汇集了在学术界我们这个领域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
到了1969年美国一个数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是在国际顶级的数学杂志上。
这篇论文说我和张广厚在1965年发表的论文解决了W.K.Hayman 提出的一个问题。
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W.K.Hayman提出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因为他是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而当时，我们不要说去参加这种会议，就连1964年在伦敦举行这次会议我们都不知道。
W.K.Hayman把他提出的问题，正式出版了一本很薄的小册子，1967年出版。
中国1967年在搞“文革”，根本没有进来这本书。
1971年底我们开始做研究工作，看到那个美国数学家发表的那篇论文。
而这时我们还没有看到W.K.Hayman的书。
直到1975年我才托黄且圆(杨乐夫人)的一个亲戚在美国给我买这本书。
